标题 | 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战略抉择 |
范文 | 龙永图 中国与联合国的援助合作,从不接受到接受,接受的形式从实体部门到上层建筑领域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充分利用联合国援助的中立性和非政治性,通过联合国机构这一渠道开展援助工作,是中国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战略抉择。要改善援助的有效性,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去做,还要搞成联合舰队去做,这是新的思路。援助更应该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发展能力,援助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源的支持上,加强能力的建设更为重要。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实体。回首我国走过的六十多年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积极利用国际援助是分不开的,中国不仅是分享国际社会发展经验的受益者,也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参与者。 中国接受援助是互助表示。在很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哪怕最穷的国家也会像一个最富的国家一样,这是表示国际合作的一种意愿,我们当时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接受援助不可能接受,可以说当时的思想已经非常的僵化,意思是回绝其它国家的任何好意。记得1978年的时候当时外经贸部副部长率一个代表团到联合国,我正好常驻联合国负责接待代表团的工作。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报告,说中国应该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有来有往,这样可以加深和联合国的关系,而且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国务院做了重要的决策,准备开始接受联合国系统的援助。 那次我陪副部长去见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的时候,部长就讲准备采取这样一种做法,在继续向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一反我们过去一贯的政策,所以当时开发计划署的亚洲局局长还问了我一句(因为我是翻译)说中国是否准备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我说是的,他的意思是怕听错的了。这说明中国当时接受联合国援助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这个连联合国的高级官员都没有心理准备,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中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关系第一阶段是只捐款不接受,而1979年签署的一个基本框架协议就开始了所谓的有给有取,这是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国开始接受以后的双边援助,比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瑞典、北欧这些国家的援助,这开了一个好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上的突破。 究其原因,我们当时提出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主要是觉得有给有取有助于加强和联合国的关系,其次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接受援助,另外开发计划署的援助带有更多的中立性,不会干涉我们的主权,不至于形成对我们政策的压力,这样考虑之后我们开始接受联合国的援助。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在进行一些经济贸易政策调整的时候,也开始了一种双向的双频道的政策,比如在出口和进口方面,不仅仅是要加强出口也要加强进口,在国际投资方面不仅仅是吸引外资还要注重海外投资,在国际交往中这种双频道的交往方式是一个可持续的方向。 中国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实际上改善了中国的形象,改善了中国僵化、不近人情的一种形象,因为中国当时是人均GDP非常少的国家,这种国家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在整个国家情况下也是好的,说明你这个国家不会存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时接受联合国援助不仅是得到一点经济上的实惠,更多是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体现了三中全会以后一种开放的姿态。 而在接受联合国的援助逐渐从农业、工业这样一些实体的部门转移到上层建筑的一些领域后,我们发现中国上层建筑的人才需能够跟上全球化、市场化,不然改革开放很难进行,所以当时培训了很多方面的人才,他们也都觉得开发署的援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援助进入到另一阶段,就是中国通过开发计划署的方案向其它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即进入南南合作阶段的时候,中国和开发署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今后中国怎么通过联合国系统来开办南南合作?我觉得应作为一个大战略来进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比过去强大了很多,在这个时候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其它国家进行援助?我认为应该学习更多的国际经验。 更进一步讲,我们通过联合国系统这样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援助岂不是更好的事情?我们中国同样是一批专家到发展中国家去,他们可以以中国专家的身份也可以以联合国专家的身份,他们和印度、西方国家一起成立团队到非洲国家进行合作。我们参加了这样一些援助,作为一个南南合作国家,也可以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一起组织团队去援助其它国家,这也是南南合作的一种新的形式。同时避免一些国际上的非议,可以从心理角度印证,中国提供援助确实是无私的。 另外,今后在通过联合国机构开展南南合作方面要加大力量,中国通过双边在一个国家一投就是1到2个亿,但是在联合国南南合作的机制捐钱的时候显得有些小气。实际这也是一种观念上的障碍,好像中国的援助通过多边联合国组织,中国就没有得到一种实惠和面子,实际上中国人在那做,钱是联合国还是别人谁的不重要,只要是中国人在做就是中国在提供服务,就是中国的形象。 因此还是要采取比较开阔的、开放思路来理解南南合作,采取一种新的形式来开展南南合作,这是减少由于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大国所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办法。充分利用联合国援助的中立性来使得中国援助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更加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在制定各个援助战略和南南合作战略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同时充分利用联合国机制来进行中国的援助和南南合作,这是从我们过去接受联合国援助得到的重要经验。我们当时在不接受所有援助的情况下,首先接受联合国援助就是我们看到联合国的中立性和非政治性。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思想,很多国家接受中国援助的时候也有顾虑,特别是一些敏感领域。但如果是一个联合国的项目,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人联合组成的一个专家团队去帮助,就会淡化政治色彩,强化联合国的中立性,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过去不强大,所以我们提供一点援助,人家觉得你也不容易,拿一点钱是可贵的,现在人家拿你的钱不买你的帐,觉得你有什么阴谋和企图,在这方面我认为,联合国为我们的对外援助和开展南南合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和一个好的框架,这对改善我们援助的有效性会有好处,而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确实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去做,可以搞成联合舰队去做,这都是新的思路,在加强南南合作方面是可以考虑的。同时中国过去的对外援助也是重硬件轻软件,比如认为帮人家修铁路、建工厂、搞农场就是最好的实实在在的援助,帮助人家训练人员,我们派专家帮助他们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好像这些东西人家看不见摸不着。而这恰是一些非洲国家最缺的东西。 对于援助目的,因为联合国援助很大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力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援助也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发展能力,这种能力建设中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认为现在中国人强调人的发展,实际上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还是人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中国还是要强化人力资源的支持,人力资源的支持更长,对国家来讲更有可持续性。如给他一部机器,他用坏了就坏了;修一个农场,中国前脚刚走,这个农场就变成了荒地,就是说我们没有把人员培养起来,没有把他的生活习惯和生产习惯培养起来,所以怎么加强能力的建设非常重要。 我曾参加最不发达国家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的一个圆桌会议,这是中国捐给世界贸易组织的,我们用这个钱请了其它一些加入的国家和我们中国的一些首席谈判代表,给最不发达国家的谈判团队讲怎么来进行谈判,加强他们的谈判能力和讨价还价能力,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这种形式帮助他们尽快地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从而从多边体制当中得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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