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以微观视角探讨革命动员发展过程及路径规律 |
| 范文 | 摘要：对于大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动员的路径，学术界在宏观上做了许多研究。但是，从微观分析入手，以单个农民协会动态发展为角度，探寻大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动员的路径，研究成果尚少。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 单个农民 研究 作为个体的农民协会的筹备、创建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创建人、会员们等）的异常艰苦的努力，牵涉到乡村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涉及到乡村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抓住这一条比较微观的“线”，也许能更直观地揭示出乡村革命动员的动态过程，并从中摸索到乡村革命动员得路径规律。现选取赣南闽西地区的乐安县竹山坑农民协会、龙岩农民协会和万安县罗塘湾农民协会为例子，探讨其动态的发展过程及路径规律。 例一、乐安县竹山坑农民协会 ： A、“我（李集生，竹山坑农会创建人，笔者注）在此化名李老四，在易森顺酒饭店里当佣工……但所惧者，唯恐店主不能久容，倘一旦逐客，又将何处立足。果然事出所料，第六天的晚上，老板因对我的来历不明，怀疑有其它问题，竟欲辞退，我乃假称是兄弟三人因遭命案官司，外逃避祸。随即将我岳母和姐姐所交给我的五十块银元和两对金耳环交其代为保管，以示真诚。并说了一些奉承他的话，这样老板才转变脸色，少老板（易唐臣，笔者注）听我说是二十一岁，就要同我结拜‘老庚，一家人都很喜欢。” B、“我与易唐臣每天不离左右在一起劳动，说说笑笑，给他灌输革命知识，使他有要求参加革命的愿望，由他来进行革命串连，由于他的积极行动，很快地就把邹高生引向了革命……邹高生，出身贫苦家庭，全家五人，依靠做点神香（迷信品）生活负担较重。我看他这样困难，便借给他二十块银洋，又劝他父亲戒掉鸦片烟，从此生产生活不受恐慌……邹高生与李求兴素有瓜葛之亲，平日关系很好，将我对他所谈的话，都一一转告。他听说我是搞革命的，两人欣喜若狂。晚上邀我和易唐臣同到李求兴家里喝酒。就在农历七月十一日晚上，在李求兴家里秘密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没有选组长，由我负责指导。” C、“我们的工作发展计划是由近及远，由小而大，先从附近麦坑、庙背、赤岗三个村子着手进行……他们三人工作所到之处，农民踊跃参加，并且吸收了五个有文化的青年。他们自愿请求参加农民协会，协助三人小组搞文书、搞宣传。其中罗友祥，是个村小教员，对革命热情最高；袁松章是个中学生，岳母家在戴坊，他借拜年，探亲机会，常去戴坊宣传革命，虽没有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但影响很大……从一九二七年六月至十月，就发展会员四百多名。” D、“我们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召开代表会，这次代表会实到代表三十二人……所需经费由李求兴、易唐臣两人自愿筹办。大家边吃边开会，由邹高生、李求兴主持会议，我没有讲话。大家一致推选邹高生为主席（称常务委员），李求兴为副主席兼组织委员，易唐臣为经济委员，陈普成为宣传委员，袁松章为秘书。还规定每个会员要缴入会费六百个铜钱。邹高生在会上说明了竹山坑农民协会今天成立，产生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和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一定会胜利；强调我们现在处于秘密隐蔽时期，要绝对严守秘密，团结自己的力量，作好公开暴动的准备。” 例二、龙岩农民协会 A、“（郭滴人，笔者注）每星期都抽二、三天回到胡洋乡里。他总是先走进学校，同教师们叙谈，还向学生讲课（学校硬要他兼教四年级的四节常识课）。村中许多父老叔伯、农民兄弟见到他时，都总要缠住他询问天下事，或述说自己心中的抑闷问题。他也乐于向人们介绍许多新鲜事，谈论各种事理，帮人排难解忧，往往回到家看望父母已是深夜时分……广大的农民把他看作是希望，是翻身解放的领头人；进步的青年教师们更是信任他拥戴他。人们处处维护他，不让地主分子动他一根毫毛。” B、“一九二七年四月，滴人避回乡里，隐藏在二婶子苏红爱的住家……滴人住在后楼上，不让父母知道（老人忠厚老实，怕说走了嘴），只让青年教师罗超（在此之前加入党组织）和村里最知心的三四位农友知道住处。红爱母女为他放哨，照顾生活。他白天阅读文件，思考问题，夜晚外出约会积极分子讲形势，谈工作。龙岩秘密农会就是他家所在的后陂村首先建立的”。 例三、万安县罗塘湾农民协会 A、“罗塘湾大禾场村背村有个曾天宇，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寒假回到万安县，邀集了本县张世熙等十多名先进知识青年，组织‘万安青年学会，创办《青年》杂志，举办平民夜校，组织俱乐部，宣传讲演，开展社会调查，和农民谈天说地。” B、狗腿子要成立假农会，“我（康克清，笔者注）同几个积极分子赶紧到处去宣传，被骗加入假农会的不少人，指导上了当，一个个退了会”。 C、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那天，农会会员排成队伍，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会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以上三例（龙岩为中央苏区属县，乐安的竹山坑、万安的罗塘湾虽不为中央苏区属县，也位于周边地区）。由于地理、人文条件的不同、农民协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在细节上存在差异性，但大致的革命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们在动态发展进程上存在着太多的相似点，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仔细揣摩，可以发现，一个农民协会的成立，须大致经历以下几个相似的发展历程： 第一，起因都源于一个或多个革命领袖的苦心经营。他们或受过革命新思想的熏陶，或具有直接的革命斗争经验，如龙岩的郭滴人、竹山坑的李集生、罗塘湾的曾天宇。 第二，这些革命领袖曾利用各种方法，扎根乡村，以取得周围群众的信任。如初到竹山坑的李集生，为站稳脚跟，在落脚店主面前“假称是兄弟三人因遭命案官司，外逃避祸。随即将我岳母和姐姐所交给我的五十块银元和两对金耳环交其代为保管，以示真诚。并说了一些奉承他的话”，以取得店主的信任。为了立足，李集生还“没有忽视对付那些破坏革命的反动派”，以打消他们的怀疑，“我由于略懂烹调和医务方面的知识，这就为接近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条件。如每逢当圩这天，他们聚集在粮局里，或议事，或‘打赌吃东道，都托给易顺森老板去办。我有时掌锅，味道好，他们极力赞扬”；一反动派的小孙子“扯‘慢惊风，抱在粮局里请医诊治，医生迟迟不肯动手。我在旁边帮他处一方，服药后不久而愈”；如有反动派爱抽烟，“我就投其所好，供给他一些烟土”；“所有这些，当时我在各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他们也就不再那么怀疑我了” 。当然，如果是本地人，就好办的多，他可以利用熟人、亲戚、朋友等各层关系，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并为自己的革命活动做掩护。以郭滴人为例，他曾隐藏在二婶子苏红爱家，筹划革命工作，让“红爱母女为他放哨，照顾生活”。 第三，扎稳脚跟后，革命领袖们开始“大展身手”，利用乡村固有的关系网络、内在矛盾，文化传统等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条件，开展革命工作。利用关系网络方面，主要有利用熟人、亲戚、朋友、师生，结拜兄弟等多层关系、然后通过发展“下线”的方式，达到关系网络的循环利用，不断地辐射扩大。兴国姓氏观念浓厚、肖姓很有势力，当地的革命领导人肖华认为这种姓氏关系很有效地帮助了革命势力的发展和生长，是兴国革命运动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乐安县竹山坑农民协会的成立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问题：李集生通过认识的易唐臣（熟人关系，后发展为结拜兄弟），易唐臣又通过熟人关系发展了邹高生，邹高生与李求兴是亲戚关系，还有袁松章，“岳母家在戴坊，他借拜年，探亲机会，常去戴坊宣传革命”，这些关系复杂而覆盖面广，各种关系串联、交织、扩大再生产，就为革命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利用内在矛盾方面。革命先驱者所利用的不仅仅是阶级矛盾，而是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各种普遍性的矛盾。如生活困难，就是人作为一个自然人所应该享受的衣、食、住、行与这些物质条件无法满足的矛盾。李集生在拉拢邹高生时，就恰好地利用了这种矛盾。邹高生，出身贫苦家庭，全家五人，依靠做点神香（迷信品）生活负担较重，李集生看他这样困难，便借给他二十块银洋，又劝他父亲戒掉鸦片烟，从此生产生活不受恐慌，于是邹高生坚定了革命的决心。阶级矛盾是革命先驱们所必然要利用而充分利用的最大矛盾，郭滴人每星期都抽时间回到乡里，同农民进行谈话，向其“介绍许多新鲜事，谈论各种事理”，其实就是把阶级矛盾暴露出来，公开化，促进农民的觉悟。当然，革命先驱们所利用的还有其他矛盾，如人与自然灾害之间，农民与土匪之间，各宗族之间，土著与客家人之间等各种矛盾，关键是掌控好矛盾的发展方向，使其有利于革命。利用文化传统方面，革命先驱往往利用文化遗产、传统节日、传统庆典、人情礼节等方面所能带来的便利，灵活安排革命的方式和发展进程。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的创建过程中，这一点就表现的尤为突出。当时衙前的沈玄庐曾为扩大影响，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充分利用中国农村传统的戏台，庙会等文化遗产进行革命的宣传。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1921年，他在肖山的山北地区，站在土地庙的戏台上，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农民自决》的演说。以后，似乎每个农民协会的建立，都会延续这个习惯。如乐安的竹山坑农民协会成立的时间为1927年10月15日，因为这天群众习俗过十月半节，家家庆赏节日，选这一天为农民协会成立的日子，则可以为会员的聚会“掩人耳目”，有利于保持隐蔽性和安全性。总之，扎稳脚跟的革命的先驱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乡村利用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条件进行革命的宣传和扩张，这是农民协会得以成立的重要阶段。 第四，成立领导小组，或者形成创建农会的核心力量。革命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革命的需要召唤领导小组的形成。竹山坑的李集生，为增强领导革命的力量，就在农历七月十一日晚上，在李求兴家里秘密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没有选组长，由李集生负责指导。三人领导小组的成立明确了方向，集中了智慧，增强了力量，他们“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地发展革命，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 第五，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农民协会的成立。这是农民协会创建所至关重要的一环。在竹山坑，“十月十五日召开代表会”，“实到代表三十二人”，“大家一致推选邹高生为主席（称常务委员），李求兴为副主席兼组织委员，易唐臣为经济委员，陈普成为宣传委员，袁松章为秘书。还规定每个会员要缴入会费六百个铜钱。” ，这次代表会的召开宣布了竹山坑农民协会的成立。在万安，开成立大会那天，农会会员排成队伍，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会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场面很是壮观。 第六，农民协会成立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如果从微观角度，细细考察单个农民协会的成立过程，就可以更加直观地揭示出在此过程中，乡村革命动员是怎样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从一个或几个革命先驱的扎根，到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再到农民协会的正式成立，革命者们为了动员民众，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情关系，要料理各种任务繁重的工作，要解决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要考虑农民的各种日常习惯，他们或者拉客套、攀亲近，或者施以救援，或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共革命动员的动态路径。这种微观的角度，似乎更能够再现历史，更能够体现出乡村革命动员中革命先驱们和农民之间，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强烈互动。 作者简介： 王连花（1983年—），女（汉族），湖南省衡南县人，湖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作者简介：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6）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