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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研究与实践
范文 栾红燕+张如训+王磊
迄今为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是在“条”和“块”两个方向推进的，作为“块”的区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先行启动，起始于1999年9月；而作为“条”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2017年初刚刚被政府部署启动。当然，社会信用体系不局限于“条块”部分，其它方向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尚待研究启动。
区域信用体系包括省以下级别的行政区划及经济区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的信用体系，其中城市信用体系是主体，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始于城市信用体系试点，早在1999年，作为国务院和人总行的第一个试点，上海市政府全面启动了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是从“商务诚信”领域开始的，它的早期功能是增加信用投放和控制商业信用风险，改善社会诚信道德是相伴相随的。在工作原理上，社会信用体系能在防范、控制和转移信用风险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在全社会建立起强有力的“失信惩戒机制”和“市场联防机制”，并逐步建立起成套的社会新规则和新商业伦理。鉴于社会信用体系发挥的功能和运行模式，它能成为诚信道德重建的利器。
2011年秋，社会信用体系在顶层设计上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当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决定》的第三部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中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也就是说，中共中央要求社会信用体系的功能增加，其功能从市场领域扩大到了全社会。
2014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掀起了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新高潮。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国家发改委和人总行已经批准了43个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试点，而且已于2016年底进行过一轮验收。自2016年起，部际联席会议把联合惩戒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方向，惩戒黑名单上的企业和司法鉴定的老赖的力度逐步加大。另外，一些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也在落实《纲要》，推动城市信用体系试点示范工作，例如工信部于2016年夏发出通知，进一步推进该部的第二批全国社会信用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地方分平台建设，以及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程工作。作为工信部试点的泰州市信用体系建设在稳步推进。
城市信用体系理论及检验工具
社会信用体系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包括大型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牵动全社会的设施运行软环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顶层设计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设计科学的技术路线，也需要运行状况需要测度和监督。换言之，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言，没有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就无法做出科学的顶层设计；没有科学的度量工具辅助，体系的功能就难以完善，建设工作就不能落到实处。尽管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已于1999年初步形成①，又在十多年的建设和运行基础上做过一些理论推陈出新的工作，可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和技术仍需进一步完善，需要开发出科学方法和工具进行检验和评估。
201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诚信评价研究中心成立了课题组，启动了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hina City Commercial Environment Credit Index，英文缩写CEI）。至2017年，京WORK-北京码头智库平台也参与到了课题中来。中国课题组组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京WORK-北京码头创始人陈贵担任，专家组长由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林钧跃担任。由课题组之所以先行启动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研制工作，是基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顺序特点和推进状况，社会信用体系各部分建设工作的成熟程度和权威数据获取情况。CEI被设计为系列指数，在新形势和政策要求下，指数须能对一个城市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的建设状况进行综合性分析，并予以标识（在有效观测期内）。在构成上，“城市信用指数”应该是一个指数系列，并由“基础性指数”和“拓展性指数”两部分指数组成。指数将用于测度我国信用经济发展状况、市场信用交易水平、市场经济秩序好坏、诚信道德高低、社會信用体系运行效果。它们是反映上述经济或社会现象的一组相对数。因此，在CEI系列之中，应该以经济指数为主，反映社会诚信状况的指数为辅。如果对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这第一个指数进行准确定位，它应该被定名为CEI-1。课题组之所以选择编制指数来测度城市的市场信用环境，因为指数分析方法（IAM）是现代经济研究和市场管理的有效工具，指数能够综合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且具有结构简单、标识清晰、计算方便、便于应用等优点。CEI指数以年度为时间单位，总结各城市信用体系（侧重商务诚信领域）建设和运行工作的经验得失，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指出各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改进目标和切入点。CEI每年以《蓝皮书》形式发布一次，发布综合排名榜单和一级指标排名榜单。然而，榜单排名固然重要，却并非课题的唯一成果。课题组还在《蓝皮书》形式对指数评价结果进行一些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解释。
指数是能反映经济或社会现象的一组相对数，经济指数的开发和使用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例如英国统计学家卓比士（Drobish）在1871年开发了用简单算术平均方法编制指数的拉氏公式，并用这种方法制作出“物量指数”和“物价指数”。鉴于信用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所以信用经济指数出现得比较晚，这种指数的研制工作起源于21世纪初的美国。在2002年，美国全国信用管理协会（NACM）公布了它研制的“信用经理人指数（Credit Managers Index， CMI）”。这个指数为美国的企业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并提供了整个商业交易循环的基准以及预测信用交易的手段。在美国，商业信用给企业提供的融资规模甚至超过了银行的信贷的今天，商业信用成为美国企业实际上的第一大融资渠道，因此美国全国信用管理协会想通过CMI让全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财务主管、销售主管及时了解到整个美国经济中的信用状况的变化②。
城市的商業信用状况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指数方法就为描述和分析这类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了分析工具。从宏观层面上看，CEI力图反映中国信用经济发展、市场信用交易增长、市场经济秩序等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从中观角度看，CEI可用于评价一个城市的市场信用环境优劣，市政府的债务风险，反映出当地市场上信用风险的大小。在微观角度上，CEI检测了城市中企业信用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建立状况，信用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以及老赖产生和惩戒状况。
在具体应用上，CEI 可从市场信用环境、市场经济秩序、政府信用监管、诚信道德水平等角度评价/诊断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从市场信用环境分析角度看，CEI可以用于衡量：（1）城市信用经济活跃程度，主要指即期企业赊销和金融信用工具投放规模和变化情况；（2）城市信用经济的运行情况和波动幅度；（3）城市信用交易的规模和潜力；（4）当地市场的信用交易风险高低程度；（5）当地企业信用制度建设水平，包括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6）当地企业采用的信用风险防范、控制和转移手段；（7）当地市场的信用环境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8）各城市之间信用经济水平的差距比较；（9）对城市经济秩序混乱的市场进行预警；（10）广义征信行业在当地的发展状况以及信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普及使用情况。
从政府信用监管角度看，CEI可以用于考察：（1）市政府对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2）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信用监管系统发挥作用的情况；（3）地方信用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制订情况；（4）市政府的债务风险大小；（5）政府守信监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状况；（6）信用管理人才培养情况，包括当地的大学信用管理教育和在岗人员的信用管理师考培；（7）党政部门开展诚信教育活动的情况。
除上述作用之外，CEI的设计还是信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创新，这主要表现在：（1）对市场经济中的前沿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2）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种重要而特殊的信用视角；（3）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工具；（4）对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检验方法。
CEI的指标体系和编制技术
根据社会信用体系理论，考虑到能够使用的可靠信用信息源，以前的 CEI指标设置包括信用投放、企业信用管理、征信系统建设、政府信用监管、失信违规行为、诚信教育及企业感受七个部分，它们构成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基于目前的数据源改进状况，指标体系中增加了司法类指标，包括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结和执行类指标，以及反映司法公信的若干指标。为了保证指数评测的公平公正性，课题组将编制CEI指数的指标体系和编制技术完全公开。
由于一级指标比较抽象，在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置了二级指标（即指标的准则层），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成了整个指标体系的框架。最后，在每个二级指标下设置若干个三级指标，用来描述每个二级指标，构成了比较完整的CEI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CEI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
CEI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城市商业信用环境的各个方面，又要考虑到能够采集到的权威信用信息，需要考虑几十个影响因素，因此其计算必然是利用综合评价方法来进行。所谓综合评价方法，是指运用多个指标对多个参评单位进行评价的方法，称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这种评价方法基本思路是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一个能够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来进行评价。
在综合评价过程中，有两个必要的步骤：一是对不同计量单位的指标数值进行同度量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二是对经过处理后的指标值（变量值）进行汇总，计算综合评价指数或综合评价分值。因此，进行综合评价，须先确定单项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和对单项指标值进行汇总的合成方法。在此基础上，如果选用线性加权等合成方法，还需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数，以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因此，要计算CEI的值，课题组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无量纲化方法的选择；多指标合成方法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确定权重时，课题组采用了主观赋权法中的层次分析法（AHP）。为了克服主观赋权法中个别专家的人为因素影响，数据处理引入了AHP方法中较为先进的群组AHP方法。
在编制2011年度的CEI时，课题组采集了全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未能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城市。2012-2015期间，全国共有286个城市进入了CEI排序，新增加进来的城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因此，除了港澳台地区的城市之外，只有西藏的拉萨市和海南省的三沙市未被纳入CEI的研制。预计在2017年，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是有条件纳入CEI的评价。
为了消除由于城市规模和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增加城市间的可比性和公平性，在对CEI的城市综合指数排序时，课题组将所有城市分成两大类别：一类城市是大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表2给出2011至2015期间基于CEI指数的中国大城市排名榜。
另一类城市是地级城市，2012-2015期间的参评城市有251个，榜单形式如表3示意。
CEI反映出的社会经济现象
CEI研究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信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现象，CEI的综合和单项计算结果能用于发现和解释一些社会经济现象，尤其应该成为信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在全球范围看，信用经济学研究进展极其缓慢，除了Giuseppe Bertola等美国学者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③之外，再没能发现有份量的研究出现。在我国，在吴晶妹教授在十年前曾对信用投放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研究，此后也没出现有影响的信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CEI的研制，必将为信用经济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CEI研究力图对所发现的信用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在2012年的研究中，课题组曾选取了四个典型的经济区域—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进行考察。为了考察各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商业信用环境差异的大小，课题组分别计算了这四个区域内各城市CEI得分的平均值和变异系数④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的CEI平均分值最高（68.730），但其变异系数也最大，这表示该区域的商业信用环境最好，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北地区CEI平均值最低（65.712），低于所有城市平均水平（66.037），且其变异系数很小，说明该区域内城市的CEI得分较为集中，且大多位于全部城市的平均水平之下。珠三角地区和西北地区的CEI得分则高于全部城市平均水平，由于其变异系数较小，说明这两个区域内城市的CEI得分较为均衡。
在2012年，課题组研究了区域商业信用环境的空间集聚性情况。课题组发现一个区域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在商业信用环境方面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将考察的范围扩大到大区划这样更大的区域，则可以发现不同大区之间商业信用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与很多经济和社会现象一样，商业信用环境也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
为了方便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按照区域经济划分的习惯，课题组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分成7个大区，它们分别是即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珠三角及东南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西藏，但西藏未包括在分析范围之内）、西北地区（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根据7大区内的地级以上城市2010及2011年的CEI得分，计算出了各区域2010及2011年的CEI得分的平均值如表4所示。由于在不同年份对指标标准化所取的标准值不一样，各年度的得分不具有可比性。课题组将各年各区域得分除以该年区域得分的最大值，再乘以100%，得到各区域的相对得分。
众多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确存在着空间相关性，这些现象由于受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扩散的影响，彼此之间可能不再相互独立，而是相关的，从而形成所谓“空间集聚”。在概念上“空间自相关”是指一些变量在同一个分布区内的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用于度量地理数据的一个基本性质，某位置上的数据与其他位置上的数据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通常把这种依赖叫做“空间依赖”。课题组采用Moran指数来刻画七大区域空间自相关性。使用数理统计学方法，可以利用相关分析检测两种现象（统计量）的变化是否存在相关性。用Matlab软件计算Moran指数及相应统计量，结果表明，在i=0.2955和p<0.0134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H0，这一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商业信用环境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各城市之间商业信用环境存在客观的依赖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在商业信用环境上具有一定的区域集聚性。
对中央政府来说，破解胡焕庸线的社会和经济现实意义十分重大。2014年冬，李克强总理提出了破解“胡焕庸线”之问，他所指的破解“胡焕庸线”，应当指的是破解胡焕庸线两侧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难题，而非仅局限于人口比例或聚集性意义上的划分。李克强总理的破解之问，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即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均衡。自2010年来，从数据上看到，我国的金融类信用投放是不均匀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信用工具投放量远大于投放到西部地区的。以2011年的人均消费信用占有量数据为例，我国地级城市人均消费信用占有量排前的是宁波、无锡、绍兴、苏州等江浙城市，排名垫底的是长治、运城、驻马店、固原等中西部地区城市。它们之间的差距超过了十倍，最大差距达到14倍。再看2012年的人均信用占有量数据，宁波、无锡、海口、苏州等城市依然排在前面，排名垫底的有运城、长治、巴中、黄冈、驻马店、安康等城市。大城市的人均消费信用占有量情况也是东高西低。另外，还有两项指标能间接说明信用投放量的不均匀性，一个是我国主流征信机构卖出去的企业征信报告地区数量分布，另一个是按地区分布的建有信用管理部门的企业数量。这两项指标说明了以企业赊销规模为代表的非金融性质的信用投放情况，也显出了东高西低的特点。这也间接验证了信用是嫌贫爱富的。也就是说，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信用市场投放量就都会越大。再细致地进行对比，商业银行消费信用投放量排在后20名的城市多处于胡焕庸线附近。与此相反，商业银行消费信用投放量排在前20名的城市几乎都是处于胡焕庸线东南的城市，除了少数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源型城市。CEI经济学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好的信用资源配置政策，发展信用经济会产生拉大贫富差距的结果。因此，CEI的经济学研究会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CEI榜单和《蓝皮书》发布几年来，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国际影响也不可忽视。除了给外商投资提供规避风险的“指南”之外，有的外国人和台胞将《蓝皮书》用作旅游指南，在一些城市特别规避价格欺诈和坑蒙拐骗等风险。
总之，课题组认为城市的商业信用环境反映出的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建立起一系列能够标识信用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数，才能更好地反映全国的信用经济的运行状况、波动幅度和变化趋势。CEI的编制目的是为省市级别的政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者、各类投资人和社会经济研究者提供一个简便的量化分析工具，用以实现对城市信用体系运行效果和信用经济发展状况的动态跟踪，为城市信用体系的完善和改进提供一些技术指导。CEI能够解释一些地方信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社会的诚实守信道德水平和投资成本。另外，全球性的信用经济学研究滞后是另一个问题，CEI的研制将为信用经济学和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技术方法，CEI对城市的综合评价结果对一些经济和社会现象提供了解释。随着研究的持续和深入，还能对理论研究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趣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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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5 9:2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