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面子理论：乡风文明塑造的新视角 |
| 范文 | 杨学同 杨倩 熊德斌 摘要：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本文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为例，结合面子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分析，认为面子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巨大，而且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积极面子观和消极面子观在当前的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面子理论对如何更有效地进行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治理进而实现乡村振兴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面子 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1 乡村振兴的社会背景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的乡村发展还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城乡差距明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羸弱、乡村空心化严重、乡村精神文明空虚等等，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古语自古就凸显了农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村社会的发展直接会影响到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的现代化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能否实现。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的一系列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关于我国农村社会的乡村振兴战略，并且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随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至此，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展开。 2 传统乡村出现的社会乱象 本文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为例来介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风文明建设，因此，针对传统乡村中出现的社会乱象主要基于乡风文明这一出发点来进行研究。笔者曾多次前往塘约村进行实地调研，经过对调研结果的研究分析以及结合相关文献，认为在乡风文明建设这一方面我国传统乡村出现的社会乱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传统乡村社会吃酒风、大办宴席风严重，以塘约村为例，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得知该村以前的吃酒风相当严重，甚至要进行贷款吃酒，塘约村在2014年以前是国家二级贫困村，一年仅滥办酒席这一项，塘约村就要吃掉将近3000万，这不仅使村民个体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严重阻碍了村庄的发展，因为吃酒“越吃越穷，越穷越吃”，笔者认为这一传统乡村的社会乱象还是基于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熟人面子缘由。 第二，“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空壳村”现象明显，以塘约村为例，以前的塘约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村中“不孝敬父母者，不奉养父母者”和“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现象较多，这一现象的出现不管是对于个体家庭还是乡村集体都有一定消极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乡村社会的畸形发展。 第三，传统乡村社会集体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缺乏，在塘约村调研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改革之前的塘约村村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而且村集体经济羸弱，村支两委管理无人听从，村民依赖思想严重，人人争当低保户、户户争要救济粮。以上三点便是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传统乡村社会在乡风文明方面的主要几点乱象。 3 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笔者经过调研和阅读相关文献研究后认为，当前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出现的社会乱象与我国熟人社会中的本土化概念“面子”有很大的关联，面子理论对于当前我国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皆有一定意义的帮助，因此本文的相关综述和理论基础便基于面子展开。 面子是中国世俗社会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同时面子在我国的传统乡村中也体现的异常明显，甚至乡村社会中农民的有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面子的约束和驱使。那么面子究竟是什么？就目前来看对于面子尚无权威和确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面子进行了定义。胡先缙（1944）将中国人的面子观分为脸和面两类，她认为“面子”是个人透过可见的成就及夸耀而获致的声望，“脸”则是团体给予具有道德名誉者的尊重，虽然两者都代表了群体对于个人的尊重，可是它们所依据的标准有所不同。翟学伟（2004）则把面子定义为“面子是个体为赢得他人认同而表现出的整饰性的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心理地位”。董磊明和郭俊霞（2017）认为可以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看作一种“社区型货币”，面子一方面体现了个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具有“人情的意味；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评价、声望与地位的意涵。这两方面刚好是面子观在村庄生活实践中最核心的内涵。”陈柏峰（2009）认为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机制与法治社会中“权利”与“义务”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依据乡村社会中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村民个体与村民社区整体之间的关系和基层市场区域中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观分为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汪永涛（2009）则从面子竞争的角度来定义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王德福（2015）认为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不仅仅是人际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它更是中国农民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中立足的重要依据。 整体而言，当前国内对面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学、社会学，众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面子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笔者经过阅读文献和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观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它有地缘上的差异，究其缘由主要是基于不同地域的乡村有不同乡村结构和地域文化，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面子观，分别为以华北平原为代表的面子观、以川渝黔为代表的中西部面子观和以湘粤闽为代表的南方面子观。因本文主要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乡风文明建设为例，故针对的是以川渝黔为代表的中西部面子观，其他两种类型的乡村面子观则不做详细的介绍和阐述。 以川渝黔为代表的中西部面子观有怎样的特点呢？笔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一区域的面子观主要是以“人情”为特点的面子观，这一区域中的乡村社会以村民小组为主，社会关系则以地缘联系为主要核心。因此，该区域的传统乡村与东南部以血缘联系的宗族社会关系相比有很大的开放性，人际交往范围相对较广，广泛的人际交往关系也为个体遇到困难和需要帮助提供了便利，所以该区域对于人际关系是比较看重的，故该地区可以形成以“人情”为特点的乡村面子观。而且这一地区面子竞争是比较严重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面子竞争异化的地步。以该区域严重的宴席风和吃酒风为例进行研究分析，笔者认为该区域的吃酒和宴席已经成为了面子竞争的载体，因而便会出现各类形形色色的大摆宴席的理由。农民通过举办宴席的规模、参加的人数来展现自己的面子，规模越大、参加人数越多、菜品种类越丰富、收得礼金越多，则个体的面子越大，乡村社会中大摆宴席的攀比风由此出现。这就是村民在大摆宴席中获得的所谓“面子收益”。当吃酒和宴席成为农民进行面子竞争的载体时，因不堪礼金负担而贷款吃酒的“打肿脸充胖子”的乡村社会怪象也便出现了，因为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传统乡村中，人情和熟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被人邀请是有面子的体现，而如果被人邀请却不赴宴则是不给别人面子和自己丢面的体现。故在这样一套面子规则的约束下农民往往会“越吃越穷，越穷越吃”，而农民自身则增加了自己的“面子货币”，获得了面子收益。在这样恶性循环的面子竞争中，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乡风民风也渐渐被扭曲，农民仅仅获得了“虚”的面子收益，而承担的却是真实的货币负担。 4 塘约村基本情况 塘约村地处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西北部，总面积5.7平方公里，辖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组，总人口为921户3392人。2013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40元，村集体经济不足4万元，有贫困人口138户600人，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打工，是一个典型的“村穷、民弱、地撂荒”的国家二类贫困村。2014年一场洪水过后，塘约村受灾严重，在上级政府的支持和村支两委的带动下，塘约村开始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成立合作社走集体发展的道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2016年经过短短两年的发展，塘约村基本消除了贫困，而且全村经济、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到2016年年底，塘约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0030元，比以前增加了6000多元，80%的农户户均年收入3万元以上，50%的农户建起了新房，塘约村实现了从贫困村到小康村的转变。① 笔者认为塘约成功脱贫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重塑塘约乡风民风的过程，良好的乡风民风为塘约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保障。塘约村在改革过程中积极进行了村民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建立有效的村规民约管理村民，使得塘约村良好的村风民风得以重新塑立。以塘约村以前的吃酒风和大摆宴席风为例，塘約村在之前大摆宴席现象非常严重，村中有各种各样的酒席，例如满月酒、周岁酒、升学酒、上寿酒等等。这些酒一年要将近花费3000万，塘约村在改革的过程中颁布以“红九条”为主的村规民约，并成立红白理事会，对全村的滥摆酒席现象进行管理，塘约村最终遏制住了这股滥摆酒席的不良之风，全村酒席总量减少了70%，减轻了塘约村村民的沉重负担，也保障了塘约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 5 塘约村乡村治理案例介绍 贵州省安顺市的塘约村自2014年进行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开始，便进行了乡村治理改革，进行乡风文明建设，笔者认为塘约村既是当前乡村振兴的典范，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典型。经过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已知，改革之前的塘约村出现的不文明乡风民风及社会乱象与面子竞争有很大的关联，而塘约村的乡村治理改革便从这一方面展开。 第一，颁布以“红九条”为核心的村规民约，遏制不良风气，重新塑立健康文明的乡风民风。村规民约中的“红九条”包括“不参加公共事业建设者、不交卫生管理费者、滥办酒席铺张浪费者、贷款不守信用者、不按规划乱建房者、配合组委会工作不积极者、不执行村支两委重大决策者、不孝敬不奉养父母者、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这九条红线。通过对这九条条约的分析可以发现，“红九条”基本囊括了传统乡村中的社会乱象，对于违反“红九条”的村民则会被纳入“黑名单”，一旦纳入“黑名单”，3个月内村支两委对该村民不办理相关手续，不予享受国家给予的相关惠农政策。直到考察合格，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后，才能取消“黑名单”。对于塘约村的村规民约和“黑名单”管理，笔者认为这一措施能够积极有效地遏制不良消极的乡村面子观，重新塑立健康文明的村风民风和乡村面子观，当村民发现如果继续滥办酒席，大搞铺张浪费之风、继续不孝敬不奉养父母、不管教子女时，会被纳入“黑名单”，这也会成为很没有面子的体现，当整个塘约村的村民开始遵守村规民约时，村庄新的乡风民风和新的面子观便得以出现，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不良之风便得以遏制。 第二，塘约村改革前期基于村中的吃酒风和宴席风比较严重，改革之初便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专门负责村中出现的红白喜事，同时只允许在丧葬和结婚时才能进行办酒，建立了办酒申报制度，办酒需经过村中批准，然后由村集体提供“一条龙”服务，喜宴八菜一汤，丧事则为“一锅香”，通过这样的措施使得每家每户进行办酒时的宴席规模都完全相同，进而不会出现相互攀比的面子恶性竞争，使得村中的勤俭之风得以重新树立，为塘约村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第三，塘约村在加强村民管理，树立健康文明的村风民风的同时，也积极加强对村支两委的管理，通过加强村中的基层党建建设来加强对村支两委的管理，建设有作为、有思想、有干劲的村支两委领导集体，他们提出了“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的基层党建思路，通过“积分制”考察和“驾照式”考评党员干部来加强党支部建设。“积分制”考察即每个党员有一本积分管理手册，每月满分为10分，一年为120分，由村民组的组委会进行打分，年终考评低于60分的党员，视为不合格的党员。一个党员如果连续3年考评都低于60分，就视为不合格，就要通过相关的程序劝其退党。“驾照式”考评即对村干部实施年终考评和平常考评相结合，“驾照式”考评分为三个部分，满分为100分。首先是干部之间针对自身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相互测评，这部分占总体成绩的50%，其次是各村民小组的组委会对针对村干部的工作进行测评打分，这一部分占总体成绩的30%。最后是全体村民对村干部的工作进行评价，这一部分占总成绩的20%。将“驾照式”量化考核的得分和村干部每年的工资绩效进行挂钩，村干部年薪3万元，少1分扣除300元。此外如果年终综合得分低于60分，且连续三周没有完成相关工作，村干部则要自动辞职。通过对村干部的管理提高了塘约村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笔者认为对村支两委的管理是对村民管理的前提，只有一个优秀的基层组织才能带领村民改革陋习，树立新风，进而才能促进乡村的发展和进步。 塘约村通过以上改革措施遏制了村庄中长期存在的不良风气，树立了健康文明的乡风民风，笔者从面子成本和面子收益的角度对塘约村改革前后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以村庄之前存在的吃酒风和宴席风为例，在改革之初，塘约村以吃酒和大摆宴席为载体进行恶性面子竞争，这样的恶性竞争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此竞争而产生的面子收益是大于面子成本，因为通过大摆宴席能够获得好的声誉、拉近人际关系、提高村中地位等面子收益，而获得面子的成本无非就是金钱和时间，在村民眼中通过金钱和时间来获得面子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此时的面子收益是大于面子成本的。而塘约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则通过减小面子收益和增加面子成本来遏制村庄出现的恶性面子竞争，塘约村红白理事会的成立使得村民通过大摆宴席来获取面子的方式不再变得有效，面子收益极大地降低，而“红九条”和“黑名单”的推行则增加了村民获取面子的成本，因为大摆宴席除了花费金钱和时间外，还要受到村内处罚和承担被纳入“黑名单”的风险，此时村民会发现获取面子的成本大于获得的面子收益，大摆宴席和吃酒现象也便得到了遏制。故笔者认为，提高面子成本和降低面子收益是遏制恶性面子竞争和建设文明乡风的有效手段和方式。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风文明是乡村治理的保障，通过塘约村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乡风文明是乡村治理的目标之一，而要推动传统乡村改革陋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则要对笔者文中提到的面子因素及面子的恶性竞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与塘约村一样从根本上打破面子恶性竞争，才能遏制传统乡村陋习，新的、健康文明的乡风民风才得以塑成。 6 结束语 本文结合面子理论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为例对当前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研究和介绍。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乡风文明建设中，遏制消除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异化现象和消极面子观，充分发挥积极面子观的乡村治理功能对于建立健康文明的乡风民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面子观有积极的面子观和消极的面子观之分，当消极的面子观成为乡村的主导面子观念时，面子竞争便会成为恶性循环，村民往往会为了“虚”的面子而承受严重的经济负担，这便会成为推进乡风文明和实现乡村振兴的严重阻碍。而当积极的面子观成为乡村的主導面子观念，当酒席节俭、孝敬父母、教育子女、爱护村庄等成为乡村面子的衡量载体时，乡村社会的治理才会更为有效，乡村振兴才能更好地实现。故大力发挥积极面子观的乡村治理功能并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对于乡村的有效治理颇有益处。此外，笔者认为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应该是对村民的有效管理和对村支两委有效管理的同步推进，二者在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进而才能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有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宏甲.塘约道路 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陈柏峰.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三层结构—赣南版石镇调查[J].广东社会科学，2009（1）. [3] 宋丽娜.“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以税务场村为例[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6）：89- 94. [4] 黎翔.乡土社会中的面子—对福建古田地区寿宴习俗的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40- 45. [5] 王德福.中国乡村社会的面子观及其地域分布特征[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34- 39. [6] 王轶楠，杨中芳.中西方面子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2）：398-401. [7] 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8）：147- 160. [8] 汪永涛.村庄类型与面子竞争的异化[J].农业考古，2009（3）：66- 70. [9]刘继富.“面子”定义新探[J].社会心理科学.2008（5）：0- 35. [10]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5）：48-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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