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与我国税制优化 |
| 范文 | 摘要：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中央提出的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社会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与微观经济主体联系最为紧密的税收体制作为财政政策的重中之重，必然要肩负起调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以及资源配置的重任。所以，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借鉴国外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税制改革经验，逐步完善和优化现有税制，以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行。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税制改革 一、 经济新常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经济全球一体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治稳定等，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强有力的推动下，我国GDP在1986年突破万亿元大关，一直到2011年保持了10.01%的年均增速，是同期世界GDP年均增速的三倍多，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增长奇迹”。经济体制的转变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随着经济基数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环境污染不断加重、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殆尽、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动力减弱、后国际金融危机疲软、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等一系列因素的出现，我国的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步入了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水平。2012年～2015年我国GDP增速分别为7.75%、7.68%、7.27%和6.9%。 “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M.埃里安于2008年开始使用，以预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可能的长期态势，他认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这种全新的状态主要是指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将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状况。在我国，“新常态”一词最早是由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他要求领导干部“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同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用“新常态”概括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2014年11月10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我国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速变化、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驱动力转变等特征，并指出新常态将会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乐观预期；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成因及发展方向，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是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的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带来的产能过剩、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求下降等等。这些又直接导致了当前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得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发展阶段，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强化产业分工、创新发展模式。此时，“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应运而生，供给侧改革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所以，在目前供给侧结构改革当中，政府与市场和企业联系最为密切的税收政策就必然要肩负起调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以及资源配置等任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税收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稳定税负、调控经济、减少扭曲、公平税收等。完善和优化适应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就成了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二、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税制改革经验 1. 供给经济学视角下国际税制改革经验。作为供给经济学的典型，美国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国企改革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很好的解决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滞胀问题。由此而产生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值得我国借鉴。 （1）里根政府的改革措施及效果。面对突如其来的滞胀危机，里根政府用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和货币学派的货币供应量控制政策来应对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补贴，大力减少财政赤字，全面实现预算平衡；通过降低税率、税率指数还、提高免税额等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通过降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加大税收优惠等大幅度削减公司所得税；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为企业营造自由竞争的市场政策空间，全面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通过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措施，最大限度的抑制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下降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消除了通胀预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减税、放松企业管制的政策促使经济逐渐回暖。个税的降低是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促进了需求的增加，带动了生产的复苏。公司税收优惠和加速折旧的政策措施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 （2）撒切尔政府的改革措施及效果。面对国内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增多等诸多问题，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以冷酷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开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药方。主要包括：以货币主义为出发点，减少公共开支、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企私有化改革，激发微观经济市场活力；破除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纠正劳动力市场扭曲；降低税率、改革税制、削减福利支出，扩大公共产品提供的市场经济份額。这些政策的推行，使得英国的经济发展得到复苏，通胀水平得到控制，财政赤字得到改善，并于1988年出现财政盈余。 2.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需解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是基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的，是我国当前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社会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经济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主义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面对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驱动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要从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用增量改革促进存量调整，矫正资源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改革目标。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解决好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抓好宏观调控职能，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强化市场自主消化过剩产能的能力。合理规划教育资源的配置，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以教育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降低的短板。化解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等要素的制度约束，全面释放要素的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解决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坚决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僵尸企业，推动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政策扶持力度，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向个性化、差异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打造综合实力较强的支柱性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解决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强化去库存的力度。完善国有企业的重组、出售、破产制度，切实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民营资本和经营管理，盘活国有企业闲置资产以及积压的库存。针对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的局面，从供给源头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增加保障性、经济实用性住房，解决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缓解房地产市场积压困境。四是解决创新不足的问题，切实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等，做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文章，提升创新在企业发展动力中的优势，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经济增速的引擎。在“互联网+”的引领下，推动信息化建设与产业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创新生产和经济模式，在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上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接轨，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优势。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国税制的完善与优化 供给侧改革下税制的优化路径，就是要通过税负水平、征收方式、配套政策等来影响供给端生产经营活动和需求端消费积累活动的各个环节，实现税收对经济社会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的长足发展。 1. 处理好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问题。税负是否可以转嫁是划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标准之一。营改增的全面推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复征税的问题，但目前我国间接税比重过大，间接税的税负可转嫁性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加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间接税税收收入占比接近70%，而直接税却不超过35%。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在交易过程中必定会通过定价来转嫁部分或全部税负给消费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消费，不利于化解过剩产能和库存。今后改革的方向要适时逐步削减间接税比重，促进全社会的公平。降低与民生密切的商品或劳务流转税税率，缓解流转税带来的累退效应。加大消费税税收收入的比重，弥补商品税带来的税收减收缺口，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适时推动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开征等。 2. 流转税制的完善与优化。在完成营改增的基础上，全面评估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及时发现税收政策改革当中的缺陷，有针对性的进行微调；借鉴国际经验，逐步简并增值税税率档次，避免多档税率造成的不公平和效率损失。就目前产业发展情况，建议设置分别针对第二第三产业的两档标准税率、和优惠税率、零税率一共四档，以及征收率一档，且税率水平不宜过高，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税率标准，切实加强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消费税征收范围阶段性调整政策，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及人民消费水平，及时调整消费税税目，比如化妆品已经成为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用品，可以按照价格标准适当缩小化妆品的征税范围；加强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费的调节，有步骤的将原煤纳入征税范围；加强对动物制品的管控，适时将高档箱包、高档皮衣、貂皮服饰等纳入征税范围；加强对高档消费品的调控，可以将私人飞机、乘用车客车之外的豪车、高档娱乐等纳入征税范围。 3. 所得税制的完善与优化。通过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增加税前合理扣除项目和标准、加大对高新企业绿色企业的优惠力度等措施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中国制造”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优惠力度，充分发挥小微企业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的社会作用，并且将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纳入到税收法律体系当中，增强优惠政策的刚性和长效性；加快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步伐，将性质相似或相近的工薪、劳务报酬、个体工商生产经营所得等进行综合征收，将利息、股利、偶然所得等收入纳入分类征收范畴；降低中等收入人群个税税率，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工作及创业积极性；建立完善的纳税信用体系、统一的个人信用账户以及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制度，强化纳税申报，从源头上堵塞个税申报漏洞。 4. 提高征管水平构建创新型税收治理体系。供给侧改革同样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税务部门应在管理和服务上做出改进实现创新型税收治理体系的完善。在管理能力上，应当规范征管，简化流程，切实降低纳税成本；同时要规范税收结构，全面取缔不合理的税外费用；开通绿色办税通道，营造更为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在组织创新方面，要明确自身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定位，改变过去粗放执法的习惯，创新执法方式。在整体布局上，要把网络技术和税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善原有老化的税收管理理念，全面提升科学治税能力。将“互联网+”思维引进到税收工作当中，以“金税工程三期”为信息依托，挖掘信息治税的潜力，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注重多机构、多部门的横向信息资源共享，全面实现税务、工商、海关、公安以及银行等的联网，切实提高信息利用度，形成税源监控的合力。积极探索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是合作有利还是合并有利的课题，在工作量由地税部门转移到国税部门之后，要加强人员的调配，合理分配工作量，避免同酬不同工引起税务人员的消极怠工。加强税收监控力度，有针对性的培育一批适应经济新常态税收工作的税务人员，切实提高其涉税处理能力、税收监管能力以及税收执法能力。拓宽税收服務领域，创新税收服务模式，打造税收服务品牌，实现纳税服务在思想认识上的彻底转变，切实为纳税人增收减负创造和谐的办税氛围。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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