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破局 “双陷阱困境” 的关键因素研究 |
| 范文 | 尹滕姊 摘要：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以10%以上超高经济增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与此同时，却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的威胁。基于此背景，通过搜集世界银行、中国教育局等的数据阐述我国现今经济背景下面临的人才结构、教育方面的挑战，并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未来经济发展驱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即创新、研发。最后，结合我国的研发现状及人才结构，为我国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产业转型;教育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8.017 1背景及引言 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间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160美元提升到2016年約8000美元，成功从所谓 “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 但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的威胁。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主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是指一国经济体的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中等水平阶段时，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停滞的现象。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着众多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国家，现如今仍有较多发展中国家尚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陷入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二战后有过连续50年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5%以上的国家总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至今为止，自1960年始，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陷入不同程度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情景。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会用打压等方式进行对抗，最终引致战争。根据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撰写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研究，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11例均最终以战争结束。从新时代中美关系及美国鹰派实力抬头，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产业、制造业的核心中间配件进行技术限制与封锁，并对钢铝原材料等征收多轮高昂贸易关税，打击我国《智能制造2025》等相关高端制造产业等行为中，窥见一斑。 国内外学者针对上述两种陷阱均有所探讨。一方面，针对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路径的问题，即经济增长被经济增长机制锁定，使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马岩（2009）认同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迈进时，所面临的驱动力与之前低收入及中等收入阶段不同，因此出现内需不强、效率难以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其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均衡状态。蔡昉（2008）认为一个国家跨越不过高收入阶段，是因为之前促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因素不可持续，叠加其他制约因素的作用，使得效果被抵消，因而使得人均收入回落至原来的水平。Bellagio（2002）亦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内生动力不足而无法顺利转型。其三，认为不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议题。刘福恒（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实质上这是跨越破坏自然和摧毁劳动力阶段后进行现代化发展的必经过程。另一方面，针对“修昔底德陷阱”，学者认为其实国际关系上的挑战，但本质是产业的竞争。刘伟（2018）指出，需通过推进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深化供给侧改革，追求稳中求进的宏观增长环境，以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2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 不妨从GDP支出法进行结构分析，探究现在我国经济的基本现状。GDP=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出口-进口）。出口、消费、投资和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下面将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现状进行分析。 受到美国抬高贸易关税影响，作为“修昔底德陷阱”下的观测窗口——净出口规模出现显著冲击。虽然2018年7月之前，我国对美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规模不降反升，但这是由于美国第一批关税产品征税生效日期为7月6号，为避免更高的关税金额，出现出口订单的抢跑。但是，可想而知，即使不考虑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可能，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在未来将逐渐显现。 消费同比增速跌为十年来最低点，消费需求低迷。2018年6月，衡量消费的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积同比增速为9.40%，跌为历史低点，且2018年7月-9月的数据为9.3%，屡创新低。我国拥有庞大内需市场，近十年内需对GDP增长年均贡献超100%，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亦保持15%以上的消费累积同比增速。但是，消费出现的剧烈下滑，预示着我国国内内需增长市场乏力，这是一个警示。泡面、榨菜等中低端消费品增速上升亦是消费降级的体现。 而投资方面，亦出现同比下滑，增长乏力的局面。投资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方面。由于2016年初-2018年年初的金融去杠杆等因素影响，投资活动受到一定抑制。此外，实体经济仍受经济下行影响走弱。制造业PMI指数自2018年6月以来逐月下跌，10月份数据为50.2%，在荣枯线附近徘徊，制造业投资需求趋弱。此外，2018年1-4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建、房地产）增速继续下滑至7%，比2017年回落了0.2个百分点，持续下滑带动整体需求下滑。 需求端三架经济增长驱动马车集体失灵，我国经济增长需寻求新的突破口。因为，过去快速增长而掩盖的债务、房价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在GDP增速下滑的现在逐渐凸显出来。我国在2011年-2017年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速逐年下滑的局面，GDP增长速度从2011年跌破10%达到9.54%，到2017年的69%水平，甚至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2018年预期GDP增长速度仅为6.5%。与其同时，我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例如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高企，银行不良资产率不断抬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股票、债券市场剧烈波动，M2（广义货币）同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等），房地产价格泡沫严重等问题，困扰着中国经济。恰如在亚洲，产业转型呈现较强“燕阵”特征。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众多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出中国市场。可以看出，凭借较低基数起点，受益于人口红利及资本推动的高速增长方式已不再奏效。因此，从供给端寻找突破困境的新增长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3突破“双陷阱困境”的新增长驱动力 我国现今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程度的不匹配，体现为工资率与劳动效率等不匹配，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需求不匹配等问题。而我国未来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呢？回顾我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分别经历了资本、劳动推动的经济增长历程，使得我国工业体系快速建立并完善。其一，重资本（如钢铁等产业）的投资让我国较快建立较为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其二，吸引外国投资引进技术及资本，促进制造业的不断完善;其三，通过庞大、低廉的劳动力吸引诸如纺织、代工工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承接较发达国家的产业。 但仅仅利用低廉劳动力及高额资本投入的劳动力、资本密集型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并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典型的，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人口红利优势已逐渐失去，无法再通过纯粹的承接转移产业发展经济。例如，许多组装、代工厂商如三星、富士康、苹果等纷纷从中国内陆转移至越南、老挝等地，劳动密集型行业正经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另一方面，资本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效力正在下降。自2008年为刺激经济复苏的4万亿刺激政策及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出台后，全球流动性泛滥。资本的逐利特性导致资本追逐较高收益的房地产、股市、一级股权投资等，一方面造成资本市场不稳定，如2015年股灾、债灾的轮番交替。另一方面资本扎堆集结，好项目有限，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断下滑。 根据索罗增长模型Y=A*f（K，L），其中Y、K、L、A分别为产值、资本、劳动、技术，可以看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在技术提升的领域，而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原始性创新的形成。但是，而我国技术进步面临瓶颈，一方面，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世界范围的技术进步正处于孕育期，尚未由突破性技术的出现;另一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er Productivity，TFP）增长率从2007-2011年的3.1%降至2011年2.2%、2012年0.6%至2013年的0%，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贡献急剧降低。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变革性创新，而我国变革性创新仍有巨大不足。一方面体现在高端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性研究）的不足。虽然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在过去的近十年有较为显著的增长，但人均指标仍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从研发支出总量（GERD）角度看，2014年我国R&D经费总量为13015.6亿元，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的比值）达到205%，比2010年上升了0.32个百分点，高于欧盟28国平均1.94%的投入强度，但仍远低于日本、韩国的394%和4.58%水平。此外，基础研究角度看，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仍落后。研发资金中来源于企业的资金为9817亿元，占R&D经费的75.4%，来源于高等学校的R&D经费仅仅为898.15亿元，占比为10.6%。而高等学校所代表的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动力来源，是重大创新的知识产权核心所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在源头供给缺少，将制约我国核心领域的重大创新。另一方面體现在人才体系培养上的不足。虽然人才体系在总量上有优势，但质量仍落后。我国研究人员数量总量在2014年已位居世界第一名，占比253%，但是在研究人员密度与单位投入的国际论文篇数产出方面均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密度方面，2014年每百万人口中所拥有的研究人员总数，中国仅为1910人，日本为10370人，美国为8300人，每百万人劳动力人口中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总数，中国仅为4660人，日本为13590人，英国为11970人。国际论文篇数产出方面，2014年，平均每百万美元GDP投入在世界前25%杂志中发表文章数量上，中国为23.01件，英国为40.41件，欧盟（28国）为49.08件，体现了我国基础研究成果与欧洲国家仍存在差距。 再进一步讨论，我国科研人才的水平由教育质量决定。但是，我国教育面临的困难是，平均受教育程度提升越来越困难，且城乡教育不平等程度逐渐扩大。具体来看，据统计局数据，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占比仍有49.68%。而这些农村家庭往往文化程度较低，他们都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但是却发现这个机会越来越小。根据Rozelle教授的研究，2003年普通本科、211工程院校、985工程院校及TOP2院校中，城市学生相较于农村学生的录取比例分别为8∶1，11∶1，14∶1，43∶1，远高于1∶2（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的人数分布。而农村教育程度难以提高，将进一步限制我国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抬升。此外，农村学生辍学率高企，2012年，农村学生初中升高中的辍学率竟达到17.6%-31%。这些辍学得学生甚至都达不到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满足产业转型要求合格劳动力标准（高中学历）。此外，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程度扩大。这是因为我国仍有大量的农村阶层，基尼系数仍过高，满足温饱后难以留出剩余的资金进行教育投资，而日趋激烈的应试竞争使得战场已由学校内蔓延至课外补习班，这可能使得其在学业表现中差于城市学生，进一步扩大教育不平等程度。 4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的讨论，未来破局我国“双陷阱困境”的核心在于提高创新水平，促进技术进步。而提高创新水平的核心在于促进基础研发的投入，同时培养完善的研发体系人才梯队。而人才梯队培养的核心，在于提升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改善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7）：4246. [2]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1318. [3]Bellagio.Dynamics and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Concepts and data limitations[C].Paper Presented in the IUSSP Expert Meeting，2002. [4]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J].领导文萃，2011，（19）：2425. [5]刘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J].经济研究，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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