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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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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婧

摘要：基于从湘西州3个村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子方差分析和T检验分析不同人口特征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正负效应感知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人口特征的贫困居民在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环境效应的负面感知”上有顯著差异。

关键词：感知差异;贫困居民;旅游扶贫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8.008

1 引言

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对象包括地区经济和贫困居民两个方面，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贫困居民，从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方面进行评估。在经济效应方面，有学者认为旅游业能促进贫困人口就业，收入增加。但也有学者认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受限，而旅游业带来的物价上涨，反而增加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成本。在社会文化效应方面，有学者认为旅游活动介入会整体优化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但也会带来风险，如民俗文化商品化或同化、犯罪率上升。在生态效应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可改善生态环境，如生活垃圾的处理。但同时也可能造成自然资源耗损。韩磊，乔花芳，谢双玉，张祥，王安琦（2019）对恩施州22个旅游扶贫村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旅游发展、扶贫效益、素质提升、环境成本和经济成本的感知存在较大内部差异，并根据差异将居民分为五类。周学军，李勇汉（2017）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不同性别、收入、本人或家人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背景下社区居民的感知、态度、参与意愿呈现出显著差异。李佳，钟林生，成升魁（2009）针对1000户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居民进行调查，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参与机会和能力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旅游扶贫效应与本研究的旅游扶贫绩效属于同一概念。据此，本研究提出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有显著差异。

2 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

本文数据来自对湘西州贫困居民的实地调查。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首倡地。本次实际调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中的不重复抽样方式，在湘西州的3个村共计发放调研问卷230份，回收有效问卷19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6%。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有关贫困居民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与旅游业的关系、学历、在本地居住的时间、收入、家到景区的距离等内容;第二部分主要是针对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正面效应的感知和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负面效应的感知等内容进行主观测量，这部分题项均采用了李克特五分制的方法来度量，从1到5代表了符合程度由低到高。

本研究采用SPSS21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问卷采用的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单因子方差分析和T检验分析不同人口特征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正负效应感知的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被调查样本中：以女性居民为主;多为25-44 岁之间的中青年群体;学历以初中及初中以下居多;本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占多数;个人月均收入主要分布在 2300元以上;在本地居住30年以上的较多;家中到景区距离绝大部分小于2公里（表1）。

3.2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应用SPSS21进行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社会文化效应的正面感知、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经济效应的负面感知、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环境效应的负面感知的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0790、0727、0783、0706、0860、0802，全部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85，说明量表具有非常好的效度，可用于进一步的检验。

3.3 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影响的感知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表2），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正面感知要强于负面感知。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包括“旅游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旅游减少了村民外出打工的情况”、“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的收入”、“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均值为34934，表示赞成;对社会文化效应的正面感知，包括“旅游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旅游保护了村里的历史古迹”、“旅游促进了村民对传统文化风俗的了解”、“与游客的来往使村民的见识提高了”，均值为37934，表示赞成;对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包括“旅游改善了本地生活垃圾的处理”、“旅游改善了交通状况”、“旅游提高的本地的治安水平”、“发展旅游使本地自然资源得到了保护”，均值为38168，表示赞成。贫困居民对经济效应的负面感知，包括“因为发展旅游，村民的生活成本比别处增加更多”、“旅游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给了外地人”、“发展旅游加大了村民贫富差距”、“旅游只让村里的少部分人赚到了钱”，均值为32691，表示中立;对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包括“因为招揽旅客，村民之间有了新的矛盾”、“旅游使得本村居民纯朴的诚实的品质流失”、“旅游增加了犯罪、抢劫等活动”、“旅游导致了本地风俗文化的破坏”，均值为26964，表示中立;对环境效应的负面感知，包括“大量游客的涌入带来了噪音、大气、垃圾”、“旅游破坏了本地的生态环境”、“旅游导致本地户外娱乐设施拥挤”、“大量游客的到来造成了交通拥挤”，均值为31699，表示中立。

3.4 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影响的感知差异分析

以贫困居民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与旅游扶贫正负效应感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并以Scheffe法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

（1）性别。T检验中的T的绝对值均未大于196，P值均未小于005，表示男女在各因变量之间的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2）年龄。在“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上有显著差异。25-34岁的在“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上较45-54岁的强烈。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给年轻人，同时参与旅游业的年轻人更能适应互联网的发展，比如通过网络平台预訂民宿、餐饮等，对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更强烈。

（3）学历。T检验中的T的绝对值均未大于196，P值均未小于005，表示学历在各因变量之间的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4）与旅游业的关系。在“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环境效应的负面感知”上有显著差异。从事其他职业的在“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上较本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强烈。家中有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在“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环境效应的负面感知”上较本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强烈。从事其他职业的能感受到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生活垃圾的处理更规范，而直接从事旅游业的能更多的感受到大量游客到来造成的交通拥堵、游客生活垃圾的增加。从半结构访谈得知，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社会文化效应，如吸毒、抢劫，还有当地民俗文化的商品化。

（5）月收入。在“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上有显著差异。月收入2300元以上的在“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上较801-1300的强烈。月收入高的大多已经参与到旅游的开发中来，有自己经营的民宿或者卖一些旅游纪念品，会因为招揽游客，居民之间有了新的矛盾。

（6）家中到景区的距离。在“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上有显著差异。小于2公里的在“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上较2公里以上的强烈。离景区近的居民能感受到交通、绿化、生活垃圾的处理更完善，离景区远的居民大多还是生活在旅游开发前的环境中，对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不如离景区近的居民强烈。

（7）在本地居住的时间。T检验中的T的绝对值均未大于196，P值均未小于005，表示在本地居住的时间在各因变量之间的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湘西州旅游扶贫提供了一定机会给当地贫困居民。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负面效应尚不敏感。从半结构式访谈得知，贫困居民对参与旅游业热情很高，但受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缺乏资金、对旅游业不太了解等方面的限制较大。

不同人口特征的贫困居民在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环境效应的负面感知”上有显著差异。25-34岁的在“经济效应的正面感知”上较45-54岁的强烈。从事其他职业的“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上较本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强烈。家中有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在“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环境效应的负面感知”上较本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强烈。月收入2300元以上的在“社会文化效应的负面感知”上较801-1300的强烈。小于2公里的在在“环境效应的正面感知”上较2公里以上的强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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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磊，乔花芳，谢双玉，等.恩施州旅游扶贫村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J].资源科学，2019，41（02）：177-189.

[5]周学军，李勇汉.社区居民的扶贫旅游参与意愿研究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态度的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7）.

[6]李佳，钟林生，成升魁.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8）：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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