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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上居功至伟的民营经济世纪工程

范文

王忠明

编者按：本文采取了与众不同的一个新视角，把民营经济在中国“从无到有”和“绝处逢生”比喻为“补短板”和“平地起高楼”将40年中国民营企业大崛起大发展看作人类史上罕见的居功至伟的世纪工程。本文以翔实的数据陈述了“补短板”的三大价值，并深入分析“补短板”取得卓越成效的3个重要原因。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思辨力量的通篇流淌，启人心智。

——本刊编辑部

回望40年，中华大地上奇迹频出，其中有的石破天惊，堪称“成绝代之功”，尤当珍视。在我看来，民营经济即如此。其拔地而起、脱颖而出，且以惊人的速度和燎原之势成长壮大，足以显现规律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改变，而且还颇具人类史意义。

一部民营经济发展史，是亿万中国人民百感交集的脱贫史、脱愚史、奋斗史。可以肯定地说，40年中国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使之有足够的底气，在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的英明正确、体现出亿万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首创精神、体现出人类社会普遍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等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范例性。

补短板，平地起高楼

众所周知，自1949年建国以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一直居于正统地位而广泛存在，而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个私经济）则命运多舛，或被改造，或被合營，搞得狼狈不堪。直至40年前，全国饱经“文革”磨难，痛割“资本主义尾巴”，使之基本绝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国家经贸委原副主任陈清泰日前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访谈时曾这样表述，“回顾40年的改革，我国是从公有制十分彻底的状态下起步的，一次次生产力的解放几乎都伴随着所有制理论政策的突破。”他认为：如果能摘掉企业的所有制标签，消除“姓国姓民”桎梏，消除所有制鸿沟，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为走向局收入国家奠定基础。所谓“公有制十分彻底”，我理解，就是指改革开放前尽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独步天下。而民营经济完全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是破茧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他说：“40年来，在并不十分宽松的环境条件下，非公经济较快成长，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可见，从民营经济的前世今生看，其横空出世、异军突起，且渐成大气候，确实是最经典的“绝处逢生”、最直观也是最壮观的“平地起高楼”，堪称是惊世骇俗的“补短板”。

伟大，可以带动伟大

40年前，民营经济完全被清除殆尽，形成了当时很严重、很致命的一块大“短板”。它直接导致全面短缺窘境，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举步维艰的萧条和不景气，濒临崩溃。这注定了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人心所向，民心所向，必然将这块“短板”当作重点加以突破。尽管当初更多的注意力是投向乡镇企业的兴起上——乡镇企业属集体经济，为公有制经济范畴，故政治风险或阻力较小，然而，那些敢为天下先、随即被称作“个体户”或“冒尖户”的先行者们却在底层急切挣脱束缚而一显身手了。有数据显示，1979年全国各省区市批准开业的城镇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比1978年增加70%，总数达到25万户，而到1980年7月底总数已达到近40万户，到1981年底则飙升至182.7752万户。真可谓突飞猛进、势不可挡！

毫无疑问，这个“补短板”与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补短板”相比，着重是从需求侧发力，立足于尽快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以满足亿万人民基本温饱需求以及随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其成效可谓立竿见影，异常显赫、耀眼。正因如此，这个“补短板”显然更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更具有动员力和持久性，更具有规模和溢出效应，也更有资本和理由被誉为40年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最能体现“伟大”为何物的一项世纪工程。

伟大，可以点燃伟大

发展民营经济的伟大意义在于，这块“短板”一经修补，整个供求关系、整个所有制结构乃至经济结构便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就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进程（基本框架、雏形和可能性），就有全面改革及时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伟大跃迁，就有深圳特区、上海浦东等先行开发开放地区的伟大创举（不竭活力与生命力），就有10多亿人口从“站起来”到告别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直至“富起来”的伟大史诗（脱贫致富奔小康）。

有了这个“补短板”，可以说，全盘皆活，真正发挥出了“牵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

据有关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合计约占全部市场主体的95%，其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达到3.41亿人，比2016年增加3100多万。

据《财富》杂志2018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中国有120家企业上榜，上榜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的126家，而远超第三位日本的52家，其营收规模高达7.16万亿美元，占世界500强总营收的24%。在整个入榜中国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已增至20%。

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500强，民营企业的入榜数量在2010—2017年间不断增加，从172家增至237家，2017年比上年多入榜11家。

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门槛不断提高，2015年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营业收入为101.75亿元;2017年则上升到156.84亿元。

在浩浩荡荡的“补短板”历史进程中，“铺天盖地”的民营企业本身，就具有“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和特质，且与大型企业结构化，便更有“改天换地”的洪荒之力。正是数以几千万计的民营企业，在40年峥嵘岁月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由弱而强，逐渐挺起了民营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脊梁，赋能于“补短板”，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历程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个“时代表述”，并且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频共振。

效率与公正：高效率一定内含公正

这个“补短板”，从本质上说，就是生产力的大解放、人民生活大跃升。民营经济由于与民生问题关联密切，因此，也常常被称为“草根经济”“老百姓经济”或“大众经济”。补齐民营经济这块短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有了依托，就能别开生面。比如40年来中国已有7亿多人成功脱贫，占全球同期脱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又如中国的小学净入学率已升至99.9%，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可见，民营经济改变人民生活，不仅表现为“脱贫”实效，也表现为精神素质等方面摆脱愚昧（即“脱愚”）。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包括钢铁、水泥、铝和精炼铜等。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83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2990亿美元。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大崛起大发展，焉能创造这样惊天动地的中国奇迹？

来自其他渠道的数据也显示，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GDP已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7年中国的GDP为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中国是日本（5万亿）的2.5倍;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2万亿美元，美国是2.2万亿美元，中国将近比美国大一半，比日本大3倍。而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制造业增加值以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已超过6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國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投资大国，中国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也在迅速增强，其中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强大支撑与贡献。2018年8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也指出，“要充分认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在我国，现在的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因此，从几近空白到“五六七八九”，恰是民营经济40年“补短板”的生动概括。

另据2018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揭示，中国共有476人（含内地373人）上榜，其中25人财富超过100亿美元，15人挤进前100名，马化腾一跃成为中国和亚洲首富，其身价达到453亿美元，排名第17。马云身价为390亿美元，排名20。

这些都表明，我国民营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就是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劳动生产率（效率与效益）不断攀升的过程，也是造福全体人民、不断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的过程。低效率的“大锅饭”以及普遍穷困，显然是普天下最为严重的不公正，而高效率本身应是内含着真正的公正性，抑或倾向于公正的。

可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非常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社会进步规律的。它是富强之源、幸福之源！

培育中产阶层的“原产地”

这个“补短板”，还补出了一个新社会阶层。在较长一个时期，我国不仅物质匮乏，人民生活贫瘠，而且社会阶层也比较固化单调。从逻辑关系看，后者其实也是前者的致因之一。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下，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粗放，基本格局是“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社会阶层相继涌现。最初被纳入“新社会阶层”概念的主要有六类：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不断澎湃向前的民营经济，毫无疑义地切切实实地为全社会塑造出了一个特色鲜明、地位显在的新阶层。这个新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李克强语）。他们以创造财富为己任，不仅自己先富起来，形成人数日益增多的中产阶层以及富有或超富有群体，还带动相当一部分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普通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庭，跻身于中等收入乃至高收入人群。“钱袋子鼓囊囊，精神上亮堂堂”，应当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按瑞信银行的财富标准（以个人拥有财富5万至50万美元为标准），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在2015年就已达到1.09亿，居世界各国之首，占比约为10.7%（参见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这些数据说明，大力“补短板”、发展民营经济，是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暖房”和“温床”，是生长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原产地”，是调整、丰富和优化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通道之一。

从长远来看，如果党和政府创造更好的“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舆论环境等），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决治理和惩处“不作为、懒作为”的庸政怠政行为和“胡作为、乱作为”的滥权越权行为，那么，这个新阶层也一定能够成长得更加出色、优秀，从而更有利于全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场伟大征战中发挥好基石或压舱石作用。他们不仅是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生产主力和消费主体、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稳定器，而且也正在成为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进步力量。

很显然，这个新阶层的幸运、难得机遇以及特殊经历，使得他们对党的富民政策和改革开放战略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刻体会和领会，不但打从心底由衷拥护，而且稳定预期尤为强烈。因此，完全应当肯定，不只是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或民营经济也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

重要经济基础，是创建和谐社会、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定的主力军团。

与此同时，从“出生”而论，这个新阶层仿佛就是为创业而生、为创新而生的。他们离市场最近，最敢想敢干，最具有创业创新的天赋与胆识，是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他们早先“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白加黑”“五加二”“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是常态，“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被称为“世界上最勤劳的一代人”中的“至勤至劳者”。他们的成功表明，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史上一次最为广泛而又深刻的私有产权返还运动。

“中国企业逐渐喜欢上规则”

这个“补短板”，也大大“进补”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竞争力。衡量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一个重要视角便是它不仅大力扩展和夯实了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经济体量，而且大大增强和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声望，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大踏步走出国门，中国的民营企业已遍布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他们收购并购、合资合作、贸易投资的奔忙身影。他们竞相分享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红利，同时也使全球消费者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这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升级版”和“国际版”。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10.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3%;2018年前7个月，已达到6.5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占外贸总值的39.2%，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另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由国有企业为主转变为民营企业为主，2016年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达到68%;从2012至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年均增幅达33%，而2015年民营企业境外并购金额占当年境外并购总额的75.6%，在数量和金额上均首次超过国有企业。2017年前三季度，由民营企业参与发起的并购数量达到359宗，占总共572宗的63%，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市场的主导力量。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浪潮迭涌中，有了相当实力基础和竞争历练的中国民营经济展现出了毫不示弱的冲刺力，跑到了全球互联网新经济领域的前沿。例如：汉能集团在全球竞争激烈的薄膜太阳能及清洁能源领域，首创了移动能源这一新兴行业，实现了“中国领先一把”，占据了世界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此外，颇具当代标志性意义的就是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独角兽企业”。在这个“百兽奔腾”的时空里，中国民营经济展现出了为公有制经济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根据德勤事务所最近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全球有252家独角兽企业，美国106家，占总数的42.1%，全球第一：中国98家，占38.9%，全球第二，而排名第三的印度只有10家。《报告》中的超级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榜单显示，全球估值前10名的独角兽企业里，中国占5家，全是民营企业，分别是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小米、美团、大众点评。

更重要的是，许多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也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经营方式，从而有助于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树立良好的民族形象。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2018年6月2日发表评论，题目就叫《中国企业逐渐喜欢上规则》。文章称，“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企业一直采取基于关系的方式进行经营。但随着中国走向全球，其社会和企业必须学会基于规则的办事方式。由此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进行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是否正在向基于规则的市场和公司学习。”“这就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这种学习会帮助中国经济转向基于规则的体系。这种转变将会是缓慢和痛苦的，因为它会削弱基于关系的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并会削弱国家官僚机构。”

从“基于关系”向“基于规则”转型，正是中国民营企业“补短板”——补“软实力”短板的突出表现之一，是非常可喜的一大进步。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自主持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明确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并且引用“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充分肯定“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如今仍以日均1.8万多户民营企业的增量继续扩容。从数量规模来看，民营经济这块“短板”已经补得有声有色、相当成功，足以作为宏大叙事写入人类史册，为众多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供镜鉴。

纪念或庆祝任何一个伟大的事物，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呵护它、完善它。“补短板”、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开放……，无不如此。而前提应当是，精准挖掘到事物深层的内在机理，启发当下，以利将来，正所谓“明乎得失之迹，垂鉴戒于后世”。

顶层设计，激荡起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是拥有邓小平。经济学界论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通常都将劳动力价格低廉看作是我国致胜的比较优势所在、成功要诀所在、所向披靡的“杀手锏”所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根本。

根本在于，我们有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们有高瞻远瞩地设计和强力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领导人，换言之，我们拥有邓小平，拥有像这位世纪伟人一样的能够带动和影响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并不断激活各种相关要素纷纷成为“次比较优势”的真正一剑封喉的比较优势。

中国拥有这样带有根本性的气吞山河的比较优势，并且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将继续享用这个比较优势之“红利”，这是民族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在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抉择以及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确定方面，领袖或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往往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邓小平既有极其独特的个人传奇经历，又有非常高远的战略眼光（例如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不争论”，排除“姓资姓社”干扰）、又有别出心裁的高超智慧（例如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还有脱俗超群的开放胸襟。他几乎将作为一个大国领袖所应有的一切卓越素养和过人气质集于一身，同时也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有的良知、仁德、同情心、真诚和亲情等等做到极致。被广泛尊为世界级战略大师、美国前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曾夸奖说：“在中国，我知道您是年龄最大的政治家，但我不知道谁的思想能比您年轻。”

一个人，一个“顶层”，激荡起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这，就是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可遇而不可求、许多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求之不得而又很难求到的“比较优势”！

读遍“邓小平文选”，我们无从见到“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这类词语，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能时时处处感觉到他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坚定支持和坚强支持。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在他的名言金句（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里，难道不正涵盖着这样的意志、观念和立场吗？

1992年春，他已届88岁高龄。在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中，针对“傻子瓜子”年广久雇工经营问题，用了3个字“不要动”。此前，他也多次说过，“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是典型的“邓氏语言”，表达着典型的“邓氏思维”！这也是极具魄力和思想性的“案例创新”，胜过多少苍白无力的政策条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确实很注意政策供给，专为民营经济定制的政策条文接二连三，比如“老36条”“新36条”等等，但是，广大民营企业为什么仍旧没有太多的获得感？今天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案例创新，缺乏年广久、章华妹（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领取者）、白士明（全国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个体户）这样的案例创新。

当年，不正是“不要动”3个字，使老百姓有了政策稳定预期，一下子“动”起了更高的致富心气，“动”起了又一波“下海”经商热潮吗？“东方风来满眼春”。一度沉寂的民营经济迎春绽放，抓住全球产业大分工的契机，在一些沿海地区兴办制造业，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等美名。据统计，当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者超过1000万人。全国范围内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多万家，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员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而且，许多被誉为“92派”的知名企业家（例如陈东升、毛振华、俞敏洪、冯仑、潘石屹等）就面世于这个阶段，纷纷创建了后来引领行业发展、名扬中外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骄人贡献。

坚持以“放权”换活力。一部改革开放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放权史、放活史。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动作、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放权”二字。正是放权、放权、再放权，才有发展、发展、再发展。

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推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积弊甚深。其主要问题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地方没有积极性，企业没有积极性，个人没有积极性，活力尽无，一潭死水。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不仅导致权力失去制衡，进而导致垄断经济以及市场秩序的破坏，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结构畸形、价值观扭曲和民族精神滑坡，导致几乎所有人都缩手缩脚、有劲无处使。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从“放权”着眼着力的，当时流行的一个语汇即“松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放权”“松绑”不断扩大到各个领域，使全国上下出现了勃勃生机。

比如，在财政体制上，将过去中央和地方“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权限，实现事权和财权相统一。这对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产生了长远影响。

又如，在商品市场上，原先全国所有的商品，从大型机械到针头线脑，均由国家计划定价，企业没有自主权。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1983年9月1日，国务院再次批转《关于進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两次共放开了510种小商品价格。一时间，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批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专业市场，购销两旺，城乡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里的“放开”，其实就是“放权”，即下放定价权，以及市场开办权等;

再如，在个人择业上，总的看，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权益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只要有能力有意愿，只要合规合法，谁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改革开放后，首先是放权给农民。安徽凤阳搞包产到户，后来迅速在全国推开，这就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放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村活力。紧接着，在城镇，也鼓励大家特别是返城知青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大大放宽了个体经营范围。比如各种修理服务行业、服装加工业、家庭手工业、个体客户运输、房屋修缮、饮食业、小商品、日用杂品、干鲜果品以及鲜活商品的贩运等，竞相“无中生有”，使巨大的市场供应能力喷涌而出。这也是随后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的前奏曲或预演。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各级各类组织或机构对于个人则始终以放权为主，给予个人以更多的选择权或“小自由”，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比如支持“星期日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搞科研，允许政府公职人员依法买卖股票，现在又鼓励公立医院的医生到私人诊所（民营医院）执业等，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松，使全社会展现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生动局面。

这就是放权（让权）与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和个人活力的置换。

这就是基于现代分权原理之上的成功中国实践。

从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看，所谓党政分开，无非就是党向政放权;所谓政企分开，无非就是政向企放权;所谓“府际竞争”，无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使地方政府成为竞争主体）;所谓对外开放，无非就是中国市场向外国资本放权;所谓兴办商协会，无非就是党政部门向社会放权;所谓发展民营经济，无非就是制度和政策供给者以及资源控制者对民营企业放权;所谓择业自由、消费自由等等，无非就是各级各类组织或机构向个人放权……

这么一种勾勒，虽是粗线条，但有助于理解事物本质。放权，当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也不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将体制变革也理解为一种放权——一种最具核心功能或动能的放权，即从旧体制、传统落后体制彻底“放权”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直至归零，那么，用“放权”来概述改革，用“放权”来持续换取民营经济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活力，便不失为一种独特视角。

况且，中国40年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得益于这样一个全方位、全覆盖的放权（让权）。而所有这一切放权（让权），都会直接间接地作用于民营经济“补短板”。每当民营经济得以享受这样的放权（让权），便会反过来在权责利的平衡中，为增进国家富强和民众福祉释放更多的活力。否则，如果还任由“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恣意通行，就会导致民营经济创新无门、发展无门，使活力或逃遁或窒息。

放权，说到底，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交给市场或还给市场，就是要改善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用各级政府的减权限权来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的民营经济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看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真真切切地成为新时代创业创新浪潮奔涌的新动能。

如果在新一轮“放权”改革中，切实能够尊重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项，凡是公民法人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都放手交给市场、社会和公民自己，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放权，把该放的权力全都放开放到位，那么，民营经济将注定迎来新一轮腾飞，为伟大祖国“强起来”担当起应有的担当、奉献出应有的奉献！

当然，与以往一样，任何一个放权步骤，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们的抵制，来回折腾、拉锯难以避免。比如1981年4月，中央决定对当时的国营企业改组联合，主导思想为“既是调整，又是改革”，但在实施中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厅局则借机收厂收权，使组建起来的联合体仍是行政性公司，仍是政府附属物。此类放权与收权博弈现象，在我国漫长的改革历程中时有反复。只是事至如今，在高压反腐及其他因素影响下，相关主管部门可能更倾向于用“不作为”来抵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保住那点苟延残喘的审批权罢了。否则，为什么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迟迟不能出台？为什么民间资本仍然面临很多门槛，不能充分拥有市场准入权、投资自主权？

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个总病根。”至今仍有强烈的穿越感和穿透力。

或许正能说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深刻含义，说明简政放权从来都决非轻而易举，过去如此，今后可能更如此;同时，也说明简政放权这条脉络至今未断，机会成本很大，确需下猛药将它抓紧搞好、搞到底，这既是以深化改革激发“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的既定方向，也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需。

借助于国企改革进行深化。我们知道，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补短板”，是在公有制经济十分彻底的背景下起步的。当时，决策层遇到的棘手问题，一是如何搞活经济，二是如何缓解2000多万知青集中返城等所带来的就业危机。前者主要是指搞活国有企业，后者则直接催生了个私经济（民营经济）。自此开始，特别是1984年全面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在整个改革开放格局中，事实上已构成两条平行线，首先是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其次是国企改革以及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人们一般没有注意到，这两者决不是毫不相关的“平行”，恰恰相反，其内在关联是甚为紧密的。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更多地奉行效率原则，因此也更多地赋予国企和民企以工具性，比如战后重建时普遍兴办一大批国企，就有点像我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味道;当经济社会发展恢复秩序、步入正轨后，又选择市场退出，搞私有化变革。20世纪80年代美英两国政府的突出政绩，舆论认为主要在此。当时，我多次带团到英国考察，眼见其一个个国有垄断部门归于解体，包括电信、铁路、航空、军工等，其津津乐道的经验介绍是“所有行业都是可私有化的，也是应该这样做的，因为效率更高”。在中国，兴办国企是与执政党的公有制理想情怀梱在一起的，具有“毫不动摇”的意识形态支配色彩，并以组织关系、人事任命等作为特定的紧密型纽带。这就决定了在最初的改革取向中，我们何以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寄希望于“搞好、搞活”，而缺乏在所有制、产权制度层面启动改革的自觉意识与勇气;决定了偏好渐进改革路径，谨慎而不无一波三折;决定了首先是选择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这是典型的“有限理性”……

但是，规律终究是不可违拗的。尤其是已为人类社会的广泛实践所验证了的发展规律，既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无端轻视。

虽经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及其推广，以及紧接着施行承包责任制等，许多国企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体制机制，这些称不上伤筋动骨乃至脱胎换骨的改革举措，最终都捉襟见肘，逃不脱“边际效益递减”的宿命。与此同时，倒是民营经济则以蓬勃向上的雄姿，一路高歌，成长得很快，而且后劲十足。这种相形见绌，迫使一些有识之士和决策层不得不重新思索市场化特征更为鲜明的国企改革之路。或许，这恰是民营经济不经意间用自己的发展方式及其成果，影响了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的改革走向。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方面的影响确实深沉而富有动感，直接导出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经贸委主导施行的“抓大放小”和“三改一加强”（即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导出了进入本世纪前实现“三年两大目标”的艰难征战（两大目标即摆脱困境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然而，历史总是悲喜交集的。艰辛的国企改革，越向“核心部位”演进，对于民营经济而言，就越具有积极意义。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往往意味着民营经济也随之跨越一大块。

源于改革开放的民营经济才是真正的“体制内”

体制比较凸显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正当性。国企由于落后体制的束缚，很难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这个事实足以让广大民营企业增强自信，更加坚定地信仰改革开放、信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平常，人们区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习惯于将前者称作“体制内”，将后者称作“体制外”，其实后者才是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是真正的“体制内”，因而具有市场经济体制天然赋予的不可置疑的生存正当性、发展正当性。

对此，FT中文网发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文章，作了一些对比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是市场角色不断扩大和私营企业壮大的结果。在一个实际规模扩大了25倍的经济体中，私营企业贡献的产出比例，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的零，升至如今的逾三分之二。同期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均来自私营企业。私营企业还日益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人们普遍认为，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如今已经复兴，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私营企业产出年均增长18%，是国企扩张速度的两倍……”

有篇题为《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评述》的报告，援引有的学者观点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实际持有和控制人是政府，政府通过人事管控等手段实现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和控制……”报告还援引有的学者对1999-2007年中国国有制造企业的数据分析，“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存在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越高，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其中央企能够利用自身先天政治级别优势获取贷款，又能通过自身治理来节约行政成本;而省级国企只有政治级别优势而未能通过自身治理来节约成本。此外，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依赖来自政府部门的税收补贴优势而非创新效应。”

没有必要对国有企业作任何妖魔化或唱衰性的涂抹，国有企业只需要改革的坚定性与应有的力度。在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巨额国有资产理应在支持社会保障、平衡收入分配、探索新兴产业、确保国家安全等领域直接发挥更多作用，落实到企业层面，也就是说，如果在特定阶段尚须保留一定数量的国有独资企业，那么，主要应聚焦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且即使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更多地集中于上游，而不是中下游。由此说来，它与民企之间本不应构成完全市场化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因其功能定位、角色分工不具有同一性。为维护国家利益（哪怕是目前利益、短期利益），该垄断的其实应当理直气壮地實行垄断，不该垄断的则应果断、彻底地加快退出，而这两者，有关部门都缺乏担当、缺乏自信，这既不利于国有经济的“战略集中”，也不利于民营经济扩大市场运行范围，贻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强劲发展。

不能试错，何来创新？

国企大幅度减少为民营经济发展腾出广阔空间。在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建设以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对此，高层的反应颇具传统中庸智慧（或许也是另一种开放视角），即“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据有关资料，1978年前，经过30年的国家投资积累，全国共形成35万多家大中小国有企业，遍布各个工业部门和领域。启动改革开放后，许多国企无法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以及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不得不偃旗息鼓。

我一直认为，公有制、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如何兼容，是篇大文章，是个大课题。从中外经验来看，应当坚信国企改革是可以搞好的，国有资本运营也是可以搞好的，而经营性国有企业则是很难搞好的。因为国有资本的属性决定了既然是“全民所有”，国企就不可能允准去大把花钱（“全民”的钱）任意试错，而试错是创新的必然，不能放手试错，又何以能形成创新优势、取胜于市场竞争？这也正是在极度依赖创新、极度需要承受试错风险而适应快速迭代变化的互联网领域，为何至今没有一家国企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要学会“退出”（是战略退出，而不是溃败），这对民营经济发展则绝对利好。比如，据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4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经济领域“改制”而来，其中“改制”前是国有企业的占25.3%，是乡镇企业的占74.7%，有60.6%的私营企业主是“改制”前企业的负责人。在持续改革的大潮涌动中，假如没有相当数量（约占95%以上）的国有企业先后退出，而是像现在广受垢病的“僵尸企业”那样占着大量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却形成不了有效供给，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就肯定要逼仄许多、狭窄许多;同时，整个市场经济环境也会非常严峻，从外部挤压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丧失发展民营经济所应“标配”的自由与宽松。所以，借助或借力于国企改革及其深化，是民营经济成长壮大所非常倚重的。

流向，即意向，即方向

国企改革为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准备或输送优质人力资本。在严峻的国企改革中，“人往哪里去”与“钱从哪里来”（改革成本）一样，是个大难题。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分析，能够说清楚在世纪之交那个来势迅猛的“下岗潮”中，4000多万曾经享有无上光荣的国企“主人翁”们到底安置得如何。

当为数众多的富余人员（时称“冗员”）从国企下岗分流后，有的自主创业当老板，有的经由“再就业服务中心”等机构培训几个月即转到民营企业当员工或职业经理人。他们大多有良好政治素质，文化水平普遍在高中以上，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转战民企后，角色变了，环境陌生了，其中也有不适应的，但一旦下决心断了“大锅饭”“铁饭碗”的念想，确立起市场竞争意识，转变思维方式和观念，义无返顾地加盟民营经济建设，这对于优化民企及其人员结构是很有意义的。这客观上就是民营经济从国企改革中获得的一份“红利”，换句话说，就相当于国企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捐助了一大笔人力资本投资，或者节省了一大笔基础性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经费开支。

此外，还有很大一块人力资本则由国企改革中的“管理者回购”或“管理者收购”（MBO）转换而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国企扭亏无望，风雨飘摇，濒临关门倒闭。对此，有些地方尝试MBO，即允许管理者团队按评估价及一定程序回购或收购整个企业资产，全体职工或部分职工可自愿随之划转，成为改制后的民企员工。改制后，有的上级主管部门则在企业里留出一部分或少量国有股份，这有点像现在的“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只不过MBO的企业当时都非常明确是由非国有资本控股或主导。

这些改制企业，经过一段市场磨合期后，一般都能稳住阵脚，而且还能将原本熟悉所在行业情况、对同类产品的技术制高点以及竞争对手了如指掌、对同时转过来的团队成员和员工队伍比较了解而不用支付太多“陌生的成本”等等优势悉数发挥出来，再加上铆着劲儿干，大多很快就能证明改制这条路走得光明、走得正确。这样的改制企业，无疑也是优质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作为一支新军，对于提升整个民营经济的素质是很有益处的。

我记得2004年10月2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办过一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这次由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主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常务副主席王忠禹出席的专题座谈会上，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等数位著名经济学家，均旗帜鲜明地发表了重要意见，其中最尖锐的质问是：“如果只有国有经济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我国的其他经济成分难道是异己力量的经济基础？”

这个波折或败笔，也许出自保护国有资产的动机，但结果则是保护了落后体制，让低效率在无形中“侵吞”掉了大量国有资产;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台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在稳信心、稳增长的名义下，国企搞无度扩张、无序扩张，两相接续，整整十几年时间不见国企改革有任何突破（这恐怕正是近年来东北三省再度“塌陷”，许多国企成了进退两难的“僵尸企业”的直接原因之一）。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全社会改革创新氛围的伤害都很大，而且至今都尚未完全走出阴影。

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孰应做强做优做大？

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促进民营经济融合发展。常听有人议论说，“混改”不过是上世纪50、60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的重演或翻版，很可能导致民营经济再度消亡。

我认同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决不至于这么悲观。因为改革开放搞到今天，全国人民已日益充分地感受到发展民营经济利国利民，一切有良知的人肯定都不会同意用任何逆转方式走回头路。而且，更应看到的是，步履蹒跚的国企改革再也不能继续“蹒跚”下去了，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革再也不能这样“持久”下去了，应当尽快找到一条爬坡过坎的新路（生路、出路），以打破僵局，洞开天地。而推进“混改”，则可使搁置许久的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落实于从监管企业（管企业）到运营资本（管资本）的转轨上去，不再纵容国有企业去跟民营企业抢资源、争市场等。

对于国企而言，“混改”也许是最接近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的重大改革进程。它可以大大缓解多级委托代理和政企不分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将会锻造出一种内涵和结构都更为丰富、更具张力的新型混合所有制，也就是说，当若干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进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其主体必然是混合所有制，而不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是古典业主式的个私企业，因为只有多元主体相互融合的混合经济，才可能是高度社会化的真正‘公有的公有制”（见拙著《学会“退出”——我所研究的经济与企业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混改”的关键是“混”，更重要的是“改”;只有真正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引进更为灵活的决策机制、增强对市场信号反应能力的“混改”，才是真正成功的“混改”。这里的难度在于企业控制权的改革转移，即能否从政府手里转移到真正的企业家手里。现代产权理论表明，产权是最基础最有决定性作用的激励机制。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就决定着资产、资本运营的意志、方向和路径，这不仅关乎剩余索取权的确定，关乎经济效率，也关乎社会平等、公正和社会稳定。

试行“混改”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已从中获益，吸收到了融合发展之滋养。比如，2015年中央正式提出军民融合战略后，许多“军转民”“民参军”项目吸纳了民间资本大量的创新血液，全国各地兴办军民融合产业园区几百家，光北京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联盟）就集中了60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发展势头很好。

“混改”，作为引入先进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契机以及需要持续发力的改革探索，尤应倡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闯劲和狠劲，否则，既得利益者们就会对民间资本的进入只顾“设路障”而不愿“设路标”，甚至会出现“逆混改”。比如，近年來顶层设计并倡导的3P项目（即PPP项目），本来可以是推进“混改”的极佳机会和试验田，但在一些地方实践中则完全动作变形、走样和扭曲了。他们把3P项目中最关键的那个P（即private，私人资本）抽掉甩开，将国有企业顶了上来，公共服务类项目最后还是搞成政府与国企（国有资本）合作了，致使通过引进私人资本（民间资本）以提高3P项目效率效益的良好动机和既定目标统统化为乌有。有的项目签约后，国企再转包给民企，加大了运营成本和腐败风险，与改革的本意相悖。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说明现有治理体系中问责制这一约束性重要环节仍是非常缺失的。

一旦“混改”能如愿以偿顺利推进，包括在股权机制上更灵活机动、突破民间资本持股比例过低而没有多少话语权甚至没有剩余索取权的现实障碍，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就能融合一大块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共享发展，既发挥好民营企业对效益关切度高、“经营用心、管理上心”等优势，又嫁接上国有企业相对较低的融资约束、较高的市场位势等便利，采取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加强融合，无疑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目标。

但是，从目前来看，还远未突破，关键还得在姓“国”姓“民”问题上再度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在姓“资”姓“社”问题上解放思想一样。

从长远看，中国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征路上有更大作为，也必须造就成千上百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其基本来源，一是有国家或政府背景的大型或特大型国企，二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优秀民营企业，三是改革创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三管齐下，便可构成鼎足之力，以驰骋天下。尤其是民营企业，从中诞生的企业家及其企业家精神，是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秩序的。而创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显然是民营经济借助于国企改革而持续“补短板”、在创造更多GNP（国民生产总值）的世界市场开拓中行稳致远的一个战略机遇。

现代盛世寄望于“法治中国”建设

综上可见，中国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确实是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当代版本，是从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样板，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受益人群最大的市场经济实践。无论就改变中国面貌而言，还是就启迪人类世界而言，以“居功至伟”相称，均不为过。

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民营经济发展顺畅，什么时候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些;什么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好，什么地方的区域经济就有生机。而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广大民营企业，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朝气蓬勃的民间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面貌和状态，将持续影响着整个国家、社会的面貌和状态。他们既是“补短板”的产物，也是“补短板”的市场主体和中流砥柱。他们自身的思维水平、精神境界、经营管理能力、守正出奇、成熟度、恭俭谦约、合规意识、国际视野、优雅和尊贵等等，也将在未竟的“补短板”中继续得到充分补给和补养，成长得更加壮硕和健康。

或许，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至多只走了上半程。发展民营经济亦如此，“补短板”转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从原先的需求侧为重转到供给侧为重，就要追求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制度和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等创新供给、产业链集群供给、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生产性服务供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供给等方面的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而实施“两个健康”（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应当是下半程“补短板”的重点所在、聚焦所在。这决定了“补短板”要有新动能，而不能仅仅或仍旧停留在上半程颇为管用的有效调动人们积蓄既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上。

能否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动能呢？

能否以携手全体人民共同迈向“强起来”为新动能呢？

能否以构筑“先发优势”为新动能呢？从中美经贸摩擦及其难以嘎然而止的大国博弈持久化态势中，我们是否至少应当有这样的反省：以技术模仿、跟进为特征的“后发优势”似已走到尽头，而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足为致命缺陷的“后发劣势”正在显现为一种“瓶颈制约”，有可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又一次像加入WTO那样难得的倒逼机遇，促进我们去培育和开发更多的“先发优势”？

此外，我们是否还应平心静气地恭聆“感恩”的召唤？

我们不能只要求民营企业感恩社会，民营企业也不能只接受社会的感恩而不知感恩社会。只有双向感恩，方为和谐。

想一想，我们党从一个曾以“托起枪打发财人”（见四川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为口号的革命党转为能鼓励、支持、引导更多人发财致富并成为有产阶级的执政党，这容易吗？说要“感恩党和国家”，决不是空洞的溢美之辞。谁愿意将曾经寄托着壮丽建国理想、又是在长期的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包括体制转轨时期作为解决诸多困难问题的重要依托资源的）公有制经济轻易放弃呢？一个依靠工农联盟浴血奋战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大黨，在改革开放创造了巨额社会财富之后，出台一个“劳动合同法”，适当顾及一下普通劳工（劳动者）们的利益，难道很不好理解、很应当遭受富有阶层的抱怨吗？

反过来说，对我们的人民，对懂得“赚钱很苦，没钱更苦”而又不甘受苦、自强不息的草根大众是否也应更多一些敬重、关怀与爱护，更多一些“良法善治”“至清廉平”方面的供给或“补短板”呢？

在强化“中国特色”的同时，可否更多一些对普遍规律的思考和遵循呢？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有无更好的思路来探索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体系的融合问题，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治理模式，以尽可能减少分立的成本以及忽而“国进民退”、忽而“国退民进”之类的折腾成本呢？

在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做出“五六七八九”重大贡献的同时，是否还更应将此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既引导其加强存量结构优化或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又腾出更大的空间让其释放活力增量扩展，将此二者作为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去创造更大的“中国奇迹”呢？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是否应包括构建现代思想市场，以及力争让中国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呢？上世纪全球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大师科斯曾说：“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未来，中国民营经济能否再创辉煌，也许一切将取决于在实施“两个健康”中，能否出现更多真正“明道”“通数”“审势”“达理”的贤人君子——秦末黄石公的《素书》说得好：“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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