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营经济“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
| 范文 | 朱向群 2018年9月12日，一篇题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引发热议，作者是吴小平。 在吴小平的文章中，他认为私营经济的任务是“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已初步完成。因此，“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公有制经济一统江山，计划经济一匡天下，“一大二公”独步神州。普天之下，莫非“国营”;率土之滨，莫非“国企”。民营经济从一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后来的“公私合营”，到最后把“资本主义尾巴”都割干净了，至1978年，民营经济几乎销声匿迹。 从1978年到2017年底，改革开放40年，民营企业数量达90%以上，解决了我国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拥有70%以上的技术创新，创造了60%以上的GDP，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这就是通常所说在“五六七八九”）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容置疑，“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是市场角色不断扩大和民营企业壮大的结果。” 2018年9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出席了此次活动，众多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纷纷批驳“民营经济离场论”，一致呼吁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国家高层接连给民营经济发展打气，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也对“民营经济离场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布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民营经济排忧解困。政府多部门密集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尤其是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明确发声，要打通债券、信贷、股权等多渠道的融资功能，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降低税费负担水平，保护和激发自主投资意愿，降低市场不确定性风险。 王忠明博士多年从事民营经济研究，对民营企业40年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他认为，“民营经济完全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是从零开始、破茧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他把民营经济在中国“从无到有”和“绝处逢生”称为惊世骇俗的“补短板”、最直观最壮观的“平地起高楼”。中国民营企业40年的大崛起大发展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居功至伟的世纪工程。 王忠明博士认为：“发展民营经济的伟大意义恰在于，这块‘短板一经修补，整个供求关系、整个所有制结构乃至经济结构便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就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进程，就有全面改革及时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伟大跃迁，就有深圳特区、上海浦东等先行开发开放地区的伟大创举，就有10多亿人口从‘站起来到告别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直至‘富起来的伟大史诗……” 实际上，这40年来，尤其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后，“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五六年“国进民退”甚至占据上风。“民营经济离场论”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这些年关于国企和民企的政策摇摆，导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此起彼伏。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具有平等的地位、能不能公平地竞争。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指出，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是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一次质的飞跃。这既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又可以促进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但实施还没有到位，2006年政府权威部门宣布，国有企业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等七大行业中保持“绝对控制”、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基础性和支柱产业“保持较强控制”。这两个政策实际上是有冲突的。随着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出台。这样的矛盾日益激烈，“非公经济36条”基本上沦为空头支票。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家的直接感受就是“非公经济36条”是玻璃门、弹簧门、铁门，没有国企参与和国企背景的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这些领域。 2010年，为拉动经济，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进一步释放出支持民营企业的信号。“新36条”主要针对民间投资，在扩大市场准入、推动转型升级、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环境、加强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政策措施。可实际效果依然不好。 民营企业的艰难与风险不仅在于政策的不确定、不稳定、不持久，还在于营商环境的风雨如晦、政商关系的混沌不清、法制体系的诡异莫测。 2018年11月14日上午，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中央政法委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研究部署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和服务工作，“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及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法治化、便利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明确提出，“把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中央政法委强调，“对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要依法妥善公正处理。建立完善涉民营企业及经营者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常态化工作机制，依法纠正侵害民营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冤错案件。”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一发声：近期将平反一批民营企业家冤案，今后对民营企业家及其财产慎抓慎封。 这是个很振奋人心的表态。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民营企业家“原罪”的激烈争论。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家的冤假错案也是频发多发。如果能够真正平反一批大案要案，给民营企业家一些希望和信心，这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忠明博士进一步提到：“大力‘补短板、发展民营经济，是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暧房和‘温床，是生长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原产地，是调整、丰富和优化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通道之一;无论是新社会阶层，还是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乃至富有或超富有群体，都离不开‘补短板这个硬道理。”“这个新阶层……在这场伟大征战中发挥好基石或压舱石作用。他们不仅是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生广主力和消费主体、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稳定器，而且也正在成为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进步力量。” 所以，一个“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舆论环境等），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好的环境，是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的“暧房”“温床”和“原产地”，那么坏的环境就是“冷宫”“寒林”和“沼泽地”。只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孕育、培养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民营经济只能在平等、公平、宽松和自由的气场中成长。 我们不能光喊“别让企业家跑了”，而是应该栽好“梧桐树”，凤凰自然来。创造好了经济发展的条件，减轻民营企业家的负担，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自然就会健康而迅速发展。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发展，应当更多着眼于进行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环境的体制改革，以及能够使得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对未来有明确稳定预期的法治建设。民营企业迫切需要的，不是特殊的政策扶持，而是一视同仁的体制环境。”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民营企业家是浙江最宝贵的财富，浙江要把民营企业家搞得香香的，把民营经济做得壮壮的，让民营企业家们有更多的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虽然“香香的”“壮壮的”这些用词让人无限遐想，但是也说明政府又开始重新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成长。 改革开放40年，既是民营经济的旺年、盛季，却也伴随着坎坎坷坷，沟沟壑壑，荆荆棘棘，曲曲折折，现在中国民营经济大难不死，却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民营经济离场论”借尸还魂，中美贸易战硝云弹雨，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已逐渐丧失（吴晓波语），外资内资纷纷撤离，老龄化社会不期而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忠明博士的雄文《人类史上居功至伟的“补短板”》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历史总结，对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伟大贡献予以充分肯定，最后他呼吁：“在新的现代盛世的启幕之际，可否切切实实地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平安中国‘美丽中国‘数字中国‘健康中国尤其是‘法治中国（法治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等方面的保障作用不可替代）的建设加速推进，让我们的人民包括广大民营企业家（企业主）们为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而倍感踏实、‘安心、放心、舒心、扬眉吐气呢？” “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同样，好的制度能够使民营企业如履平地，使民营企业家如鱼得水，使民营经济如虎添翼;坏的制度能够使民营企业如涉渊水，使民营企业家如履薄冰，使民营经济如蹈水火。 衷心希望中國民营经济的下一个40年，乃至500年，隆隆日上，繁荣兴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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