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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父辈影响分析

范文

杨苓浚

摘要：“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来，二孩生育意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研究表明，父辈作用是影响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研究中结合贝克尔“孩子需求”理论提出，父辈作用主要体现在赡养压力、父辈经济支持、父辈抚育支持等三个方面，其中，前两个因素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尤为显著。赡养压力越大的育龄妇女越想要生育二孩;父辈对家庭的经济支持水平越高，育龄妇女越不想生育二孩。此外，父辈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所不同，父辈影响只对城市育龄妇女有显著作用，而对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父辈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1问题提出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来，使家庭的生育决策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对生育意愿的考察成为对国内研究的重要领域。总结目前已有的研究，城乡、民族、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會经济变量对于孩子供给的影响显著;育龄夫妇兄弟姐妹的个数、对现有子女数是否满意、第一孩的性别、生活城市的类型等也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陈卫、史梅，2002;风笑天，李芬，2016）。但在已有的关于父辈对子女生育意愿的研究中，多为理论层面的讨论，缺乏实证研究支持。同时，即使在已有实证研究中，也多为个别城市地区或特定人群的研究，缺乏对全国整体层面的考察与验证。除此之外，多为针对父辈的复杂影响机制中单一影响作用的探究，缺少对父辈影响的整体探究。基于此，笔者使用权威数据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父辈影响进行分析。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曾在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时，提出“孩子需求”理论，认为孩子是家庭内部父母生产的“家庭品”，虽不似市场商品有明确的价格，但却有“影子价格”（父母双方在抚育子女期间需要放弃的工作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假设基于发达国家“夫妇核心家庭结构”的前提，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经常是“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共同参与决策和分担成本，生育决策扩大至育龄夫妻双方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权衡中，赡养老人也是家庭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并在抚养孩子的成本与家庭其他消费品的资源配置决策中发生着重要影响。另外，由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子女往往面临着更大的父辈赡养压力，父辈的赡养成本对生育二孩成本产生挤占，降低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赡养压力对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影响为负;假设2：父辈经济支持对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影响为正;假设3：与父辈同住型家庭为育龄夫妻提供抚育支持，提升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假设4：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父辈影响具有城乡差异。

3数据、变量与方法

3.1数据介绍

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项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CLDS2016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样本规模为401个村居，14226户家庭，21086个个体，其中“生殖生育”问题只针对52岁以下的妇女，通过筛选出已经生育过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样本数据，剔除未回答生育意愿的样本，共得到有效观测样本2070人，其中愿意生二孩的样本385人，占比约l9%。

3.2变量描述

因变量：二孩生育意愿。数据反映出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准生”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

核心自变量：赡养压力、父辈经济支持、父辈抚养支持。其中，赡养压力用赡养长辈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父辈经济支持通过家庭离退休金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衡量，抚育支持用是否与公婆或父母中任何一人共同居住来衡量。

控制变量：最佳生育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独生子女、一孩性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身体健康水平、父亲健在、母亲健在、家庭收入、村居类型。其中初婚、独生子女、一孩性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父亲健在、母亲健在、村居类型做0—1哑变量处理，家庭收入取对数处理，教育程度转教育年限处理，见表1。

3.3分析模型

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公式为：

P=p（y=1|x）=eα+βx1+eα+βx=exp（α+βx）l+exp（α+βx）

其中，y代表因变量二孩生育意愿，x代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自变量，p是在x的条件下y=1的概率。在分析中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回归中的结果予以分析并得出结论。

4数据分析结果

4.1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父辈影响作用分析

第一，赡养压力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在加入赡养压力后，除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更加显著外，其他控制变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验证了假设1的前半部分，赡养压力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赡养压力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正向的，数据结果表明，赡养压力越大，即养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越大，育龄妇女越想要再要一个孩子。这与假设l的后半部分，赡养压力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为负向不符。这一分析结果的出现，其可能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家庭特有的家庭经济上的储蓄倾向使得家庭消费并不能很好的呈现家庭抚育子女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单一经济方面的考虑背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还有其他考量。尤其是在中国，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则更为复杂。在赡养压力更大的家庭，育龄妇女体会到子女对照料父辈的强大作用，也体会到了照料父辈承担的巨大压力，这使育龄妇女推及到自身养老问题，希望生育更多的孩子，分担养老负担。

第二，父辈经济支持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核心自变量父辈经济支持后，父辈经济支持对因变量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证明了假设2的前半部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影响是负向的，即离退休金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育龄妇女越不想生二孩，这与假设2后半部分相违背。进一步分析来看，父辈经济支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赡养压力的负向影响因素，即在没有赡养压力的家庭，父辈不需要子辈额外提供经济给予，甚至可能会负向上给予子辈经济支持。有理由认为，父辈与子辈的责任义务模式影响子辈的生育意愿，尤其是父辈离退休金在家庭总收入所占比重较大时，可能形成家庭生活中一种隐性啃老行为的“逆向代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影响着子辈的生育观念，即会产生父辈经济支持越高，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的可能。

第三，父輩抚育支持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核心自变量父辈抚育支持后，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也不显著，但是根据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与公婆或父母同住的育龄妇女更愿意生育二孩，即父辈抚育支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为正向。这一数据结果与假设3相违背。但单独将父辈抚育支持与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父辈抚育支持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父辈抚育支持对因变量可能有显著影响，但是由于其他变量的加入，其影响作用被稀释。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最佳生育年龄与多个控制变量有高度的关联性，即是否与父母同住可能与子辈的年龄存在着关联。除此之外，育龄妇女的父母是否健在也影响着其与父母、公婆的同住情况。城乡之间的家庭居住类型也可能存有差异。

第四，父辈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将三个核心自变量加入后，在核心自变量方面，赡养压力依然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父辈经济支持显著度上升，父辈抚育支持的影响仍旧不显著。从完整模型中可以看到，赡养压力与父辈经济支持确实存在共同的作用原理。虽然原有假设都没有得到验证，但是通过回归结果却从中发现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父辈与子辈代际关系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存在着显著影响。当父辈对子辈的付出大于回报时，子辈倾向于不生育二孩;当父辈对子辈的回报大于付出时，子辈倾向于生育二孩。也就是说，父辈与子辈的代际关系可能影响子辈对孙辈关系的认知，从而影响子辈的生育意愿，见表2。

4.2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父辈影响中的城乡差异

已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农村生育二孩的愿望要比城市高，这个结论也在本研究的模型中得到验证。在数据分析中，农村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独生子女在城市中对二孩生育意愿高度显著，在农村却没有显著影响;养老保险对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但对城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却没有显著影响;身体健康水平对城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但对农村却没有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在原本模型中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当划分城乡区别后，对因变量影响显著。究其原因，随着“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的影响减弱，子辈的生活与养老问题得到保障，不生育二孩倾向性更为明显。另外，在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城市，赡养压力与父辈经济支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增强;而在农村，赡养压力与父辈经济支持则丧失了对二孩生育意愿的显著影响。这样的研究结果使假设4得到了证实。可以说，在城市中父辈与子辈间的代际功能关系更加影响着子辈生养孩子的利弊衡量。在农村中，孝道文化仍然影响深远，无论是对父辈的经济支出还是父辈对子辈的经济支持都被合理化解释，因此赡养压力与父辈经济支持对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见表3。

5结论与讨论

笔者运用CLDS2016数据，对已有研究中关于父辈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进行验证，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提出了新的基于家庭代际功能关系视角的可能解释，为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中的父辈影响研究提供了新角度。研究发现：赡养压力、父辈经济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与研究假设并不相符;在城乡差异上，父辈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城乡间有明显的不同，其对城市育龄妇女有显著作用，而对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对分析结果进行原因探索，存在一种可能的解释：面临着较大赡养压力的家庭可能会从照顾父辈的经历中，产生更强烈的“养儿防老”观念;而在父辈经济支持水平较高的“啃老型”家庭中，子辈可能从父辈抚育过程未获得相应回报的不平衡关系中影响生育意愿。

参考文献：

[1][美]贝克尔.王献生，王宇译.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陈卫，史梅.中国妇女生育率影响因素再研究——伊斯特林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2）：49-53.

[3]陈卫，靳永爱.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学刊，2011（2）：3-13.

[4]陈字，邓昌荣.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6）：75-81，96.

[5]风笑天.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3）：75-82，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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