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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话语构建对东盟合作的影响

范文

查奕如李淑君陈锦萍王贞敏邹青栩郑云飞

摘要：本文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出发，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构建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通过运用频率统计的建模方法所进行的话语分析以及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东盟国家“合作意愿”的考查，本文认为，中方在话语理念建构方面通过强调“新理念和弱化“主导”效应来增强东盟国家的合作意愿，并通过“直人话语接收者偏好”的话语互动模式来增加东盟国家产生和强化其合作意愿的可能性。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话语构建;中国-东盟合作;影响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1 选题背景和简介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合作不断深化，截至2018年9月份，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达3658.9亿美元。[1]从2018年1月到10月份，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11.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2]对于东盟国家来说，中国政府这一支持举动有利于在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国际收支平衡的维系。因此可以说，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中国与东盟国家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双方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和动力，这将最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是中国政府结合“一带一路”的大背景根据国际形势和自身发展状况建立的新话语。这一话语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利于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

因此，本文将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东盟合作”和新时代的中国特色话语“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在分析此话语构建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过程中，本文将主要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并主要从东盟国家的“合作意愿”这一方面来进行分析。

2 话语的定义与话语分析原则

2.1 话语的定义

目前，学界对于“什么是话语”或者“话语的定义”还未有一个权威、统一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认为，话语可以直接理解为语言的使用，而这种使用要能创造某种意义。[3]哈里斯将话语定义为“由不间断的句子排列组成的特殊整体”。[4]在塞弗瑞恩等人主编的《话语分析手册》中，话语的定义被分为三类：一是在句子之上的任何成分;二是语言的运用;三是广义的社会实践。[5]福柯在研究中将话语与人联系在一起，认为话语促进了知识和人类活动的形成，独立于语言和言语。[6]由此可见，无论是哪种定义，都认可了“话语”在“语言”中的关键作用和“话语”与社会的联系。简单来讲，“语言”是“话语”的载体，且“话语”具有一定社会性。

2.2 话语分析原则

由以上话语的定义可推知，在话语分析中，我们需要把握的两大基本点便是“语言”和“语境”。在话语的“语言”分析中，霍布斯、毛特纳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都主张“语言无本质”，即语言永远无法被定义，我们只能在具体语言游戏中描述它的某些相似性。[7]罗蒂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并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认识到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突变不是语言本质的瓦解，而是语言的新生[8]。在“语境”分析方面，弗雷格在（逻辑哲学论》中将话语分析中的“语境原则”表述为：“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联系关系中名称才有指谓。”[9]在话语分析中，福柯就“语境”因素进一步指出，“话语不仅要受制于话语内部的规律，更多地要被话语的外部因素所制约，而这一外部因素就是权力。”[10]因此，话语分析离不开对社会环境的分析和对权力的认识。本文在接下来的话语建构分析中将紧扣这个原则。

3 话语建构建模分析

3.1 语料库选择

笔者随机抽取了自2013年中国提出“携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15篇中国政府讲话[11]和20篇官方社论[12]“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建构模式。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及其宗旨，见表1中数据表示出现以下命题的文章数量。

所选的全部15篇政府講话和绝大多数的社论都强调它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并且是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其基本的宗旨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要求，以此谋求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而言，相关的讲话和社论从发展的顺序出发，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其历史条件（过去）、时代发展需求（现在）以及国际形势要求（未来），见表2中数据表示出现以下命题的文章数量。

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政治互信、合作双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摒弃前嫌、开放包容、共同参与等诸多因素，见表3中数据表示出现以下命题的文章数量。

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能促进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能推动建立宽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框架;能够推进东盟国家工业化与产业升级;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做贡献。

“携手”与“建设”之间的关系，表中数据表示出现以下命题的文章数量，见表4。

3.2 话语、身份与国家关系中互动建构模式

我国的古诗词在政府讲话中被引用35次，社论中被引用45次：成语在政府讲话和社论中被引用高达40次;传统名称在政府讲话和社论中分别被引用30次和25次，见表5数据中表示出现以下命题的文章数量。

3.3 话语建模分析总结

第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定义：建立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二，“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且符合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要求。

第三，“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携手建立“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政治互信、合作共赢、守望相助的理念，并需要摒弃冷战思维，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参与进来。

第四，“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能促进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能推动建立宽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框架，能推动东盟国家工业化与产业升级，能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容、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做贡献。

第五，“携手”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携手”是“建设”的必要条件，“建设”能促进更好的“携手”。即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积极参与和团结协作，“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作。

3.4 话语、身份与国家关系互动模式分析总结

历史话语互动模式：多引用古诗词、成语、传统名称等中国传统历史话语来化解话语建构中的“主导”因子，树立起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身份互动模式：多用“合作者”“客人”“邻居”“亲戚”“受益者”“同舟共济者”等词来表示对方身份，大大拉近了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距离，展现了中国的友好态度。

历史关系互动模式：通过对双方历史地理联系、历史往来和近期合作成果的回顾，为双方合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直接证据。

4 话语建构的影响

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见表6。

4.1 构建‘新”话语带来的“新”信息效益

从以上对话语建构的建模分析可推知，中国试图建立“新”的话语，并在话语建构中时刻强调这种“新”。这种“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图挣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建立属于东方的话语;二是改变“旧”话语，在新形势下建立“新”的话语。接下来，本文将从这两点来分析中国话语建构中体现的“新”是如何给东盟国家传递“积极”信号的，再通过博弈论来分析这个“积极”信号是如何提高东盟国家的合作意愿的。

随着东方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东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加剧使得西方国家愈来愈希望通过话语霸权建构来对东方国家施加政治影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占统始地位的思想实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达，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3]可见，西方国家扩展话语霸权的真正目的是谋求“主导”或“统领”地位。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东方国家建立自己的话语显得尤为重要。从上述的话语分析可知，中国将‘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国际形势和时代发展潮流联系在一起，一再强调东盟国家的“团结协作”，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共同发展，“携手”推进世界和平发展。这样的“新”型国际关系符合当前国际形势下东盟国家的需求。

同时，这一“新”体现的也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国际形势对外交理念和政策的调整。自2013年以来，尽管世界局势“总体稳定”，但“仍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和话语权的增强，中国不断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中的外交话语也从“韬光养晦”转变成了“积极有为”，积极推动“权责共担”的新型合作关系的发展。这种“主动性刊颐应了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符合东盟国家寻求发展的诉求。

接下来，笔者将利用博弈论的知识，建立函数关系式：

效用函数分别为：

ui（x）=x，uj（x）=In（1+x）

“新”信息出现前局中人i和局中人j的信息分割都为P：{w1，w2，w3，w4}，t（wn），n=1，2，3，4可視作局中人j在某事件中预期风险的量化或局中人i获得的保险。此时，

当“新”信息出现后，“新”信息传递的积极信号使得新的信息分割为：

在这个公式中，局中人i对成功概率的估计仍未发生改变（考虑到先验知识的缺乏），而局中人J的估计有所上升（考虑到传递“新”信息的动机）。此时，可得“新”信息出现后预期风险或保险量化为：

由此可得，

由以上计算可知，如果中国方面传递出了“新”的积极信号，那么东盟国家方面对预期合作效用的期望值将增加，合作的意愿将增强。

4.2 话语政治权衡带来的“公平性”效益

根据之前所述的福柯对话语的定义和分析，可以明显知道“话语”与“权力”的不可分，即“话语”的建立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政治诉求。因此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得明了中国话语建构中伴随着的“话语权”，即我们不能否认中国谋求话语权的意图。根据陈开举对“话语权”的定义，“话语权指人们以话语为手段表达意见、实现自身权益、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15]又根据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的论述中可知，国家间的政治权衡在国际关系形成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6]因此，如何通过话语建构来进行政治权衡，从而在谋求话语权的同时，减小东盟国家的忧虑和防备心理，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将先具体分析话语中体现的“政治权衡”，再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这种政治权衡是如何推动增强东盟国家的合作意愿的。

在“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中，“建立”（某体系或联盟）带有强烈的西方话语色彩，即主导权色彩，引用新华字典的释义就是“能够影响他人的力量”。从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走向自由之路》中的论述可知，合作联盟中一方的“主导”或“控制”将使得其他主体参与的活力降低，从而使得合作主体间传递的信息不能真实地反映现状，合作的有效性将降低。[17]从国际形势上来看，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对东盟国家的影响较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中小国家为主的东盟各国对中国产生了焦虑和担忧，因此话语中的“主导”色彩将使东盟国家的忧虑加深，这将使得双方的合作难以得到有效进展。为了缓解这种西方话语特征的影响，中国话语在理念建构中引入了中国历史话语，在“构建”一词前加上了“携手”二字，并在理念阐述过程中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中“和”“同”“睦邻”等思想的引用，比如“同舟共济”“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等。同时，中国话语巧妙地在“携手”与“构建”之间建立了逻辑关系，并且着重强调了将“携手”与“构建”结合的重要意义。这样一来，话语的“主导”色彩就被大大减弱了，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担当、追求和平发展、关注全人类命运的大国形象也被树立起来了。

从文化认同方面来看，华文教育在东南亚推广程度较高。根据2018年度调查报告显示，东南亚国家学习华文人数达160万人，华文老师人数达2万人，开设华文课程的学校数量约有2652所，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从文化认同度上来看，东盟国家能较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这大大增强了这一话语建构方式带来的效用。

接下来，笔者将利用博弈论的“公平”概念，建立一个“友善函数”，并通过这个函数来分析此话语政治权衡带来的效用对合作的影响。在建立函数前，我们得先指出“公平”在博弈论中的含义。在博弈论中，“公平”更多是指一种情感因素，根据赵耀华在《博弈论与经济模型》中的论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某人对你不友善，你也对他不友善”，言下之意就是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双方的行动动机，而且还取决于其关于双方对如何认为或是判断对方的行动动机。接下来，笔者开始建立友善函数：

根据博弈论的思想，我们可以用局中人i在帕累托前沿上平分好处时的公平收入来量度局中人i对局中人J的友善程度。则

由此可知，若东盟国家方面认为中国方面对他不善，即fj（bj，ci）<0，则东盟国家也将对中国不友善。如果中国方面表现出善待东盟国家，则fj（bj，ci）>0，那么东盟国家将会待中国友好，这样fi（g）将较高，而由之前的分析可知，在关于“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中，中国在力求增强话语权的同时，借用中国历史话语减小话语中的“主导”色彩，塑造了一个爱好和平、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加之东盟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已给东盟国家发射出了一个强烈的“公平”信号（也是“友好”信号），且这种“公平”信号可以被东盟国家所认知。因此，从博弈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此政治权衡方式通过增强“公平”性来提高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友善度，从而加强东盟国家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4.3 “直人话语接收者偏好”的话语互动模式带来的“无成本信号博弈”效益

由上述关于“话语、身份与国家关系互动建构模式”的分析可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身份称呼用词直接、准确地表达了双方关系，明确了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在表达双方关系的身份用词上，中国多用“邻居”“合作者”“受益者”“同舟共济者”等称呼直接明确地突出了双方紧密相连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增强用词的“亲切性”大大拉近了双方距离;在双方历史关系回顾方面，中国在话语建构中首先强调了双方天然的地理和历史联系，直接表达了双方合作具有良好的地理和历史基础。此外，中国还通过对双方历史联系和近期合作成果的回顾，为双方合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直接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直入关键点”的话语互动模式使得“发送者”的偏好充分接近于“接收者”的偏好，即“发送者”时刻都在传递“接收者”最想知道的东西，并在“接收者”最想了解的点上下功夫。下面笔者将用从“无成本信号博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话语互动模式表现出的这种特点对东盟国家合作意愿的影响。

两个局中人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根据完美贝叶斯均衡定理，存在一个单位区间：

[0，x1），[x1，x2），…，[xn-1，xn]

使得i在收到信息总是选择行动（xn-1+xn）/2，且认为t∈[xn-1，xn）在区间内均匀分布。再根据此均衡定理中的“效用一致”原则，我们可得：

设每个区间长度为r，则nr+2n（n-1）q=1，因为nr=1-2n（n-1）q≥0，所以对于任意一个参数q，存在一个n的最大值。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n的最大值与q负相关。即当信息接收者的偏好与信息发送者的偏好越一致时，无成本信号的效用将越大，也就是说，这种信号对信息接收方产生的影响将越大。

因此，笔者从中可推知，“直入关键点”的话语互动模式通过使“发送者”的偏好充分接近于“接收者”的偏好增加了信息传输和交换对东盟国家合作意愿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产生合作意愿和强化其合作意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5 结束语

綜上所述，本文通过对以往中国政府讲话和社论进行统筹分析、对相关事实建立博弈论模型并运用相关博弈论公式进行分析、结合有关论述进行综合性讨论得出了以下结论：在以“携手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例的中国话语建构中，中国政府基于话语理念建构这一大方面分化到强调“新”理念和弱化“主导”效应这两个小方面，通过这两方面的互补结合、面面相生来进一步增强东盟国家的合作意愿，除此之外还结合了“直入话语接收者偏好”的话语互动模式来让东盟国家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殷切希望与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真诚与热切，增加了东盟国家产生和强化其合作意愿的可能性，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开展了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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