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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范文

林炜　钟昌标

摘?要：運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针对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均被缩小;环境规制负向影响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总效应的负向影响将被缩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总效应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这3种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

关?键?词：环境规制;制造业绩效;地方政府竞争;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总效应

DOI：10.16315/j.stm.2019.05.014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Impact?mechanism?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analysis?from?the?perspective?of?local?government?competition

LIN?Wei，?ZHONG?Changbiao

（Business?School，?Ningbo?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Using?the?Spatial?Autoregressive?Model?and?the?Spatial?Dubin?Model，?the?paper?analyzes?the?impact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manufacturing?performance?and?the?regulation?of?local?government?competition?for?the?panel?data?of?30?provinces?in?China?from?2005?to?2015.The?results?show?that：?environmental?regulation?has?negative?direct?effects?and?positive?spatial?spillover?effects?on?manufacturing?performance;?under?the?influence?of?local?government?competition，?the?negative?direct?effect?and?positive?spatial?spillover?effe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manufacturing?performance?are?reduced;?the?negative?effe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manufacturing?performance?is?reduced?by?introducing?local?government?competition;?the?direct?effect，?spatial?spillover?effect，?total?effe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manufacturing?performance?and?the?regulatory?effect?of?local?government?competition?on?these?three?effects?have?regional?differences.

Keywords：environmental?regulation;?manufacturing?performance;?local?government?competition;?direct?effect;?spatial?spillover?effect;?total?effect

收稿日期：?2019-07-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18VSJ0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408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67318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7G030010）。

作者简介：?林?炜（1995—），女，硕士研究生;

钟昌标（1964—），男，长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要驱动力的区域经济形态，但长期粗放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区域性污染事件频发。根据2018年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中国环境绩效指数（EPI）在180个观测国家或地区中仅排第120位，而以制造业为主要污染源的空气污染排名则更为靠后。因此，中央政府逐渐加大针对制造业污染的环境管制。其中以国务院2018年推出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最具代表性，规划要求重点区域和城市的制造企业要实现转型发展、绿色生产、域外搬迁等，并重点列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产业置换方案，从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力图通过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实现环境保护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协调发展的目标，虽然近年来在提升环境质量方面卓有成效，但外部成本内部化过程中能否提升制造业整体绩效亟需进一步验证。

我国地方政府执行的环境规制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其中中央政府旨在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但在以经济指标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下，鉴于当前的制度环境缺乏充分的环境补偿机制[1]，产权界定不清使环境治理的“搭便车”行为成为可能，地方政府往往遵循本地收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放宽环境规制的成本约束以提升企业绩效。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在平衡经济与环境目标函数上的差异决定了环境规制最终效用产生偏差，制造业产业绩效对于地方环境规制的响应方式将更具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往往以邻近区域作为标准，地方政府将通过模仿竞争的方式决定环境规制执行强度[2]。因此政府的弱化环境规制行为可能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如何将地方政府竞争这一外生因素剥离出来，评价现阶段区域性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真实影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依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地方政府实施经济保护主义的重点，然而，鲜有研究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与财政体制视角解释环境规制与产业绩效的关系。这恰是实现我国制造业污染防治和制造业绩效提高的权衡问题的重点。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剖析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这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试图探讨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绩效关系的另外一种解释途径。

1?文献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从静态视角出发，认为环境规制的实行导致企业承担更多的成本，使其利润率和生产率下降，最终使得整体产业绩效降低。Gollop等[3]通过考察美国1973—1979年56家电力企业在实施空气清洁法案后，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下降0.59%[4]。与之不同的是，Porter等[5]基于动态视角，发现环境规制可以使企业发挥“创新补偿”作用[6-9]，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的绩效。也有学者将环境政策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可以“精洗”产业和产业群体，驱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0]。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和系统化，但总体来说学者们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例如：蒋伏心等[11]通过2004—2011年江苏省的24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12-14];童健等[15]采用2002—2012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存在“J”型的关系;张旭等[16]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发现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存对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性;聂国卿等[17]则将制造业污染程度和创新转型的过程进行分类，发现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在不同的阶段具有差异性。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关于环境规制和产业绩效的研究均是基于一个区域内部，并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实际上，各地区环境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给企业提供了跨地区转移回避环境治理的空间[18]，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企业迁入地的产业绩效的增长效应。沈坤荣等[19]对2004—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Wu等[20]基于2006—2010年新建污染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表明在政府明确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减少10%之后，企业会向环境规制宽松的西部地区转移，带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21]。然而，Cole等[22]利用美国1978—1994年产业层面的数据，将环境规制内生化后发现对产业绩效的空間效应存在负向影响。此外，有学者发现迁入地产业绩效的改变不一定是受迁出地的环境规制的影响，也可能是迁入地的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影响了迁出地的企业[23]。也有学者认为大部分产业因环境规制而迁移的成本较低，只有小部分产业的环境规制的适应成本较高[24]。

事实上，无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是直接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均有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存在“标尺竞争”行为，即若上级政府将环境因素明确纳入官员晋升考核体系。Fredriksson等[25]对美国1977—1994年的环境政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各个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存在“标尺效应”。然而，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逐底竞争”行为，即为了自身谋利而竞相放松本地环境标准。如朱平芳等[26]通过2003—2008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的数据，发现地方政府竞争随FDI水平分位点的上升而不断加强[27]。

基于此，本文的贡献有3点：第一，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集中于定性的理论推导，定量测算研究较少，且在不同产业类型下环境规制的效用函数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基于现实问题选取更具转型紧迫性的制造业做典型性分析。第二，大部分文献并未在中国特殊的分权体制下研究环境规制和产业绩效的关系，更没有深入考虑到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在其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因素研究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绩效的具体关系;第三，现有文献在研究环境规制效应时往往忽视我国普遍存在的区域间制度差异，事实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政府的环保意识和经济发展动机差异较大，本文基于此考虑对其差异性进行进一步对比分析，力图对于中国特殊的分权体制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性指导意义。

2?理论分析

地方环境标准的提升对本地制造业经营活动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变制造业的环境技术调整意愿，以提高污染治理能力;二是提高制造业的环境税率。不论采取技术创新还是环境税率，均会增加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支出，降低产业整体生产率和竞争力;因此，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对本地制造业绩效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此外，由于我国东、中、西3大区域的经济基础、创新能力和自然禀赋等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可以预测，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会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假设H1。

H1：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且具有区域异质性。

一个地区日益加强的环境规制强度可能会给本地制造业带来投资挤出效应，具体来说，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制造业面临环境保护带来的沉重负担，使运行和投资的成本增加，此时，如果其他地区为取得经济的发展而降低环境政策的门槛，则本地的制造业为了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会选择环境准则相对宽松的地区重新布置生产和投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28]。因此，当本地的环境规制强度上升时，而其他地区为获得GDP增长效应吸收从本地转移的制造业，促进了其他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据此，提出假设H2。

H2：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具有区域异质性。

由于中国特殊的分权体制把原有中央经济决策权下放于地方政府，并对当地提出了一定的经济竞争激励[29]，因此极大地解放了地方生产力。然而，由于中国的人口迁移和资本流动均长期受到严格的制度壁垒限制，制造成本成为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地方政府在“经济锦标赛”考核体系下往往会担心其他地区采取更低的环境标准来增加对本地制造业的成本压制，在零和博弈下，各个地区会选择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来提高制造业的绩效。因此，本文认为在调节直接效应方面地方政府的这种“逐底竞争”行为会通过环境规制进一步负向影响本地制造业绩效。

与此同时，当地方政府选择放宽本地环境标准以提高制造业绩效时，本地制造企业可以将降低的污染治理资本投入到生产领域，进一步增加规模产出，此时制造业会在本地的环境规制下产生更强的路径依赖。即使其他地区因为模仿竞争也放宽了环境准入标准，但是本地企业考虑到空间转移到周边地区还需要一定的搬迁成本，并且迁入后在市场潜能开发方面具有一定的后来者劣势，利弊权衡下本地的制造企业会选择继续留在当地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在调节空间溢出效应方面地方政府的这种“逐底竞争”方式会和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对其他地区制造业绩效产生抑制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3。

H3：在存在地方政府競争的条件下，地方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业绩效的直接负向效用被放大，而正向空间溢出效用将被缩小，且具有区域异质性。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表示本地环境规制对本地及周边地区制造业绩效的效用之和，也就是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之和。借鉴范承泽等[30]等理论模型，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存在直接替代作用和空间补偿作用。当替代作用大于补偿作用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为负向，当替代作用小于补偿作用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为正向。因此，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难以确定。同理，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绩效总效应的调节作用也难以确定。据此，提出假设H4。

H4：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地方政府竞争调节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也存在区域差异。

3?模型建立及数据说明

3.1?模型构造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本文搭建不包含空间自变量相关项的空间自回归模型（1）;进一步探究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和制造业绩效的总调节效应，在模型（1）中引入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项（ERS×Gov），得到模型（2）;为探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建包含空间自变量相关项的空间杜宾模型（3）;进一步探究地方政府竞争对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在模型（3）中引入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叉项（ERS×Gov），得到模型（4）。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Tfpit为制造业绩效;ERSit为环境规制;Govit为地方政府竞争;Z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W是空间权重矩阵，根据本文的研究，考虑到空间单元在更远距离上也存在联系，因此采用标准化处理的基于地理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μit是地区固定效应;υi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误差项。

3.2?变量说明

1）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本文借鉴董直庆等[31]、叶琴等[32]以及杨振兵等[33]的处理方法，采用加权线性和法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2个单项指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其中，2005—2010年缺失工业烟（粉）尘的数据，因此采用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工业粉尘排放量的加总得到。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根据各省份的污染物排放量及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DEsij=[DEij-min（DEj）]/[max（DEj）-min（DEj）]。

其中，DEij为第i个省份j类污染物的实际单位排放量，max（DEij）和min（DEij）分别表示第j类污染物在所有省份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DEsij为第i个省份j类污染物标准化后的值。

其次，计算各省份的2个单项指标的调整系数Wij。由于不同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存在差异，同一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使用调整系数以准确反映各省份污染排放量的变化。如果一个地区的污染排放量较大，则意味着该地区的环境治理能力较差，从而赋予该地区更小的环境规制强度的权重。调整系数的计算式为

Wj=DEij/DEij。

其中：DEij为样本期间内第i个省份j类污染物的单位排放量占全部省份j类污染物单位排放量的比重。

最后，根据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这2个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调整系数，计算环境规制强度：

ERSi=∑j1WjDEsij。

其中，ERSi为第i个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

2）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绩效。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测度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绩效。产出变量为各省的制造业总产值，投入变量为劳动和资本投入。对于劳动投入，本文使用各省制造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对于资本投入，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各省制造业的资本存量来刻画。具体来说，本文借鉴张军等[34]的处理方法，初始资本存量利用各省基期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总额除以10%计算，经济折旧率δ设定为9.6%，并根据数学表达式：Kit=Iit/Pit+Kit（1-δ），计算各省制造业的资本存量，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K为资本存量、I为名义固定资产总额、P为固定资产实际投资价格指数。此外，Malmquist指数是对前1年的变化率，因此本文假定基期（2004年）的制造业绩效为1，2005年的制造业绩效用2004的制造业绩效乘以2005的Malmquist指数，2006年的制造业绩效用2005的制造业绩效乘以2005的Malmquist指数，以此类推。

3）调节变量：地方政府竞争。目前，大部分文献主要使用税收和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刻画地方政府竞争变量。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越权减免税招商引资，但在用税收竞争刻画地方政府竞争的激烈程度时需要估算各省的实际税率[35]，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享有超国民待遇，实际承担的税率和名义税率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容易产生较大的偏误。张军等[36]利用实际吸收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避免这一误差，此外，考虑到相当部分的外商企业投资于中国的制造业，带动其快速发展，因此本文使用实际吸收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刻画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其中，各省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当年人民币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

4）控制变量：信息化水平（Inf）用邮电业务总量与人口的比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GDP）用各省的人均GDP表示;科技水平（Tec）用专利申请授权量表示;市场结构（Str）水平用制造业总产值与制造业企业个数的比值表示。

3.3?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样本由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组成，其中，西藏由于数据缺失未统计在内。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各省統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对于可能存在的通货膨胀问题，本文均以2004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此外，参照现有研究惯例，对各省份按东、中、西部进行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黑龙江、吉林、辽宁9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11个省份。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造成的估计偏误，对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且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3.16，小于5，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4?描述性分析

全国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描述性统计，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可知，中部地区制造业绩效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低;环境由规制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梯度升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环境规制强度越高的地区制造业绩效也越高，因为污在严格的环境政策下污染排放更容易被治理。地方政府竞争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降低。

4?实证分析

4.1?空间相关性检验和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全局MoranI指数对各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市场结构水平的MoranI指数在大多数年份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变量都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仅制造业绩效的空间相关性并不明显，因此需要借助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杜宾模型做定量分析。

为确定模型的具体估计形式，本文综合运用Wald检验、LR检验和Hausman检验进行判断。首先，空间杜宾模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因此本文在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前运用Wald检验和LR检验进行观察，结果发现两者的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空间杜宾模型无法转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其次，本文使用Hausman检验验证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表明Hausman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固定效应的结果更佳。最后，本文运用LR检验对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和地区双固定效应进行选择，结果显示双固定效应的统计量最为显著。因此，本文最终选择时间和地区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研究。同时，为了对比分析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的联系和区别，本文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对总效应进行估计。

4.2?全国层面实证结果分析

4.2.1?总效应及总调节效应分析

在总效应方面，如表5所示。由表5中全国层面的模型1结果可知，环境规制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的替代作用大于补偿作用而使总效应为负向影响。在总调节效应方面，模型2是在加入了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叉项后对应于模型1的结果，交叉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总效应被缩小。

4.2.2?直接效应分析

由表5中的全国层面的模型3结果可知，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本地环境规制负向本影响地制造业绩效，这与假设H1相符，即本地严格的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到制造业的成本，使本地制造业的绩效降低。

4.2.3?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从表5中全国层面的模型3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在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本地的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强正向促进周围邻近地区的制造业绩效，这与假设H2相符，即本地环境要求的上升产生了“污染避难所效应”，使制造业搬迁到环境标准相对宽松的地区，从而拉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

4.2.4?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分析

全国、东部空间引量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全国层面的模型4引入了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叉项后对应于模型3的结果，可以发现，在调节直接效应方面，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被缩小，显然，这与假设H3不符，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环境绩效被中央政府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中，促使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治理的措施和投入，从而减缓“经济锦标赛”的激励作用，因此，在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缩小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

在调节空间溢出效应方面，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本地降低环境政策时，即使周围邻近地区也放宽环境标准也难以吸引制造业的迁入，因此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被缩小。

4.3?区域层面实证结果分析

4.3.1?总效应及总调节效应分析

由表5、表6中东部、中部西部的模型1结果可知，在总效应方面，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正，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替代作用小于补偿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替代作用大于补偿作用。由表5、表6中东部、中部、西部的模型2结果可知，在总调节效应方面，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被放大，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分别被放大和缩小。

4.3.2?直接效应分析

由表5、表6东部、中部、西部的模型3结果可知，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负。这说明东部地区的本地环境规制有利于本地制造业绩效的提升，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环境规制不利于本地制造业绩效的增加。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水平，在执行环境政策时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超过“遵循成本”使本地的制造业绩效得到提升，然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水平较为落后，难以通过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会通过降低本地的环境标准促进本地制造业绩效的增长。

4.3.3?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由表5、表6中东部、中部、西部的模型结果可知，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在执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时带来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知识溢出，让周边地区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中部地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地区，在制造业方面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当本地的环境要求上升时，本地制造业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此时，周围邻近地区的制造业受到产业关联的作用，从而成本上升，绩效下降;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时，即使本地制造业的污染治理成本增加，但是西部地区长年受国家政策的优待，这部分的资金支持可以覆盖污染治理成本和搬迁到周围邻近地区的成本，因此制造业会选择留在本地继续发展，即西部地区本地的环境规制与周围邻近地区的制造业绩效关系不显著。

4.3.4?地方政府竞爭影响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分析

由表5、表6中东部、中部、西部的模型4结果可知，在调节直接效应方面，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向显著，而中部地区并不显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较为发达，地方政府竞争已由经济转向经济和环境共同发展的竞争，因此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条件下放大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西部地区缺乏先进的技术，但在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作用下可以使环境规制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制造业绩效，因此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条件下缩小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

在调节空间溢出效应方面，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系数为负向显著，这是因为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下，由本地环境规制激发的技术创新而产生的知识溢出会被本地政府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外溢，导致周围邻近地区无法获得更发达的技术，因此东部地区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被缩小。然而，这种现象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1）全国层面：环境规制通过提升污染治理成本抑制了制造业技术创新，从而对制造业绩效产生负向直接效应;环境规制促使本地制造业将邻近地区作为“污染避难所”，对邻近地区的制造业绩效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下，由于环境绩效纳入政绩考核中，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被缩小，同时，制造业受益于本地环境规制并考虑到搬迁成本和新市场潜能等原因会继续留在本地发展，因此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被缩小;环境规制抑制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被缩小。

2）区域层面：东部地区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可以通过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产生正向直接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落后的技术则产生负向直接效应;东部地区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溢出对制造业绩效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受产业关联作用对制造业绩效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西部地区受国家政策引导并不显著;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由于转向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竞争使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放大，西部地区受经济激励的引导使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缩小，同时，东部地区当地政府采取措施阻止知识外溢，因此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被缩小;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抑制总效应，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被放大，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分别被放大和缩小。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特殊的分权体制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大科研投入，促使制造业向低污染、低排放的清洁产业发展;针对不同经济基础的区域制定不同的环境规制，东部地区可以适当执行严格的环境政策，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保证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放宽环境标准;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东部地区应该发挥优势区域的示范效应，避免过激的经济竞争导致环境规制对周围地区的制造业绩效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应该适当鼓励地方政府竞争，从而促进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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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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