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圆屋》中“母亲”的创伤解读 |
| 范文 | 吴阿敏 【摘 要】路易斯·厄德里克作为“本土裔美国文学复兴的中坚力量”，其作品总是多方位展现美国印第安人及混血族群近百年的压迫历史，以及他们体验、再现创伤、重构族群身份的不懈努力。其《圆屋》更是以印第安文化中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母亲”为依托，借白人罪犯对“母亲”的性暴力行为，呈现白人文化下当代印第安人的历史创伤和生存困境。本文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分析“母亲”创伤的形成、表现和治愈，探讨引发心理创伤的社会根源，即小说背后隐含的法律不公正和文化殖民问题，解析美国新生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与成长现状。 【关键词】《圆屋》；母亲；创伤；治愈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2-0222-02 作为第二波“印第安文学复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路易丝· 厄德里克以描写美国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生活得名，作品涉及小说、诗歌和儿童文学。 2012年，厄德里克的新作长篇小说《圆屋》发表，自此获得广大读者喜爱，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1988年，奥吉布瓦族妇女杰拉尔丁在印第安保留地圆屋附近遭受侵犯，《圆屋》以13岁的小主人公乔的视角，讲述了性暴力事件给“母亲”身心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面对法律的不公正，乔以暴力方式寻凶复仇的故事。 一、创伤的形成 “创伤”一词源于希腊，原是医学用语，指事故或外在侵犯造成的生理伤口。当代创伤理论起源于精神病理学，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主要指严重威胁身体安全和躯体完整性的创伤事件，引起的个体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网骤变，及个体内心的变化。[1] 《圆屋》中的母亲杰拉尔丁的遭遇正是如此。母亲外出迟迟未归，乔和父亲最终在一辆汽车里找到了她。“她剧烈颤抖着”“身上有一股浓烈的呕吐物混合着像是汽油之类的味道。”[2] 显然，母亲遭到了歹徒的强暴，手段残忍的凶手不仅殴打母亲，还企图将她烧死。 突如其来的性暴力使得母亲的社会关系彻底瓦解。母亲无法像以前一样工作和生活，无法继续打理菜园和花园，无法为老公和儿子准备三餐、料理家务，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面对任何人。性暴力事件彻底打乱了母亲的生活，给母亲的内心带来了无法抹平的伤痕。 二、创伤的症状 除了身体创伤，可怕的性暴力经历也造成了母亲无穷的精神创伤。安·沃尔伯特在女性性侵事件创伤症状研究中指出，性侵事件创伤症状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即时反应阶段（immediate reaction）、伪调整阶段（pseudo-adjustment）和整合阶段（integration）。[3]其中整合阶段表现最明显，最需要引起重视。 即时反应阶段是创伤性事件发生后受害者最原始的反应，“最为剧烈的，具有震惊、怀疑并伴随恐惧和紧张的特点。”[3]乔和父亲在圆屋附近的树林里发现母亲时，她刚刚经历了可怕的性暴力事件，“手脚被绑住，眼神空洞。”“全身颤抖，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2] 在父亲企图帮她解开绳子时，她依旧奋力反抗，试图保护自己。 在经历了短暂的恐惧与震惊之后，母亲很快进入了伪调整阶段。“受害者会表现出理性与合理”“继续以前的各种活动，假装调整适应。”[3]在医院，母亲显得很平静，面对乔的问询，只是擦去眼角的泪水，甚至安慰乔称自己没事。出院后的前几天，母亲也没有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创伤症状，而是继续家庭主妇的工作。“母亲做饭，甚至外出，她会坐在草坪里磨損的长椅上， 轻抚珍珠（狗名）的脖子，凝视着庭院外的樱桃林。”[2]但这种看似健康的表现是短暂的、表面的。 卡鲁斯·凯茜称，“一旦过去的情感经历被唤醒，创伤症状便会再次出现且进一步恶化。”[4]厨房里父亲突然性的身体接触，彻底唤醒了母亲的创伤记忆。“穿过厨房，我听到了一阵碗碟破碎声。母亲背对着水槽，剧烈地颤抖喘息着。父亲站在几步以外，双手张开，呈拥抱状。”[2]显然，拥抱的举动使母亲联想到了创伤性事件。特殊性事件的触发使母亲进入了整合阶段，并很快出现了“超级警惕”“睡眠紊乱”“避免一切与过去事件有关的活动”等症状。[3]她把自己关在房间，“已经一周没有下楼了”[2]，避免与生人碰面，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莫名的恐惧感。原本对乔疼爱有加，和丈夫感情深厚，但创伤经历让她开始拒绝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和父亲分房睡，甚至因此误伤了乔。“当我想要坐在她身边时，她的手肘打在了我的下巴上，我差点晕过去。”[2] 母亲拒绝说出案件的任何细节，以沉默和尖叫面对警方的调查，茶饭不思，整日恍恍惚惚，似醒非醒。 三、创伤的“治愈” 由于创伤记忆具有反复出现的特点，走出创伤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母亲的创伤治愈包括三个方面，即“自然”治愈、重建社会关系和“谈话”治愈。但创伤的“治愈”绝不等同于彻底的“抹除”创伤记忆。 自然本身就具有神奇的治愈创伤能力。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自然是具有无限力量的，“石块、泥土、云母、矿石，它们都与疗伤有关，或者能提供其他的援助。”[5]为帮助母亲回归生活，乔和父亲去市场买了丁香花、万寿菊、勿忘我等种子，为花园重新种上植物。“待到丁香盛开的时候，她会下楼。她爱看这样的风景。”[2] “母亲手拿着花洒，蹲在泥土地里，采摘着我和父亲种下的豌豆。”[2]在大自然的影响下，母亲渐渐打开了心扉。 帮助患者建立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有助于实现创伤“治愈”。赫尔曼·朱迪思说：“创伤复原应该建立在帮助患者获得影响力以及修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6] 在遭遇了性暴力后，一开始，母亲整天将自己关在房内，不愿说话也不愿见任何人，主动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但是最终来自家人、朋友以及部落的关心与照顾，让母亲逐渐走出创伤阴影，回归正常生活。 “谈话疗法” 在母亲创伤治愈过程中也起到关键作用。李斯认为，“只要创伤患者能够连贯叙述自己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还能记得创伤事件，记得和忘记之间的差异就不复存在了。”[7]换句话说，创伤“治愈”的标志之一是创伤患者能够自在讲述创伤记忆。在遭遇袭击的最初阶段，母亲对案件始终沉默不语、避而不谈。但父亲提到收养印第安女婴时，母亲说出了案件的所有细节，包括她是如何自救，如何逃出圆屋的。此时母亲已经能够面对创伤，实现了创伤“治愈”。 四、创伤的成因 母亲的创伤既有个人因素，又有社会因素。虽然很清楚谁是施暴者，出于另一对印第安母女的生命安全，母亲以沉默面对警方的调查。即使知道编造案发地能让歹徒绳之以法，她还是选择说实话，坚持自己被蒙着眼睛，不知道具体的案发地点。诚实、为他人着想的性格让创伤事件持续在她脑海中重复，加剧了她的精神创伤。 当然，社会环境对创伤的形成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事实上，《圆屋》是“一本讨论美国印第安保留地司法问题的小说。”[8]故事发生在1988年，即美国政府颁布《印第安人民权法》20周年之际。“这个法令把宪法的权利法案推及印第安人……但实际等于以美国宪法凌驾于部落主权之上。”[9]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参与，导致印第安部落司法主体乱作一团，刑事司法权也形同虚设。作为部落法官，父亲掌握着“无牙的主权”，终日审理“鸡毛蒜皮”的小案子。“保留地内还是保留地外；谁犯得案也不清楚，印第安人还是白人……这些不会改变真相，但会改变维护正义的方式。”[2]依据当时的法律，保留地内发生的案件适用部落法；保留地外的适用州法或是联邦法；而白人犯案，部落法无权立案。凶手拉克正是知道这一漏洞，故意蒙住母亲的眼睛。“我是不会被抓的，我已经查过律法了。”“我懂的和法官一样多。”[2]法律制度的失位，让母亲无时无刻不担心逍遥法外的拉克会袭击她的家人，再次加深了她的精神创伤。 五、特殊文化身份的“母亲” 厄德里克提到，“故事中隐含的强奸案法律纠纷至今依然存在。”“每3 个土著女性中就有1 个一生中会遭受强奸（ 实际数据更高，因为多数女性选择沉默） ；其中有86%是非土著男性所为；受到指控的非常少。”[2]这段话提醒读者，母亲的遭遇并非个人创伤，更是美国印第安女性集体创伤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母亲”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是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 在传统印第安文化中，土地孕育世间万物，大地被称为“大地之母”。“印第安土著人所有的哲学思考都是以‘大地之母为起点。”[10]此外，以口头传统作为传递印第安文化与智慧、世界观与理念的载体，印第安传统神话故事中也不乏女性神祇，除了大地之母形象外，还有第一女、蛇女、谷物女、大地女、思想女、沙祭女、生育水流女、天空女 、变化女等。这些遍布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各种女性神祇传说，都表明女性或者“母亲”在传统印第安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母亲”不仅仅是一个拥有生育能力的载体，更是具有神圣性的，她是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总的来说，在印第安文化中，母性往往与印第安性并行。 六、结语 综上所述，鉴于印第安文化中“母亲”的特殊文化身份，白人罪犯对“母亲”的性暴力行为暗指了白人社会对印第安文化传统的践踏与蹂躏，“母亲”在整个创伤过程中的变化发展也再现了整个美国印第安文化创伤，表明新生代印第安人不会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是积极主动地面对文化创伤，努力实现“治愈”。 小说的结尾，以乔为代表的新生代印第安法官称：“这次我们不会妥协。我们会继续前进。”[2]这句话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创伤终能“治愈”，光明终将实现。 参考文献： [1]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2] Erdrich，Louise. The Round House[M].New York： Harper，2012. [3]Burgess，Ann Wolbert. Rape Trauma Syndrome[J].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1983（3）. [4]Cathy Caruth. Trauma and Experience： Introduction[M].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5]Linda Hogan.The Woman Who Watches over the World： A Native Memory [M].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02. [6]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7] Leys Ruth.Trauma ： A Genea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8]Williams，John. The Burden of Justice： Louise Erdrich Talks about The Round House [EB/OL].（2012-01-10） http： / /artsbeat. blogs. nytimes. com/2012 /10 /24 / the - burden - of - justice - louise - Erdrich - talks - about- the - round - house /. [9]李劍鸣.文化的边疆： 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10]秦苏珏.北美印第安“大地之母”神的生态原型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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