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地方文化翻译 |
| 范文 | 贾延玲 【摘 要】生态翻译不能脱离语言、文化环境。本文以微观的地方文化文本为研究目标，从生态翻译学的文化性出发，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角度出发，解读生态翻译学对地方文化翻译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地方翻译；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0-0233-02 翻译行为涉及社会、认知、文化和语言诸多过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Kiraly， 2003： 13）。翻译实践是融语言应用、信息构筑、协作沟通以及项目管理等能力于一身的文本活动。译者的每一翻译行为都是处理翻译任务所涉及的诸如文本类型、文本风格、题材体裁、术语和背景知识等各种问题。即使学生拥有扎实的翻译理论基础知识，也不能确保其准确快速地获取问题答案。“文化翻译”涉及更多与生活相关的领域，如报刊杂志杂文文本翻译、旅游文化文本翻译、历史文化文本翻译等。 一、生态学、生态翻译学与文化生态翻译 生态学的形成期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生态学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生态学理论，研究方法从个体生态观察研究，然后过渡到生态系统研究。“生态学”的定义首先由海克尔提出，生态学是指：“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许多生态学文献，阐述了生态位、群体生态学、食物链、生物量、生态系统等生态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相关概念。这时，生态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已经具备了特定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学进入了发展期，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翻译研究领域，引入了“生态”维度。 作为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从生态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前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和后期的生态翻译学，它们是“同源”的，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和源委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彼得·纽马克在1988年就提出了“翻译生态学特征”（Newmark， 1988），米歇尔·克罗尼恩在《翻译与全球化》一书中呼吁在不同语种的翻译之间要保持“健康平衡”，列出了“翻译的生态”的理论依据（Cronin，2003，in Phillipson，2006）。罗森纳·沃伦1989年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Warren，1989）。安德烈·勒菲弗尔与苏珊·巴斯奈特于1990年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并多次运用生态描写来描述语境（Bassnett& Lefevere，1990）。2003年，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人文科学系主任 Michael Cronin 提出了“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概念，他指出生态翻译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 地方文化翻译兼具翻译学科的特点，翻译内容带有地方文化特色。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给地方文化翻译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其次，它也是从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延伸；反映了译学理论研究由单一学科视线转向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胡庚申，2008）。这种动态的多维度的、跨学科的研究，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科研基础。生态翻译通过翻译这一有效手段会使弱势语言从边缘走向中心，保持着语言的生态平衡。翻译生态与翻译环境是一个整体，各组成部分有机联系，和谐共生，生生不息，从全球视野研究翻译生态环境还具有维护语言文化生态平衡的价值意义。地方文化材料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旅游景点、纪念场馆、地方名字等专有名词复杂多样，通过生态翻译而进行的多维度视角符合地方文化翻译的特点，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从宏观角度、从译者的角度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地方文化翻译，就是在这种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等多维度的研究中探讨地方文化的翻译策略。 二、生态翻译学下地方文化翻译的共时研究 对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条件下的生态翻译环境进行梳理、总结。近几年，“翻译生态环境”定义更为宽泛，是指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的集合体。每个译者又都是他人翻译生态環境的组成部分。而与生态相关的翻译环境更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当前背景下的共时研究为项目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为地方文化翻译开拓了视野，人类认知视野通过“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链接反映出了人类认识自然，也同时是认知地方文化的过程，也为翻译研究的重心从翻译本身到语言、到文化、到人类生态提供了认知路径，此路径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特征。而地方文化的生态学翻译成为了这种相互联系的中介，成为文化传播的桥梁。 本研究着手于全球视阈下，通过翻译生态环境研究，调试对地方文化，尤其是黑龙江地方文化遗产的翻译，如词的翻译、翻译的风格等。在当今的翻译生态环境下，研究如何从语言角度、文化角度或交际的角度调试地方文化的翻译方法。各地不同的文化给文化翻译带来了难度，但生态翻译从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制约机制，也就是说如何从翻译生态环境共时研究着手解读地方文化，为研究同一时期，不同特色的地方文化提供了方法论。 三、生态翻译学下地方文化翻译的历时研究 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刚发展起来的学科，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正处于如火如荼时期，该项目发展前景良好。比较研究表明，生态翻译学在立论视角、哲学理据、关注焦点、研究方法、配套术语、话语体系、翻译伦理等方面与其他翻译研究途径均有不同，上述诸项之“异”也可谓生态翻译学“新”之所在。（胡庚申，2010） 首先，自古至今，翻译学经历的一系列研究思潮为翻译学的历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几十年来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到“文化生态学” 的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在翻译学“语言学转向”下，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首先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这种西方学术研究大潮的推动下，为翻译学研究走向多元化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研究地方文化翻译也是顺应时代潮流，顺应翻译文化转向的一部分。为翻译研究从目的论、跨文化交际、传播学、建构主义、等效理论等角度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翻译、语言、文化”下的“生态取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语言学翻译方法的研究注重翻译的语言转换技巧，翻译学的文学转向为翻译学从文体等方面研究原文提供了支持，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向大家展示了文化在翻译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生态翻译学的出现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多元的角度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等来进行地方文化翻译研究，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这种动态的多维度的、跨学科的研究，不但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科研基础，在进行地方文化翻译中的，运用语言对比、文体对比、中西文化交际方法的对比的生态翻译更能体现地方文化特色，为翻译地方文化提供理论支持。 生态翻译不能脱离语言、文化环境。从“翻译”到“自然”，其中具有明显的关联性、互动性和递进性的特征。不论对于宏观的译学整体研究，还是对于微观的文本翻译研究和评析，显然会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因而也会更为接近所研究事物的真实。 参考文献： [1]Kiraly，Donald C.Beyond the Ivory Tower：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3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4]陆秀英.当代中国翻译文学系统生态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年社. [5]刘爱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文学译者批评的理论探索[D].山东大学，2012. [6]刘爱华.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3）. [7]刘国兵.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外语教学，20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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