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低压槽：欲望之城》的叙事特征 |
| 范文 | 焦佳靖 【摘 要】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电影，影片突破了香港警匪片传统意义上的题材限定，把故事背景设置成虚拟的“孤城”，力图在叙事模式、叙事人物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影片风格。导演在影片中将虚实结合的叙事策略和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充分运用到暴力表现、人物设置、情节发展、主题内涵中，增加了故事的冲突性和观赏性，并使思想表达上呈现蒙太奇效果。 【关键词】《低压槽：欲望之城》；香港警匪片；电影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7-0084-02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已是华语影片的重要生产基地，从回归后到当下，香港电影已形成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香港警匪片作为香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与香港电影同步而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类型特征。警匪片《低压槽：欲望之城》是张家辉导演的第三部影片，2018年4月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卧底警察于秋与孤城毒贩老板斗智斗勇的故事，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公平与腐败的对抗以及人性善与恶的碰撞，彰显了邪不压正的主题。影片在叙事上具有独特的风格，本文旨在通过电影叙事学理论对影片叙事特征作出尝试性探讨。 一、虚实叙事策略 香港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香港新浪潮时期到当下，纵观近四十年香港警匪片的发展，从《英雄本色》到《无间道》再到《杀破狼2》，都遵循虚实结合的叙事逻辑，《低压槽：欲望之城》亦不例外。 虚实结合叙事逻辑，即在叙事的大体框架下遵从事实逻辑，[1]影片要在保证观众理解的基础上增加戏剧性。在表现对象上，除了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于秋外，其他角色都具有真实性。作为警察的女上司Diane，因要给双胞胎女儿优质的生活条件，不惜背弃当初做警察时的信仰，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成为金钱的奴隶，这是在物质横流的当下，人被欲望支配的真实写照。影片对人性格缺点的刻画是真实的，余男饰演的警方黑客Jackie，在与罪犯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虽然展现出高超的电脑水平，但情商略逊色，导致黑警窃取了重要信息。在表现时空上，影片中的城市和街道等现实场面的氛围营造，给影片增加了现实的真实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给观众带来紧张刺激的视听体验。 反观影片中虚拟的部分，影片的叙事逻辑为：于秋成为卧底——接受任务——战胜老板——成为接班人。对于一部剧情跌宕起伏的香港警匪片这种叙事逻辑是不够的，对此，影片加入了几场具有强烈传奇意味的暴力打斗戏来丰富叙事。例如于秋与邪恶势力的四次打斗，极具感官刺激的枪战场面节奏迅速、剧情紧张，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除了上述具有好莱坞“超级英雄”式的打斗戏带有虚拟色彩外，影片所选取的整个故事空间是虚拟的。叙事学家查特曼认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2]影片的故事发生地“孤城”是没有特定现实城市风格的架空性存在，从而影片呈现出超现实的影像风格。这种虚拟叙事策略的运用，严格遵循影片的叙事逻辑，不仅保证了故事的合理性，而且使影片的剧情张力在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上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叙事效果。 二、二元對立和双序列的叙事模式 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是影视作品中最常用的一种模式，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二元对立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观点，它基于批判理论中的一对相反的模式理论，看似相互矛盾但两要素之间又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3]可以看出，两种力量的对抗与冲突是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基本形式。 影片通过主题的二元对立及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两种对立手段进行叙事。《低压槽：欲望之城》通过主题的二元对立，即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讲述了一个“警与匪”的故事。影片中于秋所代表的正义的一方与老板所代表的邪恶的一方进行了多次较量，都是以正义一方的胜利作为情节闭合点，完全呼应了邪不压正的主题。优秀的警匪片在关注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时还应将人物的命运安置在时代巨轮下，与社会紧密相连。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将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安排在虚实结合的生活场景中演绎，在光明与黑暗、忠心与背叛、善良与恶毒等复杂的主题之下进行对立叙事。 另外，于秋与老板的对立、阿占与黑警的对立加强了电影冲突，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使电影语言更富表现力。影片中于秋与老板的对抗冲突是整个剧情发展的主线。于秋是有着天生正义感的卧底警察，老板是游走于黑白两道的毒贩，就两者的身份限定而言，他们之间必会产生一些戏剧化情节，电影中两人的正面对抗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电梯间，老板电晕于秋，第二次在警察局，老板告诉于秋她所有罪行，第三次在热气球，于秋毒杀老板，这三次的对抗，每一次都是一个悬念，给予观众期待感。阿占与黑警的对抗表面上是警察与毒贩间的较量，实质是人性与利益的对抗。阿占和黑警团伙的正面对抗出现了四次，从女上司Diane要阿占终止对老板的调查到阿占发现黑警头目的真实身份再到阿占被黑警绑架，险些丧命，剧情一环扣一环，紧抓观众眼球。在阿占与黑警的对抗中可以得知黑警做警察的初衷是斩奸除恶、匡扶正义，但人生最终的选择背离信仰，这是在时代巨轮运转下不可逃避的冲突，影片人物关系的对抗与主题的对抗开始交织。 香港警匪片的双序列叙事模式即一个序列讲述正邪力量的对立冲突，另一个序列则是主人公个人故事的讲述，展现主人公的生活、情感等。第一序列是人类各种欲望冲突的象征性外化，第二序列是人因寻求主体性的满足而与外界发生的冲突。[4]两条叙事线索一条与“大我”有关，一条与“小我”有关， 并驾齐驱，共同为影片主题服务，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强烈震撼的效果。 在影片《低压槽：欲望之城》中，围绕卧底警察于秋和毒贩头目老板的对抗展开叙述，同时又加入了对于秋和老板的个人生活的描述，例如，于秋与亡妻、智障孩子的情感经历，以及老板的悲惨身世等。于秋共讲述了两次自己的情感故事，第一次于秋告诉被绑架的小女孩自己的妻子因承受不了孩子具有智力问题带来的压力从而抑郁自杀，第二次于秋告诉老板因不想让坏的情况继续发生就要果断制止，所以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对立的另一位主人公老板，童年经历了家道中落并目睹了父母上吊自杀，这样悲情的成长历程形成了老板复杂的心理。 两个序列的故事被设置在同一部影片中，自然有一定的叙事联系。叙事学家布雷蒙提出“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左右并连式”三种序列逻辑关系类型。通过研究，《低压槽：欲望之城》的序列关系主要是“中间包含式”——一个故事嵌套在另一个故事之中，这种嵌套是双向的。一方面，站在于秋与老板对抗的角度，可将两人的个人情感看作是嵌套在其中的次级故事，起到推动剧情发展、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另一方面，站在于秋和老板个人情感生活的角度，可将对抗冲突看作两人个人生活中的一个要素，起到充当主人公故事背景的作用。影片运用双序列的叙事模式，在叙述对抗冲突的过程中交待主人公的个人情感，使故事情节更具张力。 三、人物叙事符码 西方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指出，主人公对某个事物的追寻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5]《低压槽：欲望之城》围绕此逻辑来展开叙事。在影片叙事中，人物与情节相互依存，人物行动作用于情节的发展，情节的进行反作用于人物的塑造。 影片重点塑造了于秋、阿占、老板等人物形象，其各自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导演张家辉把主人公于秋塑造为“卡里斯玛”型的警察卧底，卡里斯玛（Charisma）是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的，是指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的一类领袖人物。于秋的出场就极具不平凡，在沙漠中孤身一人和饿狼搏斗，并获得胜利。之后的洗衣店枪战、小巷雨夜肉搏和繁华闹市追车爆破等情节更突显了其卡里斯玛型特征。他仿佛有用不完的子彈，每一枪都可以打到敌人身上。在影片中，于秋这个角色定义为《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让·雷诺与《无间道》里梁朝伟的混合体，他孑然一身游走于黑白两道，既深陷正邪两面交织的迷茫又秉承正义理念，人物形象塑造饱满。 福特斯将人物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类型，扁形人物往往只有一种或很少几种特性，甚至可以用几个字或一句话来描述它，圆形人物具有多种特性，包括一些互相冲突或矛盾特性。[6]阿占属于扁形人物类型，完全符合了“人民警察”的形象，具有社会责任感，内心充满正义，面对黑警的要挟毫无畏惧。但影片对阿占的形象塑造局限于对警察工作的认可，缺少人物生活情感叙述和细节的呈现，难免出现人物形象扁平化的问题。与阿占相对应，邪恶势力头目老板属于圆形人物。影片颠覆了一般香港警匪片中邪恶头目的形象类型，打破了坏人脸谱化的束缚，把老板塑造成一位控制欲强但良知没有被完全泯灭的矛盾的年轻女子。影片利用闪回蒙太奇手段讲述了其背后的经历，表达了其成长的态度，人物情感丰富、形象立体化。 四、结语 2004年CEPA协议的签署，为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影坛打开了一扇大门，大批香港影人北上内地进行电影创作，经过和内地文化制度之间的数次摩擦碰撞后，如今，香港电影已日益成为内地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这对香港警匪片来说即是难得的机遇又是艰巨的挑战，至此，香港警匪片实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首先，香港警匪片融入了内地“主旋律”叙事元素。例如，2014年徐克的《智取威虎山》，2016年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2017年麦兆辉和潘耀明的《非凡任务》等都凭借快节奏、多线索、重视觉冲击的电影拍摄手法弘扬主流价值观，使影片更具文化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从而为开辟新的主旋律电影市场提供推力。第二，多种类型元素融入影片。“北上”后，对于警匪片的创作，香港导演融入了悬疑、动作、惊悚、爱情、亲情等多种元素，例如林超贤的《证人》就是一部多类型杂糅的警匪片，影片夹杂了推理、动作、爱情、亲情等各类商业元素。香港警匪片的发展经历了繁荣期、转型期、合拍期几个重要阶段，在不断的类型融合中趋于成熟，虽然《低压槽：欲望之城》个人英雄主义浓重、个别人物脸谱化，但影片在视听语言和剧作设计上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这样的尝试为电影创作者未来的创作方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5]郭馨蔓.电影叙事学视角下的《战狼2》[J].戏剧之家，2018（03）. [2]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周涓.浅析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在三大意象中的运用——以《追风筝的人》为例[J].英语广场，2016（11）. [4]高金利.徐浩峰武术电影的作者化叙事[J].电影新作，2017（05）. [6]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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