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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回头对面皆幻景
范文

    漆晓文

    【摘 要】“一扇桃花佳人血,半本辛酸亡国泪。”《桃花扇》既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又是体现朝代更替的历史戏,更是孔尚任历经宦海沉浮、时代波澜之后的沉重思索。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主旨也发生着改变,最终由真入幻;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拟之间的徘徊,无不体现出巨大的时代冲突。面对时代体制变换的孔尚任,无法解释自己产生的疑问,只能空叹一声“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然而,深思过后,在那冲突时代,《桃花扇》体现的只能是回头对面皆幻景而已。

    【关键词】桃花扇;创作阶段;人物形象;时代冲突

    中图分类号:J805? ? 文献标志码:A?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7-0007-03

    “一扇桃花佳人血,半本辛酸亡国泪。”写作于明末清初的传奇《桃花扇》,是一本“以悲欢之情,写离合之感”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作者孔尚任通过侯方域、李香君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线,引出明廷和南明小朝廷走向覆亡的时代大背景,“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实地,全无假借。”由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引申体现朝代更替,通过合理处置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拟的关系,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桃花扇》一经面世,“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有纸贵之誉”,以至“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但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提出,“借讀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此语表明,孔尚任想借《桃花扇》所表现的,不仅仅只是兴亡和离合悲欢,更是对封建制度里士人前途做出的政治思考。

    一、孔尚任与《桃花扇》创作

    孔尚任,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儒学家族,他本人也是一位标准的士大夫。

    《桃花扇》的初步创作阶段是在孔尚任出仕之前,闲居读书的时期。虽然青年时期的孔尚任曾有隐居石门的生活,但他仍“典田捐纳”为国子监生,可见青年时期的孔尚任并没有放弃进取功名,仍抱有一定政治理想。随着乡试落第,孔尚任开始萌生隐居著述的念头。《桃花扇本末》中写道:“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这说明他初步产生了以传奇记述兴亡的想法,开始接触遗民,搜集素材,进行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彩也。”可见,《桃花扇》最初的创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民族性与斗争性,而这时的孔尚任也抱有通过仕途实现人生抱负的愿望。

    《桃花扇》的第二创作阶段是孔尚任因接驾康熙而出仕、治河淮扬的时期。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幸鲁,孔尚任参与接驾和讲经,获得康熙赏识,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这时的孔尚任对康熙的赏识充满了感激,如《出山异数记》所述:“随路感泣,逢人称述。”陶醉于初入仕途的喜悦。但随着初入京城的热情消散,又经历淮阳疏浚黄河河口,孔尚任看到了官场腐败黑暗、人民疾苦不堪的真实面貌。尽管孔尚任竭力工作,然仍受到多方掣肘制约和党派争斗牵连,贫病宦旅,困居萧寺,这一时期孔尚任在淮扬结交了许多著名遗老,考察了扬州、金陵等地的景物风俗。通过遗民切身陈述,旧迹的亲身踏访,这些真实的体验陶染无疑使他兴亡观念开始成熟起来,《桃花扇》的创作主旨也发生了改变[1]。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淮扬,再次接见孔尚任并赐宴,但这时的孔尚任“绝无矜张之容”,对仕途也没有了青年时的渴望,专心于传奇写作。

    《桃花扇》的第三创作阶段是康熙二十八年回京后。此时的清朝统治虽说较为清明,但贪腐、党争仍存在于整个制度体系之中。“朝市争先后,杀人只须喙”,南北党争、权力倾轧处处存在,郁郁不得志的孔尚任重新萌生了归隐石门的想法。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完成了最终创作。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在《桃花扇小引》中提出:“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矣。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认为南明的兴亡故事“亦可逞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遗憾的是,孔尚任并没有等来“识焦桐者”,孔尚任的仕途便如《桃花扇》的情节,开场热闹,盛极而衰,凄凄惨惨之中臆造一个桃源,将理想尽数埋藏。在封建体制之中,一个官员的清正廉明固然重要,可是对于整体又能有多大补益呢?孔尚任一生所致力实践的儒学理论,在时代冲突里陷入困境。儒学仅成为统治者拉拢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潜心实践者寥寥无几;官场的党争夺权、贪腐牟利,在统治者看来,不危及统治就可以“难得糊涂”。孔尚任踏上仕途时,陶醉于康熙对儒学的“识赏”;在官场之中,孔尚任坚持着儒学的操守,却只能贫病宦旅,苦苦挣扎;当他意识到了思想与政治的危局,尝试着用传奇发声之时,他的仕途也宣告终结,因为统治者不会允许有人打破这制度上与思想上的粉饰太平。

    二、《桃花扇》中侯方域与复社文人反映士子的时代命运

    《桃花扇》中的士大夫形象主要分士子和官员,他们构成了剧情的主要部分。复社文人多无官职,借清议参与政事,如用《留都防乱揭帖》攻击下野阉党。但是复社文人的无官职与政治经验的不足,使清议斗争并不能上升到朝政得失,等到对方势力稍有得势,清议士子就只能是东躲西藏、坐而待毙,无法对政治形势产生根本的影响。

    侯方域是剧中的男主人公,身为复社领袖,侯方域是带有一定斗争精神的,比如在听到吴应箕介绍柳敬亭时的反应,第一出《听稗》里原文写的,从“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鬍子的门客,这样人说书,不听也罢了!”到听了介绍后变为 “阿呀!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傑,该去物色的!”生动体现出复社领袖的清名自许。侯方域所在的复社是继承东林旗帜、反对阉党余孽的主力军,侯方域因其父侯恂东林党御史的身份而加入复社,对于阮大铖这样的阉党势力有本能的规避反感,因此对柳敬亭的身份提出质疑和不满,态度因而前后大迥。

    孔尚任是支持復社的,但对于这位“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选诗云间,徵文白下,新登复社之坛”的侯方域,人物塑造却是极为复杂,并不完全称颂。比如对阮大铖的态度,侯方域的反感中却有些苛人宽己的味道,比如《却奁》中,侯方域起初是“阮圆老原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他今日无故用情,令人不解。”到“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分明是有些被金钱腐化,眼界倒不如李香君一介女流:“官人是何等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当时的阮大铖到底有无悔改态度暂且不论,侯方域态度的摇摆不定已经体现出他并不是全心全意在斗争。

    纵观全剧,侯方域的形象一方面是支持清议,排斥阉党的复社人士,却又时常有些立场动摇;另一方面,侯方域被塑造成有才学、心系家国的士子形象,参与军政机要。《阻奸》里跟随史可法的时候也提出过反对迎立福王,《争位》里参与处理过四镇争位,随同高杰移防。然而每一次的斗争都得来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局:反对迎立福王没有结果,同史可法一起左迁江北;四镇争位闹到不可收拾,中途溜走。孔尚任不曾将复社文人设置成文武兼备、平整天下的英雄人物,却也不把他们设计成风花雪月的风流公子,而是让他们具有双面的特性:固然坚持清流、有才学有能力,又沉迷声色、对国家大事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样的前后设置,从旁观者的角度“冷眼”相看,分明是体现明末清议士人尽管对清议已成潮流,可是党派相争之时,只能是如《会狱》中“囹圄里,竟是瀛洲翰苑”,面对政治迫害毫无还手之力,参与军政时,往往能力与经验不足,又或者别有牵挂,不能胜任。他们虽然有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却缺乏实践的政治地位与魄力;他们固然有作为文人的气节理念,却对大的政治与国家环境全无认识,难以实践,到头来只能是走向“虚无”,只能“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历史中也不曾得到:侯方域为了保全父亲而参加乡试,仅中副榜;吴应箕抗清死义,陈贞慧避世不出;黄宗羲、顾炎武反思明的倾覆,痛陈兴亡教训,可是明清易代已定,知识分子们的斗争也好、抱负也罢,终究成为泡影。即使是孔尚任本人生活在称得上盛世的时期,也只能是艰难的独善其身,最终黯然离开“满眼浮云幻莫窥”的官场。当体制走向衰亡,单个官员洁身自好并不可能影响整个制度与国家,就好像一个遗民的命运影响不了朝代更替一样。《桃花扇》里士人的命运写照,未尝不是作者对同时代儒家士人前途命运的迷茫。

    三、美人形象与纯臣形象反映的时代迷惘

    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人公,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是《桃花扇》中的三个正面人物,他们的形象都取材来自正史,又稍加改动、修整与完善。传奇第三十七出《劫宝》有这样一出总评,评论了传奇中的四次流血,原文如下:“桃花扇,乃香君面血所染。香君之面血,香君之心血也,因香君之心血而传。左宁南之胸血,史阁部之眼血,黄靖南之颈血,所谓血性男子,为明朝出血汗之力者,而无如元气久弱,止成一失血之病,奈何!”

    李香君的形象无疑是作者极力塑造的正面人物。孔尚任笔下的秦淮名妓李香君,是一个古往今来都未曾出现的女子形象。痴情的风尘女子形象是传统戏曲中常见的,但是香君不仅仅美丽、痴情、聪慧,更带有往往属于传统士大夫的清浊分辨、刚强义烈。《却奁》中,“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辞院》中,“官人素以豪傑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骂筵》里:“俺做个女祢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通过台词可以看出,孔尚任笔下的香君始终清楚地认识到,阻挠和压迫她与侯郎情感的是这群执掌权柄、迫害忠良的奸佞。香君之血,是内心坚守正直、忠于爱情、不向强权低头的“心中血”,她的每一次奋起斗争,都有相对明确的目标:却奁是斗阮大铖,守楼是斗马士英,骂筵则是直骂尽半边南朝的那些尸位素餐、得过且过之辈。香君美人,却不仅仅是美色、美才或美贞德,更是精神上的不空乏,带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左良玉、史可法、黄得功被列为《桃花扇》三忠,但这三人,孔尚任都加以双向描写,指出是非。《桃花扇》没有完全依照历史事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末东林对左良玉的回护的影响。回到传奇,左良玉的结局是“呕血而死”:以清君侧名义举兵又被击败,无法约束下属掠夺城池陷入反叛之名,病急吐血身亡。左良玉确实知道自己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吗?并不。《桃花扇》中,左良玉维护和效忠的是崇祯旧主,对于弘光政权拒绝承认,乃至兴兵攻打。他的出发点是“效忠先帝太子”,因为他的身家荣誉都来自崇祯朝,弘光朝确立的新军事贵族让他不满;他的目的是“除马阮,清君侧”,最终左良玉达不成中兴理想,倒落个叛贼骂名,抑郁吐血而亡却也是自食其果。史可法是历史上确确实实的孤忠之臣,在《桃花扇》里也是正面人物形象。《辞院》中史可法维护侯方域,在侯方域受到迫害时收留他;关于福王的迎立上史可法提出了反对意见,驱逐了前来游说的阮大铖,但没能起到实际反对作用;马士英迎立弘光,史可法主动将首辅之位让与马士英,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斗争机会和实力;调停四镇争位时,由于缺乏军事实力支持,调令檄文只能是一张废纸,四镇不从命令,朝政混乱,军心涣散,扬州孤城,史可法只得“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扬州城破,历史上史可法被清军杀害,但《桃花扇》让史可法沉江自尽,这样掩饰处理既是孔尚任对当朝的政治妥协,迫于社会风气或政治压力,不得不对史实进行增删[2],也是为了借史可法之口倾诉出对南明覆亡的哀叹。黄得功是南明的军事新贵,江北四镇之一,参与迎驾弘光被封为靖南侯,不满农民军出身的高杰而挑起四镇争位,引发江北内讧,又听从阮大铖安排,从江北移师板矶阻击左兵东下,自以为效忠弘光政权,却没虑及阮马保全自身利益的心思,面对同僚反水投降,君主被俘,黄得功除了以死表忠,也并无别的出路。可以说黄得功不过是南明朝廷里的一枚棋子,被以国谋私者玩弄于股掌,纵然一身忠勇也于事无补,只能是自刎尽忠、以死谢罪了。

    三忠的命运,均是“自死”。宁南气死,是自气;阁部沉江,是自沉;靖南刎死,是自刎。《桃花扇》中这三个人物均是有才干又忠诚的,但面对时代崩塌,他们无能为力。香君为爱情勇于斗争,她的头破血流让她免于被权奸霸占;可是三忠的流血呢?就如同《劫宝》总评所说,血性男子并不清楚自己是为何斗争,纵使流血身死,却也只是“失血病”,对时代趋势无能为力。孔尚任在仕途之中见惯倾轧与掣肘,《桃花扇》中这一种“元气”与“失血”的评论,有对抗争的颂歌,有对无力改变时代命运的无奈,但更多的则是迷惘徘徊。

    四、归隐结局与无解的时代问题

    《桃花扇·余韵》曾写:“南朝七人,一武弁,一书贾,一画士,一妓女,一串客,一说书人,一唱曲人,全不见一士大夫,表此七人者,愧天下之士大夫也。”这句评价的含义便是,《桃花扇》真正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是构建了归隐结局的张瑶星、蔡益所、蓝瑛、卞玉京、丁继之、柳敬亭与苏昆生这七人,而这七人没有一个士大夫,是他们或指引或见证了传奇中士人们的命运和归属,他们对命运的选择应让天下士大夫汗颜。可以说,《桃花扇》是站在历史事实的客观角度上观察了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通过对他们的命运的描绘体现出时代命运,也体现出作者对时代命运的剖析与思考。世事矣以,出世也好,避世也罢,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明朝的遗民们都只能顺应着时代更替:“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金陵玉殿莺啼绕,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兴亡看饱”。

    《桃花扇》里,柳敬亭说“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难缠的枝叶”,说的是传奇的开始于结束——但又何尝不是在说正到达巅峰的君主专制政治。向从前的明末看,孔尚任看到先辈贤愚尽被历史洪流推举淹没;向往后的现世看,孔尚任亲历了官场的阴暗和朽败,个人的独善其身对体制并无多少补益。“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面对时代的崩溃,孔尚任认为,《桃花扇》中人物的命运,截止到弘光政权的覆亡就足矣;因为这之后,他们自己前方的命运本也无法自己做主,而是落于历史潮流。这与《邯郸记》、《南柯记》迥异;《邯郸》与《南柯》,是个人看破个人的功名利禄与命运,《桃花扇》则是从一群人在时代更迭中意识到了时代中的个人渺小,无力改变时代,只得避世方外。但孔尚任特别选择了“修真学道”,而不是学佛,便是一种无奈夹带少许愿望的体现:隐逸者不想放弃救世的理想,所以不曾眅依某种信仰,只是通过山林将身躯隐藏。作者孔尚任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效忠的体制产生了迷茫与质疑,而他不知如何改变,个人的独善其身也并无大的补益。经历仕途起伏,看到官场黑幕,目睹生民疾苦,忍受贫病宦旅,孔尚任很难不对“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发出疑问。不肯抛弃的理想,无法改变的现实,文化成为统治工具,文字狱与科举制的壓迫,处于清朝初年的孔尚任,面对时代体制,不能解释自己的疑问,尽管在《桃花扇》的结局空叹一声“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了此残局,然而在那个冲突时代,回头对面一切只能皆为幻景而已。

    参考文献:

    [1]程磊.孔尚任的兴旺意识与《桃花扇》矛盾的悲剧美[J].文艺评论,2013,(08):108-112.

    [2]朱恒宇.论孔尚任《桃花扇》对史可法的历史描绘[J].南大戏曲丛刊第十三卷(2),2017,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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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2: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