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女性主义视角下谈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的性别权力机制 |
| 范文 | 李林蔚 章莹 【摘 要】电影《七月与安生》相比于以往的青春电影，在主题上有了很多转变。它将女性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女性之间友谊的发展置于主体地位，显示出电影将女性主义付诸于文化实践的勇气。电影中男性角色的功能被弱化，形象也被模糊化和符号化。但是故事中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回归男性秩序的宿命，不论是成长还是友谊都受到男性的左右。电影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成了更为隐蔽的权力规训机制。 【关键词】女性主义;凝视;权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1-0095-02 近几年来，国产青春电影层出不穷，在市场中也受到热捧。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到《匆匆那年》，再到《左耳》等，这些电影无不打着怀旧和恋爱的旗帜，力图重现人们记忆中的青春桥段。在众多的青春电影中，《七月与安生》不以爱情为主题，而是将女性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女性之间友谊的发展作为故事重点，这使得它显得与众不同。 《七月与安生》着力刻画了七月与安生两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敢于出走，敢于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两人之间的友谊一度成为超越男女之情的存在。而电影中的男性则被大幅度模糊化处理，沦为了功能性的符号。可以说，这部电影赋予了女性在现象层面上僭越男性中心主义和权力规范的优越地位。本文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七月与安生》中体现女性主义的几个方面，即女性出走、女性友谊和女性身体，揭示隐藏在电影背后的性别权力机制，并试图从媒介社会学角度展开批评。 一、女性出走——受诅咒和回归的宿命 出走，从《玩偶之家》的娜拉开始，就被看作是女性寻找自我、争取自主权利的抵抗性仪式。在《七月与安生》当中，安生和七月也都曾先后出走。然而与娜拉不同，两人的出走最终分别以回归和死亡为结局，出走的抵抗性和颠覆性被一定程度消解了。 鲁迅曾在《娜拉出走之后》中慨叹道：“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1]安生有梦，但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出走过程中，她处于依附和弱势地位。安生第一次出走时，和吉他手、摄影师暂时组成了“小家”，她充当 “贤内助”的角色，既没有获得一技之长、实现经济独立，也不曾拥有私人空间。第二次出走时，小说中以她找到生活依靠——忠厚的老赵，收获幸福的小家庭告终。 安生的出走，表面上是对传统女性规范的反叛，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谱写出女性独立的篇章，这场声势浩大的“出走行动”反向印证着男性对女性生活的主宰力。而小说的结局代表着安生的憧憬，即寻得可靠的伴侣、结束漂泊的生活，可见电影默认回归到男性主导的秩序中依然是女性的幸福所在。 影片的另一个主角七月从失败的恋爱经历中觉醒，她有清醒的出走意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然而收获的是死亡。在出走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在找到安生、生下孩子之后，她就因为产后大出血去世了。七月的结局就像是诅咒，一个女性背离了自己的家庭和原有的规范，面临的就是死亡。电影一方面赋予女性独立生活的可能，另一方面却将其内涵模糊化、空泛化，最终通过残酷的结局凸显女性独立的代价。 虽然小说中的七月饱览世界各地美景，电影也是以七月走向夕阳下的灯塔为结局，看似寂静美好，却完全陷入了没有未来的虚无感之中[2]。在出走的画面呈现上，很多都是以MV式快速镜头极力打造时尚和浪漫感，酒吧、游轮、极地、滑雪场……这些商业符号消解了出走本身具有的抵抗立场，原本争取自主权利和寻找自我的出走变成了一场旅行。这些画面更多是满足了女性观众对于远方和自由的幻想，而没有为她们的成长提供借鉴。 出走，是女性对所受的社会规范的一种抵抗性仪式，是女性追寻自我和争取自主权利的实践。但是《七月与安生》中两位女性的出走，被表征成一种暂时性的、浪漫而危险的举动。电影创作人员一开始赋予女性获取独立、僭越傳统秩序的可能性，最终又让她们重新回到传统的男女社会角色窠臼之中。这或许和作为叙述主体的导演的男性身份相关，但更和整个社会中男性控制着叙述权力的现实紧密相关。 二、女性友谊——男性主导秩序下的扭曲和牺牲 《七月与安生》以女性友谊作为主题，并且最终准许女性友谊成为超越男女之情的一种存在，这本该被视为女性主义的文化实践，因为追求建立女性的同性友谊本是女权运动的目标之一，它代表着脱离男权结构的一种社会关系，包含着某种反抗的潜力，但是在电影中这种实践可能被一定程度虚置了。 七月与安生小时候的友谊简单纯粹，但是当七月和安生产生爱情纠纷时，七月便化身成男性秩序的维护者，以自己更符合男性主导的性别规范为理由来指责安生，女性友谊在男女之情面前成为一种牺牲品。 在酒吧中，安生侥幸“骗”来一瓶红酒，并依靠自己的狡黠戏耍了酒吧里试图靠近她的男人。而作为好友的七月没有与安生分享红酒，反而化身为男权秩序的卫道士指责安生违反了传统女性的行为准则。电影表现出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这不单体现在七月与安生为了争夺男性互相攻击，更是体现在是否僭越男性秩序成为了七月评判朋友的标准之一。 电影通过七月、安生与家明之间的情感纠葛呈现了爱情与女性友谊之间的较量。七月发现了浴室里的黑色内衣，明白了安生和家明的关系。她用力扯开衣服，向安生展示自己的白色内衣，以宣示对家明的了解。内衣，是女性塑造身体曲线以迎合男性审美的工具，象征着男性凝视。七月和安生比较内衣，就是要证明自己取悦男性的能力比安生强。此时争夺男性被排在了首位，即使多年友谊彻底破碎，七月也在所不惜。 从表面上看，这些突兀的情节是电影创作人员在艺术表现上的失当，为了制造矛盾而制造矛盾。但是究其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缺少对女性友谊的成熟认知。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指出，“整部妇女史是由男人写就的。”[3]吉登斯也做出了相似的论述：“在既往时代，男人们假设他们自己的活动构成了历史，而女人几乎存在于时间之外，永远自生自灭。”[4]中国自古以来有“羊左生死之交”“廉颇蔺相如刎颈之交”“伯牙子期知遇之交”，却鲜有对妇女之间友情的记录[5]。电影创作人员没有能够很好地借鉴女性友谊范例，而是从男性主导的视角去揣摩女性的情感，明显低估了女性对友谊的重视和珍惜程度。 三、女性身體——男性凝视的对象 在电影《七月与安生》中，对于女性身体的强调贯穿了全片，在对相关情节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导演试图通过呈现身体的成长与人的成长之间相互交融的状态，来表现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关注与掌握，突破劳拉·穆尔维指出的“男性欢愉主义”观看模式。但可惜的是，电影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地使女性身体沦为争得男性欢心的工具甚至武器。 影片开头，少年时代的七月与安生一见如故。她们在浴室里坦诚分享了身体发育的隐私，这成为建立两人友谊的重要过程。 随着剧情的发展，成年后的七月拒绝与安生一起洗澡，两人身体的隔绝与回避暗示友谊的细微变化。而安生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调侃七月的体态，似乎又像是一个以女性角色之口说出的充满男性意识的命令，在这里虽然是安生对七月的一种调侃，但也透露出一股男性凝视的意味。结合剧情来看，也像是安生对介入了她们的友谊并占有了七月的家明的一种充满男性意味的反击。 在安生与家明同居的小屋里，七月又一次与安生同处于浴室里，不过这一次却成了她们的对峙。七月脱掉衣服，向安生展示家明对内衣的偏好。在这段情节里，女性身体被赤裸裸地摆上台面，成为她们互相审视和比较的对象。毫无疑问，此时身体已不再是受她们自己所支配的存在，而成为了争夺异性的武器，她们自己仿佛也失去了主体性，成了为男人而活的附庸。 电影通过展现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掌握，向观众描绘了两位女主角的关系从亲密无间，到隔绝回避，到最后相互审视的过程。从分享身体的隐私，到最后以身体为由头为男性而争吵，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期待借由女性自己的视角体现出来，女性的身体从一种自由发展的状态，陷入一种被内部监视的、焦虑的状态，对自己身体的主权也渐渐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让位于男性，回归到了“他者”的身份当中。 安生对于自己身体的把握或许有过叛逆式的反抗。她拒绝穿内衣，为了自我的快乐任意放飞身体，但到了最后她依然宿命一般为男人穿上了内衣。从遵从内心、抗拒束缚，到通过对身体管理以取悦男性的发展过程，隐喻着女性身体抗争的失败之旅。 四、总结 总体来说，《七月与安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女性僭越男性秩序的可能，但是这种僭越的表象并没有延续很久，女性最终还是宿命般地回归到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中。“出走”是女性反抗原有束缚的方式，但在影片中，女性为争取独立而出走的行为被描述为一场虚幻的旅行，或危险的举动;灵魂伴侣之间的友谊因为男性的介入而扭曲、破碎，艺术表现手法和对女性友谊的认知都有所失当;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本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却成为了讨取男性欢心的工具。 电影创作源于对生活的观照，这部电影反映了如今社会上女性逐渐崛起的现状，也企图将女性主义思想付诸于文化实践以迎合观众心理。但是电影创作人员仍然站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视角去叙述七月与安生的故事，性别影响了他们对情节的处理和呈现。又或者说并不是电影制作者的性别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而是整个社会默认的性别秩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心里，所谓的“女性主义”也不过是男性秩序下的一种改良而已。令人担心的不是改良，而是观众自我满足于这种改良，误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女性觉醒。 在“性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大众化的媒介产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贯彻得并不彻底。相反，通过记录女性僭越男性权力秩序和表达允许僭越的开明态度，来伪造公平的媒介立场和反证男性权力秩序不可动摇的地位，催生出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规训机制[7]，这是更为危险的。 参考文献： [1]李一君.代际、性别与阶层——近年青春题材电视剧的表象与政治[J]. 学术交流，2016，（07）：202-207. [2]张璐.三重时空，一场幻梦——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的成长与身份认同[J].电影新作，2017，（04）：120-123. [3][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Ⅰ[M].舒小菲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 [4][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M].陈永国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常江潇.闺蜜：从闺阁到公共空间[D].南京大学，2018. [6]李一君.代际、性别与阶层——近年青春题材电视剧的表象与政治[J].学术交流，2016，（07）：202-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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