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明中叶散文发展因素浅论 |
| 范文 | 赵西芝 摘 要：明代文学的中期，一般是指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时间。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整个文坛几乎笼罩在浓厚的复古思潮之中，试图重新审视文学现状，寻求文学出路。受此影响，明中叶散文得到了长足发展，流派众多、名家辈出。究其原因，程朱理学、台阁体、八股文、阳明心学，甚至民歌都对明中叶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或推动或制约的影响，本文力求在影响明中叶散文发展因素这一方面做一些简单研究，让大家能对明中叶散文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关键词：明中叶散文；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民歌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3-0114-02 一、程朱理學、台阁体对明中叶散文的制约 程朱理学在明初被指定为官学，是有明一代的正统思想。以致整个社会崇经穷理的风气十分盛行，影响到文学领域，致使“尚理不尚词，入宋人窠臼”①的创作理气化现象趋向活跃。再加上明初的几代君王都对程朱理学特别垂青，甚至一度上升为崇拜，拜在程朱理学门下不肯挪步，所创作的诗文也都赓和升平，雍容典雅，以至形成台阁体，统治文坛几十年。明初程朱理学的流行和台阁体的兴盛，再加上森严的文化专制、宦官的专权使得明代文学毫无生机、死气沉沉，几乎窒息了整个文坛，同时也使散文的发展陷入了一个死胡同，内容上大多为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讲究雍容典丽，缺乏生气。因此，袁行霈认为“这些潜伏在社会安定兴盛背后的压力，多少对文人起着震慑的作用，使他们不敢去正视和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抒发个人思想感情”②。直到明中叶，程朱理学受到怀疑，台阁体衰弱，复古之风渐兴。明中叶散文才摆脱束缚，在复古中艰难发展。程朱理学和台阁体对于明中叶散文的影响，学者们大多持否定态度。 二、八股文对明中叶散文的扼杀和反推 八股文是由明太祖朱元璋与刘基所定，是官方所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在思想禁锢的明代，一般文士如果想通过科举跻身仕宦的行列，势必要对这种应试程文苦苦研习，这就造成了有明一代八股文的流行。尤其是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逐渐趋于成熟，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明中叶散文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明中叶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散文大家都是写八股文的好手，让八股文兴盛一时。按理说，八股文作为官方禁锢文人思想的一种文体，它的出现是无可厚非的，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深远的，尤其是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小说以及戏曲创作上的影响。“从总体来说，它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的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学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之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的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③。同是也极大扼杀了文学的创造性，使当时的文坛形成了千篇一律呆板生硬、毫无新意的创作风气。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极端程式化，不仅造成思想的禁锢和僵化，也必然造成散文发展的障碍。因此，前七子“倡言复古，主张文必秦汉”，不只是反对台阁体的庸弱，更是对八股文的否定和挑战。 八股文在对明中叶散文的发展起到负面作用的同时，也刺激了散文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正是对台阁体诗文和八股文的厌恶情绪或本能的反桎梏意识，刺激了诗文风尚的改革。明中叶的古文运动，原是为了时文的不能尽情发挥。然而它虽不具有八股文的形式，却无往而不是八股的精神，虽无形式上的束缚，却无处不是自己在束缚自。明清两代，真可谓是八股文一统天下的时代。此时期的古文，深受八股文的影响，“盖无人不浸淫渐渍于八股之中，自不能不深受其陶化也”（陈柱 《中国散文史》）。 三、阳明心学对明中叶散文的推动 研究明代文学，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注重对阳明心学的研究，阳明心学同样对明中叶散文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明中叶散文家的散文也或多或少有着阳明心学的影子。众多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和散文史以及大量学术论文均对其进行了探究。 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哲学家。他倡言良知之学，后世谓之心学，唯心主义。他提倡的以改良和知行合一为宗旨的心学在明代影响很大。虽说在当时他是从思想上标新立异，但却是对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的公然对抗。他在《答聂文蔚》中解说致良知，目的在于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如此则天下可得而治。这是和程朱理学着重维护封建秩序是不同的。“由于思想上有了这样的突破，发而为文，也就有所标新，有深度，也有特色”（郭预衡《中国散文简史》）。王守仁的散文雅健雄沉，能独抒胸臆，被世人盛赞为“上承宋濂、方孝孺之余绪，下开唐宋派之先”（吴志达 《明清文学史》）。 明中叶的唐宋派继承唐宋古文精神，能在散文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提供同时代人未能提供的东西，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明中叶新人文精神的受容。明中叶的新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阳明心学和市民意识中。所以说，唐宋派是明代最早接受阳明心学影响，并将其新人文精神注入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第一个散文流派。阳明心学使思想空前解放，胆大识高，是非标准不苟同于古人今人，于是便敢对复古派的主张提出异议，另辟蹊径，开创新的散文流派。比如王慎中，唐顺之、起初本是沉溺于拟古文风的人物，而接受阳明之学后后，不但看出了复古派的症结所在，还大胆揭露其弊，提出自居特色的散文主张，归有光更把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称为妄庸巨子，一再加以申斥，也与他对心学人文精神领悟有关。 阳明心学对唐宋派影响甚巨，唐宋派作家的散文也都体现了阳明心学所影响的痕迹，尤其是归有光的散文质朴自然，抒情真切感人。唐顺之也曾受阳明心学的熏陶，为文强调心地超然具有千只眼，主张直抒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他认为，如此行文，虽或疏卤，却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 四、民歌对明中叶散文的革新 明代民歌对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明一代，民歌数量剧增，反映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艺术感染力很强。袁行霈十分注重民歌对明中叶散文作家和散文创作影响的研究。他认为对民歌的重视，对加强文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改变拟古之风，推动文学发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在有明一代，散文的发展是曲折的，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复斗争中蹒跚前行的。尽管明代的一些散文家围绕着创作方法、发展方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和论辩，但仍然苦寻无果，始终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困惑、迷茫之时，观点不同的各派却在民歌这个新的天地里形成了共识，这就是，他们一反士大夫鄙视民间文学的传统陋习，充分肯定民歌的地位和价值，并且明确地提出，文人作诗应当向民歌学习。这是明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家向我国文学批评史提供的最新鲜、也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④。这种观点不仅有利于文人作诗，它自然也会促使散文家以民歌的新鲜内容与艺术技巧补充与改善散文的创作。李梦阳提出“真诗果在民间”，主张文人从民歌中吸取有益营养以助己创作。试图建立民歌与文人诗文创作之间的联系，主张文人需学习街市俗曲。 民歌对明代文人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实践。“唐宋派”爱好民歌的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并从语言风格入手学习民歌，为写作诗文提供不同于拟古的新方法。王慎中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茅坤强调文章家要体察物情，心物相印，莫逆于心，才能写出好文章。归有光讽刺拟古主义者“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他引生活琐事入文，抒发内心的真实思想感情。其代表作《项脊轩志》就写得亲切朴质，平易浅近，颇得民歌真味。优美的民歌小调、清新自然的“里巷讴谣”，使明代文人体验到了四书五经、秦汉散文、唐诗宋词里所少有的独特的愉悦感与美感。于是文人们不仅搜集、赏爱这些率真可爱的作品，还从理论上对明代民歌进行评说，并以民歌为参照来探讨明代散文的革新发展之路。 注释： ①徐熥.《幔亭集》卷十六.《黄斗塘先生诗集序》. ②③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1，65. [3]马启俊.民歌对明代散文创作的影响[J].六安师专学报（综合版），199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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