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的考察 |
范文 | 庞跃雷
摘 要:印度佛教经中亚传入敦煌,伴随着佛教东渐的过程,交脚样式的弥勒造像最早出现在敦煌地区的北凉石塔,随后也出现在莫高窟初期造像当中。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全部集中于北朝时期,敦煌石窟的交脚造像吸收了印度、西域的造型特点,亦传承了汉晋以来的造像风格。文章从图像特征和造型风格角度探讨交脚弥勒像在莫高窟的发展与演变,追溯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的源流,分析敦煌交脚弥勒的图像特点与造型风格。 关键词:莫高窟;北凉;交脚弥勒;阙形龛;狮子座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3-0078-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3012 Abstract: Indian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Dunhuang through Central AsiaWith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the cross-footed Maitreya statues first appeared in the stone pagodas during Beiliang Period (397-460) and later in the early statues of Mogao Grottoes as wellThe cross-footed Maitreya statues in Mogao Grottoes were all created in Northern Dynasties (439-581) that absorbed the modelling features of India and Xiyu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herited the statue style since Han and Jin DynastiesThis essay traces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e cross-footed Maitreya and analyzes its image features and modelling style by discussing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from the image feature and modelling style Key words:Mogao Grottoes;Beiliang Period(397-460);cross-footed Maitreya;Que-shaped niche;lion mount ? 佛教造像藝术从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敦煌莫高窟最早承袭了印度佛教的造像形式。由于敦煌为西域的最东端,又为汉族地区的最西端,敦煌莫高窟在中国早期佛教美术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开始出现的交脚弥勒形象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特殊形制,是印度佛教初传时期的珍贵历史见证,同时又是中国内地各个时期弥勒造像发展演变的源头。本文试以莫高窟北凉时期交脚造像为中心探讨弥勒造像的风格、样式及源流。 一、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概述 根据1982年版北京文物出版社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以及《莫高窟内容总录》[2]中统计,莫高窟现存共计24例交脚造像,其中21例造像尊格为菩萨,3例造像尊格为佛。全部集中在北朝时期。因敦煌交脚造像均无尊名铭文,也因此引发众多学者展开讨论。对敦煌莫高窟交脚造像身份考证的学者众多,其中日本学者肥塚隆[3]通过展开对犍陀罗出土的弥勒造像考察分析,与莫高窟第275窟主尊像的对比,论述其275窟主尊交脚像为弥勒造像。国内著名学者刘永增在《莫高窟北朝期的石窟造像与外来影响》[4]文章中通过追溯敦煌北朝弥勒造像中各种元素的来源,也同样论证为275窟交脚菩萨为弥勒造像。另外根据《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卷一段文杰的文章《早期莫高窟艺术》[5]皆认定为敦煌交脚而坐的菩萨或佛造像为弥勒,象征高居于“兜率天宫”之中的弥勒。 敦煌现存的24例交脚弥勒造像,其6例塑在北凉时期。北魏时期,由于设置了专门抄写佛经的机构,使佛教在敦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敦煌莫高窟现存的24尊交脚弥勒造像,其中16尊集中在北魏时期,其余2尊在288窟(西魏)中心柱西向面1例和290窟(北周)中心柱西向面1例。北魏时期弥勒信仰广泛传播更为流行。下面根据莫高窟交脚弥勒塑造的时间、位置、龛形、发式、印相、服饰、座等分析整理如下: 北凉268窟1例,北凉275窟西壁主尊1例,侧壁4例,北魏第259窟侧壁4例,第254窟中心柱3例,侧璧2例,第257窟中心柱1例,第251窟中心柱2例,第260窟中心柱1例,第437窟的中心柱1例,第435窟中心柱2例,西魏第288窟中心柱1例,北周第290窟中心柱1例。其中有268窟、254窟中心柱东、288窟中心柱西交脚弥勒佛安置于圆券龛内。290窟交脚弥勒为菩萨尊格,较为特殊亦塑于中心柱西向面的圆卷龛内,此中心柱无上层龛。其他交脚弥勒菩萨均安置在阙形龛。交脚佛为波状发鬓,交脚菩萨头戴三宝冠,只有275窟主尊冠中塑有一尊跏趺坐佛。 二、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起源及样式源流 关于弥勒造像的起源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印度的犍陀罗佛教造像。在佛教律典中关于印度弥勒造像的记录,可见于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四十四云:“弥勒菩萨已降神下。是时。修梵摩即与子立字。名曰弥勒。弥勒菩萨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身黄金色。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寿八万四千岁。女人年五百岁然后出嫡。尔时弥勒在家未经几时。便当出家学道。”(《大正藏》卷二,787-789)据考古发现,贵霜时期的迦腻色伽铜币的背面塑有弥勒铭记像,结跏趺坐于台座上,头发为肉鬓状,右手掌为施无畏印,举于胸前,左手自然垂于左大腿下,手指夹提净瓶。[6]由此可知关于古印度弥勒的最早形象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与2世纪的中叶期间。犍陀罗地区的弥勒菩萨呈两种基本表现形式,立像较多,坐像则以结跏趺坐为主。同时也出现少量以交脚而坐的样式,用于表现兜率天宫中待机的弥勒。据考古学者的详细统计,在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已经发现60余例交脚样式造像,其中7例身份可以确定为弥勒菩萨。[3]其中最早的1例为旧马尔丹所在地出土的婆罗门仙人浮雕《占梦》(图1)中出现弥勒交脚形象。弥勒以王者的形象交脚而坐,头戴宝冠,上袒下裙,右手掌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扶膝。弥勒造像结构清晰、比例准确,带有强烈的自然写实性,可以看出明显带有希腊文化特点。 从公元2世纪秣菟罗出土的贵霜时代弥勒菩萨立像和犍陀罗地区出土的两例弥勒造像来看,无论从造型手法上还是衣饰服装上来看,其都与早期的释迦牟尼佛的造型十分类似。发行、服饰、比例、基本姿势、装饰物上等等,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可见弥勒的造像在古印度可能是直接借用了释迦牟尼佛的造型。日本学者宫治昭在全面考察犍陀罗的弥勒造像后总结了弥勒的四个方面的特征:束发式发型、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印相、青年形象,其中前两者是弥勒菩萨的必备形象。[7]在犍陀罗地区,贵霜时期阎膏珍王和孚维什伽王雕刻在货币上肖像就是这种类似交脚坐法的姿势。交脚而坐的样式也常见于释迦牟尼、王侯贵族的图像当中,可见在犍陀罗地区的交脚坐式,只是一种生活中的常见坐姿并非弥勒的固有坐式。交脚坐在佛教律典中亦不曾记载,可见交脚坐式与佛经的规定无关。 季羡林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实际上是有吐火罗人为媒介间接传入的,而并非直接由古印度传入。弥勒之发音也是吐火罗文Metrak之音译,意为“慈氏”,即慈爱中诞生之意。季羡林认为弥勒的交脚造像来自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帝王坐姿。[8]西域地区的早期壁画出现许多交脚而坐的形象,如巴米扬石窟第388窟内绘有一菩萨形象虽剥落严重,但根据交脚而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水瓶可确认为弥勒形象。新疆克孜尔石窟交脚形象的壁画数目巨大,包含本缘故事中的人物、弟子、天部、佛陀形象均呈现为交脚姿势。可见该地区的生活习惯自然地融入到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当中。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前壁画面中央大多绘有弥勒菩萨。如第38窟弥勒说法图(图2)当中的弥勒菩萨,头戴三宝冠,交脚而坐于方座之上。上身半裸,腰束长裙,手作说法印。身后绘有头光和背光。其项部饰有项圈,胸前有宝带、璎珞,腕部和上臂都装饰钏等物品。此图构图以弥勒为中心,两边各绘有上下两排听法天人形象,均双手合十呈恭敬状面向弥勒,外围绘众天女环绕。弥勒整体比例明显大于其他天人形象以凸显其中心地位。此图描绘的场景可见于南朝宋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而时兜率陀天上,有五百万亿天子,一一天子皆修甚深檀波罗蜜。为供养一生补处菩萨故,以天福力造作宫殿,各各脱身栴檀摩尼宝冠……诸栏楯间自然化生九亿天子、五百亿天女……如是天乐不鼓自鸣……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競起歌舞”。(《大 正藏》卷十四,419)此窟图中弥勒不见净瓶的形象。38窟弥勒说法图造型与敦煌的交脚弥勒造像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可见西域交脚坐姿弥勒随着佛教东传的过程,随即出现在敦煌早期弥勒造像之中。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原最早的交脚弥勒形像出现在敦煌及其周边出土的14件北凉石塔之中,其中交脚弥勒形象12身。北凉石塔中塔肩上雕刻的“七佛一菩萨”中交脚菩萨可确认为弥勒造像。因弥勒被称为“未来佛”被列入其中。学术界公认是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的竖三世佛信仰。塔肩雕刻的“七佛一弥勒”造像组合中,弥勒十身为交脚坐姿。其中马德惠石塔明确纪年为承阳二年(公元426年),塔肩中交脚弥勒像是目前考古所知汉地最早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弥勒背负头光,交脚而坐,束碟状发鬓,明显带有犍陀罗和西域地区的表现特点。高善穆塔的弥勒菩萨宝冠中塑一尊跏趺坐佛,此形象为国内最早出现的戴化冠佛的弥勒造像。[9]其中酒泉残塔中的弥勒像(图3)肩披帔帛,身后负头光,背靠有三角形网状的靠背,交脚而坐,衣纹为阴刻线与莫高窟最早洞窟之一275窟内的主尊弥勒菩萨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三、莫高窟北凉时期交脚弥勒造像特征 莫高窟268、272、275窟为最早三个洞窟,关于这三个洞窟的开凿年代有多种论述。主要有西凉说、北凉说和北魏说这三种说法,但目前学术界多数认为三窟为北凉时代开窟,称为“北凉三窟”。此三窟当中268窟西壁上层圆卷龛塑交脚弥勒佛一例,正面端坐于方座之上。其中275窟是典型的弥勒龛,主尊为高 34米的弥勒菩萨造像,侧壁上塑四尊交脚菩萨两尊思惟菩萨像。 北凉时期268窟与275窟的交脚弥勒造像从表1对比来看,无论是尊格、发式、印相、服式和座式来看都大不相同,差别较大。268窟的弥勒造像尊格为佛,是弥勒的下生信仰,而275窟为弥勒的菩萨造像,为弥勒的上生信仰,也就是在兜率天宫尚未下生阎浮提界的弥勒。因此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差别。但是造型风格和造型比例来看确是比较接近的。两尊造型手的动作均表现右手为施无畏印与左手为与愿印,275窟侧壁四尊交脚弥勒均为说法相。为了更加清晰的体现二窟弥勒造像风格的相似性,可以看268窟与275窟交脚弥勒的实测数据和各项的比例关系,详见表2。 从以上数据来看尽管两窟内的弥勒交脚像尺寸虽有不规则变化,但总体上能看出还是有一个规范的参数。说明造像工匠在塑造佛像时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在造像比例、艺术效果上,可能参照了比较规范的样本。[10]275窟南、北两壁上层均塑有小型弥勒交脚菩萨像,整体的形象与主尊类似,每一尊之间的比例差非常小。特别是整个脸部比例及间距控制,几乎一样。佛头造像可能是由一个标准胎具压塑而成的,然后再安置在每个阙形龛内。工匠师傅再根据周围的环境对五官再进行微调创作使其附有艺术个性。 敦煌第275窟的主尊弥勒(图4)是北朝时期最大的一尊造像,也是莫高窟洞窟中唯一以交脚弥勒菩萨为主尊的一例。[11]整体造型非常有特点,头顶三面宝冠,中间有化佛。右手残缺,左手亦为后补。[12]拇指较为完整,形体饱满,其他四手指均有缺残,不见曾塑净瓶的痕迹。该尊像面相饱满,眉间最初应镶嵌白毫,现已残损脱落形成一凹陷的圆点。天庭饱满,额头偏高,头发整齐用细密的阴刻线表示。脸型较宽,高52cm,宽49cm。五官所占脸部面积较大,五官之间间距较为松散,脸部的塑像整体较为概括,脸部的结构如眼窝、两颊、下颌骨等部位并不凸显,整体较平。双耳硕长,耳朵上并有耳孔,整体位置偏上。鼻梁挺拔,鼻翼较小。两眼饱满,眼球为嵌入的铜片。嘴型较宽,上嘴唇较厚,嘴角含笑,神态文静和悦。颈部粗壮,无三道纹饰。整个身体挺拔健壮微微向前倾斜,肩宽胸平,颈部佩戴缀珠项圈及胸前垂璎珞,璎珞细长垂至肚脐。塑像整体比例上半身较长,身躯宽硕。 帔帛搭于双肩之上,内缘浮塑出三角形波折状衣褶,披巾末尾翻转折叠其上,并刻规律细密的阴刻线,装饰性很强用于表示衣纹。腰束长裙,双腿向外自然扩张,裙子的衣纹为隆起的细泥条,并施以阴刻线手法(这种隆起的衣纹加刻阴刻线的手法常见于四五世纪的犍陀罗雕像)。双腿的衣纹呈平行线凸起的条状,产生一种近似犍陀罗浮雕之感。双足自然下垂踩于圆台之上,表示足踏莲花。身体背靠倒网状三角形靠背。方座两侧各塑一威武狮子形象,形似汉代陶俑造型概括简练,表示弥勒坐于狮子座上。 第268窟是一个禅修窟,最初可能是没有佛像的,现存的佛像为交脚弥勒[11],塑于圆卷龛内。圆卷龛样式均可见在古印度的秣菟罗、犍陀罗、西域以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佛龛形式。268窟弥勒佛佛龛上部为拱形,下部为方形。龛顶绘华盖,龛壁绘头光、身光。龛楣绘有火焰纹,附有希腊式龛柱。268窟主尊弥勒佛像(图5)交脚危坐于方座之上,身体健壮,肩膀宽硕,腰部偏细,双腿自然外张。头部与身体的比例为1∶45,头部略大,该像头部为宋代补塑[2]97,下身稍短。发式为波状发鬓,面相浑圆,脸部较宽近似方形。眼长眉高,鼻骨挺拔,鼻翼较小。嘴型较宽,下嘴唇较厚(印度居民的特征),双耳硕长。脖子比例适中,塑三道纹。佛身右袒袈裟,薄體透衣,透过衣服可显示出佛身体的明确形体结构。袈裟上刻有规则的阴刻线富有装饰性,腿处袈裟阴刻线规范呈U形纹,双足交叉左腿前右腿后,脚尖弯曲向内两两相向,形成一个稳固的等边三角形。 敦煌第275窟和第268窟中现存的交脚菩萨是莫高窟最早的交脚弥勒造像。此二窟内的交脚弥勒注重塑像整体的厚重感和体量感。造型挺拔健硕,面部浑厚饱满,额头较宽,眉长眼高,鼻骨挺拔,嘴角微翘紧闭,表情威严宁静,身体扁平,圆而平滑。线条的分布走向明确规范。268窟弥勒交脚像佛衣表面刻有细密而均匀的阴刻线,用于表示衣纹。线条跟随佛像身体结构缓缓而行,流畅而富有装饰性。275窟主尊造像衣纹均为贴泥条的方法,泥条相隔间亦运用阴刻线,275窟主尊的造像手法比268窟更加成熟丰富,但是造型手法是相类似的。造像整体较为概括,服式所表现出来的线条比较程式化有较强的犍陀罗风格。其275窟的主尊弥勒在北凉时期可谓体量巨大,造型也更饱满细腻,其南北壁四尊交脚弥勒造像呈现出较为统一略显单调的状态。[13]268窟做为一个禅修窟其主尊弥勒造型较小,形态也略微简单。其对于造像的要求还仅是对禅修窟的一种附带的装饰,或者说是象征意义的一个存在而巳。[13]北凉时期交脚弥勒造像总体呈现出简约的风格,造型语言总体注重整体的统一与概括。 四、北魏时期交脚弥勒造像特征 敦煌北魏石窟的弥勒交脚像均在中心柱窟,中心柱窟也被称为“塔柱窟”,形式源于印度的“支提窟”。塔本是在佛像出现之前存放佛的象征物,以供信众右旋膜拜。一般空间较大,造像相比北凉时期的造型也更加成熟。254窟中心柱东向面交脚弥勒佛,造像手法简朴,波状顶鬓,双耳较长,头型整体偏方,额头偏长,发际线偏高,鼻梁细窄,人中较长。嘴唇薄,下颌短,脖子略短。腰腹处细短,右袒袈裟内着僧支抵,轻薄的袈裟薄衣透体,衣纹婉转曲回。交脚而坐,腿形较长,双腿自然外张,右腿前左腿后,双手残,右脚残。袈裟较薄,衣纹贴泥条刻阴线。254窟中心柱南北向面上层各有一尊交脚菩萨(图6),南北壁人字披下各塑一尊交脚菩萨。这四尊交脚菩萨造型特点较为接近,头部比例与身体适中,面庞呈椭圆形,五官比较集中,额长而窄,眉高眼鼓,鼻梁细窄。嘴型较小,耳朵形体狭长与眉齐高。服式基本一致为上袒下裙。北壁交脚弥勒印相为说法印,其余三尊皆为无畏印和扶膝。 北凉268窟、275窟交脚弥勒像造型浑圆丰满,眉长眼鼓,表情威严,富有体积感。北魏的254、251、259、260(图7)等窟内的交脚弥勒在造型出现扁平瘦小的倾向,头部与北凉时期相比明显下颌较小。显现出身形修长,造型柔和而清秀的风格。相比犍陀罗造像的写实苍劲的表现手法而言,敦煌的交脚弥勒造像更加强调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整个的精神面貌。在传承犍陀罗写实手法的同时,放弃了很多逼真的细节刻画,呈现出一种亲和的气质。敦煌的弥勒交脚造像强调整体的体积感,身躯饱满而平滑,与汉魏俑的造型特点相类似。敦煌的弥勒交脚像多用贴泥条的形式结合阴刻线来表现,与犍陀罗的石刻写实风格相比流露出一种象征性,表达出一种宁静、庄严、静态、凝思的弥勒形象,富有一种独有的女性气质。表现技法上也是更加注重装饰性与平面性,服式阴刻线的表现手法紧紧环绕身体结构薄而紧贴身体之感,营造出一种“曹衣出水”的视觉效果。可以看到中原造型风格与西域因素进一步的融合。 北朝后期288、290窟的交脚弥勒面貌清瘦,五官较为集中,额高而窄。鼻梁较短,嘴唇较薄,耳体宽短,整体塑像较为秀气。注重线条的韵味和节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新的特点。北周之后,除经变 五、造像的样式及源流 (一)狮子座 在莫高窟的交脚弥勒造像(图8)当中只有275窟的主尊有二狮子矗立于方座两旁,在佛教上被称为狮子座。275窟狮子造型浑圆威武,虽然用泥塑而成,却有石雕般的彪悍之感。造型删繁就简,概括统一。狮子头部阴刻线着力刻画雄狮的鬓毛、肌肉和躯体的斑纹。整个塑造凝练概括、紧凑饱满,带有汉代石兽的朴拙之风。在古印度时期无论是秣菟罗地区还是犍陀罗地区都出土许多狮子座样式的佛陀造像。在犍陀罗狮子的造型以高浮雕的形式表现在方座的两边。狮子矗立在佛陀两旁的造型是一种超宗教的表现手法。在云冈的第5、7、9、10、11、12、13、16、17、18、19、21、32、38窟中的交脚菩萨、交脚佛造像旁均可见狮子座样式。龙门石窟的交脚弥勒像均为狮子座。狮子座在佛教造像当中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象征着佛陀勇猛无畏,非凡超常人,将佛比喻为人中狮子。有些经文当中以“狮子吼”来描绘释迦牟尼佛。其中在东晋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七当中就有明确记载,经文云:“何以名师子座,为佛化为师子,为实师子来,为金银木石作师子耶,又师子非善兽故,佛所不须,亦无因缘故不应求。答曰,是号名师子,非实师子也。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为师子座……又如师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道中,一切降伏无畏敌,名人师子”。(《大正藏》卷七:111) (二)三宝冠及化佛装饰 三宝冠有三个圆盘形冠饰组成是敦煌北朝时期菩萨最基本的头冠,也普遍见于云冈石窟和新疆各石窟的造像艺术中。敦煌的交脚弥勒造像均戴三宝冠,看不清发鬓,三宝冠在犍陀罗造像中为释迦牟尼的样式。在印度阿旃陀石窟门楣的壁画中,绘有一组七佛一弥勒的造像组合,弥勒头上的发鬓被华丽的王冠所取代,象征着弥勒被释迦牟尼佛授予王冠,为继承人的未来佛。此外,唐代不空译《法华曼茶罗威仪形色法经》中也明确记载:“弥勒菩萨,顶上妙宝冠,绀髺垂两肩”。(《大正藏》卷十九:603)经文中明确弥勒菩萨头戴宝冠。 275窟西壁主尊是莫高窟内唯一有化佛冠的弥勒菩萨像(图9),日本学者高田修氏指出,交脚但宝冠上有化佛,在其难以认定为弥勒的情况下,这些尊像与其称为弥勒,不如定其为观音更妥。[14]因在犍陀罗和西域地区均不曾见化佛冠的交脚菩萨,一般来说头带化佛冠的菩萨可依照经文认定为观音的造像。如《佛说观无量寿经》云:“观世音菩萨……顶上毗楞迦摩尼以为宝珠 ,其冠中,有一立化佛 ,高二十五由旬”。(《大正藏》卷十二:240)但是在南朝宋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也谈到过弥勒戴化佛冠如下:“释迦毗楞伽摩尼,百千万亿甄叔迦宝以严天冠,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诸化菩萨以为侍者”。(《大正藏》卷十四:419)而且早在北凉高善穆塔中(428年)塔肩交脚弥勒造像中,其宝冠中明确塑一跏趺坐佛。云冈石窟交腳像第6、7、9、10、11、12、13、16、18、35窟均可见化佛冠交脚弥勒。可见在我国境内的弥勒造像,化佛冠也是弥勒造像的重要标志。 ? (三)仰月、日月纹饰 敦煌交脚弥勒造像的三宝冠中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装饰样式,275窟主尊弥勒的三宝冠中除中央塑有化佛外,据刘永增先生考察,宝冠的三面都曾绘有仰月纹饰。275窟的侧壁阙形龛内四尊交脚弥勒宝冠也都会有仰月纹饰(图10)。254窟南北壁的交脚弥勒冠中也都是仰月装饰,巴米扬石窟的西大佛天井菩萨像王冠之中亦有仰月装饰。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先生最早注意到这种形式,他指出这种纹饰受到了波斯萨珊王冠样式的影响。随着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的频繁交流,中原与中亚、西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加强。 北魏之后莫高窟冠饰出现一种新的日月纹饰,如莫高窟254窟南北壁交脚菩萨三宝冠绘有清晰的月中托日装饰(图11)。日本学者林良一在《サ—サ—ン朝王冠宝饰の意义と东传》[15]一文中认为日月纹饰反映了西域文化的太阳崇拜或者来自密特拉的光明崇拜,这种文化是通过丝绸之路货币的流通而来,进入中原。中原地区的云冈石窟之中最早出现大量的波斯式的日月形冠饰,然后这种样式又传回到敦煌地区进而形成影响。仰月和日月形冠饰是敦煌交脚弥勒菩萨冠饰的基本样式,其样式无论在莫高窟、麦积山、云冈都较多出现。佛教图像接受了这种装饰用于象征佛陀的光明与智慧,衬托佛像更加庄严其身。 (四)阙形龛 敦煌北魏石窟大多为中心塔柱窟,在中心柱的四面开窟造像,通常中心柱东向面开大龛塑主尊,其余三面分上下二层,开龛上层多为阙形龛,下层为圆卷龛。[13]交脚弥勒多塑在中心柱的南北向面上层阙形龛或者侧壁上层龛内,仅有254窟中心柱正面龛(东向面)为交脚弥勒佛。 阙形龛于莫高窟北朝窟内共计有25处。除去已无尊像的二龛,其余23龛中有20个龛为交脚像,仅3个龛为思惟菩萨像。[15]阙形龛是敦煌弥勒造像的典型特征之一。阙形龛敦煌莫高窟是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在北凉时期275窟南北壁四尊交脚弥勒和两尊思惟菩萨均为阙形龛。阙形龛的表现形式均见于莫高窟早期石窟的中心柱上层 ,有少数开凿在南北壁前部的人字披下方(如第 254、259 等窟),从所处的位置看也属于上层。[4]在犍陀罗和中亚佛教造像中圆卷龛和上小下大的梯形龛较为常见,不曾见有阙形龛。阙是汉代以来一种普遍的建筑形式,可见敦煌的工匠师傅在创造佛陀雕像的时候在放弃了外来的梯形龛,而采用了人们更熟悉的阙的表现形式。从印度的梯形龛到敦煌的阙形龛,可见佛教文化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并非照搬外来文化的造型样式,而是在传承、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具有多文化视角的佛教艺术,这是典型的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成功的融合。 结 语 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源于古印度,经中亚、西域传入敦煌,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接收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创造出了敦煌莫高窟独特的交脚弥勒造像艺术。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独特造型艺术,在传承了古印度犍陀罗的造型语言和手法的基础之上,融合汉晋以来的传统艺术,创造出了莫高窟独特的交脚弥勒文化,开创了莫高窟早期造像特殊时期。就艺术层面来说,敦煌莫高窟交脚弥勒造像的发展过程,他们生动的展现了本地传统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缓慢过程,这也是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民族化”并加以再创造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3] 肥塚隆莫高窟第275窟交脚菩萨像与犍陀罗的先例[J]敦煌研究,1990(01):16-24 [4] 刘永增莫高窟北朝期的石窟造像与外来影响(上下)一以第275窟为中心[J]敦煌研究,2004(03):83-922004(04):1-6 [5] 段文杰早期莫高窟的艺术[M]//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73-184 [6] 上原和键陀罗弥勒菩萨像的几个问题[J]蔡伟堂,译敦煌研究,1994(03):62-70 [7]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53 [8] 季羡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J]文史哲,2001(01) [9] 刘慧中原北方早期弥勒造像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141 [10] 蔡伟堂莫高窟早期三窟佛像比例探讨[J]敦煌研究,2005(03):33-40 [11] 赵声良敦煌石窟早期佛像样式及源流[J]佛学研究,2018(01):82-96 [12] 宫治昭敦煌美术与犍陀罗印度美术-早期敦煌美术受西方影响的二三个问题[J]顾虹,译敦煌研究,1995(3):190-199 [13] 徐艺敦煌北朝彩塑造型语言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 [14] 高天修犍陀罗美术的大乘征证——弥勒像与观音像[J]佛教艺术,1979(125):11 [15] 林良一サ—サ—ン朝王冠宝饰の意义と东传[J]美术史,1981(28) [16] 东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尊像图像学考察[J]敦煌研究,2015(06):1-12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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