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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音乐与历史研究”会议成功举办的学习感悟
范文

    【摘要】《中国音乐》主办的“中国音乐与历史研究”会议,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此次会议的专家,来自全国多所音乐院校,学者在会上的发言作为最新研究成果,共同探讨了中国音乐与历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音乐;音乐文化;中国音乐与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 2020) 01-0001-03

    【本文著录格式】赵华丽,“中国音乐与历史研究”会议成功举办的学习感悟——史学分会场[J].北方音乐,2020,01(01):1-3,6

    2019年6月1、2日,由《中国音乐》编辑部主办的“中国音乐与历史研究”会议,在北京亚奥国际酒店会议室顺利召开。《中国音乐》编辑部主编齐琨,对这次会议的安排及目的作了详细介绍。

    会议日程明确将这次会议分为两个会场,以音乐史学为主的会场一,以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为主的会场二。为了让学者充分将学术认知通过这个平台展示给大家,让学者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以更好地深入研究当下音乐的发展,学者间借此机会切磋互动。这次所有参会者的演讲均为最新研究成果,第一时间汇报给各位同仁,后继会在《中国音乐》期刊中发表原文。

    齐主编申明,这次会议与众不同的考虑是给每一位学者30分钟的时间,20分钟陈述,10分钟用于学者对陈述者的一个回应,以互动的方式评价,比往常会议的每人15分钟,增加了一倍的时间,让学者有充分的时间展示白己的研究内容。会议的过程也证明这种安排效果良好,得到学者的一致中肯。作为会议的旁听者,我也感到这次会议安排的别具匠心,各位专家汇聚于此,编辑与相关幕后T作人员做了充分的筹划。齐琨教授简洁的话语陈述清楚会议的相关事项,并祝愿各位专家在6月1日这个节日中永葆学术童心。会议由此正式开始。

    6月1日上午第一场

    第一场不分会场,音乐史与传统音乐,在同一个会议室举行,由齐琨教授主持。刘再生,这个耳熟的名字,陪伴音乐史学习的史书作者之一,在这之前,只读其书,未见其人。当他出现在发言席上时,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让在坐的每一位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心。他的演讲题目为《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提出了经常遇到,又常忽视的问题。他提出对音乐史中常识性知识的错用要加以批判,学者之间争鸣要正确对待等。对史学要保持批判意识,不盲从权威,批判意识是近代科学不能忽视的。将中国音乐学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学者身上。对此,罗艺峰、秦序、郑锦扬老师都有回应,在批判别人错误的同时,还要有白我批判意识,这是每一个学者肩负的重任。

    郑锦扬就《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新时代音乐史学的发展要努力的几个方面。 “音乐专史”创作要多而通, “古代乐学”研究要透而实, “音乐空间”认知要广而准,每一个部分他都有总结性的“道”和例子层面的“理”,作者对音乐史高屋建瓴的把握,及指路明灯般的可研究方向的拓展,促使每一位参会学生低头速记。对此,杜亚雄、秦序都作了回应,将学科史、学术史结合,由此音乐史学术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在细分的基础上贯通是作者强调的重点。

    徐元勇的学生代为陈述老师的观点,将徐元勇取得的一些学界认可的学术研究和正在关注的焦点,给大家作了一个简要汇报。主要针对近现代史资料整理、编纂工作展开。作为史料查阅对现在和将来有重要意义,对近代音乐史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又全面的想法,需要付出较大的精力。

    齐琨主编的点评言简意赅,指出三位学者关注的都是视野下的焦点,古代,近代,加上思想的反思,这构成了音乐史研究的必然趋势。

    会议的下半场,由李宏锋教授主持。杜亚雄教授的演讲情绪激昂,他的话题“音乐文化”的概念,民族音乐学建立近40年来,被我们大家习以为常的音乐文化的用法是错误的这一结论,震撼了在场的几乎每一位。音乐是文化的一种,音乐与文化概念是一种小与大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并结合西方语法知识,给大家注射了一针醒神剂。这种概念模糊在学界一直存在,却被大家认同继续使用,不能从辩证法的方面认识共性与个性,是音乐理念研究的一个障碍。罗艺峰、秦序、王子初等各位教授都对音乐文化的概念做了个人理解的回应,对于文化与音乐的关系是一个逻辑问题,多种复杂关系难以讲清。秦序老师引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概念越模糊,使用的人就越大胆”,这个问题是文字本身的多语义性造成的,一直存在于过去,并且也存在于现在和将来。因此,刘再生老师提出的个人批判意识就适用于杜亚雄的演讲中。

    郭彪教授《音乐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师范认证困境探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从历史制度出发,对当前音乐院校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多种实质性问题,与当下的境况息息相关,并提出了问题的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谢嘉幸教授认为,作为管理层人员,想要解决的许多事情都是从实际出发,但是有些问题在我们的能力之外,需要多方的配合,这需要与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结合,制度的变迁与实际问题不是能同步解决的,这也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问题。

    《“中国乐派”的释义、定位与建构建议》,是秦序教授谈论内容。自从中国音乐学院将“中国乐派”设为重大学术基金项目之后,对学术词语的定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他试图做更准确的解释。广义与狭义的概念是对事物辩证的看法,他就语言中存在的分歧做了明析,表明共同的文化基础,形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是解释事物延续的基础。由此,给出的结论是中国乐派理论的研究还要加强,提出既符合“王黎光一高丙中”教授所述的相关要件,还能代表时代的文化新声,力求语言定位准确,加强学术认知。

    正如李宏鋒老师的评价:这几个题目安排在一起是佳配,每一话题既切合当代实际,又具有广大的外延,单独拿出一个讨论,几天几夜都谈论不完,各位专家对这些问题的提出,此次会议上的研究远没有结束,这些有意义的话题留待学者专家们进一步讨论。

    学术研究就是被这样的讨论、交流推动,并不断地明晰。作为学生,尽情地吸收着学者们带来的高见,也打开了眼界,这样的交流也让大家知识倍增。主办方虑事周全,为在场的每一位学者和学生们提供免费午餐,给学生提供一个与专家交流的机会,这种学术氛围是对每一位处于起始阶段的研究生的惠赠。为此,中国音乐学院尽力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作为个人来讲,从没有在哪次会上像这次认真,老师经典的评论,相互之间的沟通,学者与学生亲切的交流,让我们更进一步体验到大师的风范,越有学问,架子越小,平易近人。越没实力,越是目空一切。做人做学问,如何取舍,其实就在面前。

    6月1日下午场

    李方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西周“周乐”的文化基质》,针对西周的乐文化,借鉴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征,从族群角度关注西周音乐的变化,从文献记载中的语序问题中发现“秘密”。提出西周时代性、族群性、制度性三种意义上的周乐现象。从礼乐渊源看“周乐”的相关问题。认为周乐的文化基质是姬周文化。提出问题,提供证据,抛出观点,大问题套小问题,层层有序,思路清晰。也许更关注西周乐史的缘故,他的叙事逻辑,研究问题的思路给我内心启发很大。这种研究风格,值得认真学习,也期待文章尽早刊出,从文章中得到作者更全面的研究观点。

    丁旭东教授,从口述音乐史的角度,关注当代音乐史料收集。青年教授激情的讲解,带来的是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音、视频,新兴的保存历史资料的方式,将观点聚焦于人。他从如何获得资料,整理资料,到保存资料,拿出一系列有条理的方案。这种方式曾带给人疑惑,与纸质史料相比哪个更有价值的情况下,此种方式得到更多的是肯定。按照作者说的“三个参与”。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试图将历史的碎片变成可靠的历史文献。这无疑开拓了音乐史的另一个窗口,尽量留给后人完备的历史资料信息。对此,作为一个靠古代音乐文献史料提供知识者,我也对这种新的史料保存格外感兴趣,也被作者的实证观点说服。历史是建立在时代的意义之上的,先进的科技,将文化连成一个整体。正如罗艺峰老师的回应,考古学针对的是器物,与人有关系的事被排除了;在史料保存的新方式——口述音乐史,更多侧重人的心理倾向,这些能从口述史中表现出来。

    最激动人心的是刘勇教授的发言,他是一位在音乐学术界敢说真话,求真知的学者之一。为学术而论争,希望学术之正风,学者共同遵守;做一个优秀的学者要先做一个被大家认可的人,学术研究加入太多利己之心就失去了学术的意义,每一个学者要自觉消除对学术不利的心态。这些正是刘再生老师提出的批评意识的发挥,学术要敢于站出来指出所谓的歪风邪气。也正如他的名字,只有勇气绝佳的人才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一片热烈的掌声为此番真言叫好。在他的《论外则为犯》的论题中,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古代文献中的术语,尽量在古代文献语境中去解读。”刘教授提出的也正对一个史学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

    王宇琪在《清传本<校订北西厢弦索谱>音乐文献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从史学的角度对传统音乐中关注的古代乐谱问题展开研究,既关注了《校订北西厢弦索谱》的编纂、体例史料方面的问题,又对乐谱、曲牌、伴奏等音乐本体方面做进一步比较,对《校订北西厢弦索谱》中音乐文化信息,提出个人的看法,对传统音乐中,尤其是中国戏曲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平时虽对戏曲关注的较少,听了讲解之后,豁然明朗,传统音乐的音乐本体分析白有它的魅力,能让我们更贴近音乐本体。

    刘承华教授,对上午所提到的关于概念界定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他对音乐的个性、共性问题提出不能割裂地看待。提出“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体作用。他认为音乐是文化的载体,如果用部分与整体的观点看,音乐是文化的部分,文化是一个大的网状的整体,将所有事物联系起来。最后从形态和功能上说,与音乐相关的事项都可以称为形态,至于音乐有什么功能,一定要放在文化中讨论。作者提到了审美性是“乐”最基本的功能,其他相关的教育、道德功能、礼等都是附加在音乐上面的。

    王子初教授《音乐考古学研究中的音乐学分析》,对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的玉玻璃编磬的复原全过程的陈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形状、音色、保存方式分别作了分析,并出示大量的数据信息,证明在汉代社会生活中,音乐工艺上已掌握较高的制作工艺技能。音乐考古学上的发展对我们了解古人的智慧有重大历史意义。音乐考古出土的实物在学界已经被公认为作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能更进一步让下家了解历史的真实遗存。这也是研究音乐史最有力的“文献”。

    罗艺峰教授《石峁初音:语言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奇葩》,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属于现在陕西,古代称石峁地区发现的口弦乐器。这种乐器目前多地区都有分布,进而寻找各地对其命名,语言上是如何转变,发音上又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对语言的相對稳定性,认为不同地区的口弦一定存在联系这一结论。语言作为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它的神奇远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多,一直陪伴人类文明的发展,要在研究中学会合理运用,尤其是音乐,就是语言“拉长后的音调”。

    王清雷《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将2018年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做了详细的陈述,对其出土乐器钟、磬测音,亲白演奏,让听众听到了远古的金石之声,这天籁之音给我们的是对古人的敬畏,钟声代表着历史文化的深远,留给我们的是前人的音乐智慧,因此,礼乐文化的存在意义功不可没,中华文化,中国人的礼乐精神,用时代的特色乐器钟将声音留存。

    6月2日上午

    章华英教授《清代崔应阶及其<研露楼琴谱>述考》,陈述一生为官的崔应阶与琴的关系。她认为《研露楼琴谱》属于中州派并不明确,《研露楼琴谱》中曲谱来源、风格受到虞山派影响,《研露楼琴谱》中错字在打谱时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给以纠正,作者为此琴谱的打谱提供了一个指南。

    孙晓辉教授同样以琴为主题,在《张之洞与谭嗣同的斫琴意向及其精神隐喻》一文,对张、谭二人的琴学做了比较,从近代史角度看,这无疑挖掘了琴学史上新的继承者,她提出“张的中庸之道,谭的变革精神,都体现在道器的不同理解上,代表着近代的两种思想,尊礼者与革命者。”也不由得对照时代之精神在乐或器上都有的相应的体现。音乐能反映时代的特征,通过孙老师的文章观点也表达清楚。正如李方元评价,对于古代的琴,文人与高官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优秀青年教师陈岸汀,《“弹法一音效一情态”:魏晋三篇<琵琶赋>典型演奏手法及音乐风格情态研究》,针对艺术表演特征、如何操作、表现效果及审美等方面,做了清晰的阐释,从物理力学的角度对三篇琵琶赋中的动作细致分析,在表达情感上,对哀的解释是由于表演引起人情绪的变动,通过乐器将人的情感引发出来,起到打动人心的作用,对哀的新颖解释,让我记忆犹新。最终她的结论是,不管从演奏发力的角度,还是从表演层面,都没有离开中国人的审美原则一一和。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其分析更多的是将乐器学、历史学、审美学、文学结合贯通,作用于更好的音乐历史的解读,值得向她的学术贯通性学习。

    郑锦扬教授的主持没有回应环节,在学者陈述过程中不忍心打断,这种灵活运用的方式,给了学者完整的表述机会,简短的点评不失为一种机智。

    李宏锋老师对《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的曲牌“村里迓鼓”,从旋律形态中找出历史曲调的相对稳定性。对传统音乐通过曲谱的分析对比,提出曲牌的旋律在骨干音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窥探到音乐曲调在更早时期的音貌。

    对音乐与文化这样一个话题,总也讨论不完,胡晓东老师《文化观念与音乐结构——以佛教法器牌子曲为例》,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仪轨中的法器牌子曲为例,将锣鼓经中节奏蕴涵的文化,从宇宙观念、数理逻辑做了深入的分析,发言人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阴阳观念是渗透在民族的审美心理之中。

    韩启超教授对中国古代后官音乐中的机构有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主要以隋唐时期为例,认为这个时期后宫机构的稳定,体现在隶属关系、人员规模、职官称谓、职官的等级、职能五个方面。这种机构的源头最早体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达到顶峰。他提出,正是这种文化制度的形成,保障了雅乐、俗乐在封建社会中的双主体地位。将音乐与所承载机构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让人们更清楚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之间的网状关系。

    杨春薇教授以《溪山琴况》二十四况为例,将其中所研习的结果分为音场、意场、生命场,总结出三种审美重心的变化,认为中国音乐的审美是一个由象境到意境的变化过程,这些最终又将中国古代的审美认知归于一个整体,古代乐中蕴涵的审美具有中国人特定的思维特征。

    在李方元教授对各位老师的论题作出简短评论后,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作为这次会议的听众,感受最深的是“音乐文化”这个话题为各位老师关注的焦点,如何把音乐文化这种大家都在用的概念厘清关系,杜亚雄老师有个人的见解,音乐是文化的一种,不能说成音乐是文化。在文化中,作为主体的人也是这次会議当中的关注点,罗艺峰老师认为,学术背后的推动者是人,不论是从出土的文物,还是宫廷机构、音乐审美;音乐首先是为人服务的。

    作为此次史学专场会议的综述,文中语言的表述,有个人的认知,更多的是对学者观点的归纳和引用。这次会议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每一位学者都有充足的时间陈述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学者的观点、思考问题的视角富有启发性,作为学生对这次会议知识的吸收如饮清泉。每位老师在我心中竖起了榜样,并激发了个人的学习兴趣,相信这次会议让在场的每位老师和学生都有收获。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中国音乐学院的支持,《中国音乐》期刊的筹划,满心期待这些论文早日见刊。

    作者简介:赵华丽(1980-),女,汉族,中国音乐学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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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6: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