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世纪上半叶我国音乐教育的意义述评 |
| 范文 | 武宇 [摘 要]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大相径庭的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皆反映了各学术流派对音乐教育的意义有着不同见解，因此研究20世纪上半叶这一特殊时期人们对音乐教育意义的讨论是我们回顾过去、反思现在、启示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整理20世纪上半叶涉及音乐教育之意义的文章，可以得知当时我国关于音乐教育意义的思考主要从个人、群体、音乐本身、中华文明四个角度共七个方面进行阐发，这对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音乐教育之意义、反思当下的音乐教育有一定启发价值。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音乐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J6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0）10-0136-04 [作者简介]武?宇（1995—?），男，扬州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扬州?225000） 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时期。随着西式学堂的建立，我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课程体系、教学模式都翻开了新的篇章，音乐教育也迎来了新的气象。时至今日，我们不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引进了许多国外教学方法，还对作为音乐教育底层逻辑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任何事物蓬勃发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矛盾的产生与解决，在音乐教育领域则呈现为大相径庭的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这些争议究其根源皆反映了各学术流派对音乐教育的意义有着不同见解。以笔者愚见，研究20世纪上半叶这一特殊时期人们对音乐教育意义的讨论是我们回顾过去、反思现在、启示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音乐教育？音乐教育有何作用？音乐教育的目的为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整理，有益于我们当下的音乐教育研究，对音乐教育之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对相关现象进行反思。 为检索文献，笔者借助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和“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日期为2020年6月1日）。以“音乐教育”为关键词，前者共检索出122条结果，其中4篇为重复数据，8篇为日报检索条例，3篇为内容遗失，即有效检索结果为107篇;后者共检索出1625条结果，其中摄影或人物图像有54个，公告、新闻、致函、报告有520篇，与音乐教育无关的有864篇，发表时间非20世纪上半叶的有40篇，即有效检索结果为147篇。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内容中有许多语句的主语为“音乐”而非“音乐教育”，这似乎是“跑题”的，实则不然。一是当年的白话文语法还没有今天这么规范;二是他们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因为音乐某种功用，所以音乐教育很重要，通过音乐教育可以发挥音乐的那种功用。例如应尚能在《发展音乐教育的我见》一文中写道：“音乐是感化人类最好的一种工具，它能动人的灵性，使人听了好的音乐，顿觉处境不同，它能使人运用幻想，到了另一个境地去了。”[1]这句话似在写“音乐”的作用，但正如雷默所说：“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首先是由音乐的本质和价值决定的。”[2]应尚能正是通过音乐的价值说明“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论证音乐教育对人的感化意义。此类情况在当时的文章中非常普遍，许多文论中所谓“音乐”实可指代“音乐教育”。此外，当年的不少语句在今天看来存在病句或错别字等问题，但为了保持所引内容的“原汁原味”，笔者未对引文做任何修改。 一、音乐教育之于个人的意义 （一）陶冶情操，修养德行 自古以来但凡提到音乐教育，总离不开“情操”“德行”的塑造。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于音乐教育意义的阐述，提到最多的也如是。 程时煃以贝多芬耳聋却依然为人们创作众多音乐作品为例，论述了音乐教育能够培养人的“服务”意识，使人具备服务他人、乐于奉献的伟大精神。[3]储敬六认为陶冶情操、修养德行是音乐教育的最大意义：“抗战的歌固然必须教的，陶情冶性的歌也是不可不教的。这不仅是为了调剂兴趣，最大的目的还是在养成儿童良好的身心。”并明确提出小学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在陶冶儿童的性情，人格的美化，高尚的情操”[4]。徐伯璞认为“音乐最大的功能是使人于无形之中受其感化，所以是调和身心，涵养德行的最好工具。我们要使国民养成优良的德行，与其用教条式的讲说，反不如用乐教感化之力”。[5]在一篇以“铿”为署名的文章《在音乐节说明音乐教育的使命》中，作者首先描述了当时人们缺乏音乐娱乐、极度紧张和无聊的生活，进而提出“有闲暇的时候，因为社会不良环境的引诱，而养成不正当的嗜好，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所以提倡音乐教育的普及，是目前的急务……”[6]从反面论证了音乐教育对于个人德行修养的重要性。刘作楫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最大弱点“忽略了内在人格的陶融”，提出要从外在的形式训练和内在德行的潜移默化这两方面努力来开展人格教育，其中“内在德行的潜移默化”所用方法之一便是“以藝术的力量去陶养人们”，进而点出“在艺术当中，音乐感人的力量最深，所以‘音乐教育是更其重要的”。[7]另有仲子通[8]、李澜平[9]、万永年[10]、游声洛[11]、赵梅伯[12]、黄存[13]、黄友棣[14]等人也阐述过此类观点。 综合这些观点来看，音乐教育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人们情操，修养人们德行，使人品德高尚，即音乐教育具有“德育”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乐教思想是一致的。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各自用不同的论述论证了音乐教育的德育意义，是对中国古人乐教思想的深入挖掘，为后人继续研究音乐教育与德育的关系拓展了道路，传承至今日，人们对音乐教育之德育意义的认识越发深刻，不得不说当年这些学者做出的贡献是影响深远的。 （二）锻炼审美，提升素养 此类观点遵循这样一个逻辑：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具有美的特征，音乐教育自然也有锻炼审美能力的作用，提升人们的综合素养。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种意义： 1.丰富人的情感，提升人的志趣。例如梁特宇针对小学音乐教育，提出其目的不在于培养专业的音乐家，也不在于培养专门的音乐教师，而在于“使能体会人生的秘奥，增加自由而丰富的想象力”。[15]梁德灵从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缺陷着手，批评专注于音乐技能训练的音乐教育，认为这已经偏离了音乐教育的目的，进而提出“我们学习音乐是要训练自己去分别美与不美的声音……而且还要学习了那由人类最深智慧与最高品格所发出的声音，而自己也渗透其中发生共鸣，使自己的生命提高于庸俗之上”。[16]黄友棣直截了当地表示音乐能够使人“精神高扬，心灵纯洁”，从而提出歌曲不仅是拿来表演的，而且可以用作教育的工具，改造大众的气质，“大众太软弱了，该教他们多唱些激昂的进行曲。大众太粗野了，该给他们多唱些温和的抒情曲。大众太萎靡了，该教他们多唱些振奋的励志歌”。[14]2.使人积极向上，形成美好的人生观。例如万永年认为“乐教所以教人善，亦教人勇，教人智，亦教人理解人生，此即教育中设乐教之主旨也”。[10]游声洛认为新音乐教育能够“充实生活使生活成为节奏化艺术化之生活……以产生积极性现实性战斗性的教育效果，从而培育起新的人生观”。[11]赵梅伯认为“音乐有和声，使我们的生活能融洽，音乐有美调，使我们能感觉人生有美的意义，音乐有力量，使我们能发挥精神……”[12]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徐伯璞[5]、“铿”[6]等人。 显而易见，以上关于音乐教育意义的讨论当属“美育”的范畴。他们认为音乐教育通过丰富的情感体验培养和提高人们发现美、鉴别美、享受美的能力，从而形成健康的身心与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提升人的综合素养，拥有艺术化的生活。音乐教育的美育意义，启示了音乐课程不能将目光聚焦在音乐本体技能方面，也不仅仅是培养爱国热情、服务于德育的工具，而要兼顾审美教育，培养人的审美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音乐教育之于群体的意义 （一）凝聚团体，使人团结 音乐教育的意义除了陶冶个人情操、修养个人德行、锻炼个人审美、提升个人素养之外，还具有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增强人与人之间团结的作用。 徐伯璞认为音乐具有“培养团结意志”的功用，因此可以通过音乐教育“使人感到团结意志的重要，其于歌曲或演做时，如大合唱、大演做，必须集中全体唱做者的意志和力量，节拍一致，声气相通，充分表现团结精神”。[5]黄友棣更是层次分明地写道：“运用音乐于集团生活之中，它能煽起强烈的同情心和互助心。不论古今中外，一切民族的集会，祭祀，典礼仪式，无不以音乐来增强它的效果……同听音乐，当然能够收得团结融洽的效果。现在，我们不独要用音乐以和乐群情，更要进一步，用音乐来统一集团的意志，发挥集团的精神。同听乐曲，只是音乐教育的一半工作，还有一半，是同歌同舞;不徒静听，而且动起来。我们不止用音乐来培养起规规矩矩的秩序，更要用音乐来训练起严严整整的纪律。音乐不只是用来陶冶个人的品德而已，并且要用之以训练集团的意志。”[14]持有相似观点的人還有程时煃[3]、黄存[13]等。 这些关于音乐教育意义的挖掘，基本上都从合唱或合奏的表演形式出发，认为在音乐教育中通过合唱或合奏的训练与表演实践，可以使人感受团结的氛围，学会与人合作，而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由于音乐所具有的和谐统一与艺术性特征，人们在精神上亦会团结统一，内心产生共鸣，放下个人之间的隔膜和意见，从而凝聚起来。 （二）振奋人心，兴盛国家 身处山河破碎，各方面都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广大人民普遍需要奋进的音乐以感染积极的情绪、使精神得到振奋，因此许多人意识到音乐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止于使人团结这一步，更在于其鼓舞人民精神，有益救国运动的社会作用。李澜平将提高精神文化、使国家强盛作为音乐教育的使命，他认为“有最优秀的音乐的国家，就是将来最强盛的国家”。并列举《马赛曲》之于法国大革命、萧邦等人所作民族音乐之于波兰复兴的作用，进一步指出：“我们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更需要继续推行音乐教育，使能继续发挥它的战斗性，以完成精神总动员的计划，而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9]游声洛反驳当时一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声音，认为当时的新音乐教育之任务“在发挥音乐更大之教育效果，以激起民众抗日情绪;进而组织民众打击敌人”。[11]黄友棣也说：“现在，我们用音乐去教大众爱国爱民，同心同德;同时也要用音乐去教大众卫国卫民，奋起杀敌。”[14]此外，徐伯璞[5]、万永年[10]、“铿”[6]、黄存[13]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关于音乐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讨论，我国自古有之，例如“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腊，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17]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显然明白此中要义，但不同于古人将国君一人之音乐喜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的做法，他们将目光瞄向了人民群众所听音乐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从而阐述了音乐教育通过教习爱国、抗争题材的音乐，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使群众投身于救亡运动，为祖国复兴贡献力量的伟大意义。 三、音乐教育之于音乐本身的意义 （一）培养新人，以促新乐 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普遍向西方学习，以求改进自身，音乐界也不例外，改造旧乐、发展“新音乐”是最潮流的音乐行为，且这一行为一度发展为一项文化运动，即“新音乐运动”。然而新音乐人才匮乏，中国急需一大批新音乐人才进行新音乐创作，毫无疑问，音乐教育便是培养新音乐人才的最佳途径。 应尚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后便展望了抗战结束后的音乐教育工作，提出抗战结束后的音乐教育计划要分三个时期来做，其中阐述第二时期时就重点提到了音乐人才的培养：“在这期中，应有大量高级音乐师资的产生，并且要有若干专门技术人才的造就。在全国各地，应设音乐专校，或在多数学校附设音乐系。”[1]游声洛提出音乐教育具有“培养新音乐干部以开发音乐未来的新时代”的作用，他认为新音乐的发展需要广大的音乐人才来推动，“然而在目前的中国，了解新音乐的或不算少，但真能做新音乐干部的却确是凤毛麟角，因此新音乐干部之培养，就成为当前新音乐运动的急务了”。[11]彼时，“新音乐”这一概念方兴未艾，中国需要具有民族形式的但又充分吸收外来音乐养分的音乐，创造出一种新的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民族音乐，但能作出新音乐的人才寥寥，因此音乐教育必须具有培养新音乐人才的功能。 （二）音乐转型，迈向未来 音乐教育所培养的音乐人才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音乐，这本就是音乐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便是要通过音乐教育促进新音乐的发展，产生众多属于人民大众的具有时代精神的音乐。 应尚能感叹中国乐器不能逐步改良、中国音乐没有显著进步，由此提出“时至今日，我国音乐不发达，是一个不可讳言的事实，造成这事实的原因，就是大家都不当音乐是一回事，一向就把音乐教育忽略了”。[1]游声洛呼吁音乐教育要培养新音乐干部的最终目的是“以延续新音乐之生命，以广大新音乐之根基，从而使新音乐运动得到更大之成果”。并提出应该“把音乐交还大众”，创作大众的音乐，创作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音乐，而音乐教育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他主张一切音乐最初都是民众的“俗乐”，但自有阶级社会以来音乐便成为少数贵族的专利品，因此音乐教育有责任改变这种现象，“而惟有把音乐重新交还大众，音乐才能显示其对人之内部生活的教育价值，而达其最高之目的”。[11] 四、音乐教育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 在西式音乐传入中国没多久，国人致力于改造中国音乐、建立新音乐，尚不知“民族音乐学”为何物，更未产生“音乐人类学”这一名称之际，便有少数音乐工作者已经将音乐与文化联系起来，探讨音乐教育与发扬中华文化的关系。 顾骑风就曾对此有过逻辑清晰的论述，他先反对音乐“自律论”的观点，强调音乐的功能性，“宇宙间任何一种事物，如果失去它的功能，就会失去它的存在性”。从而认定“音乐是有用的，是应该切于实用的”。进而断定“音乐是应该适合于环境的;不同的环境就应该有不同的音乐”。并由此得出了一个与今天民族音乐学核心思想相一致的观点：“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和另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当然不同，因此，一个民族就有一个民族的音乐……一个民族有一个特质，而一种音乐也自有一种特质。”最终得出结论，面对“民族音乐”时应具有两种态度：“第一是要保存我国民族的特质;第二是要切合我国民族的需要而加以改进。”因此，顾骑风虽然希望中国有专业的音乐家，“但我们更需要中国有普遍的民族音乐，来发扬民族精神”。这便是顾骑风对于音乐教育与民族精神的最终思考，音乐教育可以通过齐唱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歌谣，“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庶可以改进我国的民族音乐，发扬我国的民族精神”。[18]应尚能曾说：“一国的文学，美术与音乐是一国文化所系。无论那一项都能拿来代表一国之民族性……我们不提倡音乐则已，要提倡它，非要做到能代表我国的文化发扬我国的民族性，不算达到目的。”[1]可见，在民族音乐学本身刚从萌芽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国内音乐教育更多地关注其对于个人和社会功能的意义时，便有人已率先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发声。更有黄友棣在解读《乐记》中“审乐以知政”时，将以往字面意义的理解驳斥为“糊涂理论”，提出要以“艺术显示社会生活”的观点去解释：“音乐是生活的艺术。为了音乐足以反映生活状态;故从一个民族的音乐诗歌之中，总可以窥见这民族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的精神所在。”[14]这样的认知正与今天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异曲同工，可以说他们领先了国人半个世纪。 五、总结与思考 第一，我国从古至今但凡提及音乐教育，必谈其德育作用，现今更是将“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写进《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的课程“总目标”，但我们扪心自问，在实际音乐教学中还存在多少德育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往往都围绕着音乐基本要素、音乐结构、演唱演奏、編创等音乐本体层面的审美欣赏与实践体验进行设计，其次是相关历史或文化知识的拼贴，鲜有德育层面的安排。教师忽略德育，难道仅凭一些正能量的歌曲听赏和演唱就能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吗？如此日缺月乏地疏于德育，反而会产生道德水平在不知不觉间下降的危险。我们真该仔细研读前人关于音乐教育与德育关系的学术成果，从内心里真正意识到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将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落到实处。 第二，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就需要反帝反封建的音乐，教习这类抗争性的歌曲可以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的斗争精神，最终达到救亡国家、复兴中华之目的。现在的中国早已独立自主，音乐教育不再具有救亡的意义，但当时关于音乐教育与救亡复国的关系讨论为我们今天思考音乐教育的意义提供了启示：欣赏、演唱或演奏甚至参与编创“主旋律”音乐对群众意识形态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将音乐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使人坚定文化自信，饱满爱国热情，从而为复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现今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和研究的。 第三，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学者以民族文化为切入点思考音乐教育的意义，尽管当年他们的表达非常简要，但若展开详解，便涉及文化人类学、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等问题，而这些正是近几年音乐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热点，从这点上来看，应尚能、顾骑风、黄友棣等学者何止领先国人半个世纪，而是将近一个世纪。尽管受限于时代条件，其思想有一定局限性（比如顾骑风虽主张各民族音乐应该有各自的特质，并呼吁中国音乐应警惕“人主己奴”的恶果，然而他仍避免不了当时大环境下“西方音乐中心论”对他的影响，下意识地以西方音乐为高级、以中国音乐为落后），但这些学术成果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人类学相关研究仍有裨益，值得我们参考。 注释： [1]应尚能.发展音乐教育的我见[J].教育通讯周刊，1938（29）：5—8. [2][美]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M].熊蕾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1. [3]程时煃.为什么提倡音乐教育[J].北京师大周刊，1926（291）：7—9. [4]储敬六.关于小学音乐教育[J].音乐与美术月刊，1940（12）：3. [5]徐伯璞.普及民众音乐教育[J].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1（03）：28. [6]铿.在音乐节说明音乐教育的使命[J].华南学院校刊，1943（28）：5—6. [7]刘作楫.实施音乐教育[J].广播周报，1948（88）：3. [8]仲子通.音乐教育的本旨[J].商旅友报，1924（01）：60—61. [9]李澜平.现阶段音乐教育的重要[J].福建教育通讯，1940（21）：296—297. [10]万永年.论今日学校音乐教育之彷徨[J].前锋月刊，1941（06）：10—12. [11]游声洛.新音乐教育之时代任务[J].民族青年，1942（06）：40—41. [12]赵梅伯.中小学音乐教育[J].广播周报，1947（66）：3，8—9. [13]黄?存.音乐教育的重要性[J].上海教育，1948（05）：9. [14]黄友棣.音乐教育精义之新释[J].教育研究，1948（110）：75—84. [15]梁特宇.谈小学音乐教育[J].音乐与美术月刊，1940（06）：6—7. [16]梁德灵.音乐教育漫谈[J].文化展望，1946（02）：11. [17][春秋]管仲.管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70. [18]顾骑风.音乐教育与民族精神[J].教与学月刊，1936（12）：1—8. （责任编辑：张洪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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