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俄跨界族群鄂伦春音乐研究 |
| 范文 | 包明德 王宝松 [摘?要] 中俄鄂伦春同宗同源，跨界而居。中俄鄂伦春音乐相比较，前者保留相对完整、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较小，音乐文化呈现出原生性特征;后者受其北方多民族文化影响较大，音乐文化体现出多元性与变异性特征。中国研究者以局内人（音乐学家）居多，俄罗斯主要是文化学者为主体。目前中俄鄂伦春族群音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间音乐中民歌形态、文本、互文性、流变的理论研究，歌舞艺术、宗教仪式音乐、萨满鼓的原生性（鼓语）、舞台表演音乐民族志研究。跨界族群音乐历史文化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文化阐释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随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联动频繁，中俄跨界鄂伦春音乐研究有助于学理发展，推进全球性音乐文化一体化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中俄;跨界族群;鄂伦春（埃文基人）;传统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5-0016-04 鄂伦春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鄂伦春族源，一是肃慎、靺鞨之说;二是室韦之说;三是丁零之说。史料记载，15世纪开始，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封建王朝管辖;清顺治十年，由于外敌入侵，黑龙江以北鄂伦春族大部分被迫南迁，少部分仍处北岸。《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北岸鄂伦春人随之处于沙俄统治，形成中俄跨界族群。 一、中俄鄂伦春族群分布 中国鄂伦春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南岸，是北方人口最少民族。现有8659人[1]。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3573人，占我国鄂伦春族总人口413%;黑龙江省鄂伦春族3871人，占我国鄂伦春族总人口447%。[2]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南木乡，生活在甘河流域、托河流域、多布库尔流域、阿里河流域、毕拉河流域;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呼玛县白银纳乡、塔河县十八站乡、以及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黑河市爱辉区新生乡、伊春市嘉荫县南部乌拉嘎镇胜利村，生活在呼玛河流域、塔河流域、库尔滨河流域、逊河流域、沾河流域、嘉荫河流域。 俄罗斯鄂伦春人散居其广袤的北部及远东地区。20世纪30年代以前鄂伦春族被视为独立族群。30年代以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以及其他小民族被官方统称为埃文基人，与众多土著民族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北方小民族文化圈。[3]2002年俄罗斯人口普查埃文基人共35527人[4]并主要生活在东部鄂霍次克海沿岸到西部叶尼塞河，北从北冰洋南到阿穆尔河和贝加尔湖沿岸。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为37843人[5]，人口有增长的趋势。埃文基人中小部分是鄂伦春人，绝大部分是鄂温克人，但具体人口不得而知。 全球语境下，鄂伦春族群呈大分散、小聚居分布状态。俄罗斯境内的鄂伦春族群不断迁移、离散、聚合，与其它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和碰撞使民族语言逐渐消失，俄语成为交流工具。由于民族文化彼此相互吸收、互相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其音乐文化体现出多元性和变异性特征;中国境内鄂伦春族主要沿黑龙江流域南岸多条河流小聚居的生活，虽说受汉文化、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化渗透和影响，传统音乐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他民族音乐元素，但是原生性特征仍较显明。 二、中俄鄂伦春族群音乐文献调查 “中国知网”检索到鄂伦春族音乐、舞蹈、教育、宗教、历史、文学、语言、民俗、经济、政治11个方面研究的论文共418篇。鄂伦春族音乐研究论文共107篇，约占256%。其中，学位论文12篇，期刊论文95篇;舞蹈研究论文共19篇，约占45%。其中，学位论文3篇，期刊论文16篇;其余方面研究共292篇，约占699%。 国外检索到俄罗斯埃文基人族语言、音乐、文学、宗教、民俗5个方面研究论文共39篇。埃文基语言研究的论文共19篇，约占487%;埃文基音乐研究论文共15篇，约占385%;埃文基民俗研究论文共3篇，约占77%;埃文基宗教研究论文共1篇，约占26%;埃文基文学研究论文共1篇约占26%。 （一）鄂伦春族音乐文献 20世纪50年代起，鄂伦春族民间音乐便得到发掘和整理，其民间音乐中民歌数量最多，兼有少量乐器、发声器和器乐。民歌按体裁可分为“柬达温”“摩苏昆”“吕日格仁”“格依哈恩”;器乐有“温图文”（萨满鼓）和“朋努化”（口弦琴）;发声器有“乌力安”（鹿哨）、“皮查温”（狍哨）等。 1柬达温 “柬达温”在鄂伦春族语中具有山歌、小调之意。山歌性质柬达温宽广自由，腔多词少，也被称为长调柬达温;小调性质柬达温平缓规整，词腔统一，也被称为短调柬达温。柬达温依文本分为无词和有词两类。无词柬达温通篇只使用符合語境的衬词;有词柬达温常使用比兴、反复、比喻、夸张、设问等写作手法，旋律以上下句对仗形式为主，以五度结构为特征，采用重复或模进写作手法，来抒发内心情感。鄂伦春族部落长期游猎于大小兴安岭，不同流域的语言、宗教习俗、音乐形态及内容都或有不同。目前国内柬达温研究成果颇丰，集中在音乐本体、音乐文化的研究。 2摩苏昆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长篇叙事歌曲，承载着鄂伦春族部落史述说、婚恋价值观及对英雄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摩苏昆结构短小、旋律平缓、篇幅较大，不过分强调歌唱，而着重表现其叙事意义。摩苏昆对语言要求极高，在汉化程度较高的鄂伦春族中，传承不容乐观。目前主要集中于对摩苏昆歌词文本、音乐风格、哲学思想的研究，其比较研究，多与达斡尔族“乌钦”、赫哲族“伊玛堪”从音乐结构、表现形式和表演特征横向比较。 3吕日格仁 “吕日格仁”是鄂伦春族民间歌舞，也被称为“吕日格勒”“依和安恩”“罕贝舞”。鄂伦春族舞蹈主要有“斗熊舞”“树鸡舞”等。舞蹈动作简单质朴，多是转圈、弯腰、拍手等动作。鄂伦春族舞蹈作为山林文化的产物，在游猎时期兼具娱乐性与功能性。鄂伦春族下山定居后远离山林生活，舞蹈功能性渐失，目前仅作为舞台艺术和“非遗”符号留有娱乐性。鄂伦春族传统歌舞建构中，往往“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歌舞表演场域从民间延伸至舞台、广场。吕日格仁除具音乐性，亦有较强的文学性，其对鄂伦春族文学及音乐文化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4格依哈恩 “格依哈恩”是鄂伦春族萨满教音乐。萨满教符合民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需求，多数鄂伦春人曾对萨满笃信不疑。萨满歌曲充当通神的媒介，富含神圣气质：语汇吉祥、旋律简洁。格依哈恩研究主要关注神歌本体特征和鄂伦春族宗教文化。萨满“神歌”处于特殊阈限，具有一定封闭性，且因历史原因以致鄂伦春族萨满音乐文化遗失严重。作者曾几次前往呼玛河流域——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对萨满传承人关扣妮的“神歌”进行了录制，获得了珍贵的一手资料。随着中国鄂伦春族最后的女萨满——关扣妮去年离世，如今萨满音乐面临失传的困境。 5器乐、发声器 鄂伦春族民间乐器有“温图文”（萨满鼓）和“朋努化”（口弦琴）两种。温图文运用于萨满仪式，起到沟通神灵的作用;朋努化则是北方通古斯诸民族游猎、山林文化的象征。目前温图文形制、鼓曲研究尚充分;朋努化在形制结构、演奏曲目和文化内涵方面的研究较为不足。鄂伦春族在狩猎中，还研制了发声器如“乌力安”（鹿哨）、“皮查温”（狍哨）。由于下山定居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声器不再作为劳动工具而逐渐被遗弃，目前对于这些响器的研究更为欠缺，这无疑会对鄂伦春族音声文化认知不充分，保护传承带来困难。 （二）埃文基人音乐文献 埃文基人音乐研究可分为：民间歌舞研究、民俗音乐研究、宗教音乐研究三类。 1民间歌舞 埃文基人长期生活于俄罗斯远东及北部地区，在山林中以驯鹿放牧、捕鱼狩猎为生。民间歌舞表演非常有特点，主要是以群舞形式展现，一领众和的呼号与动感强的节奏交错呼应，表演人群与观众形成联动模式，表演场域音声鼎沸，场面壮观热闹。另外，埃文基人民间歌舞体现出北方民族舞蹈元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性歌舞表演特征。“歌舞包含对驯鹿、熊、鸟等野兽叫声的模仿和生活场景的再现。其舞蹈中主要是对动物形态的模仿，则体现了埃文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万物有灵论的思想。”[6]埃文基人歌舞中强调个体的情感抒发，即兴性强，如民歌中提及的“‘外婆的歌‘妈妈之歌等。”[7]歌舞研究主要集中于音乐文本收集、本体分析和狩猎文化论述。“歌唱伴随舞蹈，舞蹈包含歌唱，如卡尔达舍夫斯卡亚分析了亚库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区埃文基人音乐与舞蹈的结合现象。”[8]埃文基人舞蹈源于狩猎活动，更接近游戏和仪式。“埃文基人的圆圈舞蹈与仪式联系密切，并具有仪式原则。”[9]舞蹈中萨满鼓一定是不可缺少的伴奏乐器，加之驯鹿、熊的低吼声、鸟清脆的叫声，现场表演、歌唱、伴唱为主。 2民俗音乐 民俗音乐研究主要是通过英雄传说分析埃文基人的信仰与行为等，从而阐释埃文基人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埃文基人民间文学“尼姆嘎堪”中的英雄传说和安卡尔埃文基人的神话，因讲述时要把主人公的话唱出来，就形成了“夹叙夹唱”的艺术形式。张嘉宾将埃文基人“尼姆嘎堪”与和赫哲族“伊玛堪”进行内涵、读音、说唱者和故事情节等方面的论述。[10]目前主要以民俗音乐切入进而对埃文基人的狩猎文化、英雄崇拜、神话传说、民俗音乐本体记录、分析相对较少，跨界民族民俗音乐的比较分析尚显薄弱。 3宗教音乐 埃文基人与我国北方诸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相信萨满具有沟通神灵的能力，沟通的方式有“击神鼓，跳神舞，念唱、吟诵神歌，每个萨满击鼓时的音高、音量均不相同”。[11]我国鄂伦春族萨满神歌以念白、吟诵、歌唱为主;埃文基人萨满神歌中常模仿动物吼叫，更具原始气息。苏斯洛夫记述了萨满在进行祭祀仪式时，所发出充满野性、喘息式喉音和类似呼噜的特殊声音;埃文基人萨满仪式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功能，“参与者根据萨满的吟唱，唱出旋律相和，圆舞则在祭祀中充当到达阈限的特殊仪式。”[12]目前埃文基人宗教音乐研究多是“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音乐事象以描述为主。 三、中俄鄂伦春族群音乐传承现状 黑龙江流域民间艺术，研究跨境同源民族音乐文化，重视中俄音乐文化交流，既是国家实施对俄政策的前沿，又是国家开发东北亚黑龙江流域“一带一路”中的文化体现。近些年来，集中在开展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跨界民族语言的同宗同源、两江流域的流民文化和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两江流域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两江流域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等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跨界少数民族文化、中俄交流文化等，无论是遗存的整理还是保护与传承，急需高层次研究人员的担当。这些珍貴的艺术文化遗产随着现代文明的进程和流行文化的日益渗透，特别是以口头传唱的传统民歌、说唱、戏曲正在迅速消亡与消失。担当此项研究更具专业性、权威性、便捷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014年以来作者先后参加了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国立文化艺术大学“文化遗产如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第八届贝加尔湖的聚会”学术研讨会;雅库茨克州涅留恩格里市英格里村“驯鹿节”;阿穆尔州腾达区五一村“巴嘎丹”节;阿穆尔州国立大学举办的鄂伦春族语言竞赛;勘察加半岛北方土著少数民族联合会、勘察加半岛文化部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俄罗斯民间艺人授课的黑河市第七期少数民族（鄂伦春族）文化培训班等学术活动。长期扎根田野和国际交流，对俄罗斯埃文基人歌舞艺术特征有了一些认知。秉承静态保护和动态发展原则，编创舞蹈《烈日欢歌》赢得了广泛好评，为中俄鄂伦春族歌舞音乐的交流、互动尽了微薄之力。 （一）中国传承现状 我国鄂伦春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为家族传承、民俗传承、政府扶持传承、社会传承和学校传承，各传承方式往往相互交叉。鄂伦春族音乐的家族传承不甚完好，家庭中多使用汉语交流，儿童只从祖父母一辈习得少量民歌。鄂伦春族古伦木沓节、篝火节等传统民俗节日上，民众耳濡目染习得音乐文化。政府扶持传承主要体现在申报了各级“非遗”项目，培养了很多传承人。文化馆（站）、文化大院培养了大批音乐文化继承者。 社会传承主要体现在民歌比赛等活动。鄂伦春自治旗举办的“鄂伦春赞达仁演唱会”，有力推动了民歌艺术的传播。逊克县“艺鸣口弦琴传承基地”鄂伦春族民歌及口弦琴技法，为中俄艺术交流、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做出了贡献。学校传承中，民歌、口弦琴、萨满鼓、民族歌舞进课堂，达到了良好的传承效果，发展态势良好。 （二）俄罗斯传承现状 目前俄罗斯埃文基人语言传承状况不容乐观。近年来，政府等组织机构也在大力保护和推广民族语言。“2002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埃文基人使用母语人数占213%;雅库特共和国，使用母语人数仅86%。”[13]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建立了语言的“2+5+1”模式;[14]雅库西亚建立了以语言为基础的“YMK”学习方案。[15]赫尔岑大学开设了“俄罗斯联邦人民的语言”“俄罗斯联邦人民的文献”以及“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专业。[16] 俄罗斯埃文基人音乐主要是民俗传承、社会传承和学校传承。民俗传承主要是通过埃文基人民族节日，社会传承主要依托各类型艺术团体，传统歌舞进校园、进课堂，有教师任教，构成了较为系统的传承体系。 勘察加埃文基人为例，其主要聚居于贝斯特拉亚区。当地埃文基人中流传着从中国迁徙的故事。传说鄂伦春族群最勇敢的部落，1852年打败楚克奇原住民来到这里。虽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经历多民族融合，但当地鄂伦春人仍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作者到勘察加半岛调研得知，目前贝斯特拉亚区总人口1928人，主体为鄂伦春人（1100人）兼有少量俄罗斯族和楚克奇人。贝斯特拉亚有两个鄂伦春族村：埃索村66%是鄂伦春人;阿纳夫嘎依村75%是鄂伦春人。埃索村建有勘察加舞蹈艺术团，致力于鄂伦春族群民间歌舞传承和传播，活跃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和国际舞台。近年来与黑河市开展了多次文化交流，为继承鄂伦春族群歌舞艺术和丰富我国鄂伦春族音乐做出了贡献。阿穆尔州腾达自治区五一中等普通教育学校学生中50%是埃文基人。学校配有数字化教室、演出厅，养有驯鹿并设有民俗技艺基地等实训场所。教师能歌善舞、师资队伍较为完善，多数是毕业后的学生回流至本校，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传承系统。 四、中俄鄂伦春族群音乐异同性特征 中俄鄂伦春族群以黑龙江为界形成跨界族群，音乐体裁均有民间歌舞音乐、宗教音乐、乐器和器乐;音乐形态方面，二者均以五声性调式音阶体系为基础，歌舞音乐旋律起伏不大，宗教音乐口语性较强;音乐文化方面，二者皆是游猎文化的产物，音乐中多体现狩猎采集劳作场景、动物声音模仿和朴素的价值观念。中国鄂伦春族由于下山定居以及政府一系列“非遗”政策保护，音乐文化的母体特征保存较为良好;俄罗斯埃文基人因分散和混居，音乐中体现了开放、共融与综合，与鄂温克族群及周边小民族建立文化认同，音乐的流变性特征突出。 中国鄂伦春音乐研究已形成较系统的分类阐释，俄罗斯埃文基人音乐研究体系尚不完善。对于歌舞艺术，中俄两国音乐学者和民族学者分别以音乐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音乐维度研究。我国鄂伦春族歌舞音乐传承性较好，萨满音乐抢救迫在眉睫。俄罗斯埃文基人萨满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研究相对充分。埃文基人宗教中衍生了由“神圣”到“世俗”转变的娱乐性质的萨满鼓舞。宗教衍生物的研究，对理清少数民族的宗教音乐发展脉络及文化变迁轨迹都具有重要影响。 中俄鄂伦春音乐研究均是基于田野调查进行文化阐释。俄罗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中国多运用比较法及交叉学科方法论进行通古斯族群研究。如运用語言学对鄂伦春族“柬达温”、达斡尔族“扎恩达勒”、鄂温克族“扎恩达勒格”从能指符号维度引证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音乐传承方面，中俄鄂伦春族音乐传承均重视语言教育，俄罗斯鄂伦春族群的学校音乐传承无论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基础设施、传承体系较中国而言都较完善。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传承体系，儿童传承良好。俄罗斯重视音乐文化语境建构，音乐传承强调即兴性：表演时歌（民歌、呼号）、舞（民间舞）、乐（萨满鼓、口弦琴音乐）随音乐发展和情绪需要而自由组合，即兴变化;我国鄂伦春族由于音乐文化语境转变，音乐传承强调规整性：使用统一的音乐教程，表演采用固定伴奏。近年中俄两国在“一带一路”视域下，文化互动频繁，俄罗斯鄂伦春族群与中国鄂伦春族建立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其民间音乐进一步丰富了我国鄂伦春族音乐内涵。 俄罗斯埃文基人音乐研究目前主要侧重鄂温克族群的论述，由于鄂伦春族群因与鄂温克族群及各小民族长期混居，生产生活方式相似或相同，其音乐形态、音乐文化必然产生联系，母体文化的变异特征显著。目前对于俄罗斯多民族涵化造成的音乐变异现象的研究还不充分，比较研究缺失。俄罗斯鄂伦春族群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多元性音乐文化胶着难分。因跨国界和跨语言，我国对于埃文基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田野工作仍需加强。以上观点如有纰漏、有失偏颇，定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强实证性研究，进一步加大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力度。 结?语 中俄鄂伦春本是同宗同源，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双方音乐文化以不同轨迹发展，多元性埃文基人音乐与原生性鄂伦春族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俄罗斯埃文基人音乐主要由民族学者进行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中国鄂伦春族音乐主要由音乐学者进行音乐中的文化研究，且更细化和具体。中俄两国均强调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目前逐步加大保护和传承力度。埃文基人一直延续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强调音乐文化语境构建;中国鄂伦春族音乐因下山定居半个多世纪，多以原生性音乐的保护传承为主。如今中俄两国开展“一带一路”倡议部署，双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埃文基人（鄂伦春族群）音乐文化同时丰富了我国鄂伦春族音乐文化内涵。中俄跨界族群鄂伦春音乐文化研究不仅有利于考察二者的音乐本体、行为、认知、涵化与认同，对于音乐在区域的传播、文化关系、族群关系、历史疆界变迁等学理发展均有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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