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范文 | 武天宏 [摘 要]我国语文教材中性別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宣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正式启动后。近30年来，我国学者不仅关注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概念、现状，而且还深入研究和探讨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成因及改进策略，但还存在着研究人员组成结构失衡、理论论据不足、研究视角不均、研究方法单一和策略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关键词]语文教材；性别文化；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6-0111-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6.021 语文教材（本研究单指教科书）作为语文课程实施的重要载体，是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映[1]。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指能反映两性特征、需求、行为、关系的价值理念、伦理意识、知识能力、风俗习惯、制度规范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及表现。长期以来，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地位，随着新教材观和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等新理念的涌现，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以“语文教材性别”“语文教材性别文化”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剔除重复部分），统计了近30年（1987—2017年）以来相关论文情况，其中学术论文69篇，学位论文50篇，运用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力争为今后语文教材的选编提供可行性建议，为语文教师有针对性的开展性别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男女平等观念、更好地把握教材提供教育教学方法。 一、研究成果的统计 （一）文献数量 1987—2017年，以“语文教材与性别文化”为关键词的公开发表论文69篇，其中核心22篇，硕士论文50篇，总计119篇（如表1所示）。相对于课程改革（2001年）以前的文献而言，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的突破（如图1所示），主要表现为：2001年以后的文献与2001年之前相比，数量上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后，每年都有研究成果，未出现断层。 （二）研究成果的分布 1.文章的核心期刊分布。22篇核心期刊主要分布在《语文建设》《教育学术月刊》《上海教育科研》《当代教育科学》等10多种期刊杂志上（如图2所示）。其中《语文建设》刊载最多，达到4篇；《教育学术月刊》3篇；《上海教育科研》《当代教育科学》各2篇；其它各1篇。 2.硕士论文的地域分布。高校在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上也有向语文教材中的性别文化研究倾斜的趋势，从2003—2016年共产出相关硕士学位论文50篇（如表2所示）。通过表2，不难发现高校硕士学位论文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具体如下：华东17篇（福建1、山东5、江苏6、上海4、浙江1）；华中10篇（湖南3、湖北7）；西南7篇（四川1、重庆6）；西北6篇（甘肃2、陕西3、新疆1）；华北5篇（北京2、内蒙古2、山西1），东北3篇（辽宁3）；华南2篇（广东1、广西1）。 二、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的基本历程 本研究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关键词“语文教材性别” “语文教材性别文化”，查看语文教材性别文化研究的指数分析，根据知网自动生成的图表（如图3所示），再参照文献的数量、增势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把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的基本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性别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1987年，有学者针对人教版《全日制学校小学语文课本》（1979—1982版）中教材插图、男女主角、人物个性塑造中所渗透的传统重男轻女的观点，建议要纠正、削弱和消除性别偏见[2]。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关于语文教材中性别平等的呼声。之后有学者将我国小学语文课本中性别角色的基本情况与美国学者F.L丹码克对西方五国跨文化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在人物传统的两性作用上基本一致[3]。有学者通过对人教版五年制语文课本，四省市版全套六年制语文课本（沪浙京津），美国版（二级到六级水平使用的第七册阅读课本）中性别因素的统计分析发现，中国教材在表现性别平等性方面逊于美国，而在个性形象塑造和能力方面两国的教材无明显差异[4]。 这一时期关于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国外教材中的性别文化做比较研究；二是对国内一纲多本下的语文教材中的性别文化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总体而言，在这个阶段研究呈以下特点：借鉴国外的研究多，自己的研究少；呼吁性研究多，实质性研究少；比较研究多，专门研究少，说明这一时期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二）性别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2014年） 2003年，陈雨婷率先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教科书中构建性别平等文化的可行性”，开始了教科书中性别文化研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言，有了政策保障和法律依据。2001年出台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明确指出：“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规定：“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2014年，教育部出台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规定“教材封面设计、插图安排和内容选择等方面都充分考虑性别因素，消除教材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第二，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并出版了相关的学术著作，如强海燕的《性别差异与教育》、郑新蓉的《性别与教育》、史静寰的《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第三，重视对教材中出现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多角度分析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第四，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从横向看，在研究对象上，不仅仅局限于人教版、苏教版、沪教版和北师大版，民族地区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也有所渗透；从纵向看，研究的学段不仅有小学、中学语文教材，大学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所涉猎。 （三）性别文化研究的反思阶段（2015年至今） 有学者指出性别平等的语文教材建设，既是培养女性性别自我认同的需要，也能帮助男性形成对女性客观的认识。然而作为使用面积较广、具有代表性和反映我国最新的教育教学改革理念和现状的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依然在女性性别的视角，角色定位上存在不足甚至缺失[5]。有学者在比较国内外（2011最新修订的苏教版与McGraw-Hill Reading Wonders的主教材Reading /Writing Workshop）教材性别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教材中性别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批判了当前我国语文教材中女性人物数量过少，女性职业地位偏低和个性品质倾向于男性的不公平现象[6]。 强烈的批判意识是我国这一时期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最为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指出消除语文教材中性别偏见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对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性别文化问题进行了反思与分析，并提出解决途径。 三、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性别文化概念的研究 性别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建树颇多，我国学者对性别文化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性别文化是指反映两性特征、需求、行为、关系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知识能力、风俗习惯、制度规范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及其表现[7]。第二，性别文化是指性别的价值观与意义。由社会和某一些人共同承认的有关性别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实体化的物质载体[8]。第三，性别文化是作为文化形态存在着的男女两性生存方式及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它包括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性别意识、道德观念、理想追求、价值标准、审美情趣、行为方式及风俗习惯等[9]。第四，性别文化是指男女两性在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社会发展，通过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及精神财富的总和。性别文化由两性的特殊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和特殊的社会行为所构成的，包括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10]。 从以上定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首先，性别文化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其次，性别文化具有创新发展的本质特征；再次，性别文化具有群体分层的重要特征；最后，性别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显著特征。其核心是将人类分割成男女两性、并赋予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内涵，表示出不同的文化指令，规范出不同的行為逻辑和发展路径，享受着不同的社会发展成果。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性别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本质特征，适时倡导先进性别文化，弘扬社会性别的平等与公正。 （二）语文教材中的性别文化现状 1.女性数量偏少。本研究的女性数量包括两性人物（插图）、角色，两性作者、主人公、编写者、撰稿者，女性出现的频次几个方面。相关学者的研究可谓经纬交织，涉及到一标多本下的各个学段。有相当一些学者通过人教版语文教材的研究发现，在小学58篇涉及男女两性的课文题目中，女性出现的频次为15次，仅占25.86%[11]。有学者对2007年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两性数量进行了统计，发现选文男性作者72人，女性作者3人；文中男主人公17人，女主人公11人；插图中男性56人，女性8人[12]。也有一些学者对苏教版语文教材的研究发现，在语文教材的人物插图中，男性524人，女性233人；在91篇以人物描写为主的文章中，女性仅14篇，占15.38%[13]。付绪红对沪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研究发现，在教材编制人员中，女性2人，仅占10%；女性主编人数0人，特约撰稿人2人，所占比例为18%；女性修订人员为1人，所占比例为8%；在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中，选文的女性作者为6人，占总数的17%；人物总数140人，女性47人，主要人物总数40人，女性占10人[14]。朱韶辉对藏语文189幅插图中两性数量做了统计，结果显示男性216人，女性168人[15]。高兵等对蒙古语文教材的研究发现，以女性为主角的课文27篇，占23%，插图中男性256人，女性105人[16]。刘文菊通过对三个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研究发现，女性作者数量分别为4、1、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4.49%、1.16%、4%；女主角数量分别为11、8、10，分别占总数的12.36%、9.30%、10%[17]。 语文教材中的性别数量存在男多女少的差异，这种差异或许并非有意为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数据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支撑其事实依据的背后，更多的是社会和时代背景。 2.对女性个性的评价有失偏颇。有学者对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研究发现，课文中男性肯定的形容词，如威严、慷慨、忠诚等，女性基本不能共享，而女性肯定的形容词，男性几乎都可以共用。在性格的表现手法上，男性性格特征多通过征服外界事物，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表现出来，而女性则是通过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表现出来[18]。有学者以中职语文教材为例，发现女性形象多以处于被动的地位，命运易被外在力量所左右，如《琵琶行》《窦娥冤》等[19]。有学者认为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的审美观倾向于外貌和柔弱，主体意识缺乏。如祥林嫂、长妈妈等无名氏居多，贤妻良母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天然尺度[20]。有学者研究发现就所处的地位看，女性处于边缘化地位，女性的历史影响和现实作用被忽视[21]。 从学者对语文教材中女性个性形象的观点来看，学者们关于个性形象的研究，存在着孤立于语文教学的问题。个性形象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到教学的实际、选文的时代性和人物的经典性。 3.女性职业选择失衡。有学者对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发现，男性从事的职业要比女性多，且更富有刺激性和创造性，如军人、领袖等。女性的职业则更多体现出一种情感色彩和辅助性的特点，如小学教师、护士等。且随着年级的增高，男性职业人物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古今中外的著名人物，男性明显多于女性[22]。有学者指出，男性以事业为其奋斗目标，在社会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女性以爱情、家庭为其最终归宿，在社会中处于被领导的地位。有学者对苏教版语文教材的研究发现，男性职业不仅丰富程度要远高于女性，且基本都以正面角色典范或榜样出现。古今中外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均有丰富的体现，如军人、英雄、航天员、工程师、医生、教育家；而女性职业角色则显得单一刻板，多扮演的是母职角色[23]。有学者指出，在人物的职业分布中，凡是有女性从事的职业领域，都有男性的参与；而男性从事的职业领域则没女性参与，从职业成就的描述来看，男性往往被赋予更高的职业成就描述，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男性占明显优势[24]。还有学者发现，女性从事的职业范围狭窄，比男性少一倍以上，无职业的男性仅为男性中的少部分，无职业的女性却占很大一部分[25]。 女性职业地位和职业丰富程度不如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但需要明确的是只是一定程度上而非完全意义上。目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职业的选择正逐步打破性别界限，这在相当程度上对于建设和谐共进、平等互融的文化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三）语文教材中性别不平等文化原因的研究 语文教材中性别偏见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分析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性别角色观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历代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所形成的个人无意识积淀成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稳定连续的社会规范和心理定势，沿袭至语文教材中[26]。有学者从社会、妇女自身、传统观念、编者因素进行分析：在经济与政治尚不发达的劳动力密集型社会中，男性因其生理优势居于社会领导地位，女性则多处于服从低位；妇女自身因素使其难以兼容贤妻良母与职业妇女的多重角色；传统观念和大众传媒的导向；教材编制者的偏见与审定者的忽视[27]。朱韶辉指出与传统观念中男女两性的地位和编写人员的集体性别无意识有关[28]。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之所以造成语文教材中女性缺席，男性支配的现象，是受到历史的负重与文化的蒙蔽以及习俗、文化心理的影响[29]。正如女性主义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个文明”。袁楣鸿、沈瑞等认为教科书中潜在的性别问题除受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外，还受习得性刻板印象的影响和相关主体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如教育部门、教材编订者、教师[30][31]。有学者在比较中美教科书中性别文化的基础上，指出由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性别平等的倡议掩盖了人们对诸多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反思；教科书从出版到选用的过程缺乏妇女组织和家长的压力；教科书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够深入，不足以引起教育部门和广大家长的重视[32]。 造成教材中性别不平等文化现象，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编者的集体无意识来源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刻板印象，如果仅仅拿他们开刀，显得浅尝辄止。究其根本原因，则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对于这些原因，我们一定要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辩证的分析。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生态下作为主流的文化观念，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更替，此观念亘古不变延续至今，导致了教材中的性别文化偏见。 （四）语文教材中性别平等文化策略的研究 自语文教材中的性别文化研究在我国兴起以来，如何建构平等和谐的教材性别文化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构建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策略的研究可归纳如下：一是宏观研究。有学者认为教育部门应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对教材的编写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监督，把男女平等理念作为教材编写的重要原则，并渗透到教育教学决策中去，并且要赋予各级各类学校选择合适的教材和教育内容的权利[33]。有学者认为要从制度上将性别平等原则纳入教材编写和审查制度之内，让更多的女性参与教材编写，平衡选文中男女作者的比例[34]。二是中观研究。有很多学者从教材编写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曾天山认为应纠正教材编制者的偏见，增强其性别意识[35]。杨民、崔宇认为教材编写者要有性别平等的自觉意识，并注重编入宣传男女平等的教育内容[36]。杨洁、吕改莲认为教材编写者应时刻关注男女两性学生认知发展、个性形成等方面的研究，改变传统的“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根据小学生可塑性、模仿性极强的特点，编者应该注重保持课文角色男女性别比例的相对均衡，引入“因性编教”的视角，注意以多彩成功的女性形象来建构新的课程内容，增加男性的家庭角色，提高女主角出现的频次[37]。黄福艳和袁楣鸿认为教材编写者应该坚持公平、多元、客观、科学的编写原则，克服传统的性别观念和自身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教材审查者要用“人文关怀”“男女平等”等新的科学价值理念对教材的隐蔽课程进行审视把关[38][39]。沈瑞认为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定人员中，要规定一定的女性比例，争取家庭和社会的合力支持，可以聘请女性主义研究学者、民间妇女代表、家长代表参与教材的选用工作[40]。三是微观研究。汤蕾和袁楣鸿认为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认识到两性存在的客观差异，在教学中联系现代女性价值，有意识的创造性别平等的教学情境，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多元文化教育，注意“因性施教”，使学生批判的质疑教材中的女性偏见现象[41][42]。张伟红和袁惠一致认为在语文教材解读过程中要解构男权话语中心，建构“两性共体”的文本解读话语系统，培养教师对女性形象多元化解读的能力[43]。 语文教材中平等和谐性别文化的构建，既需要国家制度，教育部门相关政策作为保障，也需要教材编写者和审定者，社会和家庭等通力合作，更需要教师在日常语文教学中有益的尝试。吴斌在察网《问题极为严重：中国为何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一文中对我国语文教材中存在的十个问题据理力争，对失实、杜撰、篡改、造假、西化等现象进行批判，需要提醒的是语文教材作为社会主流文化传递的范本，其生成需要一个周期，加之教材编写的实质属于国家行为，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对于构建性别平等文化对策的研究，我们很有必要按图索骥，从教与学的角度做深入探讨。 四、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研究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近30年来我国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我国研究者对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但还远远不够。目前关于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从研究人员的组成来看，既有高校教师及其带领下的从事语文学科研究的研究生团队，又有热衷于语文教科书研究的中学教研员和一线教师，同时还有教育部语文出版社成员。但一线教师的研究偏少，在69篇期刊文献中，一线教师的研究6篇，占7.8%；两者或三者结合在一起而进行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其中高校研究者和一线教师合作进行的研究5篇，占7.25%，而在小学语文教材性别文化的研究中，小学教师竟无一人参与。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点的研究逐渐勾勒出线的形成，目前研究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发展仍不平衡；问题分析的角度倾向于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而恰恰忽视了“母体”文学本身人文性等特点，没有将教材与教学结合起来，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的整合，出现了研究视角的不平衡。 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语文教材中性别文化的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几个特定的指标用数据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广泛采用调查法和比较法等，存在着就现象论现象的局限。 第四，从研究的建议来看，建议角度稍显单一，大部分的研究者是从教科书编排的角度提出建议。目前小学语文教材已有12种版本，初中语文教材有8种版本，这固然有利于语文教材编排的多元化，但一贯的主张教材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地方出版社的热情和活力，却由于市场的介入，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很容易被经济等因素左右，很难真正做到择优。从编写的指导思想来看，要通过语文学科的特点来体现核心价值观，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要避免过分强调在女性的数量、个性形象和职业地位上做表面文章，而要做到性别平等文化的有機渗透。教材中的性别文化问题是要广泛听取意见，但不能被媒体所裹挟，需要创新，但创新是有价值的与众不同而非颠覆。编者也很难因为某篇课文体现性别不平等就予以删除，也不能因为有优秀的女性形象就予以选用，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贸然对语文教材大动干戈显然不切实际，这也是很多研究者的建议难以付诸的主要原因。 （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毋庸置疑，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性别文化偏见亟待改进和完善，鉴于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人员的组成上，从理论预设到课堂实践，从编写、实施到评估的整个过程，除学术团体、课程专家、教育行政人员外，还要鼓励一线教师积极参与，实现课程主体的多元化，做到“上通下达”。理论研究者和教材编写者不要居高临下，有必要亲临语文课堂实践，一线教师更不应该把自己囿于彻头彻尾的教材实施者的角色，两者或三者之间要形成一个长期的，互助的，开放的教研体系，共同参于语文教材的编写、实施和评估。 第二，在研究的范围上，不能就现象而谈现象，厚此薄彼，要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理论的研究还需深入，既要有深度，也要有高度，对问题的分析要内外兼包，切勿舍本逐末，兼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于一体，彼此交融，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尚需融合。单纯的量化分析对于具有人文气息的性别文化而言，也许很难做到情理兼容，不应该让纯粹冰冷的数据代替具有温度的人性，单凭女性数量、性格特征等指标来为教材中的性别文化偏见辩护，有失偏颇。需要将量化方法与文学批评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整合起来，从而对选文中所蕴含的性别文化进行完整解读。 第四，研究建议的视角需要多元、深入。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性别文化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处理好选文的经典性与时代性、人文性与科学性的关系[44]。在文章中女性篇目的选择上要凸显教材编写的经典性、时代性、文质兼美和适宜教学的原则。在课改的浪潮中往往将人文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为博得眼球甚至多选时文。如何处理好在教材的性别文化上的人文性与教学规律的关系，让语文回归到守正的立场，达到语文教学螺旋式上升的必要梯度，实现教学目标，达到构建和谐共生的性别文化的目的，值得深思。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可采纳女性视角，运用女权主义批判的一些方法分析语文教材，但在具体的语文教学情境中究竟如何运用，怎样解读文本，怎样通过教师教学减弱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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