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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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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贵布

第十三節车厢南陈北李一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遣远东局长乌廷斯基来北京。这是乌廷斯基第一次来北京。通过北京大学的一个俄籍教授的引荐，李大钊得以与乌廷斯基见面。

李大钊是中国最先看清俄国十月革命意义的人，他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十月革命成为他世界观形成的转折点，也成为他全部生活和革命活动的转折点。

李大钊见到了来自十月革命发源地的乌廷斯基，内心非常激动，热情地帮助乌廷斯基，恳切地和他交流思想，畅谈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他称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驱，中国人民一定会豪迈地欢迎世界新文明的曙光的到来。

乌廷斯基和李大钊聊得很投机，他了解到了中国当时的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这就坚定了他在中国建设共产党的决心。二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范鸿劼、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在北京最先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3个特别研究组和11个固定研究组，会员有60多人。当时，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就是这个组织开展活动的地方之一。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主要活动是搜集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等国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纪念会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逐渐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着吸引群众扩大影响的作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首先搜集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及中文图书，集资专门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专家翻译马克思的著作，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当时，毛泽东率代表团来到北京，同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李大钊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领导下，从1921年到1922年，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从北京奔赴外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树彝到唐山向工人讲解科学社会主义常识，邓中夏到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新文化和革命文学，何孟雄到张家口、保定等地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诞生。在天津，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郭隆真等成立了觉悟社;1920年10月，于方舟、韩麟符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保定，1921年春，王锡疆、安志成等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会;保定六中、保定二师的学生组织了“读书会”。保定和天津还秘密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对马克思主义在直隶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暴行。孙中山在上海召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愤怒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1个，就会增加50、100个，你们尽做着吧！”以孙中山的声望和地位，虽是短短的一席话，在当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三

陈独秀被捕和出狱后，李大钊都写文章予以声援。陈独秀被捕时，他借用一位读者的话说：“现在好久不见‘只眼（陈独秀的笔名）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营救，陈独秀在9月份被释放出狱。李大钊十分高兴，欣然写了一首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诗中这样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这首诗发表在1919年11月10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充分表达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的深情厚谊。

陈独秀出狱后，和李大钊的往来依旧十分密切。多年以来，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的改变而不断地变换。但是，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四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人的邀请，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这些先进言论，对于专制的当权者来说，自然是反动的。因此，当权者禁止陈独秀讲演，他只得又乘车返回北京。当京师警察厅得知他已潜出北京多日时，便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他逮捕关押。李大钊和高一涵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在北京西车站等候，将他秘密送到北京大学的教授王星拱家里。

2月中旬的一个黎明前，在夜色的掩护下，李大钊和陈独秀乔装打扮成账房先生的模样，乘着一辆骡子拉的车，从漆黑的公路出发了。寒夜的北京城异常的冷，陈独秀是南方人，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就坐到了车厢里面。李大钊坐在骡车前面的车沿上，应付警察的盘问。李大钊应对自如，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关卡，出了北京城，直奔李大钊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再到天津。一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针对如何建立共产党这一大事，两人推心置腹地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骡车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天津，李大钊亲自把陈独秀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这才匆匆地赶回北京。

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李大钊和乌廷斯基又详细地商量了建党的问题，就一些细节交换了意见。乌廷斯基根据他们在俄国开展斗争的经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工人运动状况、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李大钊赞同他的看法。

1920年4月，李大钊写信介绍乌廷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俨然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非常适合作为建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乌廷斯基来到上海，和陈独秀见了面，两人一拍即合，愉快地达成了组建共产党的共识。

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聚在一起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起草了党纲，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党的“一大”前夕，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到中国，他们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同一天，李大钊在北京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无法分身，就让邓中夏等人陪同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巧的是，此前陳独秀为陈炯明所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因教育上的一些事务而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成为中共“一大”的缺席者。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早期的领袖。李大钊和陈独秀虽然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北方的党组织建设都与李大钊有关，而南方的党组织建设也都与陈独秀有关，所以，后来就有了“南陈北李”的说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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