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疏漏与发掘：《范进中举》文本深读新探 |
| 范文 | 汤汝昭 方芳 《范进中举》一文节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力著《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这篇文章历来被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选编使用，关于此文的研究至今也有60多年的历史，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谢昌余、何佩麟，《“范进中举”的教学》发表于1960年《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第3期]，至90年代末暗暗掀起一股研究热潮，经久不衰，如今依然备受学界关注。经笔者检索发现，目前关于《范进中举》文本研究的成果颇丰，大致从文章主旨、人物形象、细节描写、艺术特色、审美效果和异文对读等方面展开探讨与研究，整体上无非阐释了“封建科举制度本质万恶”“封建社会世态炎凉与人性鄙拙”以及“封建文人迂腐、可悲与可笑”的理意。 然而，诸多文章罕见涉及底层士人的心态、生存环境和治生两难的考察，更加缺见对封建道德的伦理审视与文本“笑笔”书写的功能研析，笔者尝试从这些角度，继续在《范进中举》的文本世界深耕细作，希冀能给一线教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全新的研读视角。 一、寒门士子心态及奠治生难题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科举时代所有文士共同追逐的人生理想，业举入仕则是普通士子转变人生命运、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以及实现政治抱负的唯一路径。闲斋老人于《儒林外史序》中曾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而士子们选择“读书-做官”的人生模式就是为了获取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通俗地讲，科举即是唯一一种能将功名与富贵同时摘获且充分满足士人心理崇拜与价值追求的最直接方式，故举业在广大士子心中显得尤为重要。 《范进中举》中的主角范进则是科举时代一位疯狂且执着的“追梦人”，他二十岁起考一直考至五十四岁，三十多年来只忠于科举一事而罔顾其他营生，曾经一度导致自己生计困苦、生存维艰。这种“迂腐且荒诞”的人生选择，对于出身寒门的底层士人范进来说，按照正常逻辑是极不可取的，可是清人吴敬梓却不吝笔墨耐心描绘这样的“科举怪人”，其中有何深意呢？笔者认为：一是为了通过范进这个典型的底层士人全面揭示寒门士人群体真实的心理状态;二是通过范进这种“可悲式的执着”来讽刺科举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麻木与治生乏术;三是借“范进式的人生模式”深刻思索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与人生出路。 首先来看看范进的生存境况。理据有四：其一是《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写童试入场时略提范进的基本情况，“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时值十二月“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一副可怜穷酸的模样。其二是家居环境极为简陋，“一间草屋，一厦披子，门外是个茅草棚。”其三是家庭生活状况凄惨，母亲“每日小菜饭”，妻子十几年“不知道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其四是经济十分拮据，范进想去城里参加乡试，苦于“没有盘费”，想找岳父胡屠户借，被骂得狗血喷头。而中举后，家里穷至无钱酬谢、打发报录入，可见，科举时代士人的科考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对于普通士人家庭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总之，范进家徒四壁、生存境况困窘不堪，这些现实条件早已为范进的不易人生埋下了伏笔。 其次来看看《范进中举》中范进两次心态的转变。其实，寒门士子的身份早就决定了范进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着荆棘与坎坷，范进三十年如一日的沉迷和坚持或许正是寒门士子普遍的心理写照，真实地反映出广大寒门士子欲求发展、改变命运的人生抗争与不懈努力。这种“迷信式的执着”，若没有周进回京临行前的那一番话：“龙头属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范进或许真的看不到前途的曙光，正是由于这句话，让年老的范进重获新生、倍感自信，可以說这句话是《范进中举》一文中范进心态第一次发生转变的触媒，范进开始由“中了个相公”时唯唯诺诺的心虚自卑向“宗师说我火候已到”时“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的胆大自信逆转。而第二次心态的转变则是出现在范进疯醒之后，此时范进已经得知自己身份发生变化，内心不再畏惧岳父胡屠户，人性深处的虚伪性格被彻底释放出来，范进开始将自己重新伪装，试图与众人拉开距离。此时范进的社会形象不再像中举前显得那么陈腐呆滞，仿佛瞬间变得严肃又机警起来。范进社会形象的瞬息变化，主要是范进此刻心态的根本转变引起的。稍后，胡屠户主动上前解释“一巴掌”的缘由以及悄悄帮范进扯“几十回”滚皱衣裳后襟的行为，清醒后的范进没有半句的回应，与之前表现相比判若两人。这充分表明：清醒后的范进已经开始实现人格与心理的缓慢蜕变。而非要寻找这种蜕变完成的刺激事件，张静斋的出场以及之后张范二人的伪善攀谈可谓是此确证，此处也可瞥见吴敬梓人物出场的设计艺术十分高超。概言之，范进在文中心态的两次转变，实则是完整演绎出底层士人一朝登第后得意忘形、虚伪做作和可悲可笑的真实的历史情态，吴敬梓只是借用范进这样的典型人物来极力嘲讽那些“疯迷科举时代的可悲者”，期望唤醒广大文士重新寻找新的人生价值的参照系。 最后来谈谈底层士人的治生难题。吴敬梓曾言：“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也言：“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不难想见，明清社会士人们对治生问题逐渐重视起来。连虚伪至极的胡屠户也都知道“治生是正经事”，他在训斥范进借钱时说：“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可是，在范进看来，只有科举入仕才是唯一的正经事，本质上，这是范进的职业观念与择业思想在根本上出了问题。可是一心科举岂是易事。《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卧评云：“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这其中的难度之大、概率之低可想而知。为何吴敬梓还要执意刻画范进这一类人呢？其用意不言自明：主要是为了嘲讽封建时代的文士百无一用、迂腐无能和迷信偏执的性格痼疾。尤其像“范进式”的文士假如“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只能变成封建时代被遗弃的废人！到头来，还不如庙门口的“外科郎中”。此外，吴敬梓想借助范进向世人揭露：“科举制度导致的文士致贫及其对士子的精神摧残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这对士人治生生态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总的来说，故步自封的职业理念与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成为底层士人自由治生、多元治生的顽固障碍，这也难怪范进的前半生一直在穷困潦倒中前行！ 二、笑之书写类型与其审美效果 傅继馥先生在论述《儒林外史》里迂腐形象的喜剧性时曾说：“笑的艺术在生活中是向旧事物愉快告别的鞭炮，是治疗社会疮痍的盐。笑的艺术与流泪的文学、愤怒的文学，各有千秋，各有妙用。”所以文学作品中的“笑”往往不会只是一个纯粹的表情，它应该承担着特殊的文艺使命，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吴敬梓在《范进中举》里把“笑的艺术”运用到极致，其讽刺功用也被他发挥到极致。“鲁迅曾批评清末的谴责小说缺乏‘度量技术，够不上讽刺标准：吴敬梓恰具此等技术，很好地掌握了讽刺的分寸。”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也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吴敬梓在《范进中举》里书写的“笑”，笑在事项与人物本身，笑在描绘的尽是封建社会的“恶习”与人们的“过失”，虽然这种笑是他从自己的审美理想出发对客观生活中的笑的主观创造和反映，但究其笑的本质，其实就是对社会现象中丑的鞭笞和否定，又是对美的赞扬与肯定，这样的笑实际是作者立足于真、善、美来对假、恶、丑的无情讽刺与抨击。 段宝林教授曾说：“笑是对生活的一种评价，是对丑的否定与战胜，是对真善美的新发现，是理智的升华，是对真理的顿悟，是化丑为美的魔棍，是人的精神的解放，是自由，是欢乐，是人类智慧的花朵。”同时他在《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一书中还指出：“笑的产生，不只有理性的顿悟，而且有感情的爆发和升华;不仅有对丑的揭露與斗争，而且有对美的肯定与赞扬。”因此，“笑”在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价值与美学意义就不可轻易疏忽。 《范进中举》中极力描摹了四种“笑”，即范进的疯笑、乡邻的讥笑、屠户的赸笑与乡绅的谄笑。这四种不同的“笑”，分别演绎出封建科举时代士民商绅四民阶层不同的滑稽与丑恶，异样的“笑”的背后，社会内容所指不同，其审美效果也是迥异的。 首先是范进的疯笑。范进疯笑的刺激事件是报录入送去并挂起的报帖，这不看不要紧，看完便喜极而疯了，可见功名把当时底层的读书人已经折磨得精神异常了。之后一系列的疯言疯行，把报录入和众乡邻着实吓了一跳，他们这种惊愕的表现，其实是范进的疯举当场颠覆了他们的情感认知与心理预期，应激反应下做出的毫无准备的惊吓之状。范进“得了这个拙病”的根源在于自己对功名富贵的一味憧憬与幻想，而治疗这种“拙病”的却是满脸势利与虚伪的胡屠户，而不是“庙门口的外科郎中”，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吴敬梓试图用胡屠户那沾满肉腥味的油腻巴掌狠狠扇醒那个时代愚懦功利的读书人，睁眼看清这个没落世道的炎凉现实，可哪里想到，光靠这“一巴掌”怎能真正打醒封建科举时代“装睡的范进们”。所以，吴敬梓写范进的疯笑，表面上在写封建社会士子们的疯行丑态，实际上间接表达了自己对被科举戕害的广大士子的深切同情与怜悯，同时也是利用“范进式的疯笑”辛辣地嘲讽当时的社会与风尚。 其次是乡邻的讥笑。讥笑是一种冷言冷语的嘲笑，乡邻的讥笑始于范进的“疯”，止于范进的“醒”。有时似无意间的玩笑，有时似冷言旁观的取笑，有时似刻薄尖酸的窃笑，总之吴敬梓对乡邻讥笑的描摹与掌控恰到好处讲究分寸。严格意义上讲，众乡邻对范进态度的开始转变是从范进中举之后，可态度的彻底转变应在范进疯醒之后。为什么要说清这个界限呢？因为范进刚发疯时，“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仿佛从众人的“对视”中，能够觉察他们内心出现的短暂狐疑，可之后的一声“齐呼”，分明有些许的惊讶，但更遮隐不住意料之外的嘲笑意味，这种意味来得快去得也快，瞬间被蜂拥而上的人声所掩盖。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这类乡邻被他称作人群中的“看客”，“看客”的主要特征是：喜爱看热闹、凑热闹，思想麻木愚昧，性格冷漠势利。就如孔乙己被打断了腿，咸亨酒店的那一帮看客却还以取笑他为乐事，并没有丝毫的同情，仿佛私底下还暗暗窃喜。范进疯了后，乡邻中也有类似的“看客”，当报录入出了“一个主意”：“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他吃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听到这个主意后，也不知道是否奏效，众邻的反应都“拍手称好”，众乡邻的“拍手”难道没有一点看热闹的嫌疑吗？另外，当胡屠户因为迷信思想“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而惧怕时，吴敬梓在众乡邻中特地安排了一个“看客”主动发声，他这样写道： 邻居内一个尖酸的人说道：“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的簿子上记了你几千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铁棍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教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报录的人道：“不要只管讲笑话。” 这段话不仅报录入听出了取笑之意，相信我们读者也能咀嚼出其中的玩笑意趣，在治病救人的紧急关头，这段看似多余但十分关键的玩笑话，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激将作用。但事后细想吴敬梓对这位乡邻的介绍，“尖酸人”一词道尽了他设计此人物出场的独具匠心，目的自然明晰起来，吴敬梓欲借这样的方式将藏于文本幕后的众乡邻看热闹、真伪善、慕势利的看客面目彻底暴露在大众面前。尤其当众乡邻完整看完“屠户岳父打醒疯女婿”这场闹剧后，“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这里的“笑”难道不是一种更加辛辣的嘲讽吗？这难道不是一群看客在欣赏完自己助演的闹剧即将收场后的窃喜与暗笑吗？这样的“尖酸人”临近退场时，还不忘以调侃胡屠户的方式尽情戏谑、嘲弄一番，“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这些轻蔑的话语，充分显现了乡邻暗自讥笑的丑恶嘴脸，生动地刻画出一群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伪善、刻薄、冷漠与势利的传统乡邻形象。 再次是屠户的赸笑。赸笑意指人物勉强尴尬的笑，这种“笑”在胡屠户身上演绎得事无巨细、毫无破绽。范进中举前，胡屠户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跋扈轻蔑的可憎模样;中举后，随即表现出一副趋炎附势、恭敬伪妄的卑贱情态。贺礼上，从“一副大肠一瓶酒”到“七八斤肉数千钱”;称呼上，从“尖嘴猴腮”的“现世宝穷鬼”到“才学又高，品貌又好”的“贤婿老爷”;行为上，从“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到“低着头扯了几十回”滚皱的衣裳后襟;等等。这些滑稽的情景，为胡屠户后文不自觉地赸笑做了铺垫。拉尔夫·皮丁顿在《笑的心理学》中说：“一种情景要显得滑稽，就必须起码体现出一对互相冲突的社会价值。”而在“喜剧性的文学作品中，有两种可能的制造滑稽效果的方法：两个冲突的主题贯穿全剧或全书，所有的效果就在于一种对比;或者可以从一系列的小场景中引出它的滑稽性，而每一个小场景本身都是滑稽的。”显然，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中使用的即是前者，他充分挖掘对比艺术的审美功用，巧妙地制造文本前后的价值冲突与认识冲突，从而激发读者看到这类滑稽场面的“笑”时不自觉地也跟着发笑。胡屠户文本前后的话语矛盾，是范进清醒后胡屠户心理尴尬产生的主要依据，而后他却勉强以明朗的“哈哈大笑”化解了这种尴尬，足显胡屠户性格的狡猾与奸伪。 中举前：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胡屠户） 中举后：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胡屠户） 尤其是提到自己“嫁女儿”和“范进中举”一事，前后言语制造的逻辑认识冲突特别明显，仿佛现在的一切都得归功于胡屠户，没有他当初的“慧眼识珠”，以及“积了甚么德”，范进中举也许就是黄粱一梦。但深究胡屠户在范进清醒后这么极力往自己身上揽功的原因？不难揣测：其实就是他为了缓解之前对范进造成的情感伤害，妄想用这样“轻松的谎言”蒙混过去，试图遮掩此时内心的紧张与尴尬罢了。所以胡屠户当着众乡邻说完这么违心的话后，便主动“哈哈大笑”，逗得“众人都笑了起来”，就在这样尴尬且勉强的笑声中顺利终止了众人的调笑。相反，这却使胡屠户奴性势利的秉性以及稳固的封建等级观念暴露无遗。 最后是乡绅的谄笑。乡绅是乡土社会执掌话语权的权利阶层，在地方上不仅拥有一定的财势，还是参与乡村世界管理的主要成员。可以说，乡绅在地方上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谄笑本意指强笑以求媚。张乡绅的谄笑，《范进中举》中并没有直接明写，可是我们可以从文本的社会环境、活动场景和人物对话中间接品味得出。如张乡绅刚得到范进中举的消息，便从县城奔赴四五十里地造访范家，速度如此迅疾。与范进初次见面时谄笑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后进一步说：“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这些明明是假话，张乡绅说出来何其自然，而且这些攀谈话语前后逻辑严密，从“桑梓-房师-先祖-世兄弟”人物关系层层递进，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拉拢范进，与其“攀近”。张静斋为极尽谄媚之能事，进一步拉近与范进的情感距离，利用“送钱”“送房”二招彻底攻破范进的心理与精神防线。尤其是与范进对话过程中，自己贱称“弟”，称范进的“茅草屋”为“华居”，想要范进心甘情愿收下“赠房”“赠银”，主动找寻借口“将来当事拜往，俱不方便。”“搬到那里住，早晚也好请教些。”眼看范進再三推辞，张乡绅居然恬不知耻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从这些应接自如的假话中，均能想象出当时张静斋说话时的可憎嘴脸，其谄笑之态必定溢于言表。而张静斋人物的出场：一是为了披露范进这位科举时代传统士人的虚伪、堕落与慕势的性格本质;二是为了反讽封建社会官僚阶层的腐恶、贪婪与卑鄙的精神特质。 总之，《范进中举》中的笑所嘲讽和批判的，绝不只八股制艺和“以科举为人生”的士子们，而是极力嘲弄和批驳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制度规范、上层建筑、伦理道德以及人性。所以，《范进中举》中“笑”的这些美学意义与美学特征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三、封建伦理道德的揭破与批判 明清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统治者正面临封建社会“分崩离析”的历史困境，他们一边大力倡导尊孔崇理，一边强调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规范，以维系已经满目疮痍的封建秩序。生活在如此时代下的吴敬梓，却敢于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奋力撕开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面目，并对其进行极力暴露和批判，这种精神是异常可贵的。 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忠孝节义”，在《范进中举》一文中并没有多少具体的体现。但是，就作品中反映出的伦理道德问题，可以着重从“个人品质”方面谈谈。《范进中举》中写到个人品质的地方很多，而针对个人道德评价标准的一般依据——是否诚实与是否虚伪。如果说诚实就是一种厚道，范进的乡邻可真不是什么“厚道人”。范进中举前家中揭不开锅时，众乡邻纷纷躲闪袖手旁观，中举后他们又假装好心出谋划策，又送鸡米，又拿白酒，这就立马现出虚伪的原形来了。而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气焰十分嚣张，话语中弥漫着不屑与狂妄，在范进中举后，却变得像一只恭顺的鹦鹉，专挑好听腻耳的话说。这种势利、巴结、献媚的表现是极不道德的，也是吴敬梓所鄙视与憎恶的。另外，作为范进的大舅哥，在胡屠户口中被称为“砍头短命的奴才”，居然枉顾兄妹亲情，阻止胡屠户拿钱来贺范进，足见封建社会的人情凉薄与亲情淡漠，这或许是《范进中举》中谴责与批驳的一个重点。 而张静斋的出场，促使吴敬梓对封建士人的道德批判延伸至整个官僚阶层，甚至扩展至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张乡绅满嘴的谄媚攀附之言，读来不觉令人生厌发呕，他趋炎附势的表演把虚伪的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败坏的道德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无比丑陋且不堪的，吴敬梓对这种“伪道德”“假道德”给予赤裸裸地揭露，就是为了呼唤“真道德”与“纯粹道德”的出现，以此宣扬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追求。 总之，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一文中，对士、民、商、绅四个不同阶层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与败坏均做了形象的描绘，并予以有力的揭破和抨击，本质上是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一种理性审视，其实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反思与民族性格痼疾的疗救！ 概言之，《范进中举》形象地描绘出封建知识分子在“功名富贵”面前显露出的心态嬗变与人格颓败，充分展示了古代社会传统文士极为荒谬且可悲的人生理想。他们偏执的价值认知与职业理念促使原本并不宽绰的治生空间愈见狭窄，本就谋生乏术、毫无学问的他们，遇见一个没落的时代，终将会变成“时代的笑柄”“无用的废人”！封建世道的衰微，伦理道德的颓圮，时代精神的沦丧，这一切的一切不仅是知识分子灾难的警示，更是国家社会危机的征兆。“《儒林外史》通过一系列读书人的形象，发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警报，在客观意义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制度已陷于无法摆脱的危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预告了封建社会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或许就是《儒林外史》的伟大与高深之处。 [作者通联：汤汝昭，合肥市西安路学校;方芳，合肥市西安路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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