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
| 范文 | [摘 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简称SES）可以根据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物质来源、家庭和居住地的语言文化环境以及家庭收入与支出比等来判断，它与儿童语言习得结果即个体语言能力发展的多样性具有密切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居住地语言环境、家庭语言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三个中介因素制约不同儿童群体的语言发展速度、词汇习得、语音意识及句法的发展，这为针对低SES家庭儿童实施早期语言干预提供了可能。学界应当通力合作，开展大面积纵向调查，加强影响低SES家庭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研究，编制适合我国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量表，完善和统一不同年龄段儿童语言能力测试的标准及细则。国家和社会应当携手支持科研工作，落实各种专项科研基金，积极推动研究成果的转换和应用，同时呼吁关注低SES人群，提高低SES家长的育儿决心和信心，减轻低SES家庭压力，积极制订和实施儿童语言发展政策、家庭语言管理与规划及社会救助政策。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位；儿童语言发展；处境不利儿童；家庭语言政策；社会救助 一、问题提出 语言是儿童学习知识、交流经验，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及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对其一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同儿童个体的早期语言发展模式差异巨大，有些在第一个生日之前就已开口说话，而有些则延迟到两周岁以后；尽管有许多说话晚的儿童后来会赶上其他儿童，但也有许多会始终比较迟缓，最终导致语言能力低下。[1][2]研究表明，儿童语言发展滞后会导致学业困难（academic difficulties）、[3][4][5]认知能力低下、[6]社会情感技能低下、[7]行为问题与心理问题[8]等严重的个人发展和社会问题，因此儿童语言发展是儿童研究与国家政策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儿童语言学习受个体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如自身能力和外部体验等，是社会、[9][10]感知、[11][12]认知加工，[13][14]概念[15][16]和语言[17][18]五个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已经被公认是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社会因素之一，它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是认知范畴中最为显著的一面。[19]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根据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水平（通常指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物质来源、家庭和居住地的语言文化环境，[20]以及收入与支出的比[21]等方面来判断，它与儿童语言习得结果，即个体语言能力发展的多样性具有密切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生活环境中的认知刺激，[22]家长期望值，[23]学业安排，[24]有关儿童发展的知识，以及儿向语的数量和质量[25]等都存在很大不同，这会直接影响儿童语言的发展。一般认为，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主要涉及语言各子系统的发展，包括语音、词汇、句法、语素和语用等方面，但就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而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语言习得速度、词汇、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PA）和句法的发展[26]四个方面。 本文将逐一呈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四个方面产生的具体影响”的相关研究，综述这一领域的经典研究和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继而以康格（Conger）的家庭压力模型[27]（Family Stress Model， FSM）为理论框架，论述早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对儿童语言发展产生影响，并提出相关干预措施，以期引起国家相关部门重新思考我国当前的儿童语言发展和教育政策，促使政府关注和设法解决处境不利儿童的语言发展问题，并为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国外已有众多研究表明，语言发展状况是儿童认知水平高低和整体发展的重要指标，[28]与学业成功紧密相关：[29]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比高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在入学时的语言能力低，因而会影响他们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此类研究话题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杰弗里斯（Jefferis）等人研究了1958年出生的近11，000名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出生体重对认知发展和学业成绩（包括识字率）的影响，对参与者在7岁、11岁、16岁和33岁各阶段的表现分别做了评估，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会持续到成年阶段。[30]诺布尔（Noble）等人借助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PVT）和语音加工综合测试（CTOPP）等测试工具对 150 名儿童进行了认知能力检测，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最大。[31]此外，社会经济地位与语言能力的直接对应关系在成年人中也得以证实。[32] 童年早期的语言接触是影响其语言习得过程和结果的关键。家庭是儿童早期接触语言的重要场所，社会经济地位制约了家长对儿童成长所需的语言环境创设，因而不同儿童群体在语言习得速度、词汇、语音意识，和句法等方面的差异显著。本文根据文献内容，將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划分为三类：高社会经济地位（高SES）、中等社会经济地位（中SES）、低社会经济地位（低SES）。以下将逐一呈现SES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发展速度的影响 国外大量研究证据表明，整体而言，低SES儿童的语言发展更容易出现迟缓。早在2000年，皮尔（Peers）等人对588名英国儿童进行了语言技能调查，发现低SES儿童接受性语言迟缓的可能性是中SES和高SES儿童的两倍，中等或重度表达性语言迟缓的发生率是他们的五倍以上。[33]该研究根据儿童父母受教育的情况区分了社会经济地位，研究结果引起了广泛重视，是迄今英国历史上在语言发展领域所做的最为全面的数据采集项目之一，为学前儿童语言基础临床评估（Clinic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Fundamentals Preschool， CELF-Preschool UK）标准化做出了贡献。 雷米（Ramey）等人通过综述前人的研究，分析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的相关证据，发现低SES儿童（家庭收入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都落后于高SES的同龄人，这种差异可以预测未来学业水平的高低。[34]这项研究给我们展示了认知和语言表现的标准化评估结果，指出儿童入园前的经历和认知发展与入学准备高度相关，这表明加强儿童入园前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1年，美国Head Start项目的研究者使用语言技能测试、工作记忆测试和非语言智力测试，调查了336名4岁儿童的语言延迟和语言规范情况，这些儿童的家庭收入都低于国家贫困线，或者不超过此线的30%，只有69%的母亲读完了高中，远低于富裕社区的水平。语言技能测试主要涵盖儿童的句法理解、句子模仿和词汇量三个方面，研究者分别采用了语言发展测试的语法理解子测试（Grammatical Understanding subtest of the Test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TOLD）、句子模仿子测试（Sentence Imitation subtest of the TOLD）和表达性单字图片测试（the Expressive One-Word Picture Vocabulary Test-2000， EOWPVT-2000），后来被称作“词汇”（Vocabulary）。这三项测试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也是预测学龄前儿童入学后阅读成功与否的依据。研究者根据每个学生在这三项测试中的得分，将其语言水平划分为五类。分析发现，65%低SES（贫困）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延迟已经具有临床意义，而且他们中有很多属于中度和重度语言延迟，而非轻度延迟，这项研究同时揭示了语言延迟的程度与学业和其他社会情感技能发展的正比例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儿童4岁的时候已经得以确立，对儿童入学准备工作至关重要。[35]另外，社会经济梯度（Socioeconomic gradients）与语言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在生活极度贫困的人群中也得以证实。[36] 如果能够及早而有效地识别语言发育迟缓或存在相关风险的儿童，便有可能为他们在最佳年龄段提供干预服务和家庭援助。这意味着，对学前儿童进行语言延迟或者语言障碍筛查，是做好儿童保育和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延迟和障碍分为表达型语言延迟、接受型语言延迟和混合型语言延迟，也包括儿童的语言混乱现象。他们的语言问题可能涉及句法（语法）、单词或词汇（语义），语音产生的规则和系统（音韵），单词意义单元（形态）以及在特殊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语用）等几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口吃或流畅性障碍，发音障碍或语音质量低下等。根据国际上相关研究提供的数据，儿童语言发展迟缓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对早期语言障碍儿童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语言障碍会影响成長中的学业成败，而且语言障碍儿童多见于低SES儿童，他们的智商（IQ）显著较低；[37]有语言困难的儿童在成年后多数从事技能性比较低的工作，[38]他们除了在口语、阅读和书写方面会经历语言失败外，还会伴随很多行为和心理问题。[39]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词汇发展的影响 儿童的词汇发展应当从词汇的质量、多样性，以及成分（constituent）的多样性来考察。[40]词汇多样性主要是指儿童或照顾者使用的词汇数量，成分多样性是指形容词、副词、量词，以及所有格的使用等。儿童早期的词汇习得，如词汇增长速度、词汇量大小、接受性词汇和表达性词汇习得等，都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后来的语言发展和学习成绩。 SES影响儿童词汇增长的速度。早在1991年，胡滕洛赫尔（Huttenlocher）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的语言输入可以预测14～26个月儿童的词汇增长速度。[41]哈特与莱斯利（Hart & Risley）在观察不同SES儿童整个童年早期的语言输入质量时，发现了更为显著的差异。他们根据父母职业将参与者的家庭分为三类：专业技术家庭、工人家庭和福利家庭。该研究发现，三组孩子开始说话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是专业技术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词汇量为2，153个，而工人家庭的孩子为1，251个，福利家庭的孩子为616个。假如每人每天清醒的时间为14小时，专业技术家庭的孩子每年听到的词汇量是11，000，000，工人家庭是6，000，000，而福利家庭的孩子仅有3，000，000。以此推之，到四岁的时候，福利家庭的孩子所听到的单词量要比专业技术家庭少32，000，000个。[42]哈特与莱斯利还发现了照顾者语言输入的数量与儿童词汇增长速度之间的强力关系，从而有力支持了父母词汇输入量影响儿童词汇增长速度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哈特与莱斯利发现了不同SES照顾者的语言质量差异，高SES照顾者对孩子的语言经常做出反应，经常使用肯定和鼓励性语言，较少使用禁止性语言。[43][44]这一研究实际由哈特与莱斯利于1995年完成，比较早的使用量化方法分析不同SES儿童早期语言输入在质和量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输出结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堪为经典。 美国一项为期十年的大规模纵向调查报告了高、中、低SES儿童的口语发展情况。研究者以家庭中父母二人的最高学历、收入和职业地位为依据划分SES。在儿童7～36个月时，采用录音的形式到其家中收集语料，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并通过计算机程序来进行数据编码和处理，统计了累计词汇量（TIDF）和平均句长（MLU），TIDF用以测量儿童的产出性词汇，MLU用以测量儿童的语言使用。研究者根据词性区分了同音异义词，通过排除私词、专用名词和动物噪音词汇的方式控制了家庭之间的差异。在儿童5～10岁阶段采用皮博迪图片词汇测试修订版（PPTV）考察了他们的接受性单字词汇量。研究发现，低SES儿童在三岁时的智商较低，词汇增长速度较慢，这会影响他们九至十岁时的学习成绩。[45][46]该项研究涉及许多少数民族儿童，规模大，耗时长，通过计算机程序进行语料分析，提高了统计效率，在儿童不同年龄段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也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此外，由种族和SES差异导致的词汇增长不平衡现象也已得到证明。法卡斯和贝龙（Farkas & Beron）调查了36个月至13岁黑人和白人儿童词汇知识的月增长情况，发现这种不平衡现象在36个月时已经出现，在学龄阶段进一步扩大，并且一直持续到13岁以后。[47]另有研究分析发现，低SES黑人和白人儿童在3岁时就已经表现出巨大的词汇习得差异，他们生长和学习的家庭和学校的特殊性又使得这种差距在小学阶段继续存在。[48]以上两项研究均采用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美国国家数据， 通过分析不同SES种族儿童在语言学习结果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印证了SES对儿童语言习得速度的影响，这同时还表明，改善家庭和学校的语言环境有利于缩小不同SES儿童之间的语言发展差异。 SES影响儿童的词汇量大小。霍夫和田（Hoff & Tian）对美国和中国两项研究的分析证实了此观点。美国研究的参与者是63位16～30个月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分为高、中SES两组。父母双方均为大学学历，且从事相应工作的属于高SES组；父母双方学历不到高中，没有受过专门技术教育，且从事相应工作的属于中SES组。母亲语言的测量采用词类和MLU，因为它们可以预测儿童词汇的增长；儿童语言的测量主要考察了词类的数量。研究表明，高SES儿童的生产性词汇量大于中SES儿童。中国研究的参与者为662位24～47个月健康儿童的母亲，采用MacArthur普通话发展量表（MacArthur Inventory of Mandarin），以汇报的方式调查了儿童的生产性词汇和语法特征，该研究同时还调查了母亲对儿童的语言教学实践情况。参与者根据母亲的学历分为两组，高中学历及以下的有444名，高中学历以上的有218名。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存在家庭语言理念和语言实践差异，但两种文化下的SES均对儿童词汇发展产生影响，而且SES可以直接解释5%的儿童词汇量差异。由于SES影响母亲的词汇使用，而母亲的词汇使用又影响到儿童，所以SES对儿童词汇量大小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49]另有研究也发现，低SES照顾者因语言中的词汇类型和词汇表征较少，导致孩子的词汇量偏小，[50][51]词汇类型也不够丰富。[52][53][54]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划分参与者的SES，这些研究都分别证实了母亲的SES和词汇使用对于儿童长期学习、教育和学习潜力开发的重要意义。 SES影响儿童的接受性和生产性词汇发展。在学龄前儿童的口语接受性测试中，研究者发现高SES学龄前儿童在词汇识别和口头表达方面得分要高于低SES儿童，这说明高SES儿童接受性词汇习得的能力更强。[55]1994年Child Development“儿童与贫困研究特刊”发表了一篇有关“母亲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职业地位”与儿童语言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报告了儿童36个月时的语言产出情况。文中指出，SES会持续影响儿童的接受性词汇，并预测这种影响会持续到小学三年级。[56]另有一项研究报告了不同SES儿童的生产性词汇发展差异。该研究根据父母的受教育情况和职业类型区分SES，分析了33名高SES和30名低SES母亲及其2岁儿童之间的两次自然互动，发现高SES儿童在成长中掌握的生产性词汇要比低SES儿童多。[57]这两项研究都表明，SES，尤其是母亲的学历水平与语言使用特点对儿童的接受性和产出性词汇具有影响，这是因为不同SES母亲对儿童的语言教育理念和实践不一样，因此带来的学习体验也大不相同。这让我们看到了转变母亲家庭语言教育理念的重要性，但如果在第二项研究中增加母子自然互动的采集次数，结果会更加令人信服。 （三）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音意识发展的影响 语音意识（PA）是反应语言声音和结构的能力，也是影响阅读水平的重要能力。语音意识是“个人对自己语言中单词语音结构的显性意识”。[58]学前儿童已经具备此意识，它有别于音位意识（phonemic awareness），后者要到学龄后才能得以发展。[59] 虽然有研究认为，汉语儿童的语音能力与阅读能力发展是相互独立的，[60]但是多数研究发现，汉语儿童的语音意识（音节和音素水平上）与字/词识别能力高度相关。[61]语音意识、快速命名（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和词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都已经被证明可以预测汉语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62][63]此外，有关童谣知识，学前PA能力发展与成功阅读的关系，[64]阅读障碍儿童的单词识别能力与语音任务完成之间的关系，[65]一年级阅读成绩差异与幼儿园语音意识测试成绩的关系，[66]识读能力与PA能力发展的关系[67]等研究都证实了PA对儿童阅读和识读能力发展的影响。 由于SES会影响儿童PA能力的发展，[68][69]而PA又会影响他们在入学时的书面文字识别能力，[70][71] 所以如果低SES儿童在入学第一年就经历这种弱势，会对他们后来的学习产生长远的不良影响。麦克道威尔（McDowell）等采用横向量化方法，研究了700名2～5岁不同SES儿童的年龄与语音意识之间的关系。他们的SES根据上学前班的资金来源确定，参加联邦资助项目（如Head Start）的儿童被视为低SES儿童，进入私立幼儿园的儿童被视为中SES或高SES儿童。这项研究包含为期两周的测试：两个标准化词汇测试（PPVT-R[73]和EOWPVT-R[74]），8个语音意识测试和两个发音准确度测试。两个标准化词汇测试主要考察孩子的接受性词汇和表达性词汇发展；8个语音意识测试主要考察孩子的三项技能：押韻、混合和省略；发音准确度测试使用了单词命名任务和非词重复任务。研究表明，SES、年龄、发音准确性，以及词汇都分别会影响语音意识的发展，并且年龄因素会放大SES与语音意识之间的关系。[72]此研究所使用的测量语音意识的方法非常具有代表性，但其有关SES的分类标准难以为其他国家借鉴，比如，在中国，很多低SES儿童进入私立幼儿园是因为公立幼儿园容量有限，门槛设置过高，没有机会进入，而不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 张（Zhang）等人分别研究了262名汉语儿童在4～5岁时的语音意识、词汇发展，和9岁时（三年级）的阅读技能。该研究以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为依据区分SES，对儿童进行了汉字识别、语音意识和词汇知识测试。语音意识测试采用假词重复、音节省略的方法；词汇知识测试通过词汇定义（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Vocabulary subtest修改版）任务进行。[75]这项研究第一次證明了汉语儿童早期的SES与语音意识和词汇发展的高度相关性；早期语音和词汇能力介导三年级时候的SES与儿童阅读能力，其有关汉语儿童语音意识的测试方法比较新颖，值得学习借鉴。 拉扎达（Raizada）等人研究了14名五岁儿童对单音节词是否押韵的识别情况。该研究根据霍林希德（Hollingshead）1975的指标区分参与者的SES，[77]选取的标准化测试分别是：PPTV和语音能力测试（Phonological Awareness Test： 押韵、切分、隔离、删除、混合），临床评价语言基础测试（Clinic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Fundamentals， CELF： 核心语言、接受性、表达性、语言内容、语言结构、回忆句子语境），威克斯勒幼儿园和小学智力量表（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 WPPSI： 言语智商、表现智商、处理速度智商、全面智力得分、一般语言得分）。[76]该研究利用fMRI记录他们大脑的活动，发现SES对儿童左额下回有显著影响。伴随SES的升高，左额下回的白质和灰质体积都呈显著增长，这表明SES对儿童语音和语义加工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高SES儿童具有更强的PA能力，从而比较科学地从神经认知角度进一步证实了SES对儿童语音意识发展的影响。 （四）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句法发展的影响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SES影响儿童的句法发展。[78][79][80]平均而言，高SES儿童比低SES儿童创造更多的复杂话语（如从句数量多、每句话的单词数量多）和不同结构（如结构关系数量），[81][82]这些区别反映在不同SES儿童的语言输入中。[83][84]与低SES照顾者相比，高SES照顾者使用更为复杂的句法结构，比如，wh-问句、关系从句、更多的形容词。[85]从现有文献分析来看，有关SES对儿童句法发展影响的研究集中表现在句法结构、句法功能和句子类型、句子数量等几个方面。 不同SES母亲提供的语言参照影响儿童的句法结构和句法功能。霍夫金斯伯格（Hoff-Ginsberg）调查了22组母亲与孩子的语言使用情况。母亲为全职妈妈，受教育程度从高中到研究生不等，家庭SES从蓝领低层中产阶级到白领上层中产阶级不等；儿童男女数量相等，年龄在2岁到2岁6个月之间，语言发展均处于三词句时期，不考虑他们在家中的排行。该研究采用录音的方法在研究对象家中收集游戏时的语料，并进行转写，每两个月一次，共持续六个月。儿童语言测评主要依据平均句长（MLU）、每句话中的动词数量（VP/utt）、每句话中的平均名词短语数量（VP/utt）、每个短语中的平均副词数量（Aux/VP）和每个名词短语中的平均词汇量（Words/NP）。母亲的语言测评主要依据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两个方面，语言结构主要参考话语的句法复杂性、不同句式的使用频率，以及承接上文内容的话语频率等；语言功能主要依据母亲交谈风格的类型，[87]考察不同对话功能的话语出现频率。此项研究发现，不同SES母亲语言中各种句子结构的出现频率存在个体差异，比如，副词前置的频率、动词结构的使用频率、每句话中名词短语的平均数量等，这些差异影响了儿童的句子结构；不同SES母亲的交谈风格差异影响了儿童的句法功能发展。[86]此外，还有研究发现，不同SES照顾者在从句的使用上存在差异，较低SES照顾者使用的从句较少，平均每句话中名词短语的数量较少，而在她们所照顾孩子的语言中也发现了相应的差异。[88][89]这些研究都以翔实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不同SES照顾者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差异，研究内容细致、研究方法得当。 无独有偶，胡滕洛赫尔（Huttenlocher）等人于2007年通过纵向调查，研究了儿童早期句法发展过程中照顾者的语言特征、多样性及说话数量。他们根据父母的受教育情况和家庭收入区分SES，照顾者的语言测量手段包括语言成分指标（从句和成分层面的复杂度测量）、语言多样性指标（不同词汇和不同类型句子的数量）和数量指标（单词、话语和句子）三个方面。[90]该研究比较了不同SES照顾者句子类型的差异，发现句法复杂度和多样性与照顾者的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能够长期反应照顾者的句法特征；该研究还发现，高SES与低SES照顾者句子类型差异很大，高SES照顾者善于使用启发式问句和感叹句，而低SES照顾者则多倾向于使用祈使句和是非问句。这让我们看到了不同SES母亲引导儿童说话的策略差异，为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启示。 不同SES父母语言中的句子复杂度和句子数量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认为，MLU是测量儿童句法发展最公用、最客观的指标；动词是一个句子的句法核心，儿童句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动词的使用水平。尹静（2015）从儿童的MLU和动词使用情况出发，分析了低SES方言保姆和高SES母亲使用的儿向语特征，发现低SES保姆的语言复杂度要低于高SES母亲，因而导致孩子在句法水平方面的差异。[91]此外，高SES父母比低SES父母对孩子说的话多，句子更为复杂，同时善于创造机会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如经常与孩子一起读书，带孩子参加社区亲子活动，到社区博物馆参观等，因而孩子的句法发展水平高。语言的使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通过句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判断儿童的句法发展状况。无论SES如何，大量使用多样化的句子都会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上，国外有关SES对儿童在语言发展速度、词汇习得、语音意识和句法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多样，值得借鉴学习。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有关SES各个组成成分与儿童语言发展具体方面关系的研究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强对SES中哪个成分对儿童语言发展四个方面的制约作用最大，从而为精准干预工作提供参考；（2）由于研究对象的年龄选择不一致，SES的区分标准不一致，语言测量的方法不一致，使得有些研究結果只局限于反应某些问题的侧面，数据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难以进行，信度效度难以把握；（3）由于任何一种儿童语言测试的成绩只能反应众多基础认知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功能，一些新的研究方式，如fMRI，应当被积极应用于研究，以更好地窥测SES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神经认知机制。（4）我国不同SES照顾者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不同SES儿童，尤其是低SES儿童的语言发展实证研究不足，对比研究和大规模纵向研究更为缺乏，在国际刊物发文较少。 三、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这一因素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儿童的语言发展，而是通过一系列中介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儿童的居住地语言环境、家庭语言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居住地语言环境是除家庭之外直接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外部环境；家庭语言环境是指家庭内部的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环境，这两者通常由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决定。父母教养方式，即父母与儿童互动的敏感度及其质量，通常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制约。以下我们将以FSM为指导，分析居住地语言环境、家庭语言环境和家庭教养方式三个中介因素是如何受家庭SES的影响，继而如何直接作用于儿童的语言发展的。 （一）居住地语言环境 环境是影响儿童在不同年龄段语言表达和语言接受能力的主要因素。[92][93][94]居住地语言环境是家庭以外直接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外部环境。高SES父母大多在政府、学校、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或技术工作，他们收入高而稳定，一般选择环境条件较好的居住区，靠近幼儿园、学校、儿童活动中心、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在这类居住区，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相对高，文化活动频繁，方便孩子学习语言的各种设施丰富，因而高SES儿童能够得到更多高质量的语言输入。 低SES父母会经受各种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他们多数从事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低，没有能力选择条件好的居住区，有的甚至居住在条件脏乱的郊区、城中村的地下室或窝棚内，交往的也往往是和他们一样的低SES人群。他们的孩子接触书籍和各种文化设施的机会比较少，因而难以得到有利于语言发展的认知环境。此外，他们的居住条件往往比较拥挤，有的几代人同居一室，[95]在家庭内部，拥挤也是一种压力，家中人口太多使得噪音密度增高，精神安静和放松的机会减少；家中越拥挤，语言的多样性就越低，孩子习得语言的机会也会随之减小。[96]居住地的语言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SES儿童语言发展的差异。 （二）家庭语言环境 家庭语言环境是指家庭内部的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环境：所谓硬件，即语言学习资源与学习条件；所谓软件，即父母提供的语言榜样，或他们语言输出的数量和质量等。目前有许多研究论证了学龄前儿童家庭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投入与儿童语言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高SES父母一般受教育程度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职业和经济收入。他们不仅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学业上有利于孩子发展的早期安排”比较有条理，而且有足够的能力给孩子提供多种有利于语言学习的硬件设备，包括购置多种多样的阅读资料和学习设备，雇用高素质的看护人员，或者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种语言培训班。因此，在高SES家庭中，语言认知刺激丰富得多，孩子从小就能够通过多种渠道接受高质量的语言；低SES家庭往往承受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父母多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精力为孩子讲故事，读绘本；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收入所剩很少，难以为孩子提供充足的书籍等印刷资料，致使他们的语言发展相对迟缓，词汇量不够大，类型不够多，而且语音意识差，这对正式入学后的学习成绩会产生很大影响。[97]研究表明，家庭认知环境可以预测6岁到10岁不同人群的学习成绩，包括阅读、语言艺术和拼写等。[98][99]高SES照顾者具备更多有利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知识，其他多种与SES有关的家庭环境因素也影响着儿童语言习得的效果。[100] 此外，不同SES母子交流互动的方式不一样，儿童学习的家庭语言榜样存在很大差别。不同SES照顾者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101]带来了不同SES儿童语言发展的差异，而低SES儿童因语言发展问题更容易经历学业失败。[102]不同SES父母语言差异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有关儿童语言发展知识的差异；自身口头表达能力的差异；自身健谈度的差异。一般认为，高SES父母往往学历水平高或者受教育年限长，掌握的育儿知识较多，他们自身的语言能力强，与孩子交谈的机会多，时间长，内容更加丰富，多倾向于引导孩子说话，并以有条理的方式回应孩子。[103][104]他们了解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和关键期，会不断让孩子接触新的活动，比如给他们读故事和讲故事等。高SES家长了解更多的有利于孩子发展的知识和育儿实践，他们比低SES家长容易获得和更新这些知识。此外，他们还会根据孩子的发展自觉调整自己的语言，他们对孩子有着更高的期望值，对如何培养孩子有着较为系统的规划，乐于在孩子语言发展方面投资。他们自身的修养决定了他们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能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爱心，并善于使用开放性问题引导孩子说话。 除此之外，高SES家长儿向语中包含的修饰性和附加性语言更丰富，因此语言质量也高。哈特和里斯利（Hart & Risley）对不同SES家庭所做的详尽观察，以及尹静（2015）对中国高学历母亲和低学历保姆使用的儿向语言特征所做的比较，就证实了这一点。不同SES家庭中语言榜样的差异决定了不同SES儿童语言发展的差异。[105][106][107] （三）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创造的一般认知环境为孩子提供了不同的教养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即父母与孩子互动的敏感度（parental sensitivity）及其质量，一般以语言为互动媒介，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制约，但并不是一一对应。高SES家庭也有可能存在低质量的亲子互动，而低SES家庭也可能出现高质量的亲子互动。 父母教养方式包括对孩子的正面关注、感情支持，对儿童自主行为的尊重、限制、惩罚和敌意等，在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中起着很大作用。父母的敏感度与孩子语言学习结果之间有着极为强劲的联系，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亲子互动模式。众多研究表明，孩子与母亲的互动模式不仅可以预测孩子当时的语言能力，还可以预测他们小学和中学以后的成绩。[108] [109]另有研究发现，三个月大的婴儿对声音和对沮丧的反应可以解释6岁时语言智商分数变化的25%以上。[110]默里和霍恩贝克（Murray & Hornbaker）研究了母亲在孩子12个月时的促进性与指导性互动方式与孩子在24个月时的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互动方式能够显著预测孩子接受性语言发展的情况。[111] 一般来说，低SES家庭的亲子互动少，家长对孩子的话语反应少，限制（专制）多。低SES家庭往往存在对孩子的惩罚性语言行为，如吼叫和打骂等，[112]而高SES母亲比低SES母亲的言语指示行为明显少。[113]此外，低SES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对孩子使用禁令性语言。不同SES家庭的教养方式体现了父母亲的敏感度和亲子互动质量，进而决定了不同SES儿童语言发展的差异。低SES母亲往往会由于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而情绪低落，对教养孩子失去兴趣，敏感度低，这对孩子的语言发展带来十分不利影响。[114] 四、早期干预措施的可能性及具体启示 教育是教和学的双向过程，如果学习者语言接受能力低，就不能达到好的教育效果。低SES孩子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容易导致学业失败，是因为低SES家庭在教育过程中使用的典型亲子对话不能满足学校学习的需求。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状况会伴随他们整个学习生涯，预示他们的高中毕业率和未来就业机会。[115]近年来，神经科学已经开始研究儿童的早期经历对大脑的重要塑造作用，[116][117]儿童语言的发展是在与环境不断交互的过程中实现的，儿童的语言和认知技能发展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SES差异会对认知过程产生不利影响，如语言、执行功能、注意力和记忆力（后三者与语言学习密切相关），这些认知功能与大脑的特定区域相关。[118][119]但是，只要有足够的语言刺激，健康的孩子早晚都能够习得语言，只要坚定低SES家长提高育儿质量的决心和信心，国家和社会各方力量动员起来与他们携手前进，为低SES家庭增收减负，改变给儿童语言发展带来直接影响的三个中介因素（家庭居住地语言环境、家庭语言环境和家庭教养方式），就可以帮助低SES人群逐步提高语言水平。以下是具体启示和干预措施： （一）对相关研究的启示 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科研人员应当通力合作，打破壁垒，加大科研力度，开展大规模横向和纵向追踪研究，并对低SES儿童定期进行语言筛查，加强影响低SES儿童语言发展的相关因素研究。充分了解SES、儿童语言发展与未来学业发展的关系，制定适合我国儿童的语言发展量表，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语言发展速度、语音、词汇和句法等语言能力测试的标准细则，从而完善儿童语言测试体系，有效指导我国的儿童早期语言教学实践。 （二）对我国政府制定和完善儿童语言发展政策的启示 国家应当充分认识儿童语言发展和语言教育的重要性，认清SES对儿童语言发展和教育的重要制约作用，号召社会和家庭做好语言管理与规划工作，制定家庭语言政策，将对各个年龄段儿童的语言测试纳入儿童语言发展政策，参考研究结果重新制定幼儿语言教育和语言活动的内容和要求。设立专项基金，组织专门人才有针对性地研发合适的语言活动教材，开发相关课程，帮助低SES儿童赶上其他儿童，为顺利过渡到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做好语言准备。 （三）对实施儿童早期语言干预的具体启示 1. 改善低SES家庭聚居地的语言环境。 通过流动图书馆、图书报栏建设，與周围社区手牵手借阅等活动，为低SES家庭聚居地的儿童提供内容丰富的语言学习材料，并通过居委会协调组织多种形式的语言活动，比如讲故事比赛、写作沙龙等，引导低SES父母积极参与，以提高其自身文化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从而改变低SES儿童所在社区的语言文化风貌。 2. 加强家庭语言文化环境建设。 组建从出生至3岁项目组，对新生儿进行定期访视，同时为低SES家庭提供书籍并鼓励家长给孩子阅读，制订每天的阅读计划，比如，睡前十五分钟阅读，帮助家长认识到语言教养环境是影响孩子语言发展的关键领域。制定家庭和儿童发展量表，指导家长定期对孩子的语言发展进行测量。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家庭内部与识字有关的材料和语言教育的具体做法，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3. 改变家长语言教养方式。 开办家长学校，拓宽低SES家长的知识面，普及早期语言发展和教育知识，比如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早期语言教育重要性的知识，有关如何提高儿向语质量的知识，以及如何进行有效亲子阅读的知识等。使用现场演练或亲子互动视频等资料，培育亲子关系，增加亲子互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相关行为改变技术（定量语言反馈和视频建模）为基础，开发计算机模块干预课程，指导家长如何提高教养环境中的语言素养，通过模块提供的具体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贯彻三“说”（多说，变着样说，轮流说）原则，鼓励母亲积极与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分享在教养孩子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从而提高亲子互动的质量和数量，为儿童做好入学的语言准备工作。[120] 4. 帮助低SES家庭“增收减负”。 壓力会降低父母对孩子语言反应的敏感度，[121]教育干预项目应争取通过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帮助低SES家庭成员增加收入，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和压力，改变由此产生的沮丧和抑郁情绪，提高他们的敏感度，引导他们增强对孩子的关注，学会使用支持、欣赏和鼓励性言语，改变对孩子大骂、限制、强迫等做法，从而改变教养方式。 参考文献： [1]BATES E，DALE P，THA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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