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民国时期巴中地区的教育环境 |
| 范文 | 李元进 [摘 ? ? ? ? ? 要] ?巴中古称巴州，地处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为古蜀道干线米仓道必经之地。古代有不少朝廷贬官、商旅骚客滞留于此，留下较多历史文化遗迹。晚清民国时期，巴中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军阀轮番驻防时局动荡，苛捐压迫民怨沸腾，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却出现了董修武、王鳌溪、晏阳初、刘伯坚、邱致中等数十位巴中籍杰出人物及数百位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民国巴中教育史上这种看似因果相悖却又符合常理的现象背后，其实受到地理位势、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导向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 ? ?键 ? 词] ?民国时期;巴中;人才;教育环境 [中图分类号] ?G529 ? ? ? ? ? ? ? ? ? [文献标志码] ?A ? ? ? ? ? ? ? ? ?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07-0001-05 巴中是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一个地级市。乡贤刘天阁②先生曾在2013年撰作了一首4300余字的《巴中新赋》，书写了巴中从古至今的历史人文、自然形胜、现实发展及未来展望。此赋犹如一部内容精扼的地方史志，其丰富的人文内容、炽热的乡土情怀和精妙的骈体文笔令人感佩。以下摘录文中第二部分“历史人文·黄土钩沉·奏鸣曲”中的一段： 皇皇朝纲，治巴州颇多鲁豫陇奉之命官;鹊鹊美誉，遍华夏不乏通南巴平之才俊。严颜忠耿护州，老而弥坚，奈何以断头惧之！张飞恻隐惜将，刚中寓柔，敢诚以屈尊降之。巴有良将，蜀汉左将军宕渠侯勾扶也;州有贬相，唐时吏部郎名宰相韦贯之也。北山泣血，李贤含冤巴壤悲瓜蔓;南山洗墨，杜甫饱蘸狼毫叹秋冷。王勃别津亭夜月而凄凄;岑参叹巴南舟夜而零零;商隐剪巴山夜雨而淅淅;陆游流奇章山道而耿耿。进士首榜乃晚唐杨思义;状元二姓，张曙在唐，李实在明。秉正义抗金掌州政事，是名宗泽;以水银代水司浑天仪，乃宋张思训。南北朝，州刺史叛梁降魏，平地卷波二十载;明崇祯，张献忠克巴夺城，州间无主七年整。道光三元里抗英，川督张必禄火药轰夷贼;民初同盟会办报，司长董修武税赋撑财政。孝义军围巴信诈，屠殃城池两路人马;白莲教拥众揭竿，转战川陕七年光景。大河二郑，反卖国清贼，应保路同志;黄沟二付，赶亡朝县令，迎共和黎明。朝讽于万岁，解民于倒悬，王鳌溪报界大主笔;育英于新教，树人于德育，邱苔荪学界开山人。刘大兴济贫兴教，蝇楷精工，醉心仲景川东北中医宿将;叶良一反袁除匪，匾草豪放，跻身同盟新政协统战达人。文艺救愚，生计救贫，卫生救弱，公民救私，平民教育横贯东西半球，世纪伟人晏阳初授勋;留学法俄，巩固陕甘，兵暴予都，激战赣南，带镣行篇震惊南北两极，革命大家刘伯坚壮行。 文中所列，已然是一张巴中历史名人榜！不说古代那些被贬巴州而建功立业的朝廷命官以及游历巴中而留下墨宝名篇的文人骚客，只说民国时期巴中本土的名人，董修武、王鳌溪、邱苔荪、刘大兴、叶良一、晏阳初、刘伯坚，还有与他们同样进入《巴中县志》人物传的民国人物：被称巴中“数学之母”的理化教师戚寿椿;北大毕业执掌县中宣传“五四”精神的赖虚室;留美回乡任县高中校长的严恭寅;北大毕业办实业为县中寄赠进步书刊的巩晋孚;留日博士归国的社会学家、新中国城市设计专家邱致中;入黃埔军校出川英勇抗日的李元述、张子完、雷启鹏……这些老辈巴中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巴中中学的前身——云屏书院以及后来的巴州高等小学堂、巴州中学堂的校友。他们使民国时期的巴中历史熠熠生辉，可他们是在怎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成才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程度，往往受地理位势、交通状态、经济发展、文化认知和政治导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巴中自古以农业为经济命脉，近代以来，农业生产稳定程度和产量高低，区域内工业化程度，交通和商品贸易以及政局状况，在很大限度上决定区域内人民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和接受教育的程度。 一、民国巴中教育的历史人文环境 巴中古称巴州，建置历史悠久，山川秀美，人文荟萃。古巴州是古蜀道干线米仓道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站，一条“北达秦川，极目牡丹长安;南下沃蜀，近足芙蓉锦江;西登祁连，重回丝路西廊;东进渝荆，亲吻血缘巴乡”[1]的米仓道，承载了巴中历史上曾经的繁荣。米仓道始创于秦朝末年，兴于汉代，据考证是一条官方修建的蜀道交通干线。 这条米仓道纵贯秦巴山区，联结黄河长江流域，北上三秦而通中原，南下四川以达成渝和南方地区，在古代直接负载着中原与巴蜀地区之间的政治、军事、商旅往来、信息传递、文化传播等重任，是西南与中原地区最早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代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2]。据史料记载，从南北朝始，就有不少僧侣、商人沿这条米仓道，从西域经河西翻越米仓山再经巴州到达蜀中和江南广大地区。 因为这条米仓道，成就了巴中“石窟之乡”的盛誉。巴中迄今保存较好的石窟有55处，521窟（龛），7200余尊造像。其中，隋唐佛教艺术作品18处，6800余尊，分布在东、西、南、北四龛及清江水宁寺、石门乡石门寺、兴文乡沙溪佛爷湾、曾口镇佛洞湾、三江乡龙门山、甘泉乡佛尔崖、来龙乡栀杆垭佛爷湾、恩阳镇千佛崖和佛尔崖、麻石垭乡佛尔崖、三汇乡奥机寺、玉井乡佛尔崖等处[3]791。其中保护完好的南龛、西龛、北龛和水宁寺4大石窟群，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这些精湛绝伦的石窟造像，始于隋，盛于唐，续于宋、元、明、清。当时的皇族、达官贵人、平民极为信奉佛教，许多外地官员、文人、客商、僧侣等在巴州开窟造像、题词装彩和吟诗赋辞。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曾驻足巴中，如随唐玄宗入蜀，后被贬作巴州刺史的严武，在巴州南龛雕塑观世音像、新造龙宫、构筑寺宇，并向唐肃宗奏表为南龛求得光福寺之名;唐僖宗入蜀路经巴中，随行高官张祎在巴州南龛建造释迦佛像，这些都推动了巴中石窟艺术的兴盛和佛教文化的传播。 古巴州除了石窟艺术留存至今，还流传下众多名家历史遗迹和诗文。唐章怀太子李贤，被武则天贬巴州，曾在南龛设劝农坛，望王山也因他而得名;唐诗人张曙，避难巴州，在南龛梓潼宫丹梯书院读书登进士第，写《击瓯楼赋》以终老;宋抗金名将宗泽，曾任巴州通判三年，作《贤乐堂记》《古楠赋》以明心志;还有王勃、李白、韦应物、岑参、杜甫、严武、史俊、羊士谔、李商隐、项斯、崔涂、张祎、陆游等众多留任官员和过路骚客都在巴州写下了大量诗文。[3] 以上史料在现存的清朝道光版《巴州志》、民国版《巴中县志》、当代版《巴中县志》等志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些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传承，变成一种人文基因留存在巴中人的记忆中。 二、民国时期巴中教育的社会经济环境 巴中位于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嘉陵江水系的巴河流域，境内地势北高南低，为典型的丘陵地貌。大部分山地可以耕种，但易水土流失，农业产量不高;低丘和平坝土层深厚，为主要的粮食和蔬菜作物产区，形成相对富裕的区域。巴中人民历来以农为业，勤耕为本，农产薯粮。根据1994年版《巴中县志》所载相关数据，民国38年（1949年），全县人口合计644559人，其中，农业人口617090人，占比95.74%，非农业人口27469人，占比4.26%。[3] （一）农业产值低下 民国时期，巴中农业生产条件极差，水利设施无保障，农业技术落后，仍然是人力加耕牛，收成全靠天。民国38年（1949）计，全县农业亩平产量206斤，人均有粮445斤;全县养猪12.34万头，出槽5.45万头，户平养猪0.95头;全县耕牛存栏数7.6万头，多为富户和中农所有，农忙出租或换人工[3]。风调雨顺状况下，一般农户能生活自足，但遇天灾人祸或军政压迫，很多农户会陷入贫困甚至绝境。 （二）交通运输落后 民国时期巴中的对外交通，继续使用的是米仓道和相关支线。虽然民国35年（1946）开始修建巴仪公路，但并未竣工。这条与金牛道、荔枝道并称三大古蜀道的米仓道，在巴中境内向外延伸出不同方向的支线，主要有巴汉路（巴中—汉中）、巴保路（巴中—阆中—成都）、巴绥路[巴中—绥定（达县）]、巴南盐道（巴中—南部）、巴顺商道[巴中—顺庆（南充）]等。 民国时期巴中交通主要是人行道和水道。外出一是步行，二是坐滑竿，三是骑马，四是乘船。客运主要有滑竿或木船，县城有专营滑竿的店铺;到重庆方向可走水道。民国时全县有码头35处，以县城白马井码头最大。大宗货物的输入输出靠水运，但冬春枯水季节难以通航，所以大部分货运包括邮运，主要依靠挑夫、背二哥的肩挑背扛，工具是背架加打杵、扁担加乘棍。据《巴中县志》载，仅食盐一项，约需1500人长年运输，始能供给。 （三）工业主要为手工作坊 民国时期，巴中仅有一家国营工厂，其余皆为私营手工业。国营工业为县民生工厂，主要为收留流浪游民、孤儿，由县知事公署实业局投资于民国12年8月（1923）开办，主要生产经营染织业。另外，苏维埃时期，红军在巴中开办过兵工修配厂、被服厂、纺织厂、造船厂、斗笠厂、铁工厂、烟子厂（生产油墨、胶墨、染料等），红军撤退后关闭[3]。 民国时期巴中的手工业较发达。据民国36年（1947）统计，农村有手工作坊600余家，县城有649户手工业作坊，从事铁器、铜器、银器、锡器、木器、滕竹、轧花、弹花、纺纱、织布、漂染、针织、煮丝、缝纫、制帽、制鞋、舀纸、刊刻、印刷、制伞、油漆、酿造、制糖、粮油加工、钟表修理、笔墨制作等行业。除少数富绅开办的纺织厂有机器设备、雇用工人较多外，其余大都是规模较小的家庭手工场，最多招收三五个学徒，或雇请三五个临工，设备只有一些简单的匠作工具，住房即厂房，家庭成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民国38年（1949），全县工业总产值11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25%，其中私营手工业产值占98.18%。[3] （四）商业贸易虚华 民国初期，在四川军阀驻军强制下，巴中曾一度沦为鸦片集中产区，吸引外省外县不少客商，带来百货、布匹、日杂用品、金银玉器等。城内大小街巷，整日熙来攘往，白马井码头“白日千人拱手，夜晚万盏明灯”。随后，相继开办有“复兴和”“庆丰泰”“德荣祥”“信义源”“衡昌”“宏大”等商号。解放初，全县仍有商户8800余户，从业人员1万余人。[3] 三、民国时期巴中教育在政局动荡中发展 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派政治势力对抗不断，政权在腥风血雨中几经易帜。地处川北一隅的巴中，虽然远离大中城市，也非抗战前线，但民国时期巴中的行政归属几经变化，四川本土军阀在巴中轮番驻军，国共势力交错争夺地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中在民国38年间竟有29位知事、县长轮流坐庄，超过半数以上任职不到1年[3]。由此带来的时局动荡，必然导致教育的曲折发展。 （一）巴中所属行政归属数度变化 民国元年（1912），全国地方建置实行省、府、县（州、厅）三级制，巴州属四川军政府保宁府管辖。民国2年（1913），改省、道、县三级建置，划四川为七道，以道领县。改巴州为巴中县，州署改名县署，属川北道（治阆中）管辖。民国3年（1914），划四川为五道，巴中县改属嘉陵道（治今南充市）管辖。民国17年（1928），裁撤道制，各县直接归属省府管辖。民国21年（1932），中国工农红军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民国22年元月（1933），红四方面军攻克巴中，成立巴中市。同年七月，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各机关从通江迁驻巴中，改巴中市为巴中特別市。巴城成为省、道、市苏维埃的驻地。川陕苏区按省、道、县（市）的行政建制，辖2道、1市、23县。巴中道即川北道，辖巴中、长赤、江口、广元、恩阳、嘉陵、仪陇、苍溪、阆南、长胜、营山、英安等12县苏维埃政府[3]。民国24年（1935），红四方面军撤离巴中，国民政府划四川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巴中县属第十五行政督察区（驻达县）管辖。 （二）地方军阀割据祸患一方 民国6年4月（1917），川北军阀郑启和率部占据巴中。由此至民国21年（1932），巴中为四川军阀郑启和、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等相继争夺，各据一方，互不相属，形成防区制局面，制无常规，官员任其委派，外界莫能干涉。在此期间，军阀割据，兵匪一家，残害百姓，当时民间流传“大匪通军阀，小匪通恶霸”[3]。 民国7年3月（1918），郑启和以一个团驻守巴中，任团长余痴虎为巴中县知事。郑启和强令种鸦片，重征烟捐，聚敛钱财，扩充军力。 民国9年6月（1920），四川陆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三旅旅长潘文华以武力驱赶郑启和，占据巴中。民国10年3月（1921），潘升任第四师师长，旋率部离巴。 民国10年4月（1921），在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三军联合驱刘”战役中，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刘存厚部第十师师长刘斌、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等率部由梓潼经阆中退驻巴中。战事平息后，田颂尧独踞巴中。田本部驻阆中，其部第十三混成旅旅长罗乃琼驻防通南巴，团长董长安驻防巴中。民国16年1月（1927），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田颂尧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军部驻三台，田部三师旅长谢庶常驻巴中。民国17年（1928），一师旅长税梯青换驻巴中。民国19—22年（1930—1933），三师旅长万选青驻巴中，后被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击溃。 田颂尧盘踞巴中期间，实行“寓禁于征”，派兵征税、强迫种烟土，搜刮民财，致使种、吸、贩运鸦片剧增，引发众怒。报界主笔王鳌溪曾在重庆创办的《宕梁旬刊》上撰一幅对联揭露讽刺：“好了他田家，苦了我田家，说声派款，县长派，区长派，乱派滥派，指名摊派，胡闹鬼派，硬起心肠由你派;因为刮地皮，所以抢地皮，论到收捐，场上收，门上收，明收暗收，不把手收，只怕无收，谨防尸骨没人收。”[3] 民国21年（1932）前，全县年产鸦片约40万斤。不少人初则品尝，继而成瘾，各地营业性烟馆应运而生，贻害无穷，因吸烟而致家破人亡者，仅复兴乡就有152户。民国28年8月（1939），省农村巡回工作团第三团调查报告称：“通南巴三县，私土充斥，私烟馆林立，公土膏店巴中计有26家，……烟民约占全数十分之六，公务人员不吸烟者，实属鲜见”[3]。 （三）苛捐重税激发民怨学潮 1.三次农民暴动：民国6年（1917）后，军阀割据巴中，倡种鸦片，课收苛捐，规定：不分贫富，户缴鸦片特别捐10元半（银元）。加上其他捐税，逼得不少农户走投无路，倾家荡产。激发了农民武装与“红灯教”先后于民国7年春（1918）、民国8年5月（1919）、民国9年正月（1920）三次武装抗捐，但都被军阀残酷镇压[3]。 2.三次农民运动：民国16年（1927），国民党（左派）在巴中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共党员、县中教师苟寿南任领导人，他率人在兴文乡、清江乡等地发动近千农民参加农会。同年，组织农民开展了“打官轿”“闹县衙”“反蒋大示威”三次斗争，在川北造成很大震动。清江、兴文这三次农民运动，被田颂尧定位“川北第一党案”，四处通缉逮捕农会负责人和骨干[3]。 3.三次学潮：县城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不满现实的情绪日益高涨，先后爆发了三次学潮。 第一次，砸烂禁烟查缉局。民国15年（1926）秋，军阀田颂尧部驻巴团长董长安，成立“禁烟查缉局”，推行“寓禁于征”，不择手段，敛聚钱财。一时间，县民怨声载道，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县中学生自治会派出代表数十学生去县署请愿，质问县知事田一夔：“中央禁烟，你们为什么要发放烟种，强迫种植？”田知事推诿说“这是驻军直接办的”。学生代表旋去质问董长安，董傲慢无礼，拒绝接待，更加激怒学生。于是县中学生自治会联合县高等小学校，次日一齐罢课，千余学生身穿白色校服，从西门入城，高呼“打倒军阀！”“打到苛捐杂税！”“打到田颂尧的走狗董长安！”等口号，开赴董家公馆。当游行队伍行至县禁烟查缉局门前时，愤怒的学生一拥而上，砸烂吊牌，打烂门窗，推倒柜台，烧毁税据。群众云集西街，拍手称快。县中校长赖虚室到县署申诉，被军方扣留，进一步激愤学生。第二天，学生继续罢课，历时7天。其间，学生一面派代表找县知事谈判，强烈要求惩办董长安，撤销查缉局;一面向成都、上海、南京等地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军阀在巴中肆意掠夺、鱼肉百姓的罪行。这次学潮，迫使二十九军驻区办事处调走董长安，撤销禁烟查缉局[3]。 第二次，捣毁联团事务处。民国16年（1927），军阀田颂尧部三师旅长谢庶常驻镇巴中，借清匪之名，行扩军之实，成立“通南巴三县联团办事处”，自兼处长，拟筹联团经费百万元。面对庶民百姓苦于催捐逼款的惨景，广大进步学生义愤填膺。时值初冬的一天下午，县中与高小的学生在中学足球场比赛足球，围观师生甚众。谢派一新兵连到此操练，教官竟强令停止球赛，与学生发生争执，学生趁士兵架枪休息，拿走枪支。教官跑回旅部报告，谢派1营兵力将县中团团围住。经县知事调停，谢旅撤围，学校归还枪支。但两校校长却被作为人质无理扣押。县中学生自治会认为，反对“藉团扩军”时机已到。于是联合高小师生，举行罢课游行，冲进联团办事处，砸烂吊牌，焚烧文件，赶走副处长和工作人员，提出“不释放校长决不复课”，还写出《快邮代电》四处散发。学生罢课4天，县知事惧怕事态扩大，一面释放校长，安抚学生;一面请示田颂尧明文通告：撤销联团事务处，调走谢庶常[3]。 第三次，怒烧征粮廒册。民国17年（1928），田颂尧部税梯青旅接防通、南、巴，旅部仍驻巴中。团长郑晓岚任县征收局长，掌握赋税大权，暗搞“毫厘归分”，多收田赋。是年冬，田赋征收结束，不给地方分成，县地方税收支所所长李成龙坚持按利率摊分，与郑发生争执，郑仗势欺人，打李耳光。李向县中学生会诉冤，并将田赋征银中“毫厘归分”“抹尾吃零”、暗加田赋的内情捅了出来。学生自治会派代表找鄭质询，郑傲慢骄横，竟持枪威胁学生。学生代表当场被激怒，拍案高呼“抓住郑晓岚！”“退出多征田赋！”“废除毫厘归分！”郑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学生掀掉办公桌，烧毁征粮廒册。后两校师生联合，又一次举行罢课，向县署请愿，强烈要求惩办郑晓岚，废除“毫厘归分”。新任县长范洪铨吸取前两次学潮的教训，怕上峰追究，完全同意学生提出的条件，两校方复课[3]。 三次学潮的背后支持者是县中校长赖虚室，他是巴中籍北大毕业生，曾亲身参加过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民国11年（1922）返乡，在其老师、时任县视学的邱苔荪引荐下，民国12年春（1923）任巴州中学堂校长，民国13年（1924）改任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长。他经常利用集会活动，向学生宣讲五四运动的实况，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民国15年（1926），他邀请以“活仁药房”为掩护的中共党员苟寿南担任县中体育教师，并通过苟寿南开办的辅仁书社订阅进步书刊，连同北大同学巩晋孚赠送的《朝曦》《创造》《湘江评论》《新青年》《三个叛逆的女性》《女神》等10多种进步书刊交师生传阅。在学生中教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国男儿》等歌曲。这些举动，得到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刘震东的支持，两校联合开展的为民请命、为民除恶的三次学潮震动川北。 巴中民国时期的政治风云，也呈现在刘天阁先生的笔下：“当其：军阀重税苛捐，官僚种鸦聚财之人祸频仍;而见：农运示威反蒋，学潮罢课捅蜂之壮举刷新。幸有：红四军，扩红根据地，赤化川陕惊天地;继之：西路兵，鏖战河西廊，血染祁连泣鬼神。……嗟尔，红军北撤，土豪还乡;倒算连座于苏干红属;白色恐怖于乡里本村。倭寇侵华，民族抗日;舆论激愤于教育学界;投笔从戎于滇缅远征。内战拔剑，正邪张弩;地下党组于奇化周县;解放唱响于统战和声。” 民国时期，伴随着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和“五四精神”的传播，广大师生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普遍增强，这也使时局动荡中的巴中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优秀人才的成长沃土。 四、民国时期巴中教育崇教重学的原因 古代巴州因有众多朝廷贬官、商旅骚客滞留于此，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而衍生出文化兴盛的痕迹，但巴中本地名人却并不算多。民国时期，相对成渝及周边地区，地处穷乡僻壤的巴中经济发展落后，时局动荡不安民怨沸腾，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数十位本土名人俊杰和数百位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这一现象的出现，应该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共同促成。 （一）清末“新政”及民初教育改革，新学教育惠及巴中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宣布实行“新政”，废除科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改革传统教育制度，颁行史称“癸卯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新式学校在全国各地快速发展。1904年，巴州云屏书院改建为巴州高等小学堂，1907年再升级建成巴州中學堂。 民国元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陆续颁布了各类学校的法令，形成了一整套学制管理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大力推行课程改革，核心课程以国文取代了忠君、尊孔的读经课，增加了自然科学和实业技能课程，体现了“健全人格之养成”的国民教育培养目标，为此后民国教育改革奠定基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巴中廪生邱苔荪在1903年被官派日本留学学习速成师范，1907年他参与巴州中学堂的创建，1915年出任巴州中学堂校长。《巴中县志》载：邱苔荪在巴中“改革旧的教育方式，用新思维、新文化培育人才，提倡男剪辫子，女除裹脚，男女平等;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课堂设国文、数学、物理、博物、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陆续购置白金分解器、生理卫生图、人体解剖模型、马德堡半球仪及各种试管、矿石标本;运动场上添置单双杠、木马、铅球、标枪等器械。……还教学生弹琴、唱歌、做体操。课余时，校园常可听到《满江红》《苏武牧羊》《阳关三叠》《梅花三弄》等激越悠扬的歌声。他要求学生上课专心听讲，举行典礼着装整齐;凡要学生做到的，自己和教师首先做到。[3]” 邱苔荪在巴州中学堂任校长和后来出任县视学期间，与众多教育界同仁一起，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内涵的新式教育的普及和深入人心。邱先生也因此被刘天阁在《巴州新赋》中称誉为“育英于新教，树人于德育”的“学界开山人”。 （二）自古以来的文化积淀，为巴中人植入了崇尚读书的人文基因 巴中人民长期以来，深受农耕文化、佛教文化的双重熏陶，形成巴地百姓勤劳朴实、憨厚忠勇、敬老爱幼、乐善好施的纯朴性格和古朴民风，也在商品贸易和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不安现状、不墨守成规、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这些性格特征成为引人向上的正能量，使他们信奉“学而优则仕”，信奉“有书不读子孙愚”，相信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能够改变命运和光宗耀祖，有理想的人更是向往通过读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巴中地区的民间谚语：“养儿留下千贯钱，不如送娃上学堂”“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说明自古以来，崇尚读书、崇敬读书人在巴中地区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只要孩子秉性聪明、喜欢读书，即使家庭贫穷，其父母或亲属都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走上求学之路。比如载入县志的王鳌溪、戚寿椿、严恭寅、赵济刚、钟定九、叶良一、魏文元、张子完、雷启鹏等人，其父辈都是出身农村或乡镇，其中王鳌溪“祖无产业，佃田耕种。自幼聪明，才华过人。民国6年（1917），得乡亲支助考入巴州中学堂”[3]946;魏文元“出身贫寒，自幼好学，得其族人、亲友资助，由小学、师范、成都甲种工业专科至南京农学院毕业”[3]。 贫寒人家尚能送子弟读书求学，富裕或稍能温饱的家庭，更愿意让孩子出人头地。董修武“祖居巴中县光辉乡，祖父佃耕薄田数亩，兼打铁帮工等以维生计，父辈迁住巴中县城，由百货学徒发展到经营‘董兴顺百货店。修武幼即聪颖，16岁中县学”[3];赖虚室“其父原系汉中富商，迁住巴中后，广置田产，富冠一乡。虚室自幼读书，民国11年（1922）毕业于北京大学”[3];巩晋孚“巴中果敢乡人，出生地主家庭，早年就读鼎山高等小学、巴州中学堂。民国11年（1922），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3]。 一个家庭走出一个读书人，往往带动兄弟子孙读书而出现书香家族。如巴中邱氏家族，在晚清民国时期，培养出邱苔荪、邱仲广、邱叔航、邱致中、邱敦莹五位出洋留学生以及邱道康、邱敦融等众多从教从医人才而被称为书香世家;巴中李氏家族的李荣祖、李光祖、李耀祖、李显祖、李华祖、李裕祖、李辉祖都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其中李光祖、李辉祖兄弟俩均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成为出川抗战的一代名医;巴中晏氏家族，出了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晏家兄弟子侄十余人，4人留学美国、1人留学英国剑桥，其余分别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和重庆大学。 （三）落后的社会现状，动荡的时局激发巴中人奋起改变 晚清民国以来，一些发达地区开始兴建公路、铁路，巴中却因地处僻远山区，远远跟不上现代交通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交通与运输方式落后，加上时局动乱，必然形成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城乡差距大、贫富悬殊的社会状态。而巴中人不安现状、积极奋发的精神特点，在动荡年代就容易转化为不甘受压迫的彪悍民风。历史上无数次落草为寇的农民起义往往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但民国以来，忠勇彪悍的民风加上文教氛围的熏陶，有一定文化素养，热血澎湃的巴中人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变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如首批加入同盟会的辛亥英烈董修武，1904年留学日本，就一直追随孙中山，至死不渝于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苟寿南领导的三次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和赖虚室支持的三次学潮，还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巴中市所属各区县参加红军的人数达12万人之多，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北上后，红军队伍中仍有巴中籍指挥员1万多名，这批人中，后来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将军的就达27人[4]。十四年抗战中，在通南巴三县征兵至少在5万人以上，巴中一县就有2万人，出兵人数占全省百分之五以上;巴中中学40多名热血男儿，自愿应征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印度对日作战。 综上，巴中地区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农耕文化、佛教文化及商旅文化的长期熏陶，为巴中人植入了崇尚读书、追求进步的人文基因;但晚清民国以来，巴中落后的经济发展现状，军阀割据下的时局动荡，苛捐重税下的民怨沸腾，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借助晚清民初的新学改革，广大绅民学子寄希望于教育，于家于国都变成一种共同的社会追求，成为一种可以改变现状并使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势之需和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1]刘天阁.巴中新赋：为建地设市20周年撰作[N].巴中日报，2014-05-26. [2]黄鸣.巴中与巴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20. [3]巴中县志编纂委员会.巴中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1994. [4]李旭东.巴中史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编辑 赵瑞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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