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
| 范文 | 孟庆东 张成勇 摘 要 服务脱贫攻坚是高职院校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高职院校自我发展的良好契机。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在服务脱贫攻坚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工作实践中还存在持续性“输血”能力不足、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偏弱、扶贫协作中地位较边缘、“发展悖论”瓶颈难突破等现实困境。为更好服务脱贫攻坚，高职院校需要进一步优化工作路径：借船出海，善用政策机遇;搭建平台，协调各方资源;对接产业，强化自身建设;更新理念，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守土有责，做好资助育人。 关键词 高职院校;脱贫攻坚;现实困境;路径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并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将教育扶贫上升至国家战略。当前，脱贫攻坚已到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必须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认真回应困难群众期盼，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主动作为、承担责任、发挥作用。 一、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党和国家战略的实现。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基本方略的重要一极。高职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具有独特优势——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相对接，学习情境与岗位实际相吻合，稳定就业与实现脱贫相贯通，门槛不高、易学易懂，在脱贫攻坚中兼具彻底性（掌握技术技能，实现优质就业）和快速性（教育时长适中，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有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承担更多责任的义务。 二是有利于高校和谐校园的建设。随着我国普通高中和大学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高职院校在“生源危机”下更多地面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招生，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比例居高不下。高职院校本身已经成为脱贫攻坚的战场之一。据相关调查，有91%的2014届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2%的毕业生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且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1]。高职院校需要帮助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重新确立发展自信并推动他们成为和谐校园建设的参与者。 三是有利于推动高职教育的发展。帮助劳动者实现顺利就业、稳定就业和体面劳动，是职教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和成果表现形式。为实现这一目标，高职院校就要主动实施供给侧改革，瞄准地方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办好一批社会有需求、就业有保障的特色专业，建立与地方经济发展高度耦合的专业体系，并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参与优质教育资源输出。这样既能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关系，扩大社会影响力和覆盖面，赢得更好的建设发展环境，又能有效破解自身发展瓶颈，走出教育与培训协调发展之路。 二、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的主要工作形式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探索，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工作模式，主要通过对口帮扶一个或若干个贫困村，对口支援一所或若干所中职校，参与跨区域扶贫专项行动等，具体有以下几种工作方式。 “输血扶贫”——直接的资金和物质捐助。高职院校利用自有结余办学资金和多渠道争取的扶贫资金，为帮扶单位提供资金、物质援助。如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划拨扶贫专项工作经费50万元支持对口帮扶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项目，向村小学捐赠45台电脑及桌椅等配套设备;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投入和争取资金200多万元为对口帮扶村安装路灯、拓宽道路、引入自来水，实施危房改造、道路绿化等工程。 “消费扶贫”——订购贫困户农副产品。高职院校一般具有万人以上的学生规模和数百人的教职工规模，是较为集中、庞大的农副产品消费体，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的“消费扶贫”，既能满足师生生活消费需求，又能为贫困户解决会产不会销的难题，提供稳定的增收渠道。如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长期定向采购对口帮扶村贫困户产出的农副产品，并主动承担运输费用，促进了贫困户稳定增收，并推动“消费扶贫”步入倒逼贫困村产业升级、开展订单式农产品生产的良性循环轨道。 “技术扶贫”——授之以渔送“技”到田间地头。高职院校利用自身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势，帮助贫困户提升农技、改进种养方式，实现增产增收。如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将职业教育办到田间地头，组建“三农”专家服务团和培训讲师团，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种养实用技术培训，学院技术专家开发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已发展到500亩的种养规模，帮助对口幫扶村顺利通过了脱贫验收。 “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高职院校结合对口帮扶单位实际，推动开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或传统农作物深加工，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如江西艺术职业学院在对口帮扶村采用“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瓜蒌种植项目，村民以土地流转、务工等方式参与到产业中，不仅有土地流转租金收入，还可以在家门口上班挣工资;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协助对口帮扶村发展红薯产业，并通过开设“校农合作”超市，打造电商平台等方式，为红薯、粉条及其他农副产品对接销路。 “人才扶贫”——培养脱贫带头人。高职院校着眼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发挥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优势，为贫困村培养致富带头人或选派驻村干部充当致富带头人。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承担孝感市“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专项培养项目，为乡村培养“回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专门人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驻村干部带领贫困户依托毛竹资源优势大力开展毛竹加工，成立“竹制品加工坊”，注册“爱心竹椅”淘宝店，带动村里竹制品产业取得良好发展。 “健康扶贫”——既锻炼身体又能赚钱。“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驻村干部根据村里60%以上村民都是因病致贫和村民具有类似瑜伽基础的生活习惯的情况，引导村民坚持近四年的瑜伽健身脱贫，既强健了村民的体魄，也改变了陈旧的观念，使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通过快手直播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明确了创建“瑜伽康养小镇——中国瑜伽第一村”的脱贫愿景，坚定了走瑜伽健身这条独辟蹊径的脱贫致富之路的信心。 “教育扶贫”——对口支援中职学校建设。高职院校利用自身科技、师资、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对口支援中职学校更好地立足当地培养人才。如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选派优秀教师赴甘南舟曲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扶贫支教，指导该校制定两年制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设置方案，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写教案、讲课等;九江职业技术学院与都昌县职业技术学校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帮助该校建立了完善的治理、管理制度体系，建成了1个省级特色专业群、4个中高职衔接特色专业，推動该校综合办学实力显著提升。 “扶贫协作”——参与跨区域扶贫专项行动。如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利用广黔对口帮扶机遇，实行“订单招生、免费就读、定向就业”人才培养，创办订单班，招收周边地区贫困学生700余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苏陕教育协作计划，与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共建教学科研创新创业团队、互派管理人员挂职、互派专业骨干开展专业建设、互派学生进行创新创业训练等。 三、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的现实困境 （一）持续性“输血”能力不足 在我国事业单位改革中，公办高职院校归为公益二类单位，即政府予以支持、部分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国家确定的公益目标自主开展相关业务活动并依法取得服务收入。现实中，高职院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通过开展“四技服务”等获得的其他补充性收入较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学校从办学经费中“省吃俭用”挤出一部分资金，或依靠动员师生捐款捐物来支援帮扶对象，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很容易落入“一送了之”的境地，这也是“输血式扶贫”越来越难以为继、逐步为各高职院校摒弃的主要原因。 （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偏弱 “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的统筹和支持、产业的跟进和落地、群众的理解和配合缺一不可。但基于高职院校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社会认可度和现实地位，其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相对有限，难以建立强有力的帮扶平台、形成稳定持久的运行机制。如此，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容易出现“单打独斗”的情况，要么勉为其难承担一些超出学校承受能力的工作，导致自身压力过大，教职工不理解、有意见;要么基于学校自身实际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手脚受到束缚，导致帮扶工作不深入、帮扶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假脱贫”“数字脱贫”的情况。 （三）扶贫协作中地位较边缘 以全国高职教育高地江苏省为例，纵观《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关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对职业教育着墨无几;《江苏省东西部扶贫协作2019年度工作计划要点》针对对口支援地区进行了涉及产业帮扶、资金支持、劳务协作、智力帮扶等的系统设计，职业教育涉及不多;而2019年苏陕教育协作现场推进会透露，江苏11所高职院校与陕西9所高职院校结对，主要开展共育师资、共建专业，推荐家庭贫困学生到东部就业等，院校参与比例只有10%左右且合作深度与广度有待拓展。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支持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牵头成立的“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盟”，目前联盟单位有142所职业院校[2]，院校参与比例也在10%左右。与综合性本科高校甚至与基础教育系统相比，高职院校在扶贫协作中地位较为边缘，优势未能充分彰显。 （四）“发展悖论”瓶颈难突破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一致，均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但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中，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院校参与比例不高，另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院校在本区域内承担了较重的定点扶贫工作。如毕节职业技术学院一直在接受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对口帮扶，但同时又在努力进行驻村对口帮扶。另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也存在不利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的现实瓶颈。如有统计分析发现，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职业院校专业布点最多的是计算机、电子等专业，作为连片特困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现代农业仅有四个相关专业，片区特色产业发展所需的相关专业力量薄弱，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片区产业链脱节[3]。脱贫攻坚工作离不开涉农专业的支撑，但脱贫攻坚重点区域的学生往往希望跳出“农”门不愿报考相关专业。这种“发展悖论”瓶颈，对高职院校自身建设发展和脱贫攻坚的实际效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的路径优化 （一）借船出海，善用政策机遇 高职院校自身实力有限，但可以充分发挥人脉广阔、信息灵敏的优势，在服务脱贫攻坚中充分借力国家政策和时代机遇。一是将扶贫工作与科技特派员制度相融合。我国科技特派员制度已推行20年，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大批科技特派员深入农业农村第一线，“成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4]。高职院校可以通过选派合适的教师担任科技特派员、选聘合适的科技特派员担任兼职教师、选择合适的科技特派员联合开展技术扶贫等形式，联手科技特派员共同服务脱贫攻坚。二是充分发挥消费扶贫的潜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在推进消费扶贫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都大有可为，如指导贫困户生产高品质特色农产品、搭建电商销售平台、定向消费采购等，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融入全国大市场。三是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手段。“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很多传统经济模式，截至2019年8月，全国从“快手”上获得收入的用户超过1900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用户超500万人，国家级贫困县区在快手卖货人数约115万人，年销售额达193亿元，在国家级贫困县区记录生活的视频总数超11亿条，甚至形成了贵州黎平县盖宝村“快手村”模式[5]。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发挥年轻学生群体在融媒体应用和直播软件操作方面的优势，积极践行短视频、直播+扶贫的新模式，蹚出一条利用现代媒体手段扶贫的新路。 （二）搭建平台，协调各方资源 除了向政府要政策、要资金，广大校友资源和校企合作企业资源是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可以倚重的两大资源。我国高职院校很大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起由中专校合并升格组建的，这些学校一般具有较为悠久的办学历史，而且在中专校办学时期大都拥有较好的声誉，数以万计的校友中不乏优秀的企业家、实业家等。高职院校在服务脱贫攻坚工作中，可以在贫困地区积极引进校友的比较对口的产业和投资并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比如投资建厂就地开展农林渔牧产品的高附加值深度加工，既解决了产品銷售问题增加了群众收入，又可以通过企业招工形式使困难群众就近务工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如此可以在对口帮扶工作中做到政策的交给政策、市场的交给市场，政策与市场之间增加一层扶贫的情怀感召和母校的情感维系助力产业落地生根，形成稳定的扶贫产业链。另外，在强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今天，高职院校各个专业一般都有相对应的校企合作企业，学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平台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等，既可以为校企合作企业进行准员工培养和人力资源输送，又可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质量转移就业。 （三）对接产业，强化自身建设 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办学质量是高职院校必须走的自我发展之路，而服务脱贫攻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除了传统的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内涵建设、改善硬件设施等发展路径，高职院校要特别注意以就业为导向，在专业设置上紧密对接区域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围绕产业链开办专业、建设专业，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近年来，部分高职院校依托当地特有的资源，试水设置极具地域特色的“土味专业”，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如地处“全球小商品中心”义乌市的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早在2009年就开设了电商创业班，引导学生在各大电商平台经营网店，催生了一批学生创富神话，如今在“网红经济”催化下又开设了电商网络模特专业，培养了大批学生“网模”活跃在各个电商平台上;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服务“潜江龙虾万师千店工程”，成立全国首家“龙虾学院”，设置烹调工艺与营养、餐饮管理和市场营销3个专业方向，专门培养小龙虾产业技能型人才，大部分学员被“预订”，就业率达到100%。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对接地方产业打造特色专业，是高职院校强化自身建设、更好服务脱贫攻坚的大道正途。 （四）更新理念，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和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一体化是高职院校在建设发展中必须明确的理念，也是高职院校更好地服务脱贫攻坚的关键举措。当前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中面临的技术技能培训不接地气等问题，甚至部分高职院校对“扩招100万”热情不高，根本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脱节。简言之，高职院校单一的学年制教学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生源渠道和学习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因此，高职院校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开展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一是落实“学分银行”制度。《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从2019年开始，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号，实现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二是落实“1+X证书”制度。将证书内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使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无缝衔接、有机融合，让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认定、积累和转换。三是加强“课程包”建设。按“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培养与技能培训对接”的标准制定系列课程包，既能作为相对独立的教学模块开展常规学年制教学，又能进行有效组合用于分类别、分层次的教育与培训，尤其是要重视开发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创业培训项目，开发对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观光旅游、家政服务、物流配送、养老服务等产业领域的培训项目。 （五）守土有责，做好资助育人 《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指出，高职教育对提升农村家庭毕业生收入作用日益明显，2015届农民与农民家庭背景的高职学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比同期农民高不到300元，但毕业三年之后，能够高出2000元，尤其是工科毕业生要高出2609元。数据证明，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对于改善贫困学生的人生轨迹和生活质量效果明显。在国家加大东部地区高职院校向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投放力度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在校生中贫困学生比例持续攀高。做好校内贫困学生的资助育人工作，是高职院校实施精准扶贫、推进教育公平、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内容。除了做好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外，高职院校在资助育人工作中要重视“扶贫”与“扶智”“扶志”的结合。要关注贫困生的学习状况，建立学习困难学生帮扶机制，制订针对性培养方案，确保学生“进得去、上得起、学得好、有出路”。要关注贫困生的心理状况，帮助他们摆脱因贫困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烦恼，树立信心、打开心结，进行良好的社交，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6]。要激发贫困生“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鼓励引导他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不断寻求一个更加充实的自我，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实现”[7]，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家庭际遇和人生轨迹。要着眼于补偿和提高贫困生的“社会资本存量”，鼓励安排优秀的“非贫困生”与其结成“帮扶对子”，创造条件延伸贫困生的人际交往链条[8]，为其将来走向社会打下社会资本基础。 参 考 文 献 [1]何杨勇.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举措、困局与路向[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9（5）：12-18. [2] 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66. [3]唐智彬，刘青.“精准扶贫”与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基于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6（7）：79-84. [4]新华网.习近平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EB/OL].（2019-10-21）[2019-12-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0/21/c_1125131731.htm. [5]人民网.快手扶贫在路上：用有温度的科技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EB/OL].（2019-10-21）[2019-12-20].http：//rmfp.people.com.cn/n1/2019/1021/c406725-31411495.html. [6]李柱朋，毕宪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精准扶贫的价值与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7（13）：34-38. [7]胡家祥.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J].哲学研究，2015（8）：104-108. [8]杨禹.高校扶贫助困的社会资本视阈[J].学术交流，2008（5）：140-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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