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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应对：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时代命题与脱困路向

范文

王屹梁晨

摘要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和促进中国特色职教模式输出具有多重作用。目前，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陷于政策缺失、理念隔阂和文化归属感缺失等多维困境。新时期加强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应以制度框架构建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培养的实践理路，引导高职院校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建立以文化为载体的高职留学生人才培养平台，进而提升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的孵化能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文化归属;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2-0006-07

来华留学生教育肩负着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精英人才以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人力和智力支撑的责任和义务[1]。201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中明确指出：“国家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招收职业教育类别留学生，支持职业教育机构赴境外办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已由留学生最大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2]。这一转变，正是对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欧美国家为核心人才体制变革的回应，是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表征的新一轮全球化建设的新呼应。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在新形势下应紧紧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国家对外发展契机，加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对外输出能力，打造我国职业教育软实力和话语权，这将成为我国新时期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培养的新课题与新挑战。

一、定位：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命题

教育国际交流是“不同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国与各国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是“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3]。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职业教育，讲好中国职教故事，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培养便成为新的挑战与时代命题。

（一）探源：留学教育与我国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

留学教育原系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某方面较为落后，为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改进本国文化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4]。我国最早的留学教育可追溯到近代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教育。1872年，在容闳等人的倡导下，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上海启程，之后3年里共计120名幼童前往美国。在这一时期，我国留学教育多以政府为主导，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系封建体制的需要，随后受多种原因影响留学教育中断，但民间依旧存在私人形式的自费留学教育。

建国后，我国政府积极引导留学教育的发展。建国初，留学教育多以培养国家需要的外交人员为主，将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出发点，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前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接受教育，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我国留学教育陷入低谷。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我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与我国建交，我国留学教育才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1978年6月，邓小平作出“大力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重要指示”后，教育部先后颁布文件对出国留学生在人数、来源、选拔办法和条件、派往国家、所学专业以及管理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与要求，随后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构建了以自费留学、公派留学与留学回国三部分为主体的留学教育体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确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 [5]。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间交流进一步增强，加之国外“孔子学院”的创建，来华留学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留学教育的重要增长点。2004年，教育部将留学教育列入《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指出：“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同时作出“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的决定[6]，并对新时期促进教育国际化、加强留学生教育提出新的指示与要求。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有了突飛猛进的发展，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仅2014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就有377054人，相较于2013年增加了20555人，增幅为5.77%[7]。2016年，中央办公厅颁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同年教育部颁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为新形势下加强留学生教育作出了新的顶层设计。

经过近70多年的发展与努力，我国对外与留学生教育体系得以初步确立与发展。截至2018年，全国来华留学生人数为492185人[8]。随着人数与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在人数与规模持续扩张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留学生作为留学生系统中的子系统，必然也面临着整个留学生教育系统扩张的压力。纵观70多年我国留学生教育体制，关于职业教育留学生的文献及相关研究很少涉及，目前，我国高职留学生的培养多是以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新时期随着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深化，高职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在留学生教育系统中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高职留学生培养体系，将是未来我国来华职教留学生教育的关键所在。

（二）扩源：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将进一步激发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活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职业教育要促进国际理解和包容，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责任意识的公民”[9]。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传统教育理念与全球化视域下高水平、国际化、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不断碰撞与融合。国家的对外开放，必然引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改革。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必然吸引国外留学生来华学习，同时，来华高职留学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一是培养理念从“本土”向“国际”转变。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是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教育形式，我国当下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更多关注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理念，作为留学生，其学成归国后必然直接服务于本国建设需要，这必然促进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理念的多维化改进。二是广大教师向“国际化双师型”教师的转变。教育的国际化必然加速教师的国际化，随着来华高职留学生数量的进一步扩大及学生层次结构的不断调整，将对教师的教学与施教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为实现对学生的高质量培养，课程教学的国际化水平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10]。三是管理与实习实训的国际化。2017年发布的《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走出去”的跨国企业海外员工数仅占7.64%，该年度世界跨国公司海外员工的比例为57.38%，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海外员工比例为32.67%[11]，这就必然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与实训能力的国际化。随着一系列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施，来华留学生体量的增加，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进一步凸显，教育发展与经贸合作并驾齐驱，将对新时期来华高职留学生形成新挑战。探索职业教育助推国家深化开放，增强职业教育来华留学吸引力，打造高质量高职教育来华留学生培养阵地成为新时期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理念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相对接，探索国际化培养标准，将是未来我国高职来华留学生教育面临的挑战。

（三）成源：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是输出中国特色职教模式的重要载体

顾明远指出，“教育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12]，教育的独立性在于其育人的本质，在于其特有的教化功能。而文化既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教育手段的一个重要构成，教育与文化是一对不可割裂的教育范畴[13]。我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中华文化体系。在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以荀子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先驱和以“师徒、家传”为核心的职业教育理念与模式，形成了诸如《考工记》《齐民要术》等著作。到了近代，我国于1866年创建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可视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开端。而后民国时期在对内输入的前提下，形成了以黄炎培为首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我国也是第一个从法律层面确立高等职业教育概念的国家[14]。2019年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形式，且有着同等地位”。我国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从体量到质量，从规模到速度，从结构到地位已形成系统化的体系与机制，在新时期进一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可交流”，将是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重要抓手。

《修订草案》中提出的“引进境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鼓励招收职业教育类别留学生，支持职业教育机构赴境外办学，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资格资历互认”，将成为打通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间“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从文化层面看，文化在交流中实现共同繁荣，来华留学生经过在我国的系统化培养，归国后将在我国习得的技能应用于本土经济与文化建设之中，这一举措正是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的重要方式。同时文化交流具有双向互通性。来华留学生在华学习期间，我国教育从业者可以其为研究对象，灵活变更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促成构建“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高等职业教育新模式。

二、困境：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多维困境

应然状态下高等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培养表现为在跨文化环境下，国家间习俗、文化、语言等多方面的互通培养理念，而实然状态下高等职业教育受跨文化环境阻碍呈现出文化间闭塞、语言互通性差、人才培养理念错位等现实困境。我国“国际教育”的本质是教育现代化的先锋探索和有益尝试[15]。新形势下，如何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正确理顺当下的现实困境与问题。

（一）政策缺失：作为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教育附庸的教育体制

《资治通鉴》有云：“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一直被视作教育前行的先行者。高等职业教育由于缺失留学生教育政策，使得职教留学生教育常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一是国家制度的倾斜性差。2017年颁布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规定，“招收国际学生的高等学校，应当具备相应的教育教学条件和培养能力，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招收国际学生”[16]。纵观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政策文本的颁布多倾向于高等教育，对于职业教育留学生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与政策指向，其留学生教育的招生、培养等方面缺乏合理规划，致使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常处于薄弱状态。二是院校培养政策缺失。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热潮，国家虽鼓励职业教育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然而由于院校对留学生教育的定位、培养、评价等方面缺少有效的评估与保障，致使留学生培养与本土化学生培养模式几近相同。三是资源有效利用缺乏制度保障。“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可被视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办学特色，我国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关键在于实践性与职业性，但当下校企合作不深入，没有形成校企利益共同体，“利己主义”成为阻碍校企合作间的鸿沟。加之外事、安全等部门并没有为这样的培养目标做好准备，各种限制性、禁止性规定让来华留学生的校外实習困难重重[17]，这必将导致来华职教留学生培养链出现断裂。四是未能正确辨析“借鉴=复制”。高职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开展，应以职业教育为底色，以教育为辅助，采取“技艺+素养”为核心的培养方式，最终达到在国与国之间培养宣传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摆渡人”。2019年印发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中对于“双高院校”遴选条件指出：“有教育部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招收学历教育留学生。”[18]而作为高职院校将留学生教育视为其办学特色，在未能正确评估其资源承载力的情况下贸然开展办学改革，必然会带来办学的同质化现象。此外，高等职业教育由于在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缺乏丰富经验，未免会出现向高等教育培养“取经”的现象。这一现象必然导致高等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培养成为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培养的“再生品”。五是培养缺乏本土化。生态位理论认为，每一个物种的发展都有其发展的生态位依托。而高等职业教育在开展留学生培养方面，缺乏对自身特色的挖掘与探索。

（二）理念隔阂：培养理念的错位衔接致使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开展力不从心

我国70多年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皆是在政策指导下展开的。我国最早开设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层面，其开设之目的在于服务国家上层建筑的需求。而随着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作为支撑企业发展的教育文化也随之由“输入”向“输出”转变。加之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由以往的低位向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向度转变。近几年，随着跨国间文化交流和企业互通等教育经验的跨国间传播，建设“国际可交流”的高质量高职院校成为新的发展目标。但从实践的角度看，高职来华留学生培养面临如下困境：一是国际化高职院校相对较少。院校的国际化发展是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的先决条件，而留学生教育将进一步促进院校发展的国际化。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鼓励广大高职院校积极伴随企业走出，提升院校国际化能力”，但在院校的发展中国际化往往处于劣势。学校对于国际化认识不到位，致使广大职业院校留学生教育陷入与普通教育的同质化。二是缺乏具有国际化素质的教师，教师的国际化是提升留学生培养的关键，目前广大教师由于受自身能力限制与经费不足的影响，国际化能力相对较低，教师队伍中外籍教师比重较少，致使留学生培养多与我国本土学生培养趋于同化。三是缺乏国际化组织体系。留学生培养质量是高职院校国际化最明显的表现。当前受“利己主义”的影响，各部门与组织缺乏有效衔接，致使高职院校的涉外办学与境外办学能力不强。国际办学经验的缺失与国际化组织能力的低效共同制约着高质量的来华留学生培养。

（三）文化归属感缺失：作为“中国职教故事摆渡人”身份的文化归属感缺失

“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19]。来华留学生在我国高职院校接受教育与文化熏陶，其学成后必然成为中华文化的“摆渡人”。当前我国高职留学生教育只存在于基本教学与语言教育方面，致使其文化归属感缺失。一是中西相融的校园文化缺位。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文化，其区别于显性文化的关键在于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手段，对学生的观念、行为、心理等造成影响[20]。二是对留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不足。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认为，人的能力应当划分为两面：一面在冰山以上，称之为“显性素质”，另一面藏于冰山以下，称之为“隐性素质”[21]。职业素养与职业技能是二维一体的，职业技能外化于行，职业素养内隐于心，《论语》（卷三）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高职来华留学生其目的在于习得一技之长，毕业后回国服务于本国建设，而作为职教输出国的我们则是承载着弘扬中国职教的责任与担当。当下职业院校对于学生培养过多集中于职业技能训练，而作为内隐的职业素养的培养却往往被忽视，因此对于来华高等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应采取德技双修的培养理念与教育模式，培育其作为“中国职教故事摆渡人”的文化归属感。

三、应对：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脱困路向

提高高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还需要共享发展的理念思维[22]。我国产业持续性输出为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共享发展的办学与人才培养思维将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办学的新方向，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应以质量提升为目的，结合院校自身发展需要，灵活运用资源与教育模式促进来华职教留学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求同存异：以制度框架构建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实践理路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其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是教育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教育类型，是伴随着技术系统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23]。当前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在制度层面处于完善设计阶段，从《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1985年）到《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2017年），我国从国家层面发出的来华留学规定性文件达十余件，涉及专业见习、婚姻、学位授予、学历证书管理、奖学金评审、教学质量、居留管理等诸多领域[24]。而现行法律体系，多是对于现有体制机制的小修小补。反观我国关于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法律文本，相较于高等教育来说存在同质性，作为同属教育大系统的不同教育子系统，二者培养兼具共性，同时又应以个性为特色，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探索。

一是加强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培养的顶层设计。我国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华留学生教育体制构建必然具有独特的双背景特点，即从属于教育系统的教育特色和区别于普通留学生教育的职业性特色。国家层面充分考虑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职业教育是与产业联系较为密切的教育类型，产业的变革必然导致教育模式的调整，校企合作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重要特色，政府应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的招生、培养、实习、管理等多方面规定，打破当下高职来华留学生教育各自为政的治理格局，形成具有统一文本效应的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培养机制。

二是构建区别于高等教育留学生培养的高等职业教育留学生培养框架。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技术变革与产业调整中灵活施为，以满足劳动者跨行业、跨地域、跨时间、跨文化的交流与学习。系统论提出，系统具有结构性、稳定性、协调性、动态平衡性、层次性等特点。系统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各系统要素，各要素之间存在整体性、有機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目的性。系统要素既受系统的影响，也作用于一定系统[25]。职教留学生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下位概念，其必然与职业教育一样共同从属于其上位概念——教育系统之中。高等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教育可以借鉴高等教育办学经验，积极探索适合职业教育的留学生教育体制。同时，我国教育体制又为国际教育系统提供了重要的要素支撑。职教留学生教育是在新形势下，国际产业链与教育链衔接的新的教育类型，其发展必然形成具有国际化教育特色的教育模式与教育理念，国家应当努力引导广大职业院校积极引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模式，在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

三是积极完善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培养的相关配套设施。来华职教留学生培养与教育多是在跨文化背景下实现的。跨文化学习的实质是文化身份的多元重构，主要表现为安全的需求、归属的情感需求、参与交流并获得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26]。因此，在留学生教育过程中应进一步提升其在异域环境下的归属感和文化交流中的参与度以及受尊重程度。高职院校应加强本学院的留学生教育特色，积极完善留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制度、学位授予、学历证书管理、奖学金评审、教学质量、居留管理等制度体系，让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找到自身的归属感。来华职教留学生教育制度框架建设是多层级、跨部门和国际间的教育框架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应做好顶层设计，当地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实施好中端把控，企业应积极投入，作为实施主体的广大职业院校应积极做好质量兜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来华留学生吸引力。

（二）共通共融：引导高职院校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

职教留学生的培养是多维参与组建的教育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既需要国际化的职业院校，还需要国际可交流的教师，同时更不能缺少具备国际能力的企业。因此，高职院校加强留学生教育应进一步提升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一是加强院校的国际化。跨国性、跨民族性和多元文化性是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三个主要特征[27]。职业院校要实现国际化就必须要树立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院校的国际化能力。首先，职业院校应积极参与国际职教联盟和职教集团，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国内外兄弟院校的文化互通、管理经验共享、人才培养方式互鉴等途径实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国际化，积极推进高职院校“走出去”，引导广大高职院校积极利用外部优势和自身优势提升教育资源输出能力，实现院校的国际化建设[28]。其次，加深内部治理能力，促进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国际化。积极推进院校内部治理，建设相关平台，积极引进国外教学标准，弥补自身专业建设不足，依托企业加强学生实训能力培养，建立与国内外共享的信息机制，同时积极引进国外企业，推进校园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专业建设与产业相结合、院校发展与经济调整相对接。

二是加强国际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更多带来教师、教材、教法等多方面的国际化，如国际化的“双师型”教师选聘机制、国际化的学生培养理念等。随着终身教育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教师的终身化、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教师教育变革的新方向。“双高计划”的提出旨在推进高水平国际可交流的高职院校建设，而高水平的院校必然促成高水平的国际可交流的“双师型”教师。首先，教师要对来华职教留学生建立正确的认知，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对教师教育能力的考量，所以应积极提升广大教师自身的国际化能力，以国家教师资源培训管理体系化服务中心为主要窗口实现国与国之间教师培养与要求的对接。其次，高职院校教师还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活动与培训，提升自身的国际化能力。最后，应扩大职业院校教师队伍中外籍教师的比重，外籍教师来华授课，在教学过程中与本地教师共同研究、实现双赢。

三是搭建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和国际教材与标准对接与评价的平台。从教材维度看，教材作为文化获得的主要途径，在培养过程中往往受到轻视，因此来华留学生的教材应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传统为底色，积极探索符合国际化教育理念的新型立体化、活页式教材，在教材建设中积极以校企合作为主要开发形式，实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材的开发标准与国际对接。从评价与保障层面看，评价是工作修正的主要源动力。在评价方面应建立流动性评价机制，积极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保护协议，合理利用多边投资中的相关规定条文，确保来华留学生教育权力的实现[29]，探索留学生以“1+X”证书为载体的评价模式，灵活实现学生的教育与学历的完美匹配。在保障层面，建立积极引导企业接受留学生实习制度，建立职教留学生企业实习奖励机制，对于实习表现优秀的留学生实施奖励，并将最终成绩纳入考核评价之中。

（三）以道驭术：建立以文化为载体的留学生职业人培养平台

《礼记·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第一要义便是育人，人才培养是一切大学教育活动的价值旨归[30]。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终旨归在于培养德技双修的高水平、国际化、复合型从业者。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应由两部分组成，即在技术层面培才，在文化层面育才，德才兼备才是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来华留学生作为职业院校教育与人才培养输出的重要途经，应正确把握这一培养理念。

一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底蕴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院校发展的精神与内核文化。职业院校在进行来华留学生培养的同时应当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进入校园，可适当邀请知名国内外工匠进校园，开发名人工作坊，以此增加学生对于中国文化魅力的认知。

二是积极引导留学生的“知识生成”与“文化习得”之道。加强隐性职业素养教育，构建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培养的留学生培养与教育体系，积极引导企业的培养主体地位，灵活运用现有资源进行学生培养与教育，构建以知识、技能、素养为核心的三维留学生培养与评价机制。高职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是对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构建。如图1所示，在这一内核图形之中，最外层是易于习得的基础知识与技术技能，在这一层面留学生可通过在校学习与实习实践习得，处于最易习得层面;中间层为留学生培养的能力层，在这一层，留学生在自我感知基础上形成具身价值观与实践操作观，这一能力是以技能为支撑的综合性人才的基本要求与特质;中心层为内核层，在这一层面需要留学生将技能外化于形，文化底蕴内藏于心，在这一层面最为核心的是学生的素养，具体包含职业道德、职业认知、职业态度、职业意识等，这一过程需要学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结合自身价值观形成个人特有的品质，这些品质不易培养，同时一旦形成将难以改变，在整个内核培养过程中学生实现了由技能型人才向高水平人才和德技双修型人才的转变。同时注重对学生在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兴趣等方面的引导与培养，让学生在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建立对中国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认知，使其归国后自觉充当弘扬中国职教模式、讲好中国职教故事的“宣传者”。

三是在传统文化下去伪存真。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路线在中国教育的延续与应用，文化必然是在其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下形成的。新时期加强来华职教留学生教育应当充分立足我国本土文化，以文化育人、以技术强人，让学生在留学期间感受中华文化之魅力，毕业回国后积极充当弘扬中国职教故事的摆渡人。

四是积极与国外政府合作承办中外校园文化娱乐活动。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文化，其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作为留学生教育对学生的文化归属感至关重要。高职院校可以积极与相关院校进行专业建设交流与经验分享，邀请国外优秀教师来华讲学，开展政府与院校间共同组织的职教文化周等活动，让身处异域的留学生能够找到精神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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