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防控返贫风险的实践效能与行动路径 |
| 范文 | 胡斌武 季孝琛 何晓颖 摘 要 职业教育是造血式扶贫的重要主体，是摆脱代际贫困、提升个体价值、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实现决胜收官，贫困模式大体由生存性贫困转向发展性贫困，由资源性贫困转向能力性贫困，由物质性贫困转向精神性贫困。在贫困模式转型过程中伴生着返贫风险，如贫困群体的代际传递加剧遗贫、脱贫群体的生计脆弱引发延贫、浮动群体的发展迷茫导致滞贫。职业教育防控返贫风险的实践效能在于：针对贫困区域扶业;针对贫困人群扶技;针对贫困个体扶志。据此，应大力发展新型职业教育，防控返贫风险，如发展启蒙型职业教育扶智，以阻隔遗贫;发展补偿型职业教育扶业，以规避延贫;发展乡愁型职业教育扶志，以破解滞贫。 关键词 职业教育;后脱贫时代;精准扶贫;返贫风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效，防止和减少返贫”。当前，按照现行脱贫标准①，近1亿农村贫困群众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1]。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转向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预防返贫。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2]脱贫与返贫交织并存成为精准扶贫的现实，突发的“新冠疫情防控战”和“脱贫攻坚战”在贫困民族地区相互叠加，贫困人群延期复工复产，务工机会减少，扶贫产品滞销，收入无法保障，加剧了新的返贫风险，这无疑是对巩固脱贫成果、防控返贫风险的一次严峻挑战。本文依据职业教育防控返贫风险的作用机理，针对贫困、脱贫、浮动群体，从遗贫、延贫、滞贫三个角度透视返贫风险，分析职业教育在防控返贫风险中的功能与路径。 一、贫困模式的转型 （一）生存性贫困转向发展性贫困 所谓生存性贫困是指那些老弱病残贫困家庭缺少或者没有劳动力继而没有稳定收入，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是所在区域饮水、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匮乏，难以获得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从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多年来我国有计划开展的扶贫开发攻坚行动使得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同时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发展条件、发展机会等问题逐渐凸显，贫困模式正在由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转型。 所谓发展性贫困一般指个人或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可得到满足，但缺乏彻底摆脱贫困的自我发展知识、技能和机会。发展性贫困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外部发展条件来看，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机构对部分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排斥或歧视，导致贫困人群缺乏同等的发展机会。其次，从贫困区域发展状况来看，公共服务比较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发展滞后，市场规模有限，市场体系不完善，区域自身创造的发展机会也相对有限。再次，从贫困人口自身来看，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欠缺，抵抗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缺乏，贫困人口无法把握发展机会。这类贫困人口虽暂时没有生存危机，但随时有可能因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而陷入贫困境地。 （二）资源性贫困转向能力性贫困 资源性贫困一般指受恶劣的地理环境、滞后的技术水平、闭塞的信息渠道等方面的制约，贫困地区社会化生产通常在低效甚至负效的层次上重复进行，导致当地人口收入难以持续增长，家庭财富无法有效累积。有能力的家庭通过流动就业、陪读、寄宿等形式向城镇转移，贫困地区“空心化”伴随的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边缘化和贫困人口的边缘化。我国提出并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不断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投入与倾斜力度，大病救助、低保兜底等政策基本普及，如今“两不愁”问题基本解决，“三保障”问题也得到显著改善，从总体上看，贫困地区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往往忽视了贫困地区贫困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 能力性貧困一般指贫困人群由于自身脱贫能力不足所产生的持续性贫困。脱贫能力不足是指自然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个体健康状况差、知识水平低、缺乏生活和工作的基本能力。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贫困理论中，能力是其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低下，并且体现为人们缺少发展的机会，缺乏应对变化的能力[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贫困不仅是收入不足，更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而能力包括基本生存能力、获得知识和接受教育的能力等[4]。就已经脱贫的人口来看，亟待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最重要的是满足贫困人口对发展能力、发展机会、教育、技能等方面的强烈需求。虽然致贫原因多元化，但如何化解贫困人口能力缺乏的困境将是下一阶段巩固脱贫成果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三）物质性贫困转向精神性贫困 物质性贫困一般指由于缺乏生产资料，不善于利用现有的社会资产，难以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源从而处于贫困状态。贫困地区不仅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滞后，并且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贫困亚文化。在社会全面转型、城乡人口流动等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分化问题突出，加剧了贫困亚文化问题的凸显，使得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落后于现代社会所认可的物质财富获取和精神需求满足的一般状态。特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以“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等内容的物质资源分配解决的是生存的最基本需要，而一旦离开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所能发挥的激励作用极为有限，在无形中增加了部分贫困人口的依赖性。目前，我国的脱贫攻坚在物质扶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培育、社会资本构建和文化资本提升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直接影响扶贫的质量和脱贫的稳定。 精神性贫困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思维方式、文化状态等方面明显落后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状态。精神贫困在深层次上决定着脱贫的主观能动性，影响着物质贫困的解决进程，一旦陷于精神性贫困，外在援助作用的发挥将受到极大限制。而精神性贫困又具有一定的内隐性和非量化性，总是依附于可视化的物质贫困背后，难以明确判定，因此在短期内对精神性贫困的干预非常困难。精神性贫困作为贫困文化的外在表现，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传递性，贫困社会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凝滞的贫困文化将给进一步扶贫造成很大困扰。贫困群体基本心理表现为过度自卑，心理趋于极端;价值观表现为价值取向功利，消费观念畸形;情感方面表现为角色意识模糊，社会融合度低。贫困群体的精神性贫困恰好诠释了精神弱势，一旦物质扶贫力度减弱，精神性贫困反作用于物质当中并加剧物质性贫困，贫困群众就可能再度返贫。如何发挥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将成为下一阶段扶贫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贫困模式转型中的伴生返贫风险 （一）贫困群体的代际传递加剧遗贫 遗贫指的是贫困户即便自身脱贫但仍将贫困及相关不利因素传递给下一代，其子女在成年后仍会重返甚至继承贫困的一种恶性遗传现象。贫困代际传递指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贫困境遇，也指在一定范围内贫困与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5]。贫困户一般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工资报酬低、可替代性强的职业，繁重的经济压力使得这些贫困家庭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机会让子女培养其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长大后从事着与其父辈相似的职业，生活现状难以改善，形成了贫困复制的循环效应，引发城市贫富分化、加剧情绪逆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贫二代”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匮乏的家庭，所面临的生活发展状态使他们一味听天由命或者是一味怨天尤人，往往成为社会中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和教育贫困的弱势群体。 （二）脱贫群体的生计脆弱引发延贫 延贫指经过扶贫开发脱贫的人口虽然有高于贫困线的收入，但由于过去或未来有着特殊的支出需要不得不将其现在消费压低到贫困线以下，从而被迫延续贫困的生活现状。脱贫户的生计脆弱表现为贫困人口在脱贫之后，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性[6]。敏感性高、抵抗能力差、适应能力弱和恢复能力低是脆弱性事物的显著特征。对于脱贫户而言，首先，他们原本经济基础薄弱，对未来预期收入的增长可能持悲观态度，预期收入的增加不足以支付一些特殊情况，担心遇上大病治疗、子女读书等大开销事件时会导致财产、人员等各种损失并引起生活水平的下降;其次，在特殊情况发生时会由于自身的脆弱而成为风险冲击的受害者，同时若没有外界帮助，他们往往因缺乏应对能力而无法缓冲致贫张力，风险冲击后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生活水平，抗风险能力较差，存在脱贫的不稳定性，使下一代的健康和教育都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陷入“贫困—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中。 （三）浮动群体的发展迷茫导致滞贫 滞贫是指徘徊在贫困线上下间不断沉浮或者滞留在温饱线上并随时面临着返贫风险的现象。這一特殊浮动群体，有一定的数量规模，有鲜明的动态特征。过去简单的“输血式扶贫”虽能解决基本生存需求，但同时也助长了依赖心理，忽视了塑造精神面貌、思想状况或心理素质。一些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后不能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难以获得有关生产与发展问题的进一步建议与指导，这种情况下，浮动的弱势人群对于自身的发展很可能感到迷茫与困惑。在新知识与旧观念、先进技术与落后思想的交汇中，原有的心理素质或思想观念仍在禁锢着他们的头脑，无形中束缚着自身的进步与发展，没有把握与抓住发展良机，存在着再次返贫的可能性，导致扶贫工作存在“一边脱贫、一边滞贫”的现象。 三、职业教育防控返贫风险的实践效能 （一）针对贫困区域进行扶业 目前，乡村产业正在转型升级，传统农业被淘汰，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针对贫困区域，职业教育可以通过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乡域、村域扶贫，如此也就有效覆盖了贫困乡村。具体而言，以区域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为导向，依托职业院校师资力量、设施设备条件，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技能传授上凸显应用性与实践性，提供产业发展咨询指导、产业技术支持和产业消费支持，扶持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注重加快中长期产业培育和短期增收项目梯度协调结合，因地制宜集中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建设一批猪、牛、羊等养殖基地，形成“一村一品”特色优势项目，提高区域自主“造血扶贫”的能力[7]。 （二）针对贫困人群进行扶技 职业教育防控返贫风险的作用对象既可以是贫困群体，也可以是贫困个体，这需要精准识别，建立贫困人口识别机制;精确聚焦，建立扶贫、防控返贫的瞄准机制。针对贫困人群，我国可以依托职业教育实施“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建立农校企互动机制，大力开展订单、定向、定点培训，通过技能培训使农民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获得劳动力市场的敲门砖，获得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对于就业的贡献率大概在7%～24%之间[8]。以此为贫困县和贫困村培养行业技术技能人才，解决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匮乏、人才匮乏等问题，同时积极为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带头人，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从根本上规避延贫现象。 （三）针对贫困个体进行扶志 后脱贫时代的贫困将主要呈现在以脱贫个体生计脆弱所导致的发展性贫困、个体行动力弱所导致的能力性贫困、个体内生动力不足所导致的精神性贫困，贫困个体往往受制于固化的思想，即使在摆脱贫困后也会因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返贫。职业教育防控个体返贫风险的核心是跟上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培养面向时代和未来所需要的优质劳动力。针对贫困个体，开展技能教育与培训，使贫困个体掌握急需的岗位能力和科学文化知识，通过体面就业改善经济条件，提升脱贫者面对贫困生活的勇气和志向，潜移默化地降低精神贫困，既能通过增加个体的经济资本收益实现“输血扶贫”，又能通过增加个体的符号社会资本收益实现“造血扶贫”。 四、职业教育防控返贫风险的行动路径 （一）发展启蒙型职业教育扶智，以阻隔遗贫 要想充分调动数以万计贫困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应该优先提升贫困人群的主体性，而提升贫困人群主体性的有效路径便是开展职业启蒙教育。首先，积极探索普职渗透职业启蒙机制，大力宣传加强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有关政策，引导学校、家长和社会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为职业启蒙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统筹整合本区域内普职教育资源，鼓励普职学校相互依托共建共享实训场所等，加强学生生涯规划教育，为学生职业启蒙教育提供共享资源;根据学生的身心、兴趣、知识与能力特点开展适宜的职业体验活动，逐步在职业学校建成稳定的职业体验基地，利用节假日、双休日组织学生开展职业体验活动;开设职业体验类、综合实践类课程，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地方特色乡土教材，充分利用身边的每一个“职业痕迹”，激发学生们对特定职业的共鸣，培养学生的职业认知和职业兴趣[9]。其次，在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过程中坚持“有蒙共启”原则。深入了解贫困人群的所需所求，分析当前各类职业的的生存现实，切实保证培训的时效性;多走向贫困地区，切身了解各种职业对现代技术和理念的需求程度;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贫困人群职业启蒙教育，聘请餐饮、建筑等相关行业成功人士组建“专家智囊团”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形成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等多方协同的促进机制。 （二）发展补偿型职业教育扶业，以规避延贫 延贫是阻碍贫困发生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向贫困人口补偿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保障贫困人口发展权益就显得更为关键。弱势人群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和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是返贫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也将是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后还要克服的困难。要从根本上规避延贫现象，首先，在技能补偿上需要加强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能力供给，在加强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和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撑;通过设立贫困户职业教育专项资金、提供财政补贴、购买培训服务等方式，提供对接当地劳动市场需要的职业教育，并提供学费减免、生活补助、带薪就读等补贴;探索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改革，构建集学历教育、技术推广、经营服务等为一体的灵活机制，完善技能扶贫功能，发挥职教扶贫作用;引导贫困地区职业学校开拓办学思路，拓展办学视野，统筹人社、发改、工信、农牧等教育培训资源用于贫困户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10]。其次，在非货币补偿上，需要增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必须建立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以产业与市场为导向，建立“农校企”协同育人的办学机制，使育人更有针对性与实效性;构建产教融通的实训平台和产业平台，创新“农校企”协作模式，促进农村人才从城市回流，确保农村人才真正能带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向当地产业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等需要，办好一批现代加工业、现代农业、旅游业、民族医药医学、文化遗产传承等类示范院校，使其成为当地产业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11];发挥县级职教中心资源优势，承接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培训和劳务品牌培训等项目，破解贫困地区产业发展难题，精准推送技能教育与培训服务，确保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掌握一门致富技能。 （三）发展乡愁型职业教育扶志，以破解滞贫 滞贫群体往往将贫困归咎于历史文化条件和农村自然环境的制约。要实现贫困人群更好的发展，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勇气和精神，可大力发展乡愁型职业教育，基于贫困地区环境文化、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建设，突显地区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与感召力，使贫困人群能够从自然淳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中汲取营养，实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在“外推”与“内生”两条道路上共进式发展[12]。首先，将乡村传统技艺培育融入课程计划，把乡村传统技艺视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素养，增强实践教学环节，培育乡村传统技艺的有序性与有效性;建设一批特色鲜明、面向区域的专业，增加反映地方特色与乡土气息的素材;打造贫困地区职教集团，重点建设一批特色鲜明、服务三农的涉农专业点，建立公益性职业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形成有效衔接、资源共享的贫困地区技术技能人才培训机制。其次，治愚与扶志互促互进，激活内在动力，更新思想观念，激发贫困个体的奋斗之心，摆脱“等、靠、要”的思想，让贫困个体具有自力更生的主体意识，将乡愁文化、乡村传统技艺的学习分解细化成主题教育、社会实践项目，融工匠精神于班会、讲座、比赛等多种形式之中，充分激发精益求精的思想信念，形成自力更生的精神品质;将劳动教育融入各环节之中，养成热爱农业生产的劳动习惯，培养靠劳动致富的情感意识，使弘扬乡村传统技艺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实现决胜收官，职业教育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形势在变，任务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抓住提质增效的“良机”、结构调整的“契机”，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控返贫风险，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助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实现职业教育新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参 考 文 献 [1]刘永富.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上的发言[EB/OL].（2020-12-14）[2020-12-20].http：//www.cpad.gov.cn/art/2020/12/16/art_624_185851.html. [2]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3-06）[2020-12-2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06/c_1125674682.htm. [3]岳映平，贺立龙.精准扶贫的一个学术史注角：阿马蒂亚·森的贫困觀[J].经济问题，2016（12）：17-20+56. [4]吴晓蓉，田晓苗.后扶贫时代我国农村教育反贫困的价值理性回归——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6）：29-34+81. [5]祝建华.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的教育因素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3）：36-44. [6]杨龙，汪三贵.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0）：150-156. [7]马建富，陈春霞.补齐乡村振兴短板：职业教育和培训精准扶贫的价值追求与推进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19（21）：14-20. [8]李鹏，朱成晨，朱德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理与实践反思[J].教育与经济，2017（6）：76-82. [9]陈鹏.职业启蒙教育：开启职业生涯的祛昧之旅[J].教育发展研究，2018（19）：21-27. [10]王嘉毅，封清云，张金.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J].教育研究，2016（7）：12-21. [11]杨小敏.精准扶贫：职业教育改革新思考[J].教育研究，2019（3）：126-135. [12]朱成晨，闫广芬，朱德全.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127-135.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