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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影响个体社会信任的阶段效应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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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菲

摘要：社会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探讨和比较不同阶段高等教育影响社会信任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时期，高等教育都有效地促进了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但是不同阶段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在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经济效应大于非经济效应；在大众化教育时期，非经济效应大于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社会信任培育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信任；经济效应；非经济效应

一、引言

社会信任又称普遍信任，是指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反映了个体对人性善的信赖[1]。社会信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信任有利于发展和维护民主制度[2]，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3]，增进个体身心健康[4]，更关乎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是政府善治的润滑剂。

正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其影响研究也广受关注。影响社会信任的相关理论阐释大致可分为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两类，制度论和文化论是宏观视角的典型代表。“制度决定论”认为某些制度环境比其他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信任感的产生，包括有效的政府、民主的体制等。有效的政府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制体系、公正的政治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的社会治安等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从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5]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只有当人们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下时，他们才可能相信陌生人。”[6]文化论则将信任解释为一种文化现象，认为如同文化基因一般深嵌于个体中的信任，是来自于“遗传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7]。

微观层面对社会信任的解释聚焦于分析个体水平的差异，侧重于考察人口统计学特征、工作特征、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态度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性别[8]、年龄[9]、稳定的工作[10]、积极的生活态度[11]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12]会对社会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一般而言，男性社会信任水平普遍高于女性；个体社会信任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慢慢提高；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经济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个体的“相对易损性”，从而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形成对他人的正向评价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提高个体认知分析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进而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13]。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作为后致因素，通常与个体认知水平、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具有紧密联系，因此受教育程度也被普特南视为影响社会信任最重要的因素[14]。

国内一项关于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细致地检验了普特南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产生作用的机制[15]。该研究以2003年调查期间40-50岁人群为研究对象，将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过程区分为“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前者是指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若干年后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对社会信任产生“经济效应”；非经济效应是指高等教育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该研究同时发现，相对于经济效应的显著影响，高等教育对于此年龄段的人群并未产生显著的“非经济效应”。

研究结果为理解我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在同属于精英教育大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前期及90年代初期，其研究结果也可进行适当的相似性推论。然而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这一结果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当代高等教育是否存在同样的作用效应。

众所周知，过去的十几年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数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高等教育录取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断增高的大学生失业率等大众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的精英价值逐渐剥离，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经济社会地位上升的程度不断下降。因此，精英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中的“经济效应”机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就值得再考究。

另一方面，大学并非被动地接受这些冲击，其内部也在发生着各种变革以应对大众化时代的挑战——大学开始更加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内涵。以人才培养模式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解决过去专业设置过窄、学科界域僵化等人才培养问题，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大陆高校逐渐重视“人文精神重建”，纷纷开设体系化的通识教育课程或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试图补缺专才教育的偏弊，并认为通识（人文）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公民”[16]。近年来多项全国性的学生发展测评项目也表明，关注多元、求同存异、心怀天下的大局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培养目标中的应有之义。这种公民意识和大局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对社会价值、规范和制度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非经济效应”促进个体的社会信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希望澄清的问题是：与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相比，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的效应如何？其途径机制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如何对待高等教育变革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聚焦于对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的效应和影响机制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期为客观审思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提供有价值的理据。

二、假设、数据与模型

本研究基于两个目的进行分析：一是从微观层面上测量扩招前后的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作用效应；二是分析不同阶段高等教育作用机制。基于前文的探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不同时期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路径不同。（1）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提高个体经济成功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经济效应”优于“非经济效应”）；（2）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非经济效应”优于“经济效应”）。我们利用不同时期的同质数据，分别检验两种机制的有效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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