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在面向市场与社会责任之间：现代大学的公共性重审 |
| 范文 | 作者简介：叶柏森，扬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副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中国大学学术委员会运行机制研究”（编号10YJC880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知识经济带来了知识的商品化，现代大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市场化侵蚀，高等学府在坚守象牙塔的社会责任与面向市场之间抉择日益艰难，笃行大学社会责任与社会服务之间的限度需要重新审视。现代大学的四维功能发挥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进程中频现失衡，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本质亟需得到厘清。作为公共性社会组织的现代大学，在满足高等教育市场需求的同时，需要秉持中立性的办学宗旨，主动适应国家宏观的资源配置政策，辨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均衡现代大学的四维功能的动态发挥，重构现代大学的公共性。 关键词：高等教育；知识商品化；社会责任；公共性 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变革愈发呈现出多样性、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也逐渐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被赋予“现代性”，成为发展和普及高深学问的现代大学。现代大学在笃行社会所赋予的四维功能时，其作为一种特殊公共社会资源的“公共性”特质却时常被忽略甚至异化。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时代化变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洗礼，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趋向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进程，但随之而来的高等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目标定位等现实问题又成为了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多元利益相关的公共性组织，现代大学的公共性彰显不仅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更是与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和高等教育政策的动态校正息息相关。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现代大学的公共性不仅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终身本源属性，也是高等教育服务对象的价值诉求，更是符合高等教育客观发展规律的题中之意。当前，现代大学的发展正陷入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多元发展趋向之间的博弈与矛盾，如何在保证公民教育权利的前提下，摆脱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危机，就需要辨明市场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界限”，寻得现代大学发展的“公共空间”。 一、 现代大学的公共性要义：政策调控、办学宗旨与定位的现代表征厘清 公共性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解读可以认为是现代大学组织内部各种要素与外部发展环境（或要素）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关系，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呈现出一定规律性、互动性和共通性的社会关系。现代大学的公共性彰显离不开宏观高等教育政策的导向与引领，同样也需要辨明高等教育的学术自主性与服务公共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需要秉承大学“象牙塔”的社会本性与学术传统，在面向市场时坚守大学的本位。现代大学的公共性外显于大学功能的发挥，又内隐于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辨明现代大学公共性的要义，关键在厘清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激发现代大学的公共意识、明晰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最终重构现代大学公共性的社会发展路向。 1.国家调控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的社会资源，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直接或相关利益，所以无论其身处何种经济制度之中，都难以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标准去实现资源的配置。面向市场的高等教育办学既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包括其利益相关者）的主体选择权，也要充分考虑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还不能忽视在高等教育市场中扮演着“利益协调者”角色的政府。在高等教育市场的运行逻辑中，政府首先在高等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过程“嵌入”了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外部调控职能，在尊重大学自主办学的基础上融入了高等教育的“国家意志”；其次，政府也扮演着高等教育市场中高等教育产品的隐形“购买者”，在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办学经费的投入和生源遴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办高校，其专业设置、生源构成和党建思政等方面也客观上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与干预；此外，国家对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评价也彰显着政府调控的力量，无论是高等学校教学评估，还是之前的“985”、“211”工程和“2011计划”，抑或是当前的“双一流”大学建设，都体现了国家层面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国家意志也正是通过上述三种形态的主动介入，实现了其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宏观调控与科学配置。 2.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办学宗旨与定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彰显教育公平，就必须在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中体现出公共性。落实到高等学校而言，首先要立足高等教育这一特殊产品的公共性，科学确立高等学校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在立足自身现状，尽可能满足社会公众机会均等、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下，充分整合并协调社会不同群体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层次性和终身化教育需求，实现其办学定位的公共性；其次是要塑造大学文化的公共性，确立开放包容的现代大学文化。大学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肇始之地，其内在文化的孕育与发展也并非是孤立自生的。大学文化既有规范性的制度文化，也有学理性的学术文化，同时还并存着多元形态的各种社会亚文化。也正是上述文化的高度融合与集成，构成了多元、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大学文化。所以，大学理应具有更为广阔的“胸襟”，在满足社会成员高等教育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与文化改造，最大限度地体现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定位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单一的某个阶段的社会需要，而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产生和发展的。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定位既是现代大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重要内容，也反映出大学能否承载社会层面对高等教育的客观需要。所以，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与定位应当兼容并包，允许文化多元和思想多样，真正彰显现代大学的时代精神。 3.作为“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与体制 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其产生与发展是在社会对知识产品的需求中所孕育的，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正从人们“顶礼膜拜”的“象牙塔”走向大众关注的社会中心，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也呈现出多样态的社会分布。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私益性的三重社会属性提出了新的考验。[1]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其运行机制与体制也无不体现着大学作为公共性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首先，高等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行占用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其中既包括显性的财政资源，也涵盖隐性的其他社会资源。其次，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关乎到广大社会公众的直接或间接利益，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催化作用，其直接作用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在他们进行个人职业选择、社会角色定位中扮演着“选择资本”的重要角色。同时，高等教育又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社会层面对人才的选择标准，塑造着知识本位的人才遴选机制。此外，高等教育的运行需要多方主体的公众参与才能保证其公共性。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需要充分考虑政策主客体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与修正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现代大学功能的有效发挥更是依赖于高等教育利益多方主体的合力。可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性的“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机制已经基本遵循了“公共性”的运行逻辑。 二、 现代大学的公共性疏离：公共权力运行与公共产品属性博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趋向显得愈发明显。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加速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强化了社会层面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主动选择权，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高等教育的软硬件水平和区域乃至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了现代大学摆脱政府控制的进程，加快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种力量集聚和整合，即现代大学的自我治理能力，但同时由于受到市场化的侵蚀和利益的驱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制度约束和组织管理被“市场化”逻辑所干预，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权力运行公共性缺位 在推进高等教育系统治理和建设“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进程也逐步加速，各高校纷纷推出了各自的大学章程，政府原有的部分职能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正被现代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所替代。脱下政府管控“镣铐”的大学在自主办学的进程中也时常会丧失“规则意识”，造成主体性权力运行过大甚至失控的局面。近年来，在高等院校频发的招生腐败、基础设施建设和违反学术道德的违纪违法案例在警醒我们的同时，似乎也提示我们应该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权力运行机制入手，查找其深层次的原因。现代大学的一个显著特质就是其作为公共社会资源的公共性。首先，大学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服务都是在公共的社会空间中进行的，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运行遵循着“公开、公共和公平”的环境与准则，但在市场化的侵蚀下，一些高等院校将经济效益凌驾于社会效益之上，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作为公共组织的社会职能，也给其权力运行异化提供了运行空间，大学的社会责任履行难以实现。其次，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运行不仅仅局限于其内部，也延伸到大学之外的公共空间。大学决不是一个工具化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超越物质利益追求的公共社会机构。当前社会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权力与资源交换愈发表现出不满甚至愤恨，所以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运行而言，就必须首先面向多数社会公众，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摒弃单一地追求物质资本的价值取向，在独立自主办学的同时强化知识的公共性，维护高等教育的公众形象。 2.办学市场化与市场化办学概念模糊难辨 市场经济的资源调控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市场化导向的办学倾向，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与资本，愈发呈现出一种“市场化的公共性战略产品”的商品属性。近年来，知识商品化催使高等教育从公共产品向商品转化的进程加快，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逐渐得到强化，高等学校在面向市场、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需求的同时，时常“迷失”在市场化的困惑之中，高等教育办学市场化与市场化办学的边界到底在何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发挥现代大学功能，将传统的社会服务衍生为专利转让、校企资本、技术合作和文化产品商品化等多种形式，在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为补充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足提供了社会渠道的资本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校学术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高校教师在市场化的项目合作中乐此不疲，过度地将学术研究市场化、商品化，个别教师甚至成为了项目合作公司的老板和学术领域的“资本家”，这种将学术资本过度演化为物质资本的倾向异化了大学教员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责与职能，大学教员个体的过度商业行为还容易导致群体效仿，造成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要素的过度市场化，扭曲了现代高等教育面向市场办学的初衷和定位，进而引发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公共性认同危机，突破了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 3.现代大学公共服务功能发挥相对失衡 与其他研究机构相比，大学的科学研究具有基础性、育人性、集聚性和自选性等特点[2]，这就决定了大学具有不同于其他研究机构的“类差异性”，可以更为系统自主地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高度整合。随着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化高校、民办高校与营利性大学也就随之应运而生，这些新兴的、在管理运营方式上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的高等院校从基本属性上既可以界定为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又可以被划分为从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教育公司，商业化的盈利模式与市场化的管理体制使得它们比传统的高等院校更为灵活多变，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职能也更容易适应社会需要。公立大学在羡慕民营高校灵活机制体制的同时，也渴望更多地主动融入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强化自身的社会竞争力和服务力，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目前，现代大学的公共服务功能在外部受到市场化的冲击和国际化的挑战，在内部又存在着大学教员的市场化行为过度和学术产品商品化的困境，现代大学作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公益性功能发挥遭遇了阻碍。一是高等学校在社会层面的先进文化塑造和引领功能有所减弱，现代大学被赋予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功能时常会主动抑或被动地趋向社会利益。二是大学传统的教学与科研本职遭遇市场化的挑战，功利化的科研评价制度消减了大学教员对提升教学质量的实践探索，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三是大学社会服务的过度市场化在削弱了高等教育公共性的同时，也损害了大学的社会形象。目前高校开设的各种在职教育与培训都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的，各种校企合作或是科技服务也往往优先考虑经济利益。例如以专利和版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被嵌入大学制度，专利和版权制度的引入一方面给大学带来了可观的办学资源，另一方面也损害了知识的公共性，危及大学制度的正当性。[3]高校的社会服务被曲解为一种面向市场的“谋利工具”，加之公益性社会责任履行的不到位，大学的公共性身份也时常遭遇质疑。 三、 现代大学的公共性重构：在面向市场与社会责任间寻得平衡 现代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得知识的生产方式呈现出动态化、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大学教员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其生存环境与形态都发生了一定变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程度愈发紧密，身份与角色的转型实际上反映出了知识生产本身也是一个协同联动的共同体。现代大学的属性让其组织成员的社会分工产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再匹配现代大学中的教员，知识商品化的趋势让大学教员们追名逐利的欲望愈发增强。知识社会中的大学本应顺应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实现现代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可是市场化的冲击却带来了“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让位给了实用主义和一种明显的对待生活的工具主义的态度”[4]。现代大学在市场化的利益诱惑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难以抉择，需要以公共性的重塑为内核，寻找其间的平衡之点。 1.重审现代大学自身属性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秩序 现代思维要求我们综合、辨证地看问题，使思维从“实体质”上升到“关系质”、“整体质”和“系统质”。[5]以系统思维的方式来审视高等教育系统，可以发现当前的高等教育组织已经从单一的公共社会性教育功能组织发展成为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复杂组织系统。首先从社会的组织架构来看，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结构中其他组织之间的“交往”往往都是基于其社会功能发挥的，即高等院校通过其四维功能的发挥，与其他层面的社会组织产生资源交换或功能互动，从而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彰显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其次，现代大学的功能在社会需要的刺激下不断丰富与发展，已经脱离了传统大学“象牙塔”的单一身份，而逐渐走向“一”对“多”的多元化发展路向，即一种社会组织属性与多种社会需要的互动关系。一是社会成员个体与群体对高等教育需求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增多，迫使现代大学不得不在面向市场办学的同时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二是社会治理需要现代大学主动融入，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承担起协同社会治理的社会责任。三是社会期待中存在着现代大学“社会责任”的公众意识，一旦大学摒弃了自身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而单一地去追逐市场化的利益，就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感甚至抛弃，最终成为失去公共性的“营利性教育组织”。所以，重审现代大学的自身属性，必须在厘清其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明晰其社会参与的限度与向度，才能保证现代大学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偏离其公共性的本质。 2.重塑现代大学自治与政府协同的大学制度文化 制度是人活动的规则，是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确定化形式。它是怎样安排的，决定了人们的权利究竟怎样； 它是如何实施的，决定了人们得到什么样的对待。[6]滥觞于中世纪的大学制度一直在政府的规制下运行，并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文化。现代大学制度在旧制度的桎梏下，可谓“戴着镣铐跳舞”。西方大学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学制度，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就是大学自治，但是政府在对大学的管治并没有放松，相反，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发展的制度文化。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是纯私立大学，对于海内外很多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每年运行费用突破百亿美元的规模，除了学费和校友捐赠，剩下的基本都来自政府的各种协同合作拨款。可以说，美国的大学自治与政府协同发展，形成了一套运行规范、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文化，这种制度文化既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又有利于政府对大学的管治，这也使得美国的大学成为各个国家效仿的对象。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大学的去行政化最终走向自治，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府的因素，相反，现代大学与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默会”的协同与博弈关系，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互动交往关系，在保证现代大学公共性的同时，也给予了其相对的自主性。所以在现代大学自治与政府关系重塑的进程中，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消除可能影响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不公平制度条款，让全体学生可以公平地享有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地利用丰富的科研资源，公平地接受一流的管理服务[7]，最终实现现代大学自治与政府力量协同的良性互动关系，塑造出符合现代大学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制度文化。 3.重构现代大学在知识商品化时代的“经营底线” 事实上，在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也在不同的阶段经历过市场化的侵蚀。现代大学与经济的发展唇齿相依，知识经济的口号被叫得十分响亮。因此，大学的底线在知识商品化时代不断地被突破，出现了“知识-经济”观和“知识-服务”观两种对大学经营路向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哪种路向判断，都或多或少地将大学的经济功能放在了社会责任的前端。现代大学到底该如何守住自己的经营底线？首先，大学要在主动融入市场化办学机制的同时以满足公共领域和公众利益为目标，明晰其社会责任的边界，在其责任范围内主动积极回应公众诉求，彰显高等教育本身的公共性。其次，现代大学要在知识社会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主动进行自我治理与革新，将公益性办学、市场化运作和社会化监督三者相对独立运行，充分将公共性与市场化有机融合，在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教、管、办、评的四者分离。此外，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规制大学的经营底线，以法律法规的制度形式来规范大学的组织运行与功能发挥，还要规范现代大学里学术人“越界”的学术行为，保证其学术行为的底线不突破。同时积极重构政府与现代大学的权力生态系统，一是政府在大学与市场之间要发挥润滑剂作用，规范知识转化的方向和路径，让大学在这一进程中不迷失，二是对于一些纯粹市场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和干预。通过建立一个运行有序的大学、市场和政府的权力生态关系，使得大学不会在知识商品化中失去方向，重构现代大学的经营底线。 现代大学的公共性是高等教育系统能否最大限度地服务社会公众的基本属性，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命题。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教育资源普惠民众的目标，从而保障广大社会成员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彰显现代大学的公共性，并非要完全“去利益化”和“去市场化”，而是要从政策供给、制度文化和公众服务的层面去保障高等教育的公共发展空间与公共利益实现，真正让现代大学不再过度“迷恋”市场，科学理性地构筑高等教育系统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戚业国.现代大学制度重构：公共性、公益性、私益性的冲突与整合[J].教育发展研究，2011（19）：21-26. [2]徐超富.大学科学研究：类型、特点及原则[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4）：79-83. [3]王建华.学术—产业链与大学的公共性[J].高等教育研究，2012（6）：6-13. [4][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世纪的庸人主义[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3. [5][6]鲁鹏.公平问题三思[J].江海学刊，2013（1）：53-58. [7]谢和平. 弘扬大学文化 强化育人为本[J].中国高教研究，2010（8）：23-26. （责任编辑刘第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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