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破壁贫困文化在高校资助育人机制中的实现路径 |
范文 | 张婕 摘? 要: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时代,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也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过程中发现,贫困文化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态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造成许多贫困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和负性情绪等。文章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贫困文化的成因,并从行为决策、心理健康和价值观念三个角度探讨贫困文化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带来的影响。从经济资助保障、关注心理健康、实现价值引领和充分促进就业等四个方面,探讨破壁贫困文化的实践路径,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提供一种思路和现实参考。 关键词:贫困文化;精准扶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 ? ? ?文章编号:2096-000X(2020)35-0071-05 Abstract: In 2020, China will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good on its solemn promise not to let a single student drop out of school due to family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the era of a well-off society, the financial aid for college students has also changed from economic aid to developmental aid. I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 financial aid, the poverty culture has a long-term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mentality of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cognitive biases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many poor studen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povert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and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poverty culture on students coming from poor fami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mental health and values. Moreov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e path of the broken wall poverty culture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financial aid guarantee, paying attention to mental health, realizing value guidance and fully promoting employment, so as to provide a kind of thinking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support. Keywords: poverty culture;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impoverished college students; subsidized education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效果显著,在做好经济扶贫的基础上,也应关注贫困对个体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贫困问题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其相关领域已被众多学者研究,本文将聚焦贫困文化在学生资助工作中呈现与影响。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主要面向的群体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部分学生已经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了人生重大跨越,他们进入大学校园开始全新的生活和学习时,担负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冲突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文以贫困文化理论为起点,探寻贫困文化在个体心理与行为中的呈现方式,从现实工作的角度出发讨论如何破壁与消解贫困文化负面影响的路径,分析破壁贫困文化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贫困文化的形成 贫困形成的原因复杂且多样,目前对于贫困的界定主要是依据经济标准,按照人均每日生活费用,对于在人均消费标准下人的行为和长久形成的行为习惯没有明确界定。贫困不仅仅是食物、金钱等物质资源的匮乏,也意味着人生的被动选择。贫困文化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贫困研究,贫困文化是一种拥有相对独立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是贫困人口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1],也就是个体长期在经济贫困中生存,个体以及群体之间在互动方式、生活态度、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非物质形式。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文化 在經济学范畴中,贫困主要是以经济指标为指向的物质贫困,物质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郎特里(1901)将绝对贫困定义为“一种最低需要的缺乏,无法达到生活所需的最低需求水平”[2],是根据经济收入、消费和基本生活支出制定的稳定数值。贫困与反贫困一直是经济学密切关注的话题,经济学家围绕增加财富、税收、减缓贫困、分配与再分配等话题形成了一系列经济学反贫困理论与模型[3]。经济学家在探讨贫困文化的形成中,主要认为经济受限导致资源不足,从而引发“贫困恶性循环”。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如接受正规教育、进行职业培训等也是导致贫困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家更多的是从财政投入、收入分配、政策支持等角度解释贫困形成的经济因素成因,如果脱离对贫困主体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关注,只从经济学角度关注扶贫,那么脱贫效果就会打折扣。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贫困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在《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中首次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发展的一套“不恰当”的价值信仰系统,他们不愿意也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改变自身状况的内在愿望不强烈。普列汉诺夫指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取决于个体已有的经济基础,部分决定于在这些经济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人的精神特征来自于社会实践,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其实践活动的内容与范围,贫困文化即在相对封闭的人际和生活环境中受制于经济水平所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的行为范式。这种存在于贫困地区或是贫困群体中的行为范式具有隐蔽性,个体长期生活在这种贫困文化中并不觉知,而且形成一套较为牢固的意义系统和内在逻辑。贫困文化的核心是个体内在精神的匮乏,它的消极属性从总体上看是贫困个体为了适应社会限制所作出的安于现状的顺从感和宿命论[4]。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相对封闭环境中,不自觉地认同这种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因此极易造成精准脱贫过程中的个体内生动力不足,对精准扶贫措施没有积极响应。 (三)心理学视角下的贫困文化 心理学为更好理解贫困成因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帮助预防和减少贫困的蔓延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贫困心理学(psychology of poverty)是一種在心理学视角下研究贫困问题的新研究取向,是心理学在贫困领域的最新应用,将研究视角投入到贫困个体的认知方式和心理活动[5]。众多心理学研究发现,贫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决策,个体在面对选择时,更多地倾向于保守,并更愿意依据已有经验做出选择或是判断。许多学者研究认为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递性,并在其生活“范围”内得到固化和延续[1]。心理学家荣格将潜意识分为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按照荣格的理论,集体潜意识的存在不同于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创伤性体验压抑形成的个人潜意识,而是体现人的社会特性的潜意识,通过这种“种族记忆”,个体采取与自己先人大体相同的模式来应对世界和做出反应[6]。因此,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更能印证在贫困文化中形成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代际可传递性。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个体长期生活在经济贫困带来的种种限制之中,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7]。贫困文化在贫困群体中形成,存在于贫困个体行为中,影响着个体的意识与认知,在限定的认知中形成特有的目标和价值观,不仅限于农村或是城镇。 二、贫困文化在高校资助育人中的阻碍作用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国家和社会资助政策的帮助下,已经通过教育这个途径展开了人生新阶段的生活与学习,但他们依然与幼时成长环境、价值观念等紧密相连。贫困文化最终在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身上呈现,基于本文之前的分析,贫困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是深远和深刻的。对贫困学生而言,这种在成长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意识与惯习,即使接受正规教育、科学训练与文明浸染而形成了正确价值观念,也会造成自身生存发展观受贫困文化所传递出的消极落后的亚文化观的腐蚀[8]。在之前生活环境中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依然会以个体自知或者不自知的方式呈现,为高校的资助育人工作的成效带来阻力。 (一)贫困文化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行为决策的影响 贫困文化显著特征是在“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情形中形成的,生活质量低,物质基础被限制,发展机会少。在这种情境下对高校贫困学生的影响存在于自我限制和对目标的限定。贫困对行为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上,即贫困会降低个体冒险以及放弃当前利益追求长远利益的意愿,降低人们对未来的耐心[5]。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会通过校外打工或是兼职来缓解自身经济压力,而他们“打工”的工作大多是技术含量低,通过付出体力和时间成本的方式来获得报酬,过多时间成本的损耗和时间贴现(time discounting)行为的增加就会挤压原本属于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时间,从而导致学业时间缩紧、自我兴趣探索提升行为减少等。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入大学后,逐渐与其生长生活环境相对分离,虽然在多年的读书求学过程中受到教育与知识的滋养,但他们在面临新生活时更愿意保持着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匮乏经济与贫困文化影响下,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限制与制约,他们有些持有“宿命”“乐天知命”等被动接受的发展观。在过往经验影响下,在有限资源的现实条件下,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不坚信“明天会更好”,对完全靠自身努力实现梦想持不确定看法,对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并不清晰和明确,在就业和考研的冲突中摇摆不决。 (二)贫困文化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对于贫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表明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众多,经济因素是其中之一。现实生活中,贫困问题具有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共存的现象。Lund等(2011)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贫困与心理疾病存在恶性循环关系,贫困会增加心理疾病的发生率,而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加深贫困。在相对贫困的国家,穷人比富人更易患心理疾病,却较少获得精神卫生服务[9]。经济水平的限制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中同样受到限制,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其生长与生活的地区与社会主流文化环境相对隔离,文化资源与文化设施相对匮乏,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被贴上“贫困”的标签,进入大学后面对文化和知识的冲击,学生会出现自卑、敏感、回避等一系列心理问题。众多研究表明,贫困是有污名化(stigma)倾向的,这也就导致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被赋予自己并不期望的群体地位,造成自尊受损,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 贫困文化虽有一些局限,它放大了因为经济问题造成的群体之间的差异。但在贫困文化影响下,个体的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相应受到影响,心理资本主要指个体提高竞争优势的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种积极心理力量[10]。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他人进行比较,会明显影响其主观幸福感。2000年联合国将贫困定义为多维的“幸福感的剥夺”(deprivation in well-being),Lever等人研究发现,和普通人相比,贫困群体的工作自尊、竞争性、主观幸福感更低[11]。 (三)贫困文化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 绝大多数贫困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在国家和社会的资助下,努力克服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先天弱势带给自己的不足,通过自身努力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理想。但也有一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面对新鲜的生活和周围的同学,对自身没有正确地分析与面对,产生心态失衡和认知偏差。查尔斯·威尔伯曾指出贫困对个体的尊严剥夺和人性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贫困文化如同催化剂一般,往往会加剧贫困群体的心态失衡。因此有的学生总是抱怨命运不公,不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实现目标,总是认为所谓“黑幕”和“关系”的存在。对自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群体身份持过度认同态度,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诉说或展示自己贫穷的身份,争取各种资助资源,认为自己受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不感恩国家政策。 闭塞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孕育了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贫困文化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争取和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内生动力。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与坏),都会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8]。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会被灌输“家里穷,不要和别人比”“要知足,不要想太多”等观念教育,必然会对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造成削弱作用,也会对其自身追求美好生活产生一种精神抑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中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对未曾经历的事物感到胆怯,不愿意脱离自己原先的生活轨道。有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宿命论观点或是受到家长和社会不良暗示和价值观念影响下,对自身状况进行不适应性归因,抱怨社会和命运不公,忽略自身努力奋斗的重要性。 三、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破壁贫困文化的主要措施 (一)以经济资助为保障,通过经济保障赋能 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不断发展与完善,学生资助标准不断提高,切实做到了“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这也就要求高校在全面推进资助育人工作的同时,完善学生资助工作顶层设计,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公正评选和发放各类资助资金。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有了物质基础的支持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才有力量和时间去发展文化自我,才为破壁贫困文化提供现实支撑。 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经济压力较大,长时间外出打工兼职赚取生活费用,这就消耗了学生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其参与课业学习、阅读书籍、科技创新的时间被挤压,从而限制了其文化资本的充实与发展。在前文中也提到过,因为经济资本的限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常有一种无力感和无助感。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赋能”,切实促进其全面成长和发展,一是要通过经济资助,减轻自身经济压力,充分保障其生活和学习的必要条件;二是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建立发展提升渠道,使其通过学习、教育和实践全面提升自身素质,让他们在实践活动中体验到个人力量地成长与获得。 (二)做好心理健康工作,重在精神贫困治理 有学者认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导致的,在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资助后,经济压力缓解,心理问题随之消失。也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些学生存在认知偏差,这种认知偏差与其贫困生的身份紧密联系。在贫困文化环境中,由于家庭环境、地域因素等原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悦纳自我,存在孤僻、敏感、退缩、自卑的心理问题。他们在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后,在一定时间内,内心的自卑与敏感被优异的成绩所补偿,在家人和同学的夸赞中重新建立自我认知。但这种认知水平是不稳定的,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发现学生的高自尊是对其内心敏感的一种保护,这种保护可能在其遇到外部事件冲击时又会出现认知偏差,自我認同降低。因此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通过专题教育或是专业课程,加强心理知识的普及,让他们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接纳自我,发展自我。贫困文化也会造成学生人际偏离的现象,无法找到适当的方式和同学交往,造成自我封闭的心理状况。建立朋辈互助成长联盟,发掘学生励志成长典型,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这些优秀学生身上看到力量,充分发挥学生榜样的激励作用。 (三)创新资助育人路径,不断强化思想引领 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Arrow)曾提出“道德风险”这一概念,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会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12]。学生资助工作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学生为申请经济资助时夸大、虚报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以期获得资助金,学生在思想上存在“救助依赖”现象。在现行的学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着重资助轻育人的现象,以资助金的发放视为该项资助工作的完结,并没有继续追踪学生受到资助后的发展变化,尚未建立学生获助后的配套教育机制。要打破这种现象,破除贫困文化对学生志愿贫穷的消极思想和非理性自利的现象,必须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引领,将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融入学生资助工作中,把学生资助工作与德育、智育工作融合,将价值引领与学生资助工作实际全面、系统、有效地紧密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和激励,通过增能、赋权,将外部约束的规范和现实性通过反馈和实践使学生逐渐形成内化的道德感和责任意识[13],将思想解惑与发展诉求规划结合,将立德树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学生资助工作始终。 (四)开展职业规划培训,充分促进学生就业 由于文化资本的限制,贫困学生的家庭往往不能在其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帮助,对其所学专业也不甚了解,很多学生一直独自在迷茫中摸索。萨比娜·阿尔及尔等指出,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就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这不是一个新的福利维度,在人类发展研究和减贫政策中,就业的作用不应被低估[14]。目前整体就业形势中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由于家庭经济学生掌握的社会资源较少,但他们身上担负着改变家庭和自身命运的期望,自我压力较大。因此对他们加强职业规划与指导,为其顺利就业提供前期知识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如一对一的提供职业发展个体咨询、根据自身情况推荐实习岗位、帮助落实就业政策等提高其就业创业能力。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就业支持与专项帮扶,不是给这些学生贴上就业困难的标签,也不能成为经济困难学生特殊化等待学校“送”工作岗位的理由。而是提供政策指导与外部支持,挖掘其内在动力,发挥其自身价值,鼓励学生结合自身专业充分就业,通过就业实现自身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等方面的众多转变。 参考文献: [1]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J].社会学研究,2002(3):50-63. [2]B. Seebohm Rowntree, Robert Hunter.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M].London: Nabu Press,1902:510. [3]冯朝睿.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反贫困治理研究述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3):54-64. [4]吴理财.论贫困文化[J].社会,2001(8):17-20. [5]徐富明,张慧,马红宇,等.贫困问题:基于心理学的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8):1431-1440. [6]胡义成,胡侠.地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潜意识”[J].新疆社会科学,2003(5):76-80. [7]刘龙,李丰春.论农村贫困文化的表现、成因及其消解[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7,28(5):583-585. [8]喬泳波,龙静云.贫困问题的文化和伦理审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2):67-75. [9]Lund, C., Breen, Flisher, V.. Poverty and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0,71:517-528. [10]秦其文.论人的心理对经济的影响[J].社会心理科学,2016,31(12):51-53. [11]Lever J P, Pi?ol N L, Uralde J H. Poverty,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5,73:375-408. [12]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三卷)[M].陈岱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588. [13]吴维祺.学校社会工作视域下高校贫困生获资后教育配套机制研究[J].高教学刊,2018(9):145-147. [14]萨比娜·阿尔及尔,等.《贫困的缺失维度》[M].刘民权,韩华,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5.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