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
| 范文 | 宋虎 [摘 要]20世纪初中国女性作家为文坛增添了一道奇异的色彩，她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了中国女性所经受的悲惨生活，提出了女性解放的口号，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开辟了新的道路。通过对女性作品的深入研究，可以使人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理解、关注和感悟女性的情感、生命及内心世界。 [关键词]张爱玲；萧红；女性形象；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8）10-0151-03 人們对于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探索是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诞生而兴起的。伴随着西方文学中诸如《简·爱》、《呼啸山庄》等由女性作家执笔写就的小说的流传，人们对其中女性形象的生存、爱情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女性观念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研究兴趣。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其以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向人们诉说女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与坎坷。在民族的灾难中，萧红经历了反叛、觉醒、抗争并与命运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本人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与萧红的乡土情结不同，自小受到中西方文化双重熏陶的张爱玲始终挣扎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之中。这位传奇女性以其亲身的感悟与经历来刻画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都在努力摆脱命运所给予的不幸，最终却在自身愿望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过早地枯萎凋零。 因此对于萧红、张爱玲及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站在更高层次去理解、关注和感悟女性的情感、生命、内心世界。 一、对女性悲剧意识的深入思索 （一）“原罪意识”对女性悲剧意识的影响 千百年来，人们对女性的误解不断延续着，这使得人们一直以来都在降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如《圣经》所描述的：“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她领到男人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作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为女人偷吃了智慧之果，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女性的生存总是带着一种“原罪意识”，她们甘于依附男性并受其控制。作为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无处不体现着女性的被动地位，正因此，她们无法获得幸福并在沉重的生活中随时等待着被人抛弃。正值青春年少的金枝听到了成业的歌声情窦初开并将自己委身于成业，周围的人并没有指责成业，而是一味辱骂金枝：“我早看她起了邪心，看她摘一个柿子要半天工夫；昨天把柿筐都忘在河沿。”“河沿不是好人去的地方。”而只有成业婶婶看出了这女孩将要重蹈自己的不幸，不无担心地说：“我再也不愿听这曲子，年轻人什么也不可靠……这时他再也想不起从前了！那和死去的树一样不能再活。” 与金枝的懦弱和无奈不同，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始终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她出生于城市小市民家庭却被阴差阳错地送入了姜家大宅，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有一个病得不成人样的丈夫。作为女人，她所渴望的爱情几乎在一瞬间化为乌有，而她又不得不遭受姜家上上下下的欺辱。七巧性格泼辣，却也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无能为力，最后只得在冷酷的现实中压抑下自己原始的欲望，而与一个“死人”终老一生。 这种生活几乎是卢梭在《爱弥尔》中对于男女地位的陈述：“女人仅一生的教育都应该依照和男人的相对关系而计划，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与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悦。” 卢梭这大言不惭的男权观点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批判，而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等一系列人物向人们展现了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几近“殉道”式的可怜精神。 七巧是敢于反抗的，她渴望爱情，渴望姜家三公子姜季泽将她带出这种困境，却也在遭到季泽的拒绝后，“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 （二）女性悲剧意识的成因 女人身上所负载的无形的枷锁，便是整个社会的麻木与无知。在漫长的时间里，控制女性的自由已经被人们普遍地认可与接受，而女性自身也在不知不觉中生发出了服务于男性的奴性意识。此外女性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还来自于女性作家对人性的思考，或者说，这些小说中芸芸众生的悲剧就来自于人性的弱点，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冷漠、虚伪与变态。恐怕这也是《金锁记》和《生死场》真正蕴含的道理。 由此可见无论是金枝还是七巧，无论是贫穷的农村女性，还是居住在深宅大院中的阔太太，都逃不出其自身所具有的悲剧命运，她们一样在爱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一样在无边无际的生活中饱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样将自己的青春葬送于被动地付出之中，最后只能在不幸与悲叹中渐渐老去。 而这些，也正是张爱玲与萧红在现实中所遇到的，这些女性形象可能就是她们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张、萧二人目睹了封建社会的冷酷与虚伪，目睹了无数女性受到封建宗法制的折磨与煎熬，最终成为金钱的奴隶和爱情的牺牲品，只能在痛苦之中消亡。纵观张爱玲和萧红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对悲剧生活的认知是她们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那悲天悯人的悲剧意识，痛苦不安的人生经历，形形色色的女性悲剧，组成了一个悲凉的世界，演绎着亘古不变的悲苦人生，让读者震惊，因震惊而慨叹。 二、对于女性爱情婚姻悲剧的揭示 （一）萧红和张爱玲作品中的婚姻爱情描写 婚姻本是自由的，是根据男女双方的意愿而形成的完满结果。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张爱玲笔下，婚姻本身便是使女性变异的罪魁祸首。曹七巧、敦凤、烟鹂，她们无论是采取旧式婚姻，还是新式婚姻，最终都被其所困。敦凤为了金钱而与比自己大几十岁的米先生结合，曹七巧被娘家许配给姜家瘫痪在床的二少爷，烟鹂与佟振保的婚姻建立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之上。她们最终都成了自己男人的陪葬品。 这种深沉的悲剧性婚姻观促使张爱玲用极其冷峻的手法剖析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懦弱、虚荣和卑劣等无法回避的弱点，并试图寻求摆脱这种孤独无助的命运的根本方法。 “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人们总试图在爱情中找到自身困惑的答案，然而爱却是女性被奴役的根源。 萧红透过金枝对成业的爱，说出了女性在爱情中丧失理智的后果。果然，成业占有了金枝，并在婚后以极其暴虐的方式对待金枝，他一夜之间从爱情走出，不但把自己的烦恼强加于金枝身上，还摔死了出生没几个月的女儿。萧红以爱情为出发点，又以婚姻为终结点，这其中又隐藏了多少人性的失落和对女性无端遭受摧残的慨叹。而在男人的眼中，女性永远是他们的工具和奴隶，女人青春的容颜和生生不息的活力轻易地满足了他们赤裸裸的欲望，而女人自己却从来得不到同等的待遇。 张爱玲笔下知识女性自主追求爱情却也过早地枯萎，《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是个敢于突破封建婚姻的女性形象，她爱振保不求回报，最终却被胆小如鼠的振保抛弃。在所有女人眼中，她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人，爱情对于女人来说很单纯，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爱情对于女人并没有错，这正如张爱玲与萧红自身，她们俩似乎更明白爱情是怎么回事，她们死守着爱情，期望可以从中获得几许温暖，最终却如同她们笔下的主人公，只能用后半生来思考自己究竟从爱情中获得了什么。“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只不过女人一旦爱上了，很多世俗的东西都不去理会了。 （二）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女性“失嫁”危机 谈到婚姻，不得不提出中国女性普遍存在的意识——“失嫁”危机，这在萧红与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较为深刻的揭示。波伏娃曾说过：“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这就是母亲总是热衷于安排她们婚事的原因。” 《生死场》中的金枝，未婚先孕，母亲本不打算把她嫁给成业，但看见金枝有了成业的孩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失去了贞操，不能嫁给别人。的确，“失节”对于中国女人来说，从来不容有半点忽视。被污的女子要么选择嫁给这个男人，要么只有用死亡来维护男人心目中那个的“贞节烈女”的形象。 这种“失嫁”危机在张爱玲小说中显得尤为突出，《留情》中敦凤作为一个离婚的女人，面临失嫁不得不将自己托付给近六十岁的米先生，就算她自己也不喜欢米先生，只是为了后半辈子得一个好结果。这种失嫁的危机，不仅来源于女性自身，更来自亲人所施加的压力。《金锁记》中长安眼看就要三十了，曹七巧不希望女儿一辈子单身，便四处托人为女儿相亲，因为没有找到一家满意的女婿，七巧不但没有想到自身的狭隘，反而怨长安不贤惠，没家教。“失嫁”危机使女性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在她们眼中嫁不出去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而为了维护自我尊严，女人不得不装腔作势、搔首弄姿来吸引男人娶她们。 难怪英国政治家切斯特菲尔曾说：“女人只是长大的孩子，她们有着娱人的口舌，有时显得机灵，但却没有实在的理智或理性……事实上她们只有两种情感：虚荣和爱情。”女人失去了男性的追捧，甚至会遭到同性的鄙视。正是这种虚荣心，使得女人自愿受到男性的摆布，这无疑助长了男性玩弄女性的心理。 三、女性在艰难困顿中的逐渐觉醒 世界并不是那么不近人情，有时被压迫的时间长了，人们便会想方设法冲出旧的圈子去看看新的世界。萧红、张爱玲便是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用文字举起了呼吁女性权利的大旗。 尽管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现狀，在这沿袭了太多传统重负的地方，很难接收到一丝现代文明的洗礼，但萧红还是打破了这重重的阻碍，勇敢地跨出了环绕着浓郁男权制度的家庭，寻求个人与社会的变革之道。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在这种封建、闭塞而落后的地方出生、长大、死亡的，她们被现实所压迫而无力反抗，只好屈从于社会，这正如《生死场》中的金枝、月英，《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和王大姐。她们近乎麻木的生命状态展示出一片用鲜血浇灌出的生与死相互轮回的大地。可就在这些人物中，萧红也塑造出了标志着女性崛起的王婆的形象。正是这个王婆应和了鲁迅所说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她的形象具有多层次的含义。 王婆虽然是一个农村极无见识的妇女，但是她在饱受磨难后敢于抛弃自己无法生存的家庭而谋求新的幸福。在王婆老年的时候，儿子也因为反抗政府，被反动统治者枪毙了，她愤而自杀，却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最令人感动的是王婆的女儿因为反抗日本人英勇就义，王婆接过女儿用过的手枪时眼含泪花地说：“她也是被枪打死的吗？”就是在这种天生的母性的驱使下，王婆在苦难中倔强地站起来，接过了女儿所未完成的事业。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女性绝少能够冲出男权社会所设置的重重阻碍，她们与现实中的张爱玲一样，被自身所处的封建没落贵族家庭所压抑，犹如鱼缸中因为缺氧快要窒息而死的鱼儿。但张爱玲偶然会在其中刻画几个寄予女性解放意味的理想形象。《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王娇蕊便是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形象。娇蕊有点孩子气，并对男人所具有的地位、金钱发出挑战，甚至屡屡得胜。但她居然真心爱上了平庸懦弱的佟振保。在对佟振保的不负责任绝望后，娇蕊还是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并勇敢追求幸福的真谛，于是她不再是男性的附庸，最终争取到了女性所应有的幸福与价值。这个形象是张爱玲笔下典型的具有成熟女性意识的形象，娇蕊比起七巧、薇龙等幸运了许多，而这正是通过她努力冲破男权社会阴影才获得的。 四、结语 人们普遍认为，张爱玲与萧红的作品无论从笔法语言还是创作风格来讲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作为女性，萧红与张爱玲都以极其敏感的思维洞察了世间百态，她们以悲剧性的眼光赋予了笔下人物悲剧性的命运。而对于女性问题的探索，她们更是拥有不可言说的默契，并把那许多经历世间坎坷的悲剧女性形象尽收于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随着历史的前进，她们笔下的女性越发成为人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尽管已是21世纪，但这些女性形象依然熠熠生辉，因为她们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女性意识觉醒初期挣扎于新旧冲突之间中国的典型形象。所以，作为产生于特定时期的作家，张爱玲与萧红又以其独特的视角审视了千百年来被男权社会所困扰的女性，而这种探索也翻开了中国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新篇章。 [ 参 考 文 献 ] [1]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0. [2] 李银河.女性主义[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59. [3] 萧红.生死场[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31. [4] （法）卢梭.爱弥尔[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02-103. [5] 张爱玲.色戒[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56. [6] （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8. [7]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3. [8]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89-95. [9] 徐艳蕊.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6-159. [10] 陈顺馨.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1-40. [11] 苏红军.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4-90. [12] 王政.越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77-84. [13]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67-171. [责任编辑：刘凤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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