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发展状况追踪调查研究报告 |
| 范文 | 李硕豪 摘 要：本文采用追踪调查研究方法，对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的一些基本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综述了首届毕业生对他们所接受本科教育的评价和感受，对我国理科基地教育提出了若干改进建议。 关键词：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追踪调查 一、引 言 为了加强和保护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的培养，为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稳定输送高质量的基础科学人才，从1991年至2009年，原国家教委和教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六批在全国部分高校建立了113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简称“理科基地”）。理科基地覆盖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天文学、力学、心理学、基础医学、中医基础、基础药学、大理科试验班等15个专业。判断国家理科基地建设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是其毕业生质量，而考察毕业生质量的主要依据是毕业生个人发展状况，他们对社会有没有标志性贡献或被广泛认可的突出成就。在理科基地建设已经超过20年之际，有必要对理科基地毕业生的发展状况进行一次比较系统、广泛的追踪调查研究，为今后理科基地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采用追踪调查研究方法。追踪调查研究是对同一批研究对象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的研究。本研究首先确定调查总体，列入本次追踪调查的理科基地为1991年、1993年、1994年、1996年公布的第1、第2、第3、第4批共83个总体。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被调查人基本情况、工作业绩、对本科教育阶段教师、课程、设备、学风、校风、管理等的看法，被调查人对影响自身发展因素的认识等。 二、主要调查结果 1. 国家理科基地绝大部分首届毕业生发展状况良好，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拔尖科学家较少 第一批至第四批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目前年龄最小的约34岁左右，最大的约40岁左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各行各业发展状况良好，有一部分人成为本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和骨干人才。在被调查的36个样本班级中的63名理科基地毕业生中，90.4%的被调查者认为同班同学发展状况“非常好”或“比较好”。没有人认为同班同学总体上发展“不太好”或“不好”，仅有7.9%的被调查者认为同班同学发展“一般”。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中的优秀代表有：北京大学93级化学基地班毕业生，2010年美国总统奖获得者，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江德恩。南开大学93级数学基地班毕业生，迅雷创始人之一，迅雷公司总裁程浩。北京大学93级数学基地班毕业生，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近50年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寇星昌（33岁成哈佛正教授）。清华大学生物科学基地96级毕业生、获得2005年由Science杂志和GE Healthcare评选的“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不满30岁受聘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的颜宁等。 依据自然科学家创造力的关键年龄阶段分布，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中已经到了应该产出杰出科学家的时候了。但截至目前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中较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科学家，特别是在国内科研院所工作的理科基地毕业生中，在相关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拔尖科学家十分少见。 2. 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获得高级学衔和从事学术研究与技术研发的毕业生相对较多 调查统计显示：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中绝大部分获得了硕士学位，近60%的抽样班级有40%以上的毕业生获得博士学位，其中，35%的抽样班级获得博士学位者超过50%，获博士学位最多的是北京大学首届数学基地班，有60%的毕业生获博士学位。23.5%的抽样班级毕业生获得博士学位者达40%～49%；17.5%的抽样班级毕业生获得博士学位者达30%～39%；23.5%的抽样班级毕业生获得博士学位者为20%～29%。调查显示，首届理科基地毕业班中，53%的抽样班级有1/3的毕业生具有高级学术职称。毕业生拥有高级学术职称最高的是浙江大学93级数学基地班，该班毕业生中拥有高级学术职称者达42.8%。另外，超过一半的抽样班级中，40%以上的毕业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兰州大学94级物理学基地班，从事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毕业生达72%。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首届化学、生物科学、数学基地班毕业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人数均达不到20%。最低的是北京大学首届化学基地班，其毕业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仅10.9%。 3. 首届毕业生中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和党政机构高层公职人员较少 国家理科基地的培养目标虽然是培养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但也有不少毕业生在企业和党政机构工作。统计显示，29.4%的抽样班级在企业高、中层管理岗位的毕业生超过20%；47%的抽样班级毕业生中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在10%—19%之间；23.5%的抽样班级只有10%以下的毕业生位居企业高、中层管理岗位。在企业高级和中级管理层人数较多的班级有北京大学首届化学基地班、北京大学首届数学基地班，这2个班级中企业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占班级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2.5%和31%。在企业经营领域，也涌现了若干优秀高管人员，如兰州大学94级物理学基地班毕业生，“千人计划”成员，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黄跃龙等。另外，在党政机构工作的毕业生中，目前任职级别最高的是正处级干部，还没有发现有副地级以上领导干部。 4. 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在国外工作人数较多 调查显示，在抽样班级中，只有3个班级没有在国外工作的毕业生。北京大学93级力学基地班、武汉大学93级化学基地班、北京大学93级数学基地班、兰州大学93级生物科学基地班等4个班级在国外工作的毕业生超过30%，在国外工作人数比例最高的是北京大学93级力学基地班，该班有41.6%的毕业生在国外工作。 三、分析与讨论 1. 国家理科基地配置了相对较好的教学资源，为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的发展奠定了相对较好的基础 进入科研院所工作的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大部分已经成为相关机构的教学科研骨干，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在企业和政府机构工作的毕业生，其中的大部分目前处于中层管理岗位，表现较好，这与他们在本科教育阶段享受了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有很大关系。当时，所有的国家理科基地班均调配相关院系最优秀的教师授课，将学校最好的教学资源配置给基地班，在经费投入上远远高于普通班级。例如厦门大学首届化学基地配备了教授25人，副教授37人，其中院士4人，博士生导师18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18人，这些教师担任基地班的基础课和专业课。1991年至1995年，厦门大学化学基地共投入474万元、生物基地投入202万元用以改善实验教学条件，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投入。西部地区的兰州大学和四川大学，虽然在理科基地的投入上与东部地区的大学有较大差距，但基地专业从国家和学校得到的教学经费10倍于其他普通专业。在接受调查的63名理科基地毕业生中，82.4%的被调查者对自己所接受的本科教育“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15.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本科教育“一般”，仅有1名被调查者对自己接受的本科教育“不太满意”。 10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本科教育阶段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很高”或“比较高”。 80.8%的毕业生对自己本科教育阶段教师的教学水平持“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态度，仅有18.9%的毕业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评价不太好。有63.4%的毕业生认为理科基地班的实验和实训条件非常好或比较好，但有36.4%的被调查者认为实验和实训条件一般或不好，这说明在当时高校办学经费普遍紧缺的背景下，大部分国家理科基地有相对较好的实验和实训条件。 2. 理科基地创建初期教学理念相对落后，对首届毕业生有负面影响 截至目前，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中较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科学家，这与他们所接受的本科教育不无关系。我国的本科教育长期以来教学理念比较落后，20世纪90年代突出表现为通识教育缺位、专业口径狭窄、实践教学薄弱、科研训练不足、教学方法僵化、国际化程度很低，这种本科教育很难培养出具有较高创造力的人才。统计显示，理科基地毕业生对自己本科教育阶段教师的教学方法评价较低。71.4%的毕业生认为，自己本科教育阶段教师课堂教学中知识的传递和灌输较多，方法论的教育与能力训练较少；启发式较少，注入式较多；教师指导学生独立地探索和获得知识的机会较少。只有25.3%的毕业生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知识的传递、方法论的教育与能力训练兼而有之，启发式和注入式兼而有之。仅有3%的毕业生认为教师经常指导学生独立地探索和获得知识。能不能给予学生方法和能力的训练并指导学生独立地探索与获得知识，这与教师的科研能力有很大关系。与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评价100%持肯定态度形成反差的是，首届毕业生对教师学术科研能力的评价几乎各持一端，有55.5%的毕业生认为“很高”或“比较高”，但有44.4%的人认为“一般”或“不太高”。这说明一部分教师的学术科研能力没有得到毕业生的认可。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被调查的63名首届理科基地毕业生中，49.2%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本科教育阶段没有使用过国际通用的原版外文教材，46%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有极少数教材是国外著名大学使用的原版外文教材，两者合计达95.2%。在这方面国家理科基地甚至不及20世纪30年代的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那时这些大学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与麻省理工学院相似。交通大学毕业生到欧美留学无须再入学考试。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时，发现许多课程与在交通大学学习的完全一样。钱学森曾说：“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麻省理工学院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交大是把麻省理工学院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1] 在调查中发现，国家理科基地首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参与科研创新活动的人数较少，高达64%的毕业生对本科教育阶段的实践教学状况持较为消极的评价，只有34.8%的毕业生对本科教育阶段的实践教学状况持较为积极的评价。 课堂教学以注入式为主，能力和方法训练较少，创新性科研活动和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少，研究性实验和开放实验不足，采用国际通用的外文原版教材少，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理科基地教学和课程的基本概况，这种教学方法、课程体系以及实验模式与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背道而驰。 四、若干对策建议 国家理科基地的终极目标无非是培养创造能力较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理科基地学生的选拔、专业管理制度、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选择、教学组织形式等等，均要以是否有利于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为出发点和归宿。 1. 构建基于学科兴趣的理科基地学生选拔模式和专业管理制度 由于受我国中小学应试教育体制和应试能力评价制度的消极影响，我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不能因材施教，大部分学生的兴趣被忽略。尽管如此，一些学生对某学科仍然有特殊的兴趣和好奇心理。国家理科基地在选拔学生时就要善于发现对某学科有特殊兴趣和好奇心理的学生，为此要构建基于学科兴趣的多元选拔模式。一般来说，如果学生对某学科有特殊兴趣和好奇心理，他的这门课程往往不仅学的既轻松，而且成绩又很好。因此，根据高考成绩中单科成绩的表现考察大学新生的学科兴趣不失为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如果在大学新生中重新选拔理科基地学生，也可采用考试的方式，但不宜面面俱到，而应进行单科考核，以单科成绩为主要依据。胡适、朱自清、钱钟书、季羡林、吴晗、金庸等文化名人就是凭借单科优异表现而进入大学的。不过，由于学生的兴趣具有迁移性，理科基地应改革现有专业管理制度，允许学生在大一、大二有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同时，在非基地的普通班中也要善于发现对某学科有特殊兴趣和好奇心的学生，给予他们进入理科基地学习和选择专业的自由空间。 2. 建设有利于激发和培养理科基地学生创造力的课程体系 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掌握大量的知识是进行创造发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人拥有了丰富的知识不一定就有创造力，创造力的高低与知识的质量、合理的知识结构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高质量知识具有哪些特征呢？我国学者张庆林指出，知识的学习或表征，只有做到条件化、结构化、自动化、策略化，才能有效地用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里特别要阐述一下条件化知识，这是指学生在头脑中储存知识时，将所学知识与该知识应用的触发条件结合起来。传统的大学基础理论教学容易导致知识僵化，大学生学到的基础理论知识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因此基础理论知识极易变成僵死的知识。为了提高基础理论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可提取性和可应用性，有必要在学习基础理论知识时，让大学生实践这些知识在课堂之外背景中的应用条件。这就要求把理论课程体系和实践课程体系有机整合，理论课程教学要改变以往就理论讲理论的教法，应遵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这一人类认识规律，在理论课程中渗透实践教学成分，设计一个完整的实践教育过程，实现学与用兼容并进，将更多的理论课程改造成综合性课程、研究性课程、PBL课程、案例分析课程、讨论课程、项目式课程等，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高度融合。特别是理科基地的实验教学，不仅要重视验证性实验，更要重视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通过实验让学生把所学理论知识与理论知识应用的触发条件结合起来，巩固课堂理论教学，建立知识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综合分析问题和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知识的质还在于知识结构的合理化程度。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知识的活用主要不是知识量的作用，而是知识结构的作用。大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哲学知识、方法论知识、创造技法知识。基础知识为创造活动提供主体框架；专业知识在创造活动中起动源作用，接受整合外来信息，确定创造方向；哲学知识对创造方向和姿态起调控作用；方法论知识和创造技法知识为创造活动提供辅助手段。基于上述理由，理科基地的课程体系应在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中增加人文艺术、方法论和创造技法课程。为了确保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以及与之相伴的实践课程课时，通识教育课程应少而精，方法是每门课程应主要让学生学习知识结构的“硬核”，即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硬核知识的智力厚度大，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广泛的迁移性。把这些知识纳入课程，就能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2] 人的创造性活动是左右脑协同作用的结果，右脑是主管形象思维和直觉、灵感等非理性认知活动的重要生理器官，在创造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人文艺术类课程对开发右脑有重要价值。理科学生使用左脑较多，学习人文艺术课程可实现左右脑协同发展，有利于培养创造力。爱因斯坦、钱学森都是有艺术素养的科学家，钱学森喜爱绘画和吹奏圆号，在交通大学临近毕业时，他设计了他所在的1934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的封面。他还是交通大学管弦乐队的圆号吹奏手，他每天要花半个小时练习圆号。人文类课程还有利于培养理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钱学森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充满着“实业救国”的理想，那时候，他关注的目光是铁路，所以他考取了交通大学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而促使他把专业志向从铁路转向飞机的是1932年日本飞机对上海的轰炸。钱伟长上大学时以国文、历史满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然而其他四门课，数、理、化、英文，一共只考了25分；因为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他决定要学“造飞机大炮”的学问，这个物理5分的历史系学生居然转学到物理系，并最终成为物理学家。 3.广泛施行研究型教学模式，给学生探究的机会 研究型教学模式是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趋势。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会于1998年发表了《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简称“博耶报告”）。博耶报告10条改革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确立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博耶委员会认为，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要重申杜威在一个世纪前就非常强调的一点：学习是基于导师指导下的发现而不是信息的传递。学生参与科研不仅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自我发展很重要，对科学发展也很重要。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非常重视学生参与科研。他在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我不知道应该再如何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任何领域的学术和科学如果没有学生尽早的积极的参与都不可能繁荣。”[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支持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的项目越来越多。伯克利大学设立了“本科生科研学徒计划”。在伯克利大学，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为120分，其中学生可以用20分以上的学分来进行研究性工作，占总学分要求的1/6以上。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相继提出了增加本科生科研机会、构建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模式的改革建议。 国家理科基地应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改革经验，把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渗透在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一般形态中。要引导学生“以现知隐”、“以往知来”，做到已知与未知的统一。对于理科基地来说，实施研究型教学模式，实现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广泛开展研究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这类实验应体现实验内容的自主性、实验结果的未知性、实验方法与手段的探索性。选题尽可能突出当前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前沿。除在课堂教学中广泛施行研究型教学模式之外，应把课外实践课程科研化，给理科基地本科生特设进行科研训练的“短学期”，集中开展项目研究。 参考文献： [1] 钱学森. 师恩永志于心[N]. 中国教育报，2009-11-07（3）. [2] 李定仁. 大学教学原理与方法[M] .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3] 温伟力.“博耶报告”影响下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N]. 科学时报，2011-07-26（B3）. [责任编辑：吴芳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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