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创造者的共享天堂 |
| 范文 | 刘洋?李皓 摘 要：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在近代一百多年的艺术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凭借组织关系将艺术家、艺术机构和国家社会连接在一起，从最初的赞助人角色，到资源共享平台、创意孵化地等。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对今天的艺术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艺术类人才培养的新方式。 关键词：艺术家驻地计划;艺术家;艺术教育;人才培养 在艺术史中，存在一种推动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赞助人。它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概念，而是一种角色。赞助人的身份可能是一个自然人，比如伊莎贝拉曾赞助贝尼尼创作了《基督降生图》;可能是一个组织机构，比如军械士行会赞助了多纳泰罗创作了《圣乔治》;还可能是国家政府，比如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委托米开朗基罗创作了《卡西纳之战》。正是这种开明的艺术参与行为和自由宽容的艺术追求引领了欧洲艺术几百年的长盛不衰。赞助文化和艺术赞助体系的形成对世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今天“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 （Artist in Residency，简称 AIR）”的前身。对于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或称艺术家驻留计划）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663年设立的罗马大奖（Prix de Rome）。这种17世纪以来长期存在于国际艺术领域的特殊形式为近现代艺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合作互動的推进方式。 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是在一定时间内由驻场（主办方）为艺术家（及其他相关人员）提供一定物质保障和实践机会，让他们单独地或互相合作地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实践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方式可以尽可能地理解艺术家的需求，最大程度地尊重艺术创作的自由。对于艺术家而言，创作与生存是艺术生命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二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一个相对平和、安稳的创作环境是自由探索艺术的保障。二战前夕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艺术中心也由欧洲转移至美国，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经济迅速发展，使得艺术在这里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1935年8月，罗斯福政府设立了“联邦艺术计划（Federal Art Project，简称FAP）”，以国家力量在经济上对艺术家进行创作资助。到1936年，这项计划惠及6000多名贫困的艺术家、工匠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他们平均每月可以得到95美元，作为回报他们需要工作96小时或定期提交他们完成的作品，其余时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创作。最终，接受联邦艺术计划资助创作的公共壁画达2 500多幅，架上绘画108 000幅，还有 18 000件雕塑，250 000幅版画，200万幅海报，以及500 000幅摄影作品[1]。这种创作的自由对艺术家进行艺术探索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延续至今仍然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当然，基于今天社会环境的改变，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所产生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俨然已成为一种新型资源共享平台、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和创意孵化地，为艺术发展和社会创新带来更多机遇。 一、新关系：连接性的美学 爱尔兰植物艺术家丽迪雅·沙克尔顿（Lydia Shackleton，1828—1914）是目前考据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驻地艺术家，1908年她通过艺术家驻留项目进入Royal Dubli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皇家都柏林艺术设计学院，现今National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爱尔兰国立艺术设计学院）进行艺术深造并创作了大量艺术作品，还完成了美国艺术之旅[2]。艺术家驻地计划使更多人从事到艺术相关工作，随后它开始活跃于美国和欧洲地区。 就其发展进程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0—1960年，这个时期主要是以福特为代表的各大财团介入艺术领域，进行艺术家驻地赞助。第二个阶段是1960—1990年，两种新的模式进入到艺术家驻地项目，一种是艺术家参与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另一种是以具体的物质条件取代直接提供金钱。第三个阶段，1990—2000年全球化带来了新的艺术思潮，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到这项计划中，艺术写作人才和批评家也成为驻地计划的扶助对象。第四个阶段，2000年以后“Artist Run Residencies”出现，相较于“Artist in Residency”它更强调艺术资源的流动性，鼓励艺术家进行交流。基于这种趋势，在艺术家驻地计划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概念“new culture（新文化）”“multi-layered cultural exchange（多层次艺术文化交织）”。这两个新概念的产生，意味了艺术家驻地计划出现了更多的连接性，链接了更多关系和资源。博物馆、大学、画廊、艺术机构、个人工作室、剧院、政府办公厅、艺术节等作为艺术家驻地计划的主办方或合作方参与其中，搭建起两个不同维度的连接。 第一个维度是基于艺术活动关系，由于艺术家驻地计划的介入，改变了传统艺术家独自地、封闭地从事艺术活动的状态，重新搭建起个人—集体—社会的连接性。可以分为五种连接关系，分别是： （1）艺术家—艺术家：打破封闭式创作，在开放和包容的前提下不同艺术方向的艺术家之间的进行尝试性合作为艺术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音乐家与画家合作尝试突破单一感官的艺术体验。 （2）艺术家—组织机构：主办方往往不是单纯提供物质支持，还会提供一些活动机会、交流平台和销售渠道。艺术的发展不仅需要艺术家个人的创作行为，还需要艺术传播和艺术推广。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为艺术家提供与其他艺术机构合作的实践活动，在增加了解的基础上为未来合作奠定基础。 （3）组织机构—社会：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参与到社会实践项目中，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发展，主要集中在公共艺术、艺术教育和艺术交流方面。组织机构利用自己的平台让艺术家参与社会实践更多是对于公益活动或公共事业的推动，也有助于艺术传播。 （4）艺术家—社会：艺术家参与社会活动一方面是基于社会责任感为公共事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自己的知名度，尤其是对于初出茅庐的艺术学生而言，这样的实践机会是快速提升专业能力走入社会的“捷径”。从长远来看是双赢的选择，因此越来越多艺术家参与到这样的社会项目中。 第二个维度是基于艺术创作的创新性，艺术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首先，不同环境会对艺术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中跨国交流项目非常常见，许多艺术家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往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中挖掘不同的文化资源和艺术想象，以此来拓展自己的创作素材。其次，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技法，这种独特性在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中得到学习、传播，成为艺术家创作能力的延伸，多种技能的训练使艺术家在创作中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实验的机会，促进艺术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发展。此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物质资源也不尽相同，一些艺术家通过驻地计划收集了不同的物料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新工具或新材料。无论是创作题材的创新，多种艺术技能的掌握，还是创作工具和材料的变化都为新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从根本上来看，艺术家驻地计划基于新人物、新生活、新材料、新情感连接了本地文化资源与外地文化资源，在新与旧、情与悟、技与艺的碰撞中产生新的艺术表现，也推动各地区艺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二、“艺术叛徒”：学院后的教育 艺术家驻地计划不是一项固定不变的模式，不同组织机构形态和经验目的会召集不同的驻地计划，它的驻地要求、条件和驻地项目方案也不同。同样，各式各样的原因也促使艺术家参与到各项驻留计划中，不仅是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甚至是科学研究方面的人才都参与进来。其中一部分是艺术专业的学生，他们渴望成为青年艺术家，但基于生存问题的考虑，他们无法快速完成社会身份的转变，艺术家驻地计划成为这些人从学生角色转换到艺术家角色的第一步。此外，还有些艺术家则将参与驻地计划作为他们职业或艺术生涯的一次休整。艺术家驻地计划成为很多参与者的“深造”基地，它是一群“叛逆者”关于未来艺术进行的自由探索。所谓叛逆，是与传统的高墙之内的学院教育分道扬镳，但又与历史上维也纳分离派中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有所不同，艺术家驻地计划并没有要求参与的艺术家与传统艺术相割裂，只是冲破艺术学院保守、规范氛围的束缚，让他们在自己的创作空间进行再造，充分调动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3]。 艺术家的培养不是单纯的通过技法训练就可以实现的。艺术家不同于技法精湛的工人，其作品的价值在于对于艺术深刻的理解性和独特的创造性。学院教育是一种体系完善、教育目的明确的技能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的人可以胜任艺术作品的制造，但是还没有完全具备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是基于艺术家本人对于艺术的思考和运用能力。艺术家驻地计划是提供机会给艺术家用以艺术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在质疑或反思中独立成长的扶助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駐地计划对于艺术家的艺术能力是有所要求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创作能力。因此，艺术家驻地计划也被称之为“学院后的教育”。这是一种新型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式，一种不同于“教养”的“放养”方式，在自由的艺术环境中获得自由的艺术。 艺术家职业化培养是在其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培养。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通识教育，它强调个性化教育，而这种个性化的形成是基于广泛的认知和深刻的思考，前者需要眼界，后者需要沉淀。这也就是说，一位优秀艺术家既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与学习，也需要专心致志地进行艺术思考及创作，二者缺一不可。 三、未来显形：需要被呵护的创意 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是很多高校艺术毕业生在毕业后的乌托邦和栖息地。它将艺术家、艺术策展人和各类创新创作的相关人士通过较为松散的连接，催生新的创作思维。在这些类似乌托邦的保护区域里面，新的灵感和创意不断衍生，参与的人士在这样的空间里不断完成自我生长，既保护了个体创意，又连接了产业资源，而且形成本地艺术资源与国际艺术资源连接的有效模式，为创意的产生提供了驱动力。 艺术家驻地计划可以分为两种资助形式。一种是主题式创作资助，即参与的艺术家必须按照主办方的要求来进行艺术创作。这种类型的资助方一般有自己明确的立场或项目，艺术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是非主题式创作资助，也就是说主办方对于创作题材、表现方式等都不作要求，艺术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艺术创作。但两种形式都尽可能地尊重保留艺术人才发展的可能性、生长性和转化性，力求保护创意的延伸性和再生性[4]。以四川美术学院驻留艺术家项目为例。2013年四川美术学院开始“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为学生艺术人才解决工作室、住宿、补贴、保险等艺术家基本生活问题，并提供个展、年展、群展和大型展览，编撰画册、文集的机会，充分尊重青年艺术家的个性化创造能力。对于每一年的汇报展览，主办方四川美术学院不要求青年艺术家参展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并鼓励大家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实践。在2014年驻留艺术家展览中有一件作品——青年艺术家张增增的作品《无形之形》引人注目。张增增是雕塑专业毕业，一直以来从事雕塑艺术创作，而在艺术家驻留期间他开启了“新艺术”探索之路。《无形之形》是一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完成的公共雕塑艺术作品，是张增增和同济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学院学生季平合作完成的。作品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来解锁观看方式，届时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以成为一台操作机，可以全方位360度观看一颗由计算机“制造”出来的圆球，铁球材质、肌理都是通过张增增的艺术手法刻画完成。这件作品的价值在于早在四年前虚拟现实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艺术家通过驻留计划与计算机工程师合作完成了一件虚拟现实的艺术作品，影响广泛。这种探索性实验艺术对艺术家和艺术发展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 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成为新时期艺术创意的孵化地。而它不同于一般创意基地的价值在于它注重的不仅是创意的产生，还是对于创意的延续和保护。创意，可能在当下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为其他价值。一些好创意往往在没有转化前就被放弃，实在可惜。因此，对于创意的保护显得更加重要。这种未来显形的文化资源需要保护、记录、开发和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成为实践者之一参与到艺术创新实践中发挥着其重要的价值。 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在艺术史上走过一百多年了，发掘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催生了无数优秀的创意，推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发展。同时，这种非学院式教育为今天艺术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的新方式，为艺术创新带来更多可能性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夏宁宁.欧洲艺术家驻留计划概况浅析[C].中央美术学院本科论文集，2016.? [2] 王天祥.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高等艺术教育改革与青年艺[J].当代美术家，2016. [3] 王建.突破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瓶颈——基于认识、设计与体制的角度[J].中国大学教学，2015（2）. [4] 王志伟.场域的生发：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艺术家群体研究（2013-2016年）[C].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论文集，2017. [5] 陈旭光.北大艺术学本科专业教育：理念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7（10）. [项目来源：2016年度重庆市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国际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研究”（项目编号：16YB023）] [责任编辑：陈立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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