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再论索绪尔语言观中“语言”和“言语” |
范文 | 【摘要】“语言”和“言语”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最早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对后世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现代语言学奠基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出发,主要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帮助人们加强对两者的理解,厘清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言语;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作者简介】洪冰蟾(2000.01.04-),女,汉族,湖南岳阳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一、 从索绪尔划分“语言”和“言语”谈起 “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两个概念最初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提出的。一般认为,索绪尔开创了现代语言学,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几乎所有20世纪的语言学家都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一生并未著书立说。为保留索绪尔的语言观,其弟子巴利、薛施蔼以及阿尔贝尔·里德林格根搜集了其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并参考了索绪尔遗留下来的手稿,整理编写为《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简称《教程》)。在《教程》中,索绪尔开创性地对语言和言语做了全面的区分和阐述,这一区分指明了语言学研究应始终将语言置于首要地位。这是索绪尔所构建的语言观中最为根本的原则,即“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此后,语言和言语成为语言学界的一对基本概念,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也被称为语言学的重要区别之一。然而,许多人并不太能分辨语言和言语的异同,以致这对概念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界的论述探讨中都存在交叉使用混淆不清的问题。本文围绕语言和言语这对概念,在细读索绪尔《教程》的基础上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展开讨论,以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两者的差异,进一步厘清两者的关系。 19世纪的语言学家普遍将“言语活动”(langage)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来开展研究。在索绪尔看来,这样的研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没有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清晰地确定为语言。他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可并作一谈。言语活动具有复杂的二重性,从范围来看,它触及物理、生理、心理多个领域;从属性来看,它既属于个人范畴又属于社会范畴;研究这样一个内容庞大、变数无穷的事物,我们难以下手,无论从哪一方面着手,都无法找出它的“统一体”,因此它无法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分类的准则,是“言语活动中一个确定的部分”,它领域单一,自成一体,属于人文事实的范畴,通过一系列研究,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分离和分类,从而总结出语言的统一共性。因此,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划分为语言和言语,把语言研究的对象从言语活动这个混沌体中提炼出来,为后世语言学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自《教程》引入中国以来,对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之说,国内语言学界曾进行过广泛的探讨,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岑运强(1994)认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论点是基本正确的。他提出,言语既指一种行为动作,即讲话(包括写作),又指行为动作的结果,即所讲的话(包括所写的话);语言则指的是人们用以说(写)和存在于所说(所写)的音义结合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王希杰(2005)在《语言和言语问题的对话》一文中提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并对索绪尔对语言学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高度认可。他认为,语言是人们用以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若要區分语言和言语,那么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才是动态的。在他看来,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常数和变数之间的关系;潜性和显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范式和用例之间的关系”。王宁、易敏(2006)在《语言与言语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一文中表示,语言属于社会而且是概括的,但它以已经进入语言环境的话语的形式存在,而这样的话语就是言语,言语属于个人并且是具体的。文中还强调了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对我国语文教学的指导意义。总体看来,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已被语言学界广泛接受,并应用于语言学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中,而澄清人们对语言和言语的模糊概念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 《教程》中“语言”和“言语”的区别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是一个以语音为外在媒介,以语义为内在含义,并通过词汇材料和语法规则而组织构成的自给自足的系统,同时也是社会成员间在言语实践中共同遵守的言语使用规则。言语则是与符号系统相对的作为个人行为的话,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语言使用的实际操作以及产生的话的总和。根据《教程》中索绪尔的论述,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体现在性质、数量以及存在形式三方面。 就性质而言, 第一,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而言语是一种个人行为。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语言是社会集团设立的,凭借集体的同意而存在的一种契约,具有普遍性。我们就拿中国的方言举例,长沙话、台湾话、广东话等方言,它们可以理解为在特定地区当地人们普遍讲的方言。一方面,这些方言都建立在由一定数量成员组成的社会集团上,而不是单个的个体之上。另一方面,这些方言都在各自的社会集团内部建立了一套特有的言语使用规则,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类现象:有些长沙话只有长沙人能够听懂,而四川人听不懂;反之,有些四川话也只有四川人能理解。既然语言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决定的,那么单一个体就无法创造或改变语言,使得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即言语是单个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参照社会集团的规约所说的话。言语强调的是个体的行为,所以不像语言一样具有普遍性。言语既然由个体创造,就难免带有个人色彩。以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为例,李白的诗多纵情山水、雄奇奔放;杜甫的诗多忧国忧民,沉郁顿挫;李商隐的诗多借古讽今,含蓄深沉,即使是同一位诗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便体现了言语具有个体差异性和多变性。 第二,语言是同质的,而言语是异质的。索绪尔通过构建言语循环模型,找到了语言在言语活动中相对应的部分,即每一个循环里听者大脑中听觉印象与概念相联系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中,无论是单个的听觉印象或单个的概念还是二者联结的过程,都可以归结为心理现象。而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心理现实是有形的,可以捉摸的。“语言中只有音响印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印象……每个音响印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和音位的总和”。但言语却无法像语言一样具有同质性,言语中存在许多异质的成分,其中包括“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和“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它同时需要大脑、发音器官等多种器官的相互作用,跨越了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难以界定和说明,因此言语是异质的。 第三,语言是被动的,言语是主动的。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就像是社会集团引导的一套共有的代码,在言语循环中,符号的能指对应说者发出的声音在听者脑海里产生的听觉印象,符号的所指对应在听者脑海中由听觉印象唤醒的特定的概念,能指与所指联结的过程早已经过反复的使用而被铭刻在记忆中,因此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所以说语言是近乎本能的、被动的。相反,言语的产出需要说者在大脑中对不同的符号进行选择和编排,要求说者积极地思考,因而是主动的。 就数量而言,语言是相对有限的,而言语是无限的。语言虽然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但却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可以将语言系统看作是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合集。其中,言语对语言的影响是受限的,只有当特定言语被人们广泛接受时,它才算进入了语言系统,才能使语言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某一历史阶段内,语言是稳定的,只要记录其全部数量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就能够详尽地记录语言。相反,言语的数量是不可估量的。人们可以利用有限的词汇和规则生成无数的句子,语言的递归性也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 就存在方式而言,语言以集体印象的形式存在,而言语以个人话语的形式存在。索绪尔用词典类比语言,语言就像储存于社会成员头脑里的同一本词典,每个人都具有这本词典,同时它对每个人都是共同的,它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这种存在方式可表示为如下的公式: ?1+ 1+ 1+ …… = 1(集体模型 )。对于言语,索绪尔认为,它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它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内容繁杂,规模庞大,具有个体差异性和瞬时性,处于运动状态。它的存在方式可表示为如下的公式:( 1+ 1′+ 1'+ 1...) 。 三、 《教程》中“语言”和“言语”的联系 在索绪尔看來,语言和言语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但同时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由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要有言语”。他用演奏交响乐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乐师如果正确地演奏交响乐曲,就必须要遵循乐章;人们如果想要使自己的言语为他人所理解,就必须要遵循语言规则。反过来,乐师数次演奏乐曲的经验是形成乐章的基础,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产生的言语材料是构成语言系统的基石。关于语言和言语孰前孰后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人们首先创造了言语的事实,这种事实在不断重复之后得到了社会集团的认可,才转化为语言的事实,所以通常在一门语言形成之前,人们往往已经有了若干年言语的历史。第二,从语言习得的过程来看,人们总是在先听见别人说话之后才学会自己的母语,语言中听觉印象和概念的联结需要经过无数次体验才能储存在人的头脑中。索绪尔进而得出,“促进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归结起来,言语在先,语言在后,只有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言语,才有可能产生出语言系统;语言来源于言语又制约着言语,语言对言语的规范作用是积极且具有强制性的,它使得人们在言语实践中必须要遵照特定的规则,否则人们的话就无法被他人所理解。 四、 理解“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索绪尔之后,关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解释,如“抽象与具体说”“一般与个别说”“工具与工具运用说”等,其中,“工具与工具运用说”最能解释语言与言语的“静态与动态”“同质与异质”的特点,也最符合索绪尔的本意。正如索绪尔所言,“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人们可将语言看作社会共有的交际工具,用于组织言语并实现言语机能;言语是人们运用这个工具开展交际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此外,可以参照哲学上辩证的观点来帮助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和言语内部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语言具有普遍性,言语具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往往相互联结,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具有特殊性的言语中概括出普遍性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和言语作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某种特定的言语经过反复使用,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时,它就转化为语言;语言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头脑中,人们在交际时不断调用语言工具产出言语,此时语言便转化为言语。 索绪尔认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我们可以看出,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体系中,对言语活动的研究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研究语言的语言学,居于主要地位;另一部分研究言语的语言学,居于次要地位。索绪尔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础上区分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许多学者认为,索绪尔完全忽视了对言语的研究,极大程度地低估了言语研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误读索绪尔《教程》所导致的错误结论。索绪尔曾说道,“言语活动既包含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其中,个人的一面就是言语,社会的一面就是语言,语言和言语是相辅相成的。索绪尔并未否认言语的重要性,而是在语言研究对象混杂的背景下,他认为找到唯一的语言研究对象,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是当前研究形势的迫切需要。因此,在索绪尔看来,在语言的语言学研究领域,言语自然是居于语言之后的。但他并没有忽视言语的语言学,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教程》的梳理,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和联系进行了进一步归纳。在索绪尔的理论体系中,语言具有社会普遍性,它是同质的、被动的以及有限的,而言语具有个人差异性和多变性,它是异质的、主动的以及无限的。我们可以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来看待语言和言语。一方面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两者不可混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认识到两者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关系。希望人们对两者的关系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消除容易产生混淆的疑虑,更清晰地认识和研究语言现象和言语现象,这对于未来语言教学工作以及现代语言学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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