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理论的未来（5）：没有形而上学的生成 |
| 范文 | 摘 要：在理论衰落之后，轻易的复苏是不可能的，而折中主义和包容法也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可以思考理论的历史，试着跳出理论，以便从外部来审视它。不过，直到最后我们还是一直想要讨论我们自身变化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但是，那种将形而上学和生成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正是我们走到如今僵局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抛弃形而上学来谈论生成变化的方法：一种从文化的层面讨论我们如何成为如今这个状态的方法。* 关键词：过程理论；折中主义；包容性；形而上学；生成；解释 首先，我想借用罗蒂的一段话。他在论述认识论（精神/身体的二元困境）的“违背自然性”时，指出笛卡尔之后的现代认识论通过合并一系列分开的、明显不同的问题，人为创造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我相信如果对巴特勒和霍米·巴巴的著作做一个更细致的考察，也会发现类似的做法。具体说来，我认为他们所做的也是将一系列分开的话题合并起来，然后人为创造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它是人为的，是因为他们把原本不该混在一起的话题合并起来才形成了这个问题；说它无法解决，是因为这种合并产生了一种不可能的情形。这就像是犯了一个范畴的错误：假如你把属于不同范畴的东西混在一起，那就不能再想着以任何前后一致的方式将它们分门别类。在我看来，巴特勒和巴巴所做的是把生成、形而上学、自由/必然性这三个问题合并在了一起。 结果就是我此前描述的那个僵局：我们试图讨论过程或发展却不想陷入可能暗示必然性的陷阱。这就是如今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理论的境况：无法回到从前，因为我们一旦感到过程或生成描述了我们真实的存在，就再也回不到永恒的天真；也无法往前进行下去，因为我们想不出怎样才能讨论过程又不至于让这个过程显得被预先决定、由必然性控制的方法。不过实际上，巴特勒和巴巴关于过程或发展的讨论已经由他们在这些问题及其彼此关联上共有的特定看法所决定了——而我认为，我们不必同意他们的那些看法。而通过厘清或者撇除这些看法，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这个过程的观点。 那么，假设我们首先以巴特勒和巴巴的方式看待生成，我感觉他们犯了将其过于窄化的错误。具体说来，他们都把生成看作一种“环”，一种会循环至自身的东西。比如，巴特勒所忧虑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如何成为女人的”。她认为波伏娃提出的这个问题充满了麻烦，特别是因为你的性别是被决定的，而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成为一个女人是一个尤其明显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社会限制与约束。不过陷入任何一种性别属性都是麻烦。巴巴对生成有类似的问题。我认为，他也把生成看作一种“环”。他担心生成总会变成同一个故事的某个版本：起始/中间/结尾。而我们一旦知道了它的起始，就可以预测它的中间和结尾。这不符合巴巴的期望，因为他认为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决定自身未来的机会。这就好像有人给了我们一个剧本，而我们没有任何修改它的机会。巴巴似乎在说，因为我们的开始是一个特定版本的起始，我们就一定会走到没有任何实质变化的中间和结尾。这让巴巴非常不安。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理由一定要用这样严格的限定去看待和分析生成。具体说来，我们没有必要去接受那种“环”式的生成。比如，如果我们回溯到黑格尔那里，就会发现对于这个主题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黑格尔看来，生成是通过否定性产生的。也就是说，某物持续地变成与自身、与曾经的自身不同的另一物，因为在生成的过程中，它总是被某个缺陷或不足所困扰，为还没有成为它能够成为之物而不安。这应该可以成为看待生成的另一种方式。与“环”式生成里某物总是回到曾经的自身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某物通过持续变成曾经自身的反面而在本质上成为自身。如黑格尔所言，这就是否定性的路径。但假如否定性是这里的主导原则，那就不必担心出现“环”式运动那样的压缩效应。相反，在这里的某物至少在一个方面是逐渐远离自身的，在黑格尔看来是处于一种与曾经的自身持续变得不同的过程。即使它最终还是“回到”自身，它所回归的主体或意识也已经不同以往，因为它已经通过否定性循环获得了更伟大的意识。结果就是，我们在黑格尔那里所得到的生成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封闭的“环”。 同样地，我们在尼采那里也能找到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成观。我一直觉得，毫不夸张地说，尼采对于生成的观点更加具有玩笑的意味。如果我们在语境中思考《瞧！这个人》那个著名的自传题目，可以认为那就是在说：“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天才的。”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其实一直是个天才，只是成为了他原来隐藏的那个自己？还是说他痛苦过、挣扎过，并因此而最终获得了某种洞见，从而取得了突破，成为了他现在这个天才？他没有明确地说明。他在书中一直在做的就是大谈创造性，而这自然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看待过程或生成的视角。相比于某人成为自身是通过一个大部分由外力控制的过程，不如说尼采在这里给出了“我如何创造了我自己”的某个版本。也就是说，他认为生成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这也许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尼采可以写出“我为什么是一个命运”（“Why I Am a Fate / Destiny”）。他没有让自己受制于命运，而是使自身成为了那种命运的力量。他甚至把这样的自己看作是错误价值的毁灭者，同时也是一个创造者。有一样东西显然不是他眼中的自己：一个受制于外部力量的玩物。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我觉得巴特勒和巴巴对这个话题所担忧的方式是耗费精力又没有必要的。具体说来，他们恐惧的是生成不得不随身携带本体论。假如一直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当明确地支持一种生成观或过程观，而他的观点就否定了巴特勒和巴巴的那种恐惧。举例说来，一个雕像会因为材料的磨损、变坏而被不断翻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个被翻新的雕像在本质上还是原来那个雕像，即便组成它的所有材料都已经不是原来那些。同样地，植物和其他自然物质经历了繁殖和腐坏、存在和逝去，但在整个过程中（直到它们彻底消失），它们的本质依旧不变。与此相对，巴特勒和巴巴担心的是，当我们经历了生成的过程，我们的本体论或存在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带走了。他们认为这就是潜在的麻烦之源。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成的过程携带着我们的本體论本质或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或决定了。而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能够控制这个过程，我们就有会被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危险，而那些力量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就等同于说我们的整体发展或生成是被决定主义或必然性所掌控的。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巴特勒和巴巴竭尽所能重组这个过程：没有形而上的实质，只有纯粹的展演性，从中间开始，充满各种声音的协商。但是焦虑依然持续存在：要是这些努力还不能阻止我们的本体论实质被那个生成的过程随身携带，进而由外部决定，该怎么办呢？这里的难题在于，我们的存在在某种关键的意义上，与那个本体论实质等同了起来。在巴特勒和巴巴看来，这一本体论实质就是我们的本质存在，是我们最能够接近的自我，我们最为内在的东西。而假如我们不能阻止它被外在的某人或某物所塑造和决定的话，我们就有麻烦了。 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焦虑是没有必要的，以及所有那些对于没有形而上实质的宣称都是无谓的麻烦。简言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麻烦的根源就是这种信念：我们在本质上的存在，我们的本体论实质，与生成的这个过程有着深刻的彻底的联系。不過，避开这个困境的一个办法就是接受黑格尔的生成观：我们的本体一直在变化，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开始的存在与最终的存在在本体论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换句话说，我们在生成的起始阶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自身”，即我们本质的存在。对黑格尔而言，我们本质的真实存在是到那个过程的最后才达成的状态。因此最初的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质存在的我们自身。我们只能生成我们本质的存在，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的起始就不可能是本质存在，因为那时还没有经历整个生成的过程。那么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以同样的方式对生成充满焦虑。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我们自身，我们本质的存在。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或者感到我们的本质存在只会在这个过程的结尾才出现，那么就没有理由担心它会被外在必然性所决定。相反地，我们可以说被决定的不是真正的我们、我们自身，而只是在我们成为自身之前的样子。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借用尼采的视角。在尼采看来，生成根本不必涉及本体论。但与巴特勒不同的是，他也没有必要彻底放弃形而上实质。尼采似乎是在宣称，那个过程就是我们经历的某事，就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但这并不关涉我们的本体论实质，也即本质存在。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改变自己的主体性而成为文化上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们的本体论实质，或者说本质存在，仍旧是其自身。这等于说，即使我们在主体上变化甚至变革，我们的存在本身也是不变的。尼采以这种方式回避了让巴特勒和巴巴苦恼的难题。与那些后继者不同，他不必回答如果没有本体论实质那么生成如何可能成为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有本体论实质或本质，但那并没有经历生成或发展的过程。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还在文化上生存和界定自身，那么那个过程对于我们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巴特勒和巴巴想要将伦理的内容加入生成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既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他们因为担心生成可能会携带本体论以及我们的身份，所以将一种伦理意义归于这个过程，认为它威胁到了我们的自由，让我们无法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担心从何而来：如果说生成一定是携带着本体论，那么整个生成的过程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方面，而是我们的实质，我们的本质存在。巴特勒和巴巴在担心这成为现实的时候，觉得有必要让这个过程背负上伦理意义。他们暗示这种生成或者过程能够决定我们的本质存在，因此就能夺走我们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的自由。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抗拒这种生成或过程。因此也就有了我所描述的理论僵局。不过，就我们所见，造成这一僵局的有两个关键步骤：第一，生成将本体论随身携带；第二，携带本体论的生成有伦理意义。不过，显然去掉其中任何一个步骤都足以让这个僵局消失。假如我们不再坚持第一步，那么无论我们从生成的过程得到怎样的结果都不会具有同样的伦理意义，因为我们的本质与其不再相关。或者，假如我们决定不再赋予第一步以第二步的伦理意义，这个僵局也会消失：理论可以将生成的过程自由地描述成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它已不再涉及伦理后果。巴特勒和巴巴是因为同时坚持这两步，才会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僵局。 在这里可以借用莱布尼茨的观点。18世纪初，在自由意志辩论的高潮时期，莱布尼兹发现神的全知不一定非要排除自由意志的可能。如他所指出的，自由意志依赖于我们自主选择的能力——而不是依赖于上帝是否提前知道我们要做的选择。这里可以使用同样的推理。我们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的自主性和自由，并不依赖于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生成过程。我们在身体上或物质上以及精神上成为我们所是的整个过程与我们的自由或自主性的问题并不真正相关。对于后者而言，唯一重要的是能力或潜能。只要我们有能力选择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并追求这些选择，我们就可以说是拥有自由或自主性的。自由或自主性，与一个过程的可预见性并不最终相关。无论一个过程是否可以预见——这等同于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它的必然性，无论是什么或是谁经历那个过程的能力并没有真正受到影响。因为这一切都外在于那个过程。从自主性的角度看，唯一重要的就是给那个过程带来结果或成果的能力。 不过，即便是就我们逐渐生成的物理或物质过程而言，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也许比我们可能认为的具有更少的被决定性。如今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对抗疾病的能力以及生活中许多其他方面的能力已经大部分由先天的基因决定了。但是我最近有幸听了一场讲座，主讲人是一位著名的肿瘤生成研究专家瓦莫斯（Harold Varmus，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谈到某种疾病的时候，讲到特定的癌细胞为了延续疾病不得不携带的“突变负荷”（mutational burden）。但基因突变是机会产物，它并不会从某种特殊的基因排列中自动生成。这就意味着癌细胞也要持续保持创造性，不断制造新东西。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癌细胞会突变；连正常细胞也总有突变的可能，从而改变我们的状态。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与我们的生成相关的物质过程也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自由，因为它们具备创造能力。 参考文献： Leibniz， G. W. 1989. "A New System of the Natur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Substances." [C]. In 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2nd ed. Ed. Leroy Loemker. Dordrecht： Reidel / Kluwer. Nietzsche， F. 1954. The Portable Nietzsche[M]. Ed. and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king.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出版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 * 此摘要为《理论的未来》的全篇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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