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晚清商人体育会考略 |
| 范文 | 牟艳 摘 要：利用文献资料法对晚清商人体育会进行探究。商人体育会是晚清时期由商人自发组织，以强身健体为宗旨的近代体育社团。军国民思潮、效仿西方、商人自身的觉醒以及清政府出台的“重商惠工”政策等是商人体育会创办的主要原因。训练内容以练习近代体操为主，军事化特征明显。商人体育会对促进近代体育及其“三育并重”思想的传播、增进民众体育认知、促进体育社会化和对近现代社会体育组织建设以及维护社会治安、培养革命力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晚清；体育会；商团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3-0077-05 Abstract：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was made on merchant sports associ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The association was an early modern sports community spontaneously organized by mercha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iming at building up good physique.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association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nd national sports trends， copying the western countries， merchants' awakening in yearning for martial art， patriotism， home rule movement and the policies of "Mercantilism &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Workers" formula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major exercising contents are modern gymnastics and military training. The merchant sports association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sports and "Triple Education" thought， enhance people's sports cognition， further the socialization of spo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arly modern sports organizations，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train revolutionary forces.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merchants sports association； commercial group 商会是由城市工商业者组建的民间行业组织，最早出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晚清和民国时期，商会遍布中国各地，成为城镇中工商业者的主要社会团体。商会为实现民强国富、强身健体和以“武力捍商”保护资本家的经济利益等因素，先后建立了体育会、保安会等商团组织。“商团是商会领导下的商人准武装团体，其前身则通常为仿效西方而设立的体育会”[1]。商人体育会是晚清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讲求体育、强身健体为宗旨而自发成立的体育社团，属于商会的外围组织之一。它的诞生是晚清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变动的产物，对于维护商人利益、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上海、苏州、天津等地的商人体育会为例，对晚清商人体育会作初步考察。 1 社会背景 晚清商人体育会的诞生既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也有中国社会和商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从外来因素来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的贸易活动获得合法地位，外国洋行和买办势力迅速增长，在各通商口岸开工厂、办银行、创办企业。另一方面，随着外资在华企业数量的增加，各国商人纷纷在中國设立各种类型的洋商商会，在保护和推进各国在华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和扩张。与此同时，上海洋商为维护和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还在租界联合成立了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商人准武装团体——万国商团，严重威胁着租界华商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中国社会和商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来看，首先，甲午、庚子两战皆败之后，清政府改变了以往“重农抑商”的态度，而是开始效仿西方推行“重商惠工”政策，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其次，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在华洋商会的启示下，1904年6月上海商人在商业会议公所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商务总会，随后天津、汉口、苏州等城市商人纷纷成立商会，全国掀起了创设商会的热潮，为商人体育会的创设提供了条件。再者，多年的战乱，国贫民弱，“凡我华夏子孙，无不痛心疾首”，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商界中的有识之士亦认识到体育为强身强种、保家卫国之重要手段。“今外强中弱，我中国人之肉血已为外人吸尽，急宜自为保养，而后可以复元。譬如病人必经调养而壮健，今之体育犹病人之调养也。他日调养至壮健，乃为中国自强之日也[2]。”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晚清商人尚武之风日渐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商人体育会应运而生。 2 商人体育会的创办 1905年12月上海发生“大闹公堂案”，上海租界中的洋商出动商团和各国水兵打死打伤中国群众近40人，租界中的华商深受其害。1906年5月上海绅商虞洽卿、胡寄梅、袁恒之等人为保护华商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自身利益，在沪北区租界创办了华商体操会，随后沪南、沪西区纷纷效仿，先后成立了“沪学会体育部、商业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5个商业体育组织，时称“五体育会”。1906年8月，受上海创办华商体操会的影响，苏州绅商倪开鼎、洪毓麟、杭祖良等人发起倡议，创办了苏商体育会。随后无锡、常州、镇江、天津、汉口、厦门等地的商人纷纷效仿成立了体育会。在清末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商人体育会发展迅速。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军国民教育思潮和西方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潮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和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潮之一。其目的在于通过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以铸国魂、抵御外侮、救亡圖存，并以此增强国民体质，改善国弱民贫的现状。爱国志士大力宣传“体育者，竞争之利器”[3]，他们的共同愿望是使中国“四万万同胞，皆体魄完全之人，精神充溢之人，皆勇敢有度，坚忍任事之人”[4]。当时主张“宜遵尚武教育之诏旨，实行军国民主义师德国之旧制，练二万万之民为国民兵，其法使各省各城镇乡各图各村皆遍立体育会”[5]。当时由商人出资创办的《东方杂志》《时报》等反映商人意愿的报刊，也都纷纷鼓吹军国民主义。军国民思潮发展到工商实业界，增强了商人讲求体育、强身健体、御侮自卫等思想，推动了商人体育会的成立。 晚清商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对其效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晚清时期，国内舆论界出现了较多的对西方、日本等国体育的介绍。1906年国内有文章提到“日本以区区三岛，吸取欧米富强主义，维新之发，即聘德美教员，从事体育，至中东战役以后，上下人心，确知其效之显著也，载仁亲王乃倡建体育会于都，而体操专门学校，因之继立，热心国事者，又从而设立体育协会，仿欧美制度，各处建置体操器械，并创办种种关于体育之会”[6]。1906年秋，苏州绅商倪开鼎、杭祖良等人禀请试办苏商体育会时提到：“泰西各国商人，皆有军人资格，如上海租界西商，设有商团，无事则按期操演，有事则守望相助，是以租界之中，偶有变端，其所损失多华商财产，西人晏然如故，彼优我拙，相形益见。[7]”商人在西方列强在华势力扩张的情况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对西商设商团的启示，中国商人也纷纷效仿成立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体育会。 其二，从商人思想意识角度分析，晚清商人爱国救亡、联合团体思想的觉醒为商人体育会的创办奠定了思想基础。晚清中国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崇士轻商”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随着轻商、贱商社会风气的式微，商人开始逐渐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自卑感，变得越来越自尊和自重，由此而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自豪感。“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具为国民之一分子……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8]。从其言论中，不难看出晚清商人的自信与抱负。同时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商人出现每况愈下的生计危机感。商人提出：“视国事如家事，爱国土如家产，勿任他人妄割取一寸之土，妄侵窃我一毫之权。[9]”晚清商人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忧国之心和爱国之情，期望通过发挥自身的力量，以挽救处于危亡之际的祖国。 与此同时，商人也意识到“欲抵御外祸，保固内权，亦非可望诸他人，其责任惟在我国民而己”[10]。不仅如此，晚清商人还意识到自身涣散不群的弱点，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发挥中坚作用就必须团结起来“合大群”，迫切期望建立一个联络工商、维护自身利益的社团组织。在苏商体育会举行首次开操仪式时武仲英在演说中提到：“鸟兽昆虫，皆有卫身避敌之法，而况于人。人为万物之灵，岂可无卫身避敌之思想，今之体育会，即此意也。本来邻里相处，无庸防护，自外人进中国，遂有以强制弱之势，是以吾人丞须讲求体育，以为自强之基。[11]”由此可见，晚清商人出于强身自卫以及对联合团体、自治自立思想的觉醒，促进了商人体育会的创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晚清“中国积贫积弱，在外国逼迫日蹙之机”商人成立体育会是在外压逼迫和时代使命感驱使下所采取的一项爱国救亡措施。 其三，从社会政策层面看，晚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促使绅商阶层的形成，从而为商人体育会的创办提供了条件。晚清时期，清统治者面对日益严重的外国经济侵略以及无形的“商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巨大的挑战。“西方的商战之所以厉害，就在于它能以更隐蔽方式，夺人之财，弱人之国。[12]”因此，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挽回已失利权，清统治者痛定思定，革除了长期沿袭的“重本抑末”的传统陋习，出台了一系列“重商惠工”的政策。如设立商部、制定商律、颁布各种奖励农工商实业的奖励章程、鼓励商人出洋贸易和参加赛会、鼓励商人设立公司、倡导商人成立商会等各种社团组织以及整顿币制、设立新式银行等新举措。清末新政的推行，大大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商人从“四民之末”一跃成为“四民之首”。《申报》曾报道“盖国之所恃以立国者，四民耳。士与工则耗财者也，能生财供奉国用者，则农与商。农则岁贡钱粮，商则岁纳税课，然钱粮有定，税课无定，而商之有益于国也，又在四民之首矣！[13]”尊商、重商的社会风气也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弃士从商”，并且形成了近代独特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而“绅商不仅是各地商会的倡设者，而且是各级商会组织的实际把持者”[14]。晚清商人体育会大多都与商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也多有绅商担任，绅商阶层的形成为商人体育会的创办提供了条件。 3 商人体育会的宗旨 商人体育会是晚清商人在爱国感情的驱使下，为维护商业利益，以讲求体育、强身健体为宗旨的近代体育社团。如《上海商团小史》中记载上海“五体育会”发端时提到：“国民躯体赢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乃于民国纪元前五年发起组织体育会，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干城之选。[15]”据《华商体操会社章程》记载“本会社商余之暇习体操，以健身、卫生、尚武、强种为宗旨”[16]。苏商体育会的宗旨为：“讲求体育，力矫柔弱，以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而结成商界完全之团体，并望入会者研究卫生”[17]。天津体育社在创建时提到：“国家之存亡，视乎国民之强弱，国民强者种必存，国民弱者国必亡。况当此世界大通列强环峙，我国迭遭外患，势甚堪危，若不发奋图强将何以支持危局。故本埠绅商学报各界热心诸君发起创办天津体育社，俾得提振国民尚武之精神，藉以互保国家危亡之末运。[18]”因此“招收本埠土著并寄居之士农工商及其子弟，练习体操，强健身体，振作尚武精神为宗旨”[19]。可见，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商人发起组织体育会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是为了“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想通过强健国民的身体达到强种强国的目的，具有“自强自立”“爱国救亡”的进步意义。 4 会员情况 从会员的社会身份看，商人体育会的主要领导大多是来自当时有一定财力和地位的绅商。如上海华商体操会的主要发起者虞洽卿，是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型绅商。苏商体育会的会长洪玉麟是钱庄的经理，副会长倪开鼎是珠宝店经理。商人体育会招收的会员主要以工商界的人士为主。《上海华商体操会社章程》规定“报名时须由行号盖章担保，其不在商界者一概不收，以符名实”[20]。天津体育社“招收本埠土著并寄居之士农工商及其子弟”，但也有一些体育会“入会者不限于商”。如苏商体育会成立时共有会员145人，注明职业的有53人。根据统计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来自珠宝、纱缎、钱庄等店铺的商人，其他职业注明“读书、学、药、西医”的有9人。从会员的年龄结构看，年龄以中青年为主。如华商体操会和苏商体育会规定招收“年岁自16岁至45岁者”，但就其实际参加的会员情况看，年龄多以20岁至30岁的青年居多。根据1911年苏商体育会提供的操员姓名册的情况来看，会员一共145人，20岁以下的有33人，30岁以上的只有7人，其余均为20岁至30岁的青年人。除此之外，还规定“幼稚、力弱、老迈、气衰及有病、吸洋烟者概不收录”[21]。要求入会会员必须“品行端正不染嗜好者，年富力强身无残疾者”[22]。由此可见，商人体育会的会员主要是由品行端正的工商界中年轻力壮的店员、工人、学徒构成，虽也允许其他行业的加入，但就其实际参加情况来看，主要还是以商人群体为主。 5 训练情况 从其场地设施来看，多数商人体育会建立之初场地设施都较为简陋。华商体操会操场“系丁王卢虞四君公司之产，慨借与会社为操场”[23]。苏商体育会成立时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而是“暂借祥符寺内空地”。上海商业体操会平时会操地点在“沪军营附近的南操场，场地面积30多亩，地上铺黄沙。场上有天桥、绳梯、吊竿、沙坑等，并设有大芦席篷一座，内有各种柔软体操设备”[24]。从训练时间上看，会员们平时各营本业，每天利用早上和下午的业余时间进行操练。如，华商体操会规定“每日晨操6点半钟到7点钟开操，8点钟为度。夕操5点钟到5点半开操，6点半钟为度。礼拜日晨8点钟早夕两班会操，以资联合”[25]。苏商体育会成立时提到：“本会会员各有实业，恐未能日应二操，现定每日操演一句钟。[26]”根据季节的不同，开始的时间从上午6点至8点半不等。遇有万寿、端午、中秋等节日均休息1天，暑假从小暑日起至处暑日。天津体育社每天训练2次，每次1个小时，6月份的训练时间安排是“每日上午6点出操，7点半收操，下午6点10分出操，7点10分收操”[27]。可见，商人体育会的训练活动多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训练1至2个小时，一年四季无间断。充足的训练时间，不仅充实了商人的业余生活，而且也促进了国民体质的提高。 从训练内容上看，商人体育会的训练内容起初多以练习体操为主，教以各种兵式操法、柔软体操、器械体操。上海华商体操会規定“先习普通体操以3月，强我筋骨，振我精神，3月后再行续习兵操”[28]。1906年苏商体育会成立时指出：“本会先聘教习，课以柔软体操。俟三月后，规仿上海成法，再添器械体操及各种兵式操法，以期大成”[29]。上海“五体育会”也多以组织会员进行徒手体操、柔软体操、兵式操练等方面的训练。随着商人体育会的发展，其训练的军事化倾向日益明显。1907年底，苏商体育会以“力求实践，非有枪枝，不足以完形式而振精神”[30]为由，开始每月进行射击训练。成立于1907年的上海商业体操会，操练内容最初也以徒手体操为主，后又聘请军事教习，教练枪操，还安排野外战斗演习等内容。沪西士商体操会“会员有200多人，备有步枪数10支，进行兵操、枪操训练。该会还特备20余匹马，组织了一个马队”[31]。沪学会体育部、商余学会体育部的操练内容也以“新式体操、教练洋枪和军事科目”为主。由此可见，商人体育会训练内容多以西方兵操和军事科目为主，具有一定的军事化倾向。 后时局动荡、治安力量缺乏，商人体育会逐渐发展成为商人准武装团体，其训练的军事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并且还定期组织会员进行射击、军事演习等活动。其宗旨也由“讲求体育，力矫柔弱，以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变为“以辅助军警自保治安，养成军国民资格，维持商场秩序为宗旨”[32]。商团成立后不再单纯以讲究体育，练习体操为主，而是更加注重军事理论和训练，其性质也逐渐从强身健体，保商自卫的商人体育社团向商人准武装团体演变。 6 社会贡献 6.1 促进西方近代体育和“三育并重”思想的传播 我国近代西方体育传入最早的项目就是体操，晚清时期在洋务派编练新军中较广泛系统地进行了兵操训练，使西方兵操得以系统地传入中国。商人体育会日常的训练内容主要以徒手操、柔软体操、兵式操练为主，另外还涉及中国的国术、田径、射击等内容，这对于近代体育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商人体育会在注重体育训练的同时，还注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如上海“五体育会”经常“敦请社会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鼓舞“非振作尚武精神，无以资自卫而谋富强”。对于启发民智和提高会员的爱国感情有着积极的作用。在1906年9月苏商体育会举行首次开操仪式时强调，“在体育之外尤不可不讲者，莫如德育、智育。有德育，则乃有爱国心，公德心；有智育，则乃可讲求制造，振兴实业，以为抵制外货之计”[33]。晚清商人从自身实际出发，对德、智、体三育并重有了深入的理解，也说明在同时代具有一定先进性的“三育并重”思想已不再拘囿于学校教育的范畴，而已经走上社会，被商人群体所接受。可以说，商人体育会是“德、智、体”三育并重思想的有力提倡者和践行者，有力地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和“三育并重”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6.2 增进民众体育认知，推动体育社会化 19世纪末，当“体育”一词传入我国时，国人对于这个词是陌生的、懵懂的。加之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治”氛围，以及“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社会文化观念，导致中国文弱之态、“重文轻武”之风盛行。“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民谚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这也造成了商人体育会成立之初民众对其的不屑，“犹忆操服过市井，时人犹以当兵嗤之，嘻！积习之不易挽也。[34]”随着商人体育会的不断扩展，部分商人体育会还配有专门的军乐队，定期进行操演。整齐的队列、统一的服装，加上铿锵有力的军乐声，十分夺目和令人振奋。据载：“华商体操会每次出操时，都会引来众多百姓的驻足观看，并不断有喝彩叫好声。[35]”商人体育会的声誉和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并且商人体育会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深得百姓信赖，有利地改善了民众对于近代体育认知的刻板印象和粗浅认识，加入商人体育会成为时人的一种荣耀。据统计，上海的华商体育会从成立至解散，会员人数多达6 000多人。苏商体育会至1928年7月“除团本部之外，附设有31个支部，还设有3个大队和1个常备队，另有1个军乐部，人数增至2188人”[36]。商人体育会规模和人数的不断增加，客观上对于体育在社会中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是近代最早开展城市职工体育活动的群体，商人体育会也是近代最早成立的体育社团之一。它的兴起也是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带动了社会各界纷纷成立体育会的热潮，推动了近现代体育社会化的进程。 6.3 为近现代体育社团的建立提供模式 晚清商人体育会一般成立之初就具有较为完备的章程、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具有近代体育社团所具备的特征。所谓体育社团是指“公民自愿组成，自主管理，为现实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以体育运动（或活动）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37]。从现存的史料看，上海、苏州、天津等地的商人体育会均制定有会员一致认同的明确的宗旨和目标，也有会员共同认同和遵守的付诸文字的章程和管理规定，对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在组织上分工细密、机构健全、职权分明。如上海华商体操会成立时就设有正副会长各1人，会计员2人，监察员4人，体操教习4人等。苏商体育会成立时设有正、副会长，议事员，体育教员，会计，庶务员等。管理上奖惩分明，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天津体育社规定：“小过3次改为记大过1次。记大过3次者即实行除名，绝不姑息。[38]”对于训练合格的会员要颁发证书，并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以示奖励。会员均为自愿参加，活动经费多来源于所属的商会资助或通过收取少量会费、募捐等方式筹集，并不依赖于政府划拨。由此可见，商人体育会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同类相聚性、互益性等一般体育社团所具有的特点。另外，在领导人选任上，商人体育会采用“选举制”。如上海华商体操会规定：“本会社会长暨办事员一年一举，预于一月前投票选举。[39]”在任职期间，如有徇私和偏袒行为，会员可联名禀控，要求撤换。“选举制”是我国近代商人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为近现代体育社团的建立提供了模式。 6.4 在维持社会治安、培养革命力量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在面对时局动荡，政府内外交困，治安力量缺乏的混乱局面下，商人体育会担负起了维护社会治安、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成为了地方官府得以信赖和依靠的重要的安保力量。如上海“五体育会”即曾受宫府之命，协助禁绝烟馆，防止烟民暴动，会员“分区出防，历三昼夜”。1907年苏商体育会曾代巡警局执行清政府的厉行禁烟、关闭烟馆的运动。1911年天津体育社在商会的要求下“昼夜分路逡巡，使市面获得安堵”[40]。上海“五体育会”还积极参与市政建設，在拆除上海旧城墙、改造城市面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因受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商人体育会有时也会受官府之命镇压所谓的“匪党”，起到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消极作用。除此之外，商人体育会在培养革命力量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上海“五体育会”在光复上海、攻占制造局、辛亥革命等战斗中义无反顾，英勇奋战，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由此可见，作为以强身健体为发端的商人体育社团组织，在历史上发挥了独特的社会作用。 综上可见，晚清商人体育会是我国近代成立较早的民间体育社团，是晚清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晚清商人在国家政局不稳之际进行的一种自强自卫的一种手段，多以“讲求体育、强身健体、尚武、强种”为宗旨，具有爱国救亡的进步意义。其会员多以商界人士为主，训练内容以练习近代体操、兵操为主，军事化特征明显。晚清商人体育会对促进近代体育及其“三育并重”思想的传播、增进民众体育认知、促进体育社会化和对近现代社会体育组织建设以及维护社会治安、培养革命力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敏，付海晏.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第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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