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场域理论解析 |
| 范文 | 刘转青 殷治国 郭军 夏贵霞 摘 要：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是“场域”“资本”和“惯习”3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育的目标定位和“举国体制”的确立构成体育内部的行动框架，体育政府部门凭借自身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获取场域内部的主动权，制定体育场域特有的行动逻辑和规则，主导体育社会组织的实践行为。体育政府部门的指令、控制和干预等行政惯习遏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在资金、规范和专业技术等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惯习使其失去了独立性；而传统文化惯习使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丧失了社会认同和支持。研究认为应重新调整体育场域内部的资本，架构新的场域结构；政府部门应当摈除行政惯习，逐步下放权力；体育社会组织必须摒弃内在化的依赖惯习，从资金、规范和专业技术等方面增强自身的独立性；普通民众应逐步突破传统思维的禁锢，构建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认同。 关 键 词：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场域理论；布迪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4-0014-07 Abstract： Subjectivity absence in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joint functioning of such 3 factors as “field domain”， “capital” and “habit”. Sports objective orientation and “nationwide system” establishment set up the sports internal action framework， relying on their own political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spor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btain initiative inside the field domain， establish the sports domains particular action logic and rules， and guide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practical behaviors. Spor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dministrative habits such as directive，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conta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relying habit makes them lose independence in terms of fund， norm and specialized technology etc； while traditional cultural habits make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lose soci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In the authors opinion， capital inside the sports field domain should be readjusted， and a new field domain structure should be set up；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get rid of administrative habits， and gradually transfer power to lower level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must get rid of internalized relying habits， and enhance their own independence in terms of fund， norm and specialized technology etc； common people should gradually break traditional thinking confinement， and build up recognition to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ubjectivity；field domain theory；Bourdieu 體育社会组织是我国体育治理的重要主体，是体育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体育治理改革的不断深化，体育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价值逐步凸显，日益受到关注。然而，囿于自身的某些缺陷和外界的约束，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其主体性严重不足，对内无法摆脱体育行政部门的依托，对外无法独立承担体育发展的事务，欠缺独当一面的勇气和实力，严重影响体育社会化的进程。我国体育政府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缺失？应当通过哪些方法构建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本研究意欲借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探讨以上问题，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借鉴。 1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其引入缘由 布迪厄基于“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理论研究得出场域理论，并应用该理论对法国社会秩序结构的再生产进行了全面解析，产生良好效果，从而广为其他社会学者推崇[1]。场域理论中包含“场域”“资本”和“惯习”三大概念[2]，即[（惯习）（资本）]+场域=实践[3]，它为诠释社会实践提供建构性的理论框架。其中，场域是关系性的社会空间，是由基于特定资本类型与数量所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空间[4]，可以界定为“诸地位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构型”[5]，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6]，拥有自身的运行规则和实践逻辑。布迪厄对场域这一概念的理解，考虑得更多的是其关系性[7]。资本是一种具有累积性的资源[6]，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等不同形态[8]。资本是场域竞争工具，资本类别和多寡决定各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分布，形成场域内部特有的竞争逻辑[6]。正是由于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的资本所展开的持续博弈，才导致场域内部矛盾与斗争的普遍，也导致场域内部关系复杂多变。惯习则是指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形成的人们有关感知、行动与思考的倾向系统[8]，惯习既具有前后一致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会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既是社会结构长期内在化的结果，能以性情倾向系统表现出来，又主动参与到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当中[9]，它包含个人对世界理解和对社会认知，在个体潜意识中发生作用，维持场域活动正常运转[6]。 布迪厄[1]主张从“社会小世界”（即场域）角度考察整个社会，整个社会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场域组成，各个场域均具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则和实践逻辑。引入场域理论用以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缺失，可以有效将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单独剥离，对我国体育的内部结构、资本分配、行动者的行为惯习等进行深入剖析，促进我们更好把握我国体育的内部结构和关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深层原因。作为体育场域重要主体，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缺失是场域、资本和惯习3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作为空间隐喻的体育场域提供体育社会组织行动的背景结构，它塑造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潜在、不可见的关系结构，是各种利益和斗争的潜在模式[10]，行动者的惯习就是在这种背景结构中运行的[11]。而体育场域中资本配置方式则主导各主体间的相互冲突和斗争，并决定各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它是导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各主体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建构的惯习会导致他们倾向性地选择某些策略，表现出特定的行为，从而影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获取。 2 体育社会组织成长的场域空间 体育社会组织形成、发展于特定的社会空间（本研究称之为体育场域），该空间具有鲜明的场域特征： 其一，它是客观性的关系网络。该关系网络包含体育政府部门、体育事业单位、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等特定利益主体。其中，体育政府部门和体育事业单位在整个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负责体育的整体发展协调，包括：确立体育的发展战略、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架构体育的制度框架、分配体育的资源利益、对其他利益主体进行监督管理等。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则主要扮演场域游戏规则执行者的角色，他们在体育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下负责特定领域体育事务的开展，协调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具体工作。随着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的发展成长，他们占有的场域资本将日益增多，拥有的场域话语权也将日益增大，他们在场域中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采取的行动将对现有场域规则形成冲击，并影响场域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见，体育场域是由参与到体育发展中的不同主体所形成的一系列位置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各主体之间关系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 其二，它是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不同于其他领域，体育这一独立“小世界”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和实践逻辑，如场域内部政治资本对其他资本的支配地位、“金牌战略”在体育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资源获取对场域关系的高度依赖等。这些运行规则约定俗成，为场域内部的行动者所认可和遵循，并对场域内部各利益主体的行动产生较强约束力。体育场域规则的独特性使它明显区别于其他场域，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其三，这一空间内部充斥着各种争斗和博弈。各主体之间的博弈集中在资源获取、利益分配、话语权争夺、场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如：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为争夺话语权而主张对现有体育体制进行改革，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而主张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为获取扶持而不得不对权力做出某种妥协；体育政府部门为维系利益而竭力反对对现有体制的改革，为强化控制而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某种打压，为了应对压力而进行某些象征性的调整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使场域关系处于动态调整当中，并对场域规则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3 体育场域内部的资本分配对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影响 场域理论指出场域内部存在着各种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12]。行动者主要凭借各自拥有的资本占据不同的场域位置，获取场域竞争的话语权。当前我国体育场域中，政治资本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拥有对其他资本的掌控能力。体育政府部门和体育事业单位主要凭借政治资本获取体育场域中的主导地位；而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场域竞争的主要工具是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体育市场主体参与场域竞争的主要工具是经济资本。体育场域内部的资本配置方式对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产生重要影响，下面主要选取相关性较大两类主体进行分析。 3.1 体育政府部门持有的资本对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影响 体育社会组织首先需要面对体育自身的定位，它需要在体育总体定位下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我国的体育体制是由政府主导确立的，体现权力场域对体育场域的干涉、政治资本对体育专业资本的控制。在这种干涉和控制下，政治权力与体育权力最终达成一致，确立“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竞技体育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彰显社会制度优越性、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体育发展目标，并确立“举国体制”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国家对体育的目标定位以及基于这一目标而确立的“举国体制”在实质上架构体育内部的行动框架，形成体育场域特有的行动逻辑和规则，左右着体育场域内行动者的实践行为。在“举国体制”框架内，体育的政治功利价值被无限放大，体育资源与权力高度集中于体育官员手中，体育发展被局限在较小的、由政府直接管辖的范围内[13]。这一场域中，垄断大部分体育资源和权力的体育政府部门拥有其他主体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从而顺理成章地获取场域竞争的主动权。他们主导着场域内部规则的制定，倚仗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对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控制：或以经济资本为诱惑驱动其他主体的行为；或凭借政治资本打压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由于受限于自身的资本储量，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场域内部的游戏规则，按照体育官员架构好的规则制度来展开实践。可见，在我国现行的体育体制下，拥有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體育官员已经成为体育场域“主宰者”，体育社会组织仅仅扮演着场域规则“执行者”角色，成为政府部门的配角。 近年来，由于外界力量的强势推动，外加体育内部矛盾的逐步激化，体育场域内部关系有了一定的调整。在外力倒逼体育改革的过程中[14]，体育政府部门对部分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并逐步让渡部分权力。但体育政府部门插手体育社会组织运作，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本获取体育发展资源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严重挤压体育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以我国篮球改革为例，尽管姚明被推选为篮协主席，篮协实体化进程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篮协的主体地位却仍未完全确立，篮球运动发展过程仍摆脱不了行政力量的干涉，比如，新成立的篮协管理层仍有不少体制内人员，他们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姚明上任后提出“延长联赛、缩短国家队集训时间、取消亚洲外援”等提案被全部否决；CBA后备人才培养仍与地方体育局有千丝万缕联系，联赛内部人才流动仍将长时间受到地方体育局的干预。可见，我国篮球改革虽已迈出实质性一步，但中国篮协主体地位的确立仍任重道远。作为体育改革的排头兵，且有姚明这样的社会名人参与，其改革尚且如此，其他体育社会组织若想获取主体地位，其难度可想而知。体育政府部门对资本的追逐贯穿了体育场域竞争的始终，政府的这种逐利行为使得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愈发稀缺，组织之间的斗争也愈发纷繁芜杂。 3.2 体育社会组织持有的资本对自身主体性的影响 体育社会组织主要凭借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参与场域竞争，文化资本主要包括自身专业技术水平、业务能力、运营资质和前期成果等；社会资本则主要是指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其中，文化资本是他们立足场域基本前提，是影响他们主体性获取的内部因素，体育社会组织承接各项任务、开展各项工作均需要以他们所具备的文化资本为依托。然而，由于我国体育场域的特殊性，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在场域内部备受推崇，使得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得不倚仗各类场域关系，以获取政治资本的扶持。由体育政府部门直接运作管理的体育社会组织能够较轻易获得发展资源，它们在体育场域内如鱼得水；而一些纯民间性的体育社会组织则无法顺利获取资源，发展遭遇瓶颈。在面临困境时，这部分体育社会组织通常会采取策略谋求化解，它们或选择主动挂靠到相关管理部门，或邀请政府官员担任组织内部要职，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機会。这些措施使得体育场域内部的行政逻辑得以固化。与此同时，部分无法借力政治资本的体育社会组织逐步被排斥出体育场域的边界。这些被淘汰者往往会采取策略来反抗体育场域的既存规则和政治权威，并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有关体育场域运行逻辑的不利传言，致使体育场域内部的象征资本（声誉）日渐式微，从而影响外部资本对体育的介入，最终影响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 4 惯习对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影响 4.1 体育政府部门的行政惯习遏制体育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 作为体育治理中的两个重要主体，体育政府部门和体育社会组织理应处于一种平等状态。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我国体育特殊定位和基于这种定位所确立的“举国体制”以及特定的资源分配方式，注定两者无法在一种平等的状态下展开对话。 体育政府部门通常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执着于坚守过去的功绩，这是他们维持自身政治资本的重要依据。他们担心一种体制外新力量的出现将不利于社会管理[15]，期冀所有的体育事务都能在自己的控制下发展，而若将体育事务交由体育社会组织来管理，政府部门将会感到面临失控的风险。因此，我国体育政府部门对体育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现实中制定了较为繁杂的规则来限制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些规则在规范体育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带来了负面影响[15]。体育政府部门的这种行动策略压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使其无法快速成长为独立主体。 4.2 体育社会组织的依赖惯习扼杀其主体性的发展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自诞生伊始，就欠缺独立性和主体性，在诸方面依托于政府，主要表现在资金、规范和专业技术等方面。如前所述，为了获取经费支持，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或主动挂靠到相关部门，或邀请政府官员担任组织内部的重要职位，其内部造血盘活的功能逐步丧失，而“等、靠、要”等依赖惯习逐步固化。它使政府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现有的体育结构，使体育场域内部的规则更加牢固。这正反映出场域理论所阐述的惯习对当前社会结构的主动建构。从规范上来讲，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承袭行政规范，内部管理章程和制度大多是按照行政管理要求来制定的，在人事安排方面也存在着任命而非选举的情况，从而使得本该属于社会组织自己独有的内部规范处于缺位状态。 而专业技术的欠缺是制约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获取又一重要因素。作为参与场域竞争所倚仗的主要武器，专业技术资本理应备受体育社会组织的推崇。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却将发展重心置于对政治资本的追逐上，对专业技术资本根本不予重视，在结构上不重视人员的合理搭配，内部缺乏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而由于内部惰性和长期的依赖惯性使然，我国大部分体育社会组织欠缺知识积累的能力，内部尚未形成成熟的管理经验体系，使得它们处理事务的能力极差，组织赛事、开展活动时都必须依赖政府的参与，借用政府的管理模式开展体育工作已经成为常态。这种依赖惯习扼杀了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 4.3 传统文化惯习制约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发展 我国传统社会是在宗法氏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伦理是其文化本位。传统文化推崇等级秩序，强调社会控制，压抑个性发展[16]。儒家将个人的主体性消融于伦理；而道家则将个人的主体性消融于自然[17]17-19。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国人思维惯习，逐步使个人的主体性得以消解。 受传统惯习的影响，国人等级观念较重，对政府与单位的依赖性较强，欠缺自觉、理性、强烈的权利意识，缺乏对公共精神的自觉认同与理解[18]，这在客观上形成对民间组织社会需求不强烈。民众权利意识的欠缺导致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误识，即认为体育发展乃是国家之事，无需普通民众参与。这种误识严重影响到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主体性的成长失去了必要的土壤。正是由于长期的误识，使得国人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存在理解不够，对其支持也严重匮乏。从精神上来讲，社会成员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存在漠不关心，甚至心存抵制；从行动上来谈，社会成员较少以金钱或实物形式来支持体育社会组织的运转，参与体育社会组织所开展活动的积极性不够，对加入体育社会组织更是缺乏必要的热情，更遑论主动倡导成立体育社会组织。这种社会认同的缺失，使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生存受到严峻挑战：缺乏有识之士加入与领导，使得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失去主心骨；缺少社会资助，使其运作经费严重不足，其行动处处受制；缺乏必要的社会响应，使得其社会活动无法顺利开展，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这3方面的缺失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是致命的，其独立性表现出先天不足，其主体性自然也就无法得以保证了。 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思维惯习影响，既存体育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自主追求和责任担当，在主体意识、主体积极性、主体能力、主体义务和主体责任等多方面均表现出不足[18]，这一系列不足又严重制约着体育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使其主体性进一步沦丧。由于受到固化的等级权力惯习的影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对于一些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欠缺主动争取意识与勇气，甘愿沦为权力角逐的配角。 5 体育场域中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多元治理理念的提出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借鉴。在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引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各领域都按照治理改革提出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这些成效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对内部的资源和利益进行了重新配置，形成了新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案，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力量，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二是按照简政放权的要求，对政府部门的机构进行了优化，对政府的职能进行了重新认识，逐步实现了政府权力的转移和让渡，使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承担更多更重要职能，有效增强实力，实现国家和社会协同共治，进一步突出民主、参与、协同、互助等特征。其他领域的改革为体育改革提供思路借鉴，使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构建有更明确思路和更具针对性的策略。 5.1 重新调整场域内部资本，架构新的内部结构 体育场域是各体育主体之间关系的综合体现，场域本身以及基于场域所确立的资本分配方式决定各主体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也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主导因素。我国现有体育制度和资本分配方式广受诟病，对内不利于我国体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对外不契合市场经济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的现实要求，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构建的桎梏。因此，要想构建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当务之急必须对我国体育场域内部资本进行重新分配，借以调整场域内部关系，进一步完善现行体育体制。 对体育场域内部资本进行重新分配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面临的阻力大，且缺乏可供参考的前期经验。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破除现有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阻扰。作为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体育政府部门很难释怀对既得利益的坚守，也就注定其无法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革了；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自下而上的改革亦不符合当前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实际。诚如上述的篮球改革案例，尽管以姚明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具備雄厚的实力，但其改革仍面临诸多困境。因此，这一过程的实现必须借助体育部门以外的上层行政力量的介入，同时须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其次，有必要对场域内部资源和利益进行全面评估。而要想得出客观真实的评估结果，为后期的资本再分配所用，则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体育资源和利益评估机制。以此为依托，在科学客观评估的基础上，对体育场域内部的资源和利益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19]。这一过程最好独立于体育政府部门由上级政府委托专门的社会机构来完成。 再次，应当弱化政治资本在体育场域中的垄断性地位，充分发挥经济资本和专业技术资本的重要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各领域的经济转轨和体制转型开展的如火如荼，行政干预逐步减少，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体育领域理应根据宏观环境的这种变化逐步调整场域内部关系，确立新的运行方式，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经济资本注入体育场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凸显经济资本在体育场域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应当尊重场域内部专业技术资本的重要地位。体育场域属于专业性很强的次场域，有着诸多自身的特征和规律，这使得体育场域具有一定的专业排他性。因此，体育场域的内部运作必须依赖专业人士的参与才能获取高效率。然而，由于特殊场域规则和内部逻辑，使得专业技术资本在体育场域内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获取更多资源和发展机会，大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均挖空心思谋求与政治进行联姻，从而导致其主体性日益沦丧。因此，有必要改变现有场域内部的运行规则和实践逻辑，改变以往那种“唯权力论和唯关系论”的做法，真正把能力和绩效作为考量体育社会组织承接体育事务的依据，营造良好的场域氛围，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体育领域，增强体育社会组织的实力，帮助其确立主体地位。 5.2 体育政府部门摈除行政惯习，实现权力下放 体育政府部门的行政惯习集中体现在他们对权力的把持和对资源的控制上，他们在处理事务时会倾向性地选择行政方式。这严重遏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阻碍其主体性获取。因此，要想构建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体育政府部门应当改变传统的权力观，摈除行政惯习，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重新审视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20]，逐步下放权力。 姜同仁[21]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专门体育机构相对较少，且政府角色主要定位于提供财力支持和政策引导层面。我国体育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做好角色的转变，实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内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将自身工作重心转移到体育战略发展和方针政策制定上来，逐步实现权力下放，帮助体育社会组织确立主体地位。体育政府部门应当逐步将运作体育事务的具体权限交还给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为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让渡空间，主动退出适合由体育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相应领域，为体育社会组织搭建发展平台，积极稳妥地提升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益，最终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22]。具体做法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合同外包等方式将公共体育事务委托给体育社会组织来运营，政府只负责监督管理和最终的评价验收。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采用该种模式来运作公共体育事务，但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如江苏常州早在2013年底就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施办法》，政府向社会购买的体育项目由2014年18个增长到2017年34个，购买金额也由最初的99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316万元，并在赛事设置、评审程序、绩效考核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进，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值得在全国范围推广。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内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既有利于政府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做到向社会放权；又为体育社会组织施展才能提供了空间[23]，有利于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获取。 5.3 体育社会组织摒弃依赖惯习，增强自身独立性 场域所形塑的依赖惯习使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丧失独立性，成为其主体性构建的内在羁绊。因此，要想构建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必须先摒弃其已内在化的依赖惯习，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具体应当从资金、人事、内部规范和专业技术等方面来进行。 首先，体育社会组织应当不断拓宽经费渠道，增加经费来源。一般认为，会费、捐赠、经营收入，公共资金和志愿行为构成了非营利组织资金的基本来源，若将捐赠与志愿行为合并为慈善行为，则形成会费、慈善、经营收入和公共部门的四分结构[24]。应当重点鼓励体育社会组织自主经营，允许其在合理范围内开展正当的体育经营活动，承认其合法经营所得；同时要加强体育基金会筹措体育经费的能力，且尽量保证经费能反哺于体育事业发展。相比于西方国家，社会捐赠历来是我国民间组织经费来源的软肋，社会捐赠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有赖于媒体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参与，应当从当下做起、从身边着手，逐步引导和培养公民的慈善意识，通过鼓励社会捐赠行为来增加体育社会组织的经费收入。而对于会费的收取则应当慎之又慎，不宜短时期内骤增，以免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当然，政府的扶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经费的直接划拨、对公共服务的采购以及税收的减免[25]。 其次，应当在人员构成上脱离对政府的依附，坚决杜绝政府官员在体育社会组织内部任职的现象和体育社会组织挂靠到政府部门的现象，从人事上保持独立。对于组织内部人事的安排，应当严格按照民间组织建设的要求来组建体育社会组织的管理机构，防止行政化与官僚化倾向，力求使其内部机构扁平化；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岗位的人员，避免以往那种凭关系直接任命的现象；同时，要明确各岗位的权利与责任，做到岗位清晰、责任明确，权责利对等。 再次，应当重视内部规范的建设，保持组织章程、制度的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组织章程和制度应当在反复论证研讨的基础上形成，应当考虑到组织全体成员的实际情况，把合理性与实效性放在首位；同时应当避免对章程和制度的随意篡改修订，以保证其权威性与稳定性。当然，对明显不切合实际的章程和制度内容进行一定的修訂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应当采取民主决策，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进行完善，而绝不能简单遵照少数领导的臆测行事。此外，应当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从组织内部和外部加强对权力、经费等方面的监督，以做到权力善使、信息公开、账目清晰。 最后，体育社会组织应当注重自身技术与知识的积累和提高。通过主动承担相关体育工作不断积累管理经验与技术知识，探索有效的管理运作模式，形成独立的管理经验体系，提高自身独立处理事务能力，增强自身的独立性。 5.4 消除误识，构建社会认同 误识的形成，既是传统思维惯习长期作用的结果，又与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对误识的消解，也应当从这两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 首先，就体育社会组织而言，应当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通过承担更多的体育事务来扩大影响力，增强社会认同。同时，体育社会组织应当进一步厘清与体育政府部门的关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逐步消除 “体育社会组织只是政府职能延伸”的误识。 其次，由于惯习是外在环境长期内在化的结果，因此它具有积久性和固化的特征。要想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惯习，必须让他们多汲取新的理念和知识，逐步消除传统文化对思维的禁锢；同时要加强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养，让更多普通民众了解到参与体育锻炼是自己的基本权利，推动体育发展亦有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唯有通过这种观念的变更和意识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误识，使更多人能够主动加入体育社会组织，踊跃参与体育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从精神和行动上给予体育社会组织更多的支持，有效地推动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 诚然，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外力持续推动。其中媒体的宣传推广至关重要。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我国媒体应当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应当以积极的态度介入体育场域，加强有关体育社会组织的性质、特征和功能等方面内容的宣传和报道，通过推介体育社会组织开展的典型事件来为其塑造良好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此外，教育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是当代维护国家运转的最有效途径，学校通过强制性灌输和反复强化来推广价值体系，建构社会认同[9]。因此，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误识的消除以及社会认同的构建必须借助教育的功能，通过教育来改变传统观念，形塑新的惯习。 确立体育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使其早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是我国体育治理改革的必然要求。但在当前形势下，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作为改革的主体，改革的动力与阻力并存于改革者内部，注定我国的体育改革只能在曲折和迂回中艰难前行，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的获取也将任重道远。因此，应当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关注，对改革的路径和方略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 参考文献： [1] 曹祖耀. 职业足球场域的行动逻辑[D]. 上海：上海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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