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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竞争与协同:协同学视野中的竞技体育发展动力分析
范文 邵桂华 满江虹
摘要:立足于协同学理论,分析传统竞技体育系统过于依赖外在的推动,从而导致系统发展动力缺失的现象。指出竞技体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来自于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协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序参量。激发出竞技体育系统真正发展动力的方法在于重视差异性的力量、弱化个体榜样的力量并充分发挥偶然性的力量。唯有此,才能使竞技体育系统在竞争与协同的基础上,形成以“共同发展”为标志的序参量,引导竞技体育系统不断实现向更高级有序状态的系统跃迁。
关键词: 竞技体育系统;动力;竞争;协同;序参量
中图分类号: G 808文章编号:1009783X(2016)01005905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Based on synergetics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s of power lack of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Research indicates that real power of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comes from order parameter which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factors in this system.The way to arouse this power is to pay more emphasis on differences,reduce the affection of examples and make full use of contingency.Only in this way,can we lead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forms the order parameter which marked by common development and develops from one status to another more orderly status.
Keywords: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power;cooperation;competition;order parameter
收稿日期:20150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9CTY002);吉林省软科学资助项目(20140418040FG)。
第一作者简介:邵桂华(1972—),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系统科学。
作者单位:
吉林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Scientific Research Office,Jilin Sport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新中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成为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关注的焦点,而且使得学者对竞技体育,尤其是对竞技体育发展动力的研究持续繁荣。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了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13]。通过分析可见,传统研究往往侧重于从政府职能、投资、管理方式或是三级训练体制等领域去探寻竞技体育的发展动力,而将“动力”寄托于这些“外部力量”之上,实际上寻求的是一种强化的“推动力”。从系统学的角度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带有深刻的“被组织”烙印,即强调竞技体育在外部强大力量的组织下,有条不紊地按既定路线实现既定目标,任何的偏离都是不被允许的。被组织发展思路不仅使竞技体育系统极端依赖于政府,在给政府带来巨大负担的同时也丧失了自身“自演化、自适应、自发展”的能力,而且也不符合竞技体育系统作为复杂巨系统的系统本质,从而成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出现诸多问题的真正根源。唯有站在“复杂性思维”的角度,深入到竞技体育系统内部去探索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及建立在这些关联关系之上的系统“自我发展力”,才是找寻竞技体育发展动力的正确方法。本文以协同学理论为基础,探索竞技体育系统建立在竞争与协同机制之上的自组织发展动力。
1协同学基本思想
20世纪70—80年代,以牛顿力学体系为根基的“确定性科学观”不断被质疑与批判,众多科学家开始突破“被组织”思维模式的局限,转而将目光投向复杂大系统内部,寻找奠基于系统要素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系统“自组织”发展能力,“自组织理论”由此逐渐崛起。
哈肯(H·Haken)的协同学无疑是这一理论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它以系统自组织发展的动力研究为中心任务,指出复杂大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必将导致系统各要素之间竞争与协同行为的出现[45]。竞争将使系统不断远离平衡态,为系统实现质变提供条件,而竞争的结果将会导致要素之间的协同,从而产生相互协作、合作和同步的特征,使系统出现整体性的变迁,引导系统从一种状态发展到更高级、更为有序的状态。在新的状态下,竞争导致协同的过程又会重复出现,复杂大系统正是在“竞争与协同”的推动力下,不断实现螺旋式的上升。
竞争与协同的持续相互作用,必将导致序参量的出现。要素之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与协同,将会使它们之间的某些联合模式(表现为系统的运动模式)不断被加强,将更多的要素聚合到这一模式中来。随着竞争与协同在不同层面上的不断上演,某种运动模式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被放大,最后战胜其他所有模式而成为系统发展的主导性模式,对所有子系统或要素均具有支配和奴役地位,整合系统的协同发展,不断实现自组织的演化过程。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复杂大系统的处理,就要摒弃外在力量的束缚,科学把握其内在的竞争与协同,并促使系统产生宏观的序参量,这才是激发其发展动力的核心所在。
2基于协同学的竞技体育发展动力分析
2.1竞技体育系统发展动力的缺失
作为复杂的巨系统,竞技体育是一个包含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众多资源在内的复杂体系。按复杂大系统的观点来看,这些要素和子系统之间,既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又相互竞争、相互抵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关联方式,而也正是这些关联关系,才是系统自组织发展的关键;然而,在传统的竞技体育发展体制下,要素之间这种丰富的关系均臣服于一个外在的目的,即“金牌战略”之下——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满足这一外在目的,就能够被保留下来,而若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势必会强制被消除。由此导致竞技体育系统的发展动力并非奠基于要素之间的相互支撑与作用上,而是维系于外部的推动力,表现出明显的“被组织”色彩。
在传统发展机制下,差异是要被消除的,因为:科学训练方法(以“三从一大”为代表)已被证实是科学的,任何一个运动员都要遵循这一唯一的、确定性的方法来进行训练,这样才能达到统一化的结果;榜样运动员是需要特殊照顾的,因为他(她)最有可能实现夺金的任务,其他运动员被忽视是理所应当的;步调必须是一致的,均要服从于教练员、体育官员甚至是国家的一体化安排;自由是不被允许的,所有的运动员和运动训练过程都是被既定的夺金目标、训练计划和训练方法所约束起来的;偶然性是不存在的,训练与竞赛成绩的取得是一个必须的结果,唯有坚持刻苦训练,才能必然取得理想的结果,任何的“讨巧”都是不可取的。
从协同学和自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机制,正是以简单方法应对复杂系统的“简化论”思维的结果。它不仅没有深入认识并利用要素之间具有真正建设意义的关联方式,反而人为地刻意去消除这些关系,显然是南辕北辙之举。竞技体育系统看起来的“目标一致”的“协同”,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束缚力量之上,与真正的“竞争导致协同”的复杂大系统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也因此导致了当前竞技体育出现的诸多弊端。而要真正找出竞技体育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还依赖于我们对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竞争与协同关系的激发。
2.2竞技体育系统发展动力的激发
2.2.1注重“差异”的力量
差异是传统竞技体育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运动员的身体条件、个性心理等必然会存在着差别,但这种差别在传统理念中,往往是要被消除的对象,而消除的方法在于整齐划一的训练计划、标准化的训练方法和预定的任务目标。因为从体育官员到教练员,甚至包括运动员在内,都对标准化的训练体系深信不移,都相信既然有运动员成功地按照这样的方法或计划取得过好成绩,那新的运动员,不论他与前任运动员的差别多么明显,按照同样的方法就能复制同样的成功。
实际上这样的思想反映的正是“被组织”的精髓,目标、过程及评价都是事先制定并经过科学论证的,竞技体育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一事先确定的流程,在训练这条流水线上,打造出一批又一批符合标准(能够获得金牌)的产品(运动员)来。在这样的过程中,差别要被去除,个性、特色并不重要,因为清晰且明确的统一标准横亘在那里。这样的过程结构简单,易于掌握,正是管理者们所愿意看到的。至于在这样的过程中,必然会由于运动员的本质差异而导致众多“半成品”出现的现象,在金牌目标面前是可以容忍的。
然而协同学理论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异,不是应该被忽略甚至是被消除掉的,而是应该被重视甚至放大的;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不仅是运动员们相互竞争的基础,也将为竞技体育技术的更新、更多具有特色训练方法的出现提供可能。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差异性的存在,那么不同的运动员就会因为其身体条件、个性心理、认知方式等的不同,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思维体系和技术体系来。而这些基点不同的思维与技术体系,必将不断影响其他运动员,从而形成相互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一些更加科学的模式可能会得到更多运动员或教练员的认可,从而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会遵从这一模式从而达成协同,竞技体育技术的更新和发展由此成为可能。以百米起跑姿势为例,19世纪前,运动员在百米起跑时的姿势各不相同,有站立式、半蹲式、直立式等,这些不同的起跑技术,实际上就形成了竞争。1887年,美国著名田径教练玛尔菲从袋鼠跳跃时的特点出发,创造了“袋鼠式”起跑姿势,但这种姿势当时受到冷嘲热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然而在系统发展的临界点上,一个涨落的出现却使这一技术迅速得到公认。1896年第1届现代奥运会上,唯一采取“袋鼠式”起跑技术的美国运动员,由于其良好的起跑技术而获得冠军;于是,嘲笑的声音不见了,“滑稽”的评价消失了,人们转而研究这一更符合科学的技术动作,它由此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和主导性的模式,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采用这样的起跑方式,并历经发展成为当前的“蹲踞式”。其他诸如“背跃式”跳高技术、“旋转式”铅球技术等,都是遵循了同样的发展历程。由此可见,正是竞争导致了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而若我们以标准的方法来要求所有的运动员而忽视差异性的存在,或许这样的先进技术永无出头之日。
要充分认可这种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创造条件增大这些差异性,并引导教练员和运动员利用这些差异性展开竞争。这样一来,不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得到充分的激发,从而可能衍生出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技术动作和思维方式来,而这些技术动作和思维方式之间及它们与传统方式之间的竞争,会产生出协同效应。按系统发展的规律,势必有一种模式能够取得优势地位,而它必然是最为科学正确的模式。
由此看来,高明的体育管理者要通过政策制定、条件保障等措施,引导这种差异性之间的相互竞争,将竞技体育发展的决定权交给竞技体育本身,而不是强调“长官意志”;高明的教练员是要通过激发与鼓励,允许与认可运动员利用差异性展开竞争,并要深入到这些竞争之中去引导协同效应的出现,将竞技水平提高的决定权交给运动员本身而非体现“成人霸权”;高明的运动员要善于利用这些竞争,在竞争中展开广泛的学习,调整自身的认知结构或技术体系,将自身置于纵横交错的交流网络之中而非“闭门造车”和“墨守成规”。唯如此,竞争在各个层面上的威力才能逐一体现。
2.2.2弱化“个体榜样”的力量
个体榜样是从体育官员到教练员都愿意看到的对象,因为他(她)意味着成功,证明着体制的科学有效,也代表着标准化的训练流程。个体榜样一旦树立,也就为其他运动队和运动员指明了方向:在同样的体制里,按照同样的训练方法,去达到同样的成功。
然而在哈肯的视野里,整体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关心的重点,个体并非核心。正如中国有刘翔这样的运动员并不能说明我国田径已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姚明这样的NBA巨星也不能代表中国篮球站在世界前沿一样,个体榜样只能说明个性特色的重要性,并不能作为一种模式、一种方向或是一种体制的正确代表。中国至今没能复制另外一个朱建华、刘翔、姚明和李娜等,说明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然而我们对个体榜样不厌其烦的报道与认可,其弊端却是明显的,它将促使更多人采取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做法。如丁俊晖成功之后,许多家庭意欲采用同样的方式,带孩子辍学打球,希望能够拷贝丁俊晖的成功。“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丁俊晖般幸运登上世界冠军,也并不是只要近乎倾家荡产就能培养出一个世界冠军。”[6]。与此同时,它也为竞技体育带来了一种后患无穷的风气和理念,即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为了突出尖子运动员而不惜一切,对于一般运动员和更为重要的基层训练,则不屑一顾。虽然众多专家学者一再强调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对金牌的渴望使从体育官员到教练员,都将重点放在了突出运动员的培养之上。如据报道[7],在伦敦奥运会上夺得2枚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孙杨,其整个团队2年间的海外集训经费就达到惊人的2 000万元人民币。而2011年全年度,孙杨所在的浙江省,用于扶持业余训练的专项经费不超过1 000万元,用于配套国家级和省级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单项(县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及省级阳光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经费也仅为1 000万元[8],这也就是说,孙杨一个人的训练经费,基本上相当于浙江省在后备人才培养领域的总投入,我国竞技体育对拔尖人才的畸形关注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按协同学理论,寻求整体的共生比强调单一的特征更为重要,一个个体,唯有置身于群体,并在群体的竞争与协同中起到引导性的作用,在序参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引领性的价值,这个个体的存在才有真正的意义,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够成为可能。单独强调个体榜样的力量,将主要的关注点或资金投入少数几个人身上,以期获得短期的金牌效应,实际上损害的正是系统的整体发展能力。我们对少数突出运动员动辄建立专门团队,长期脱离运动队进行单独的海外训练,实际上是极端冒险的“赌博式”发展模式。这些运动员不但不能因其独特的训练方法和训练心得来影响其他运动员,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而且一旦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将会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刘翔的退赛导致中国田径几乎全军覆没一样。
因此,个体榜样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它既不能说明体制的科学性(事实上,我们对榜样的力量越推崇,越代表我们体制的失败),也不能代表标准化的训练流程(成功的道路各有不同,不同的人的训练方式应该有所差别,我们无法复制同样的成功)。我们应该摈弃对个体榜样的迷恋,强调对整体的关注,要建立起相互交流的整体训练网络,将每一个运动员,不论其是尖子运动员还是普通运动员,都从单子式的存在推向到复杂的合作网络之中,引导他们之间广泛的竞争与合作,以此来生成引导系统主体发展的序参量。
在这样的竞争与协同环境下,“榜样”不再是固定的、由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和培育的,而是生成的、借由自身努力不断获得的。只要顺应并推动序参量的形成,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实力成为其他运动员学习或模拟的对象,成为“榜样”,而要实现和稳固这一“榜样”地位,他又不得不持续从其他“榜样”那里获得更多的帮助。由此,“个体榜样”将不断演化成“群体榜样”,即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榜样,也都从其他榜样那里获得能量。唯有如此,“榜样”才能在竞技体育系统的整体发展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协同效益作用。
2.2.3发挥“偶然性”的力量
偶然与必然,是看待事物发展原因的2种不同观点。传统的竞技体育训练体系显然并没有为偶然性留有太多的位置,而是更希望运动员能够按照预定的训练方法和训练计划正常运转,以“必然”达到事先确定好的目标。
然而自组织理论学家们却显然更加注重偶然性的力量,从耗散结构理论中对于系统实现质变是由于随机涨落来触发的观点,到哈肯的“偶然和必然之间出现明显的相互作用”[9]的论断,再到恩格斯的名言“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的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10],都在表明同样的主题。偶然与必然,都是系统可持续发展调色板上的主色调,某些情况下,偶然性比必然性更加重要。正如一个孩子偶然接触到某个运动项目而受其影响立志成为运动员,某个教练偶然接触了某种理论而发展出一种科学训练方法一样,偶然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竞争与协同及由其导致的序参量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的过程。从整体上来说,竞技体育系统内的各个要素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之间必然存在相互的竞争,而这些竞争也必然会导致协同效应的出现,并最终会导致序参量的产生。而从个体模式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模式的形成都伴随着偶然性,每一个运动员对训练和竞赛的独特心理感受和应对方法,都可能是借助于偶然因素而形成的。即使在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哪一种模式或几种模式的联合能够占据优势,也往往是偶然的过程,什么时间竞争能够发生,协同能够出现,是我们无法完全事先预测的;因此,从整体上来看由竞争导致协同并生成序参量是必然发生的系统演化结果,但从局部上来看,这一过程却具有鲜明的偶然性特色。
这样的观点使我们不得不将一切都依赖于必然性的思路放在一边,而应该转而去考虑建立在必然与偶然之上的系统本质。那些将运动员和运动训练固定在封闭的圈子和预定的范围之内,将希望仅仅寄托于一成不变、坚持不懈的重复训练上的做法应该适可而止了。竞技体育是一个发展与变化的系统,它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以“重复训练”和“坚持不懈”为代表的必然性因素,更需要意味着“新奇性”与“意外性”的偶然性因素。而要真正发挥出偶然性的力量,还需要我们赋予竞技体育系统更多的自由。
要给予教练员更多的自由,而不是以“金牌任务”和“夺牌利益”将其束缚起来。唯有如此,教练员才有可能不受外在目标的影响,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运动员的个体发展与运动队的整体进步之上,也才有可能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和“控制者”,而是置身于竞争与协同之中,成为与其他运动员一样的系统序参量形成的建设者。虽然由于教练员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更为渊博的见识,他们在竞争之中的地位可能更为突出,更易于引导协同效应的出现;但他们却同样是竞争的一份子,同样也要受由竞争与协同导致的序参量的“支配”,而不能超越序参量而任意为之。在这样的环境中,教练员为保持自身的地位,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强学习,与运动员展开广泛的沟通。这不仅使其自身的发展成为可能,也为各种偶然性的出现、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为系统在偶然性的基础上去生成必然性创造了条件。而在传统的训练模式下,教练员为完成所承担的任务或是为利益驱使,高高在上地以政策优势地位来强硬要求运动员必须完成自己提出的一切要求,杜绝偶然性的存在,不仅自身固步自封,也堵塞了多种可能性发展的道路,显然是违背竞技体育系统本质发展规律之举。
要赋予运动员更大的自由,而不是以训练计划、训练任务将其束缚起来。唯有如此,运动员才能“心有旁骛”,摆脱机械训练和重复练习的约束,展开更为广泛的思考与尝试和更为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思考与尝试将使他们不断创新训练方法,发展具有特色的技术和思维体系,而交流与合作则使竞争与协同成为现实。在相互的竞争之中,运动员通过不断自我甄别、自主选择,从其他训练模式中汲取灵感、获得帮助,从而不断调整自身的体系,也能够为其他运动员或教练员模式的调整提供启发。而这样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协同效应的出现,运动员或教练员们会“殊途同归”,在共同的序参量引导下,由丰富多彩的、基于偶然性形成的个性模式共同演化成整体的、体现必然性特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如此一来,个体的进步与整体的发展相得益彰,完美共存,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而后者又引导前者的可持续发展,为其不断的丰富与完善提供条件,这样的相互影响、相互扶持的机制,将促使竞技体育不断实现从一种有序状态到另一种更加有序、更加科学的状态的可持续发展。而若缺失了自由的因素,偶然性就没有立足之地,其力量自然也就无法体现,我们设想的竞技体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3竞技体育系统发展的序参量分析
序参量是协同学中的重要概念,一个系统,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竞争与协同,最后势必会导致引导系统发展方向的宏观参量出现。这一参量,是建立在系统内所有要素的共同合力之上形成的,是超越任何一个个体模式的、更为综合性的、更具代表性的宏观层次上的参量,它一旦形成,就会指引系统的整体发展方向,引导系统的整体发展,任何一个子系统都要对其“臣服”。序参量的如此特性,使得任何一个微观层面上的发展模式均不可能成为整体的主导性因素,不论是处于管理地位的体育官员,还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教练员或“个体榜样”,都只是序参量建设中的一员,他们或许在建设序参量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却无法取而代之。在传统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我们过于强调专家的力量,强调教练员的权威,强调优秀运动员的榜样作用,并以这些“标尺”来规范整个运动训练和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从序参量的角度看来,显然是不科学的。
那么引导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序参量到底是什么呢?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引导竞技体育走上可持续自组织发展道路的序参量,就在于“共同发展”的理念。
理念是一种宏观的思维模式,它往往是站在众多人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经由升华和提炼之后形成的,是被共同认可的思想体系。它一旦形成,就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更多的人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竞技体育系统而言,虽然系统内各个要素存有差异,会存在持续不断的相互竞争,但这些竞争却存在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发展与提高。不论是教练员、尖子运动员还是普通运动员,他们参与竞争均是为了自己水平的不断提升。虽然他们可能均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相互之间的竞争却会使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到交流给自身及整体带来的作用,越来越发现协作共进将比互相抵制、互不合作更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由此,自身发展逐渐转变成共同发展,协同效应将导致整体思维模式的出现,那就是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的理念一旦形成,竞技体育系统就会因此而步入到一个良性循环。体育官员们不会再强调长官意志,他们唯有不断聆听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声音,并在与他们的持续交流中不断调整思路,才能更好地把握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也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教练员们也不会再强调教练员权威,而是乐于将自身从主宰者变身为共舞者和领舞者,在与运动员和其他教练员的不断竞争中发展自身,也为他人的发展提供空间;运动员也不会再相信封闭训练的唯一性,而是更希望能够走出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在别人的帮助下更快地成长。一个错综复杂、相互沟通的训练网络由此形成,每一个人都从“共同发展”中尝到甜头,“共同发展”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强化后的“共同发展”将促使网络更加完善,每一个人的收益更大。如果我们能够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真正以自组织理论的方法来对待竞技体育系统的话,这样的良性循环会持续进行。
虽然“共同发展”的序参量如此重要,但我们绝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人为地去强迫大家即刻接受这一理念。如果这样,不仅违背了协同学的基本思想,也必使竞技体育发展重新打上“被组织控制”的烙印。我们所要做的是:认识到这一序参量的重要性,通过创设各种条件,使身在其中的人逐渐体会、认识并接受它,引导这一序参量快速地,又是自然而然和顺其自然地生成。
4结束语
对动力系统的思考是处理任何一个系统时必须深入思考的前置问题,对竞技体育这样的复杂巨系统而言,如果仅仅关注外部的国家政策与政府投资等外部力量,就势必造成这一系统发展动力的缺失。唯有深入到这一系统内部,注重并发挥出差异性的作用,不断促使“个体榜样”演化成“群体榜样”,并充分利用偶然性的力量,以此激发出竞技体育系统各要素之间广泛的竞争与协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的序参量,才能引导竞技体育系统的真正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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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23: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