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学校体育 |
| 范文 | 毛振明 应编辑部的同志们之约，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我欣然接受，因为我也愿意回忆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是一个激变的年代，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年代，而我本人也随着那个年代在承上启下、在激变、在发展。那个年代事情多，变化多，发展多，教训多，成绩多，失败也多，国家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大家都这样。 下面，我就从十个关键词来进行回忆： 1.留学日本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是一个让人羡慕得能肃然起敬的事情，公费出国更是一个无上的荣耀，而且还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迅速致富的捷径。我荣幸地但又是不太情愿地出国留学了，留学的目的地是日本的广岛。突然呈现在自己眼前是光怪陆离的世界，但也是学问的天堂。广岛大学是日本教育学科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还有原来的东京教育大学)。这里荟萃了许多知名的教育研究者，体育的学者也不错，我师从团琢磨和佐藤裕两位教授，前者是我硕士的导师，后者是我博士的导师，前者是日本学校体育的主流派，后者却基本属于反对派，至少是个游离派，这给了我天赐良机，能让我更丰富地学到知识，更全面地了解日本的学校体育理论，视野更开阔。在日本，我最先接触到的是快乐体育理论，通过团先生我能阅读到许多竹之下休藏、松田岩男、宇土正彦等快乐体育学派鼻祖们写的用油印机印出来的文章，可谓是嫡传了。我然后接触了“运动文化论”的有关理论，丹下保夫、中村敏雄、出原泰明等学者的那些富有创意的理论使我受益匪浅，再以后又接触到“身体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学习了佐佐木、久保健等人的理论，后来又接触到影山健先生的比较异类的“TROPS”理论，我才慢慢地对日本和中国的学校体育和体育课程有了成熟一点的认识。在日本留学与任教近八年，其间经常回国，与国内的专家学者一直有交流，也为《学校体育》(1992年改名为《中国学校体育》)杂志也写了一些文章，还记得第一篇是《日本学校体育拾零》，文如其名，拾零捡漏而已；后来在国内有点影响的介绍性文章是《小集团学习》，由于是教学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似有点科技含量，但现观之纯粹是食洋不化；而对“快乐体育”的较多介绍使自己很长时间被误判为中国快乐体育的提倡者和鼻祖，也为以后自己的研究和学术境遇埋下了诸多的伏笔。记得，当时的国人对境外学校体育的经验，哪怕是只言片语都十分热衷，认真熟记，那是当时全中国改革之切、开放之迫的生动写照和缩影，是中国学校体育界积极学习外国经验的心态和精神的体现。 2.体卫艺司 1991年的夏天，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到原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当时叫体卫司)的体育教育处参加了工作。司里当时人才济济，各个处室的人都很多。当时整个体卫艺司也没有一台电脑，大家都是用圆珠笔不停地撰写着文件。记得体育处的同志们当时写的文件有：《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关于中考体育试点工作的意见》、《大学生体育场地器材目录》、《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中专学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等，大家写完后，还要把这些文件亲自糊进信封并寄往各地的教委和学校。那时的体卫司管理中小学体育课程教学的事情不多，几乎不管体育课程的设计，也几乎不管体育教材编写，也不太管教学管理，因为课程的宏观层面有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统管着，而微观层面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管着，加上基础教育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当时的体卫司对中师学校、中专学校的体育也管得不多，偶尔管一管也是零零散散的，没有专门的同志负责。因为中师有师范司，中专有职教司在管理着。这些状况都是由于体卫司成立的时间不长，管理全方位的学校体育工作刚刚开始的原因。当时体卫司主要的工作大多集中在学校体育的宏观政策、规定和标准的制定方面，这些工作又和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等部委有联系。因此，我时常感到自己面前的工作不是很明确，也不是很稳定。那几年，好像似在打零工：我参加过大学《余暇体育》的编写、编写过《中专学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担任过《体育教学大纲》编写组的学科秘书，编写过第一套中专和职高的体育教材，参与组织过“中日学校体育研讨会”，组织了“中考体育的全国现场研讨会”，主持了“两类体育课程的综合设计”工作；参与过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工作，作为秘书长还带体育教师进行国际交流，带学生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等等。我这一摊看似散乱和杂乱无章的工作可能就是当时体育教育工作的迅速扩展和百业待举的缩影，也是学校体育的管理还未完全正规化和规范化的侧面。 3.快乐体育 如前所述，由于有了留学日本的经历，让我和“快乐体育”有了特殊的缘分，其实在80年代中期，国内就有重庆教科所包昌明老师“快乐体育”的主张和相关理论，但依然有很多人误认为我是“快乐体育”的原创人和提倡人。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人们还不敢像今天这样对计划经济进行大胆的反思，但对多年来的束缚、僵直和呆板却敢于表示明确的反对。在这种形势和思绪下，“快乐体育”很快得到广大体育理论研究者和体育教师的共鸣和关注，大家热切地期待一个能让学生快乐，也让教师愉悦的体育教育形态的横空出世。但岂不知“快乐体育”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教法，快乐的体育教学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什么是快乐，该不该快乐都还缺乏共同的理解。于是，各种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快乐体育”就出现了，这些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快乐体育”主要来源于“自由的想象”：许多同意者自由地想象了“快乐体育”的实践，而做出来的课却是体育教学的“游戏化”和“温情化”；许多反对者也自由地想象了“快乐体育”的理论错误，主要论点是“不适合国情论”和“对学生迁就论”和“快乐不可能论”。其实，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心里夸大了“快乐体育”的效力。要知道“快乐体育”的实现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无论是土生的和舶来的“快乐体育”都需要艰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但是，有着强烈反差的对“快乐体育”的批判和欢迎态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外国的学校体育经验的强烈关注，也反映了一部分老专家对能够威胁中国传统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思潮的警惕和担忧，更反映了绝大多数的体育人渴望改革、追求创新的巨大热情。但无论如何，中外“快乐体育”的同时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学校体育界在那个时期的最大的教学指导思想启蒙，是自学习苏联以来中国对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最系统引进，也是那个激情无比的开放时代为中国学校体育留下的无数财富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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