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西方体育制度安排 |
| 范文 | 花勇民 葛艳芳 摘要：讨论了西方体育基本制度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基本制度，根据对德国的实证研究建立分析西方体育基本制度的分析模型——体育福利三角形，并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西方福利国家，分析体育福利三角形的解释力，最后讨论了西方国家福利政府和体育制度安排的危机。西方体育基本制度中所体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对于正在建设全面小康时期的中国和谐体育和科学管理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西方体育；体育基本制度 中图分类号：G8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30-03 中国的体育发展从根本上讲一直是如何把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现代体育——一种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大众文化——植入我们这个谋求现代化的东方农业文明社会发展的问题。因此，讨论我国体育制度创新必须研究西方体育基本制度，一是建立基本认识基础，二是树立一个参照系。 由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是指欧美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实行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类型各有不同，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西方体育制度安排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体育制度安排，这也是1990年代开始西方体育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 1西方体育基本制度 お 袁旦教授根据社会文化三层次结构、组织行为和社会主体分层结构理论提出了关于体育基本制度的理论，将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体制的基本架构和体育管理的基本运行方式分别称之为第一基本制度、第二基本制度和第三基本制度。 1.1西方体育第一基本制度由于西方体育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常规发展过程，因此从总体而言，国家、社会、个人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体育价值观念满足人们（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个人主体）通过体育活动，或以各种体育方式获得娱乐享受和促进身心健全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体育能够实现几乎所有福利政府的目标，因此西方国家普遍接受《欧洲休闲娱乐体育宪章》，将福利制度的基本逻辑体现在宪章8条内容的具体落实上，也就是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参加体育并且确保机会分配的平等。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为基础，联合国提出“体育促进发展"的理念、2003年《马克林根宣言》发表、2004年欧洲体育年和2005年国际体育年的设立，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本，“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为人类谋福利，体育是人的基本权利，它的存在根本无须给出理由，体育本身就是价值，无须借助别的事物来体现它的价值，以人为本的“本”应该是促进人的身心健全发展、灵肉和谐发展和人格健全发展。追求体育的本质功能的发挥以及体育对于人的生命的本真价值的实现，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体育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甚至成为体育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根据和理由，所以也成为西方体育发展的伦理原则。 1.2西方体育第二基本制度在西方国家人们参与体育活动原则上被视为私人的消费活动，由私法规范。所以，他们通过享受体育服务生产组织的服务、满足自身娱乐享受和促进身心健全发展的休闲活动过程原则上也是私人品的享有过程。但是，从19世纪现代体育社会结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西方体育事实上是在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博弈中形成的，人们这种私人品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并非只是纳入到市场体制中，而是纳入了市场、政府和民间的三分体制架构中。ピ诳始时主要是在人们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兴趣或利益自发地组织的民间体育社会团体，即各种运动项目的业余俱乐部这类志愿组织中实现的，而并不是在市场体制中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各国休闲娱乐体育的勃兴，民间这类组织又有很大发展，使得民间体制一直在西方现代体育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非正式地参加体育活动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而且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俱乐部这种志愿组织中参加体育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团体项目和竞技体育市场，有些甚至还拥有垄断地位。 市场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职业棒球协会、联盟开始，之后这样由私人投资、专门满足人们观赏各种运动项目高水平竞技表演需要的企业和行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十分活跃；另一方面，为群众提供专业化的体育娱乐、健身、健美和运动训练服务的俱乐部、企业在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后）也发展起来。 政府体制则包括政府投资或资助的学校教育中的体育、非营利性体育服务组织、公共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与它们的服务对象或消费者构成的部分。在其中，体育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被当作公共品的生产与消费，它们是以政府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如市政府）以财政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发展的，对学校体育和广大社会成员、公民基本体育需要的满足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全社会体育发展和体育经济活动中具有基础意义。 1.3西方体育第三基本制度体育管理中体现的基本运行机制也就是这三种主体关系中的一种伦理原则和经济逻辑相统一的机制。也就是说，满足人们通过体育获得娱乐享受和促进身心健全发展这种占主流地位的体育价值观念成为要求各种主体共尊的伦理原则，他们在体育发展中的活动要在这一原则下按照经济的逻辑来进行。因此，在西方体育发展中一方面没有“免费午餐”的神话，它作为社会的一般经济活动，各种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都要付出成本（费用），按照经济的逻辑进行交换，另一方面全部交换又必须以满足个人主体的体育需要置于首位作为起点或发端。这就是西方现代体育所谓的第三基本制度。 在体育的市场体制中，他们通过享受体育企业的服务满足自身体育需要，以市场交换方式直接向体育企业付费；在体育的政府体制中，他们享受学校体育和政府投资的公共休闲娱乐设施和非营利体育组织的服务是以纳税方式付费；在体育的民间体制中，他们作为组织的会员而享受组织的服务要缴纳会费，所以他们的体育需要都是以经济交换方式实现的。 2体育福利三角形——以德国为典型案例 お2.1体育福利三角形的建立通过对德国体育的研究，根据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三角形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德国复杂的、多方面的体育纳入一个体育福利三角形（图1）。
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提供参与体育的机会，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中各级政府的职责来体现。它是在官僚机构的帮助下，在行政和政策的影响力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的原则来管理对体育系统的补助和向人们提供福利。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公法，包括资金、组织、基础设施、教具、教师培训等。公法体育主要支持关于促进健康方面的休闲娱乐体育。公法体育通过适度的财政补贴、免税和非物质支持等方式对体育俱乐部、协会提供支持。ヌ逵俱乐部是德国体育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在体育俱乐部、协会中参与的有组织体育是德国体育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是私法体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德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体育发展中，在体育俱乐部这种志愿组织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是唯一的参与形式，尽管在最近的十多年，体育俱乐部、协会遇到了商业体育提供者和非正式部门参与体育等形式日益增长的竞争，但是它仍然能够保持杰出的供应地位，在竞技体育和团队体育方面依旧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体育俱乐部是在友谊、安全、精神和感情的影响力的基础上，通过团结、信任和互惠的逻辑来提供参与体育的机会。 市场主要是指一些商业机构、公司等在经济影响力的基础上，通过合同、金钱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以盈利为逻辑向人们提供参与体育的机会。在德国一般包括健身中心、舞蹈房、滑雪、网球和羽毛球场、马术、保龄球等等个人体育项目，这些体育项目一般都无法在体育俱乐部、协会这种有组织体育的形式中得到。在最近的发展中，包括德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都见证了市场部分提供体育数量的增长。 非正式部门指的是除了国家、市场和俱乐部之外参加体育的形式。在这个部门中，个人之间很少有正式的关系，只存在松散的、低层次的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如家庭、朋友、社会关系等，甚至是个人独自进行体育活动。在讨论德国体育构成时，或许可以使用第四部门这个概念。第四部门和其它三个部门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在功能上可以确认的下属部门，但是在第四部门中的很多特征也能在第三部门的许多组织中发现。非正式部门是由于爱的逻辑来参加体育。这种参与体育的形式在全面执行休闲娱乐体育政策之后，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都到了迅速的发展，非正式地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有一个非常大而且快速的增长。 在这个模型中，体育俱乐部位于政府、市场和非正式部门中间。因为和政府相对比，它们有公法和私法（公共品和私人品）区分；和市场的商业提供者相比，它们有营利和非营利的目的为界；和非正式部分相比，它们由组织形式的不同。体育福利三角形展示了政府、市场、体育俱乐部和非正式部门的互动关系。在宏观层面上，体育福利混合反映社会不同部门提供参加体育机会方面在重要性、意义等方面的不同，在具体的经验的层面，这种体育福利混合反映了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不同部门扮演角色的不同。 就一般而言，在这个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德国体育的制度化及其任何的变化就和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连接，也和不同社会逻辑的合法性（“政府”、“市场”、“市民社会”）以及不同的部门（“公共”、“商业”、“非正式”、“志愿”）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德国体育的结构是在所有四个部门内发展的结果，以及这四个部门在社会领域中所拥有的合法性的发展的结构。 因此，假如我们把国家（政府）、市场、志愿组织按照第一、第二、第三部门来命名的话，德国体育的构成应该是由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部门构成；假如我们按照市民社会不包括控制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经济领域的理论，德国国家体育的构成应该是由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构成。 2.2体育福利三角形的解释力假如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到大整个西方福利国家，我们可以发现，在原则上，用体育福利三角形对分析西方尤其是欧美所有福利国家的体育形态都有很强的解释力。理由如下： 2.2.1各国的体育出现了一些相似的发展趋势1） 在大多数国家中，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协会是主要的支柱。 2） 在所有的国家中可以观察到非正式地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有一个非常大而且快速的增长。 3） 所有国家都见证了由市场提供的商业体育数量增长的形成。 2.2.2体育可以成为福利政府的要素之一因为典型福利政府对于公共福利的定向包括双重的理想目标，以确保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1) 提供社会成员对生活机会拥有平等的权力； 2) 提供在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方面的公平。 从这个观点出发，不仅是社会保障系统以及它们的经过整合的再分配政策，而且许多提供公平机会的途径和方法都是福利政府组成要素。除了教育、文化、青少年和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外，也包括体育政策的领域。有以下3条论据： 1) 至少从1975开始，所有的西欧国家以及其它西方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公认休闲娱乐体育计划作为他们体育政策的指导方针，作为政府宣布的休闲娱乐体育计划是以福利政府为基础，福利政府的原则是创造平等的机会，这同样也应用于体育领域。 2) 在所有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体育系统都接受政府的补助以确保自身的继续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中补助的形式和数量有所不同。例如：(1) 给体育系统直接的补助或者财政资助。(2) 给体育系统的非直接补助，例如免税。(3) 免费或低价格地使用公共场地，以及对场地设施的投资。 3) 将体育政策包容进政府的福利政策，或者说在每个福利国家中，福利政府对体育支持的合法性，可以解释为由于体育的功能和参加体育后所期望获得的效果。这些功能和效果能够被纳入福利政府的议事日程，例如它的目标和任务。体育行使着多种形式的福利功能是一个被其他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接受的信仰。假如不存在体育，政府也能以一种变通的办法来提供这样一种有组织活动。 3福利政府和体育制度安排的危机 おジ＠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府中，福利的提供已经超过了它的极限。简而言之，福利政府的危机是因为政府面临一个经济的两难局面：对公共服务和支持、现存以及新的福利要求和政府财政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增长。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府已经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不到平衡点。 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方案： 1) 可以降低使用公共服务的人的数量和救济金。这一点对体育没有影响。 2) 通过削减公共资金的数量和公共部门责任领域的范围来解决。现在已经出现了公共部门逐渐停止在休闲领域参与的趋势，或者说，就提供参与体育机会而言，政府正在逐渐退出。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休闲和文化活动领域很可能将经历经费减少的情况。 3) 公共部门的合理化。在公共服务中增加以结果为目的和灵活性，主要是引进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在公共部门中营造更强的竞争（给公民更大的自由去选择不同的公共机构），并且就提供公共服务签定合同。同时，公共服务开始变得较少的标准化，有更大灵活性，更好地适应个人的需要和愿望。我们必须考虑到新公共管理可能对体育政策带来的重要变化。 首先，作为新公共管理基础的效用和效率的概念趋向于挑战体育这种志愿组织的自治。以前政府对在体育俱乐部、协会中参加有组织体育提供适度的财政补贴和公共资金就它的分配和使用而言，没有附加政府任何的规范，体育组织享有一种非比寻常的自治。然而，新公共管理哲学的外在目标和可测量的成功的指标已经影响到了表述协议的形式，其中也包括体育俱乐部和协会。根据确定的使用标准来评价市政资金的发放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其次，假如提供公共服务签定合同赢得广泛的申请和支持（按照新公共管理的哲学，任务必须由那些能最好并且最便宜的机构完成），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体育俱乐部、协会这些志愿协会保持在公共体育资金方面的完全控制将变得困难。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照顾已经开始交到私人、以赢利定位的公司手中。 对于体育组织来说，面对这种竞争基本只有两种做法： 1) 积极主动地承担政府福利机构的任务，成为政府政策和利益的代理机构，代价是更大程度上丧失体育的自治； 2) 坚持体育的自治，但是代价是失去政府大量的支持。有组织体育处于两难境界。 4结语 研究西方体育基本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西方体育基本制度中所体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对于正在全面小康时期的中国和谐体育和科学管理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但是中国不可能选择一条与社会已经选择的道路相反的路径来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规范，也无法简单地拷贝其它国家成功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已经成功地适应了西方国家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经验和模式。 参考文献： ［1］ 花勇民.欧洲体育文化研究——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体育［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6. ［2］ 袁旦，等.赶超型体育发展与我国体育产业结构非常规转换——中西体育制度文化比较.国家社会基金资助课题，2003. ［3］ 花勇民，葛艳芳.关于2005年运动与体育国际年的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5（3）：1－5. ［4］ 花勇民.“马克灵根宣言”及“体育与发展”理念初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S)：4－6. ［5］ Sen, A.:《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Marchand, J.: Sport for All in Europe, London, 1990. ［7］ Leibfried, S., (1992) Towards an European Welfare State? In: Z. Ferge and J. E. Kolberg (Eds.) Social Policy in a Changing Europ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8］ Johnson, N.: 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Brighton (England), Wheatsheaf, 1987. ［9］ Johnson, N.: Mixed Economies of Welfar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Europe, 1999. ［10］ Jütting, D.H.: (Hrsg.)Sportvereine in Europa zwischen Staat und Markt, (Edition Global-lokale Sportkultur; Bd.3)(Akademieschriften der Europ?ischen Akademie des Sports; Bd.13)Münster; New York; München; Berlin: Waxmann, 1999. ［11］ Gosta, E.A: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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