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大学生身体活动意向与行为的关系：计划、情感的中介作用 |
| 范文 | 许昭 颜春辉 洪丝语
摘 要： 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引入计划和情感（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疲劳），探讨促进大学生身体活动意向转化为行为的因素，以提高对行为的解释率，弥合身体活动意向与行为之间的鸿沟，促进意向转化为行为。测量303名大学生的锻炼态度、主观规范、主观行为控制感、行为意向、计划、主观锻炼体验和身体活动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疲劳不能预测行为，引入计划和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的TPB-8因素模型拟合度良好，对身体活动意向和行为的解释率由TPB-5因素模型中的59%和30%提高到80%和4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计划、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的中介效應分别占总效应值的48%、35.1%和12.3%。结果表明，TPB-8因素模型能较好地预测解释身体活动，可作为大学生身体活动预测干预模型;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在意向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计划;情感;身体活动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6-0064-06 Abstract： Introducing planning and emotion （posi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fatigue） into the theory of planning behavior， discussing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n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into behavio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xplanation rate of behavi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intention-behavior of physical activity， to promote the intention into behavior. Measure 303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subjective behavioral control， behavioral intention， planning， subjective exercise experience and physical activit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 results show that fatigue cannot predict behavior， the introduction of planning and posi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PB-8 factor model fitting goodne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intention and behavior by the TPB-5 factor model 59% and 30% increased to 80% and 48% respectively.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lanning， a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ccounted for 48%， 35.1% and 12.3%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PB-8 factor model can better predi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which can be used as a model to predict 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planning， posi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lay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ntion and behavior. Key words： theory of planning behavior （TPB）; planning; emotion; physical activity 有规律的身体活动有利于各群体的身心健康[1]，如增强心肺功能、减少慢性疾病风险[2]，提高认知功能、促进主观幸福感、降低焦虑和抑郁等[3]。尽管身体活动的身心效益已为大家所知，但大多数人没有养成规律的身体活动习惯甚至缺乏身体活动。当前，大学生的身体活动严重不足，体质健康状况堪忧，有必要探讨大学生身体活动不足的原因。 众多健康行为理论被用来预测身体活动、解释身体活动不足的原因，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ing Behavior，简称TPB）。TPB对身体活动意向有很好的解释率（45%），但对身体活动的解释率相对较弱（27%），意向和行为之间存在鸿沟，身体活动意向不能很好地转化为行为[4]。在意向和行为之间引入其他变量、提高对行为的解释率、促进身体活动意向转化为行为，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当前研究中引入的变量主要有计划、自我效能感、自我认同、锻炼承诺、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个别研究引入了情感。 Conner等[5]在TPB中引入了计划，对意向和行为的解释率分别由46%和34%提高到64%和38%;李业敏[6]引入了计划、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对意向和行为的解释率分别由47.3%和28.3%提高到60%和41.3%;方敏[7]引入了计划和自我效能感，解释了行为的47%;董文博[8]引入了自我认同和锻炼承诺，对意向和行为的解释率分别由53.1%和17.8%提高到57.4%和26.9%。另外几项研究引入了锻炼习惯、预期结果、自我激励以及生活事件等变量，均在意向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对身体活动都有直接或间预测作用[9-10]。计划、自我效能感等新变量的引入，弥合了身体活动意向与行为之间的部分鸿沟，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11-12]。 有研究显示，情感影响身体活动[13]。积极的情感能直接预测身体活动[14]，通过提高积极情感可以增加个体对运动的依从性;Dunton等[15]和Liao等[16]研究发现，消极情感能降低身体活动的坚持性;张文娟等[17]以中学生为测试对象，在意向和行为之间引入了情绪和行为控制，对意向和行为的解释率分别由80%和58%提高到84%和67%，但该研究没有区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Gomes等[18]以15～61岁、在健身房规律锻炼者为测试对象，引入了计划和情感，计划在意向和行为之间没有起到中介作用，情感对行为的预测解释率只有1%。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与Gomes等人所选取的测试人群有关，对在健身房规律锻炼、有锻炼习惯者而言，计划和情感可能对身体活动不起预测作用;此外，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情感状态和情感体验不同，身体活动意向和行为也存在差异[19]，该研究测试对象年龄跨度大，可能影响了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研究者将计划、自我效能感等变量引入TPB的意向和行为之间，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情感作为身体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一直被忽略，仅有的关于情感变量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区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第二，选择有锻炼习惯、年龄跨度大的群体影响了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测试对象，将计划、积极情感（积极幸福感）和消极情感（心理烦恼、疲劳）引入意向和行为之间，检验对行为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假设：计划、积极情感（积极幸福感）和消极情感（心理烦恼、疲劳）的引入能提高对意向和行为的解释率;计划、积极情感（积极幸福感）和消极情感（心理烦恼、疲劳）在意向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受试者 某大学学生427人，剔除无效和社会赞许量表得分大于7分的受试者，有效受试者303人。其中，男生149人，Mage=（19.85±1.199）岁;女生154人，Mage=（19.60±1.196）岁。 1.2 测量工具 胡艳[20]的《计划行为理论量表》，测量态度、主观规范、主观行为控制感、行为意向，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65，0.810，0.824，0.820。 沈梦英[21]的《计划量表》测量计划，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47。 张力为、毛志雄[22]的《主观锻炼体验量表》测量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和疲劳，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47，0.849，0.602。 梁德清[23]的《身体活动等级量表-3》测量身体活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0.834。 《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13》测量社会赞许效应，严格执行“得分过半，即行删除”的标准。 1.3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SPSS20.0、AMOS24.0。 2 结果与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所有条目进行共同方法偏误检验，获得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8个，第一个因子解释方差为28.47%<40%，表明数据上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误。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303名大学生身体活动量为27.83±19.159，属于中等偏低水平。除疲劳与身体活动呈低相关（-0.013）且不显著外，其他变量与身体活动均呈低到中等相关且显著。 2.1 TPB-5因素模型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预测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2、图1所示。2项绝对拟合指标达到了拟合要求：SymbolcA@2/df=2.441<5、RMSEA=0.063<0.08，3项相对拟合指标大于0.90，达到了拟合要求，AGFI=0.888，接近0.90。模型所有适配度指标值有一半以上达到模型适配标准，则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因此，TPB-5因素模型拟合指标良好，模型拟合优度可以接受，5因素模型适用于大学生群体。模型对身体活动意向的解释率R2=0.59，对行为的解释率R2=0.30。 2.2 TPB-8因素模型对大学生身体活动行为的预测 2.2.1 模型检验 对加入计划和情感（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疲劳）的TPB-9因素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2项绝对拟合指标达到了拟合要求：SymbolcA@2/df=2.226<5、RMSEA=0.058<0.08，4項相对拟合指标均未达到0.90，模型拟合度欠佳。 根据吴明隆[24]的建议，当模型拟合度不佳时可对[LL]模型进行修正。本研究中疲劳与身体活动相关低（-0.013）且不显著，Gomes等[18]和Dunton等[15]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疲劳对身体活动的预测作用不大。因此，删除疲劳因素，TPB-9因素模型调整为TPB-8因素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TPB-8因素模型2项绝对拟合指标达到了拟合要求：SymbolcA@2/df=1.853<5、RMSEA=0.053<0.08，3项相对拟合指标大于0.90，达到了拟合要求，AGFI=0.842，接近0.90。TPB-8因素模型拟合指标良好，拟合优度可以接受。 由图2可知，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显著预测身体活动意向，身体活动意向显著预测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行为控制感、身体活动意向、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显著预测行为。TPB-8因素模型对意向方差的解释率R2=0.80，对身体活动的解释率R2=0.48。与TPB-5因素模型相比，TPB-8因素模型对意向解释率提高了SymbolDA@R2=0.21，对行为解释率提高了SymbolDA@R2=0.18。 采用多元回归进一步考察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对身体活动解释率的增值贡献是否显著。以身体活动为因变量，第一层放入行为控制感、行为意向， 第二层放入计划、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结果显示，决定系数的变化率为SymbolDA@R2=0.056，F（df=197）=6.562，P<0.05。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加入，显著提高了对身体活动的解释率。 与TPB-5因素模型相比，TPB-8因素模型能更有效地预测行为，TPB-8因素模型可以作为促进大学生身体活动实施的干预模型。 2.2.2 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明确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在身体活动意向和行为之间中介效应量的大小，采用温忠麟、张雷、侯杰等[2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中介效应。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 由表4可知，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回归系数显著，即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中介效应显著，回归方程中意向的回归系数也显著，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在身体活动意向与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计划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0.649×0.226）/0.305=0.480;积极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0.508×0.211）/0.305=0.351;心理烦恼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0.325×0.116）/0.305=0.123。 3 讨论 本研究中，将计划、积极情感（积极幸福感）和消极情感（心理烦恼）引入TPB，对意向方差的解释率提高了21%，对行为方差的解释率提高了1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计划、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值的48%、35.1%和12.3%。 3.1 TPB-5因素模型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预测作用 Sheeran等[26]、Downs等[27]和Armitage等[28]的研究结果表明，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行为控制感对意向的预测率在40%～50%之间，对行为的解释率在20%～40%之间。国内学者冯玉娟[4]、李业敏[6]的研究中对意向的解释率分别为47.3%、53%，对行为的解释率分别为28.3%、6%。本研究结果显示，TPB-5因素模型中意向方差和行为方差的解释率分别为59%、30%，除了与李业敏对行为方差的解释率不一致，本研究与他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中，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行为控制感對身体活动意向和行为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主观规范对意向的预测作用最弱，这与张文娟等[17]、Gomes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段文婷、江光荣[29]，张文娟、毛志雄[17]认为，主观规范的预测率低是由于主观规范本身的结构造成的。主观规范分为个人规范、示范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个人规范等同于道德规范或者自我认同，主要在某些与道德有关的行为中起作用;指令性规范重要他人期望个体实施某种行为，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示范性规范指个体对重要他人态度的知觉。三者具有不同的测量结构，TPB的研究中，主要测量的是指令性规范。Rivis和Sheeran[30]实施元分析发现，指令性规范不能很好地预测行为，增加示范性规范可以增加对行为的预测，示范性规范与意向的相关为0.44，在控制了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行为控制感后，将示范性规范纳入回归方程，可以增加5%行为意向的解释率，预测作用仅次于态度，高于指令性规范和自我效能。在健康行为及年轻被试中，示范性规范与行为意向的相关可能更高。由此来看，在大学生群体中测量示范性规范可能会更适合。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主观行为控制感是对身体活动预测率最高的变量，这与Plotnikoof等[31]的研究结果一致。TPB中的主观行为控制感是为了预测不完全受意志控制的行为，主观行为控制感对身体活动意向的预测率高表明，身体活动是不完全受意志控制的行为，亦即，身体活动并非完全理性行为，这也与许昭[26]的观点一致。 3.2 TPB-8因素模型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预测作用 在意向和身体活动之间引入计划、情感（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疲劳）的TPB-9因素模型不拟合，删除疲劳之后的TPB-8因素模型拟合较好。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引入，对身体活动意向的解释率由59%提高到80%，对身体活动的解释率由30%提高到48%。与张文娟引入行为控制和情绪、Gomes引入情感体验后，对身体活动意向的解释率分别达到85%和8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对行为的解释率，高于李业敏引入计划、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的41.3%、冯玉娟引入计划和自我决定动机的17%以及Gomes引入计划和情感体验的11%。 由此可知，情感是影响个体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早已显示，人的行为受“趋利避害”原则的影响，情感在行为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身体活动中的情感影响身体活动的坚持性。许昭[13]认为，在冲动系统中形成的情感联结是身体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影响个体身体活动行为的情感体验是如何产生的，研究者们都没有论述。 疲劳与意向、行为相关均低（-0.023，-0.013）且不显著。这与Dunton等[15]和Gomes[18]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有研究显示，疲劳等身体感觉对身体活动有一定的作用[32-33]。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类型及测量导致，疲劳分为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有的研究中测量的是生理疲劳，有的研究中测量的是心理疲劳，本研究测量的是生理疲劳，且信度偏低（0.602）。生理疲劳主要由身体能量的消耗引起的，并不一定表现为身体活动兴趣和动机的减弱;心理疲劳并非由身体能量的消耗引起，是人主观体验的一种倦态，会直接影响身体活动的效率，甚至导致产生厌倦感等[34]。由此来看，心理疲劳比生理疲劳更适合预测身体活动，以后的研究中应关注心理疲劳。 TPB-8因素模型中，计划是对身体活动预测率最高的变量，意向对身体活动的直接预测率最低。TPB的基本观点之一：非个体意志完全控制的行为不仅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执行行为的个人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观点。引入计划后，个体对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条件的控制增强，对身体活动行为的执行增强，因此行为的预测率提高。计划的预测率越高、行为意向的预测率越低，也说明身体活动受个体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的影响大。 以上结果提示我们，在制定大学生身体活动干预策略时，不仅要增强其对身体活动的自我控制信念，[JP3]还需要制定合理的身体活动计划，增加行为过程中的愉悦感。 3.3 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中介作用 身体活动意向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计划的中介效应最大，心理烦恼的中介效应最小。身体活动意向不仅直接对身体活动起作用，而且还通过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对身体活动起作用，这与李业敏[6]和Conner等[5]的计划起中介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张文娟[17]和Gomes[18]的情感起中介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但Gomes[18]的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烦恼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与本研究不一致，这可能与受试者群体的差异性有关。Gomes选择的受试者为在健身房规律锻炼、有锻炼习惯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锻炼习惯的作用可能强于情感体验，情感可能不起作用。许昭[13]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情感联结对有运动经历被试的身体活动不起作用。 研究结果提示，大学生身体活动意向对行为不仅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还可以通过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对行为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研究结果还提示，对大学生身体活动实施干预时，除增强其身体活动动机、意向之外，寻求将动机、意向转化为行为的途径也是极其重要的，如制定合理的身体活动计划、身体活动方案。在制定干预措施时，可以考虑在身体活动过程中，增加积极情感、避免和降低消极情感，保持愉悦的心情等，具体措施包括建设良好的锻炼环境、选择合适的锻炼同伴、增加锻炼的趣味性、减少锻炼的枯燥感等。 综上，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对大学生行为意向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在促进大学生参与身体活动实施干预时，要增强其对身体活动的正面认知水平、自我控制能力、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维系和增强大学生的身体活动意向。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加入，提高了对行为的解释率，说明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部分弥合了身体活动意向与身体活动之间的鸿沟。因此，对大学生身体活动实施干预时，家庭和学校应该为锻炼者提供良好的锻炼环境，鼓励其制定合理有效的身体活动计划，并将计划付诸于实际行动;在身体活动过程中，应该帮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式和运动项目，避免和降低消极情感，激发积极情感，体验身体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增加成功体验。 4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4.1 研究结论 4.1.1 TPB-5因素模型对大学生的身体活动意向和行为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引入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的TPB-8因素模型能更好地预测解释身体活动，可作为大学生身体活动预测干预模型。 4.1.2 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在意向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身体活动意向对行为既有直接预测作用，又能通过计划、积极幸福感和心理烦恼等预测身体活动。 4.2 未来研究方向 4.2.1 实施纵向研究，检验影响身体活动的情感体验是如何形成的。 4.2.2 使用计步器等工具测量身体活动。 参考文献： [1]Maddux J E， Dawson 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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