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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的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范文

曾勇+徐长乐

摘要：贵州是全国贫困面积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因素进行分析具有典型意义。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自然环境条件、劳动人口素质、生产经营投入、就业转移等因素与贫困的关联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劳动力人口素质、自然环境条件、农业生产资金投入、农民转移性就业，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反贫困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灰色关联分析；连片特困地区；影响因素：贵州

0引言

尽管贫困是相对的，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而产生的，但是贫困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尖锐问题之一。在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农村的贫困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严峻的问题。虽然在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和推动下，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问题仍是制约其持续减贫和共享发展成果的瓶颈。连片特困地区长期以来深陷“贫困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在国家发展空间格局中遭遇着“被遗忘、被边缘、被救济”的尴尬处境。主要表现在：一是微观层面，贫困个体的教育、住房、交通、信息、发展机会、生计资本等人类贫困问题相当严重；二是中观层面，片区内产业规模小、产业体系不健全、产业竞争力弱、市场容量有限、市场化程度低、空间格局不经济；三是宏观层面，片区经济未能融入全球、全国甚至区域经济大循环，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也没能在区域、全国和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贫困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直是学术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关注的热点。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对贫困的研究大多限于收入或消费能力，即通过把收入或消费的水平同既定的阈值相比较来界定贫困。纵览国内外现有文献，发现诸多学者依据各类经济与环境数据，采用不同数理模型和理论对影响发展滞后地区贫困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黄少安、赵玉亮以及马良灿等从制度缺陷角度分析贫困的成因，邹薇、张学敏、李珊等从资本缺乏视角讨论了贫困的成因，赵跃龙、倪英以及周毅等指出生态脆弱是致贫的主要因素，从文化贫困角度分析贫困因素的学者则有Freeman、王兆萍、Vaisey、张献伟等。另外，Sen从权利被剥夺（能力贫困）角度、刘小鹏则从空间贫困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内外学者对致贫因素的认识已基本达成一致，普遍认为贫困的发生是制度、环境、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个因素综合循环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于贫困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以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偏少；二是对贫困和反贫困的研究以描述性研究或截面数据实证为主，而基于面板数据的定量研究偏少；三是大部分文献都认为经济因素、文化教育、社会因素综合循环作用而导致贫困，实际上导致贫困的因素并不止这些。本文以贵州为例，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讨论影響连片特困地区的因素，并对之进行排序，以期能在中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中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1贵州连片特困地区总体情况

贵州是一个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没有平原支撑的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大的省区，其境内横跨武陵山、乌蒙山、滇黔桂石漠化三大连片特困地区，集贫困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于一体，覆盖了全省65个县（市、区），占全省84.89%的国土面积、66.4%的人口、45.3%的生产总值，少数民族人口占常住人口的59.5%，岩溶地貌占全省岩溶总面积的84.2%。三大片区覆盖的县级行政单元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玉屏县是最低县威宁县的4.25倍，是三大片区平均水平的2.1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余庆县是最低县望谟的1.94倍，是三大片区平均水平的1.52倍。从各片区内部来看，务川是武陵山贵州片区最贫困的县份，威宁是乌蒙山贵州片区最贫困的县，望谟是滇桂黔石漠化贵州片区最贫困的县。

贵州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十分复杂，与民族问题、生态问题、扶贫模式等相互交织。片区内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石漠化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高寒山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产业覆盖遗漏、扶贫模式陈旧、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缺乏、金融支持短缺、发展方式粗放，扶贫开发难度大，脱贫致富任务重，是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覆盖范围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返贫比例高、脱贫任务重，属于扶贫攻坚任务中的“顽疾”，远非传统扶贫手段和方法所能奏效。并呈现出以下特征：连片特困地区几乎就是国定贫困县分布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与生存条件恶劣并存、贫困分布与少数民族聚居相互交织以及远离区域中心等。也有人总结为：自然环境的“富饶性贫困”、历史认同的“偏差性贫困”、人文条件的“沉积性贫困”以及经济条件的“结构性贫困”等。

2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贫困理解、贫困测量以及贫困原因，一直是贫困研究和减贫公共政策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扶贫工作，深入认识新扶贫标准下贵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的原因尤为重要。就连片特困地区来说，大致可以归结为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和体制机制等三类因素，而贫困代际传递是以上各种因素在代际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

2.1资源禀赋劣势是贫困发生的客观条件

自然环境条件恶劣是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是指一区域由于自然资源匮乏或不能开发利用导致的贫困，主要包括资源约束性贫困和资源富足性贫困两种。此外，导致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自然因素还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范围内山高坡陡，岩溶地貌显著，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力低，石漠化蔓延，抗干扰能力弱，已经恢复的林草植被生态稳定性差，轻微的人为干扰和自然灾害即可造成逆转。目前，岩溶裸露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1.92%，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类型最多、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生态监测表明，由于近年贵州相继发生雪凝灾害、特大干旱以及常态性的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19.78万公顷潜在石漠化土地恶化为石漠化土地。在全省46个典型的喀斯特县份中，有31个县属于强度脆弱或极强脆弱，11个县属于中等脆弱，只有4个县属于轻度脆弱。另一方面，贵州山地和丘陵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0%以上，九成以上的贫困人口长期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边远山区以及高寒山区，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插花型”分布。片区内农户基本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贫困人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总体上说，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石漠化面积的不断扩大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使土地生产力衰减，影响农业生产，导致“喀斯特贫困”的特殊现象。

2.2生产效率低下导致贫困累积

足够的资本投入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农业生产活动的资本投入来源主要包括农户自身积累资本、银行信贷资金和政府部门的支农资金等。一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就会产生生产性贫困，即由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效率低下，生产投入的刚性支出与收入差较小而产生的生产性贫困。对于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而言，产生生产性贫困的主因是连片特困地区产业结构的传统单一。统计表明，贵州连片特困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分别是：武陵山片区为33：24：43，乌蒙山片区为22：39：39，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为15：41：44。三大片区中，武陵山片区与乌蒙山片区的主导产业是第一产业，占地方生产总值的份额超过20%，而武陵山片区则超过3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所占份额不到40%，第三产业低于40%，总体来看，产业结构依然处于全国10年以前的水平。农业作为连片特困地区的基础性、主导性产业，其中尤以传统种植业为主。这种单一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科技含量不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水平较低。从农户自身积累资本视角看，这种传统单一的产业结构，其纯收入除了满足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外，基本上没有剩余资金满足农业资本的投入，而从银行信贷资金来看，特困地区比一般农村地区获取信贷资金更难，最终结果就直接造成了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落后。

2.3人力资本缺乏产生主体性贫困

主体性贫困是指连片特困地区的劳动主体由于自身的贫困而产生的贫困，其实质则是人力资本缺乏诱发的。主要是劳动主体的知识文化素养不高，发展能力不强，体力和智力水平低下，人的健康、知识、能力等成为制约人自身发展的因素，进而影响到劳动主体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如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强，从事农业生产的方式单一、传统，思想趋于保守落后。主要体现在主体缺位、主体贫困以及主体失衡等方面。贵州连片特困地区都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相对封闭，导致农村文化普遍落后，劳动人口文化程度偏低。落后的文化教育观念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空间的选择，滞缓了文明乡风的形成。由于劳动力素质偏低、观念相对落后，缺乏农村脱贫致富的内在驱动力，影响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另外，由于“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落后生育观念的影响，导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农民无力支持子女上学，适龄儿童辍学率较高，青壮年文盲比例偏大，最终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2.4制度供给不足促成政策性贫困

制度供给不足主要指制度安排不尽合理、不配套，缺乏与当地的适应性；政策性贫困是指政府部门为推进某一领域发展而制定的政策，由于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使得一领域得到政策性支持而实现了较快发展，而另一领域由于没有政策支持，发展处于自然或无序的状态，甚至是为政府制定的倾向性政策付出更多的代价并最终导致贫困。从本质上说，不同区域、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方式是由制度决定的。因此，一旦社會存在制度不公，就会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在资源分配和享有上的不平等，并产生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二元经济”形态，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环境下，农业领域为工业领域发展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为工业化、城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广大农村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由于政策缺位，日益被边缘化。由于享受不到政策的扶植、支持，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二是发展中的政策盲点。一些连片特困地区属生态重要区、资源富集区，按主体功能划分，这些地区被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但是，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可持续开发机制还没有建立健全，扶贫开发离开自然资源，根本无从谈起。如武陵山片区，按规划属生态安全保护区、地貌多样性保护区、动植物保护区、水源涵养保护区，但消除生态补偿的政策盲点，还需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机制。三是现实中的政策失衡。尽管国家启动了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但在少数贫困地区，这些好的政策有些“变调走样”，如扶贫开发的转移支付资金没有真正落实到老百姓手里，本应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却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他用。政策产生的经济利益大部分流向了非贫困人口，这实际上就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斥。

2.5基础设施薄弱引发起点贫困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基础设施状况还直接反映着区域社会的文明程度，并成为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完善的教育体系、发达的道路交通、充足的电力能源、良好的公共产品供给系统等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基础设施薄弱，公共产品（交通、供电、供水、教育、医疗、邮电、通讯、社会保障等）供给不足，是连片特困地区起点贫困的主要原因。如武陵山片区内主干道网络尚未形成，公路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水利设施薄弱且严重老化，电力和通讯设施落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有47个乡镇不通沥青（水泥）路，占乡镇总数的3.41%；9271个行政村不通沥青（水泥）路，占行政村总数的40.25%；7790个村没有完成农网改造任务，占行政村总数的33.82%。区内仓储、包装、运输等基础条件差，金融、技术、信息、产权和房地产等高端市场体系不健全。产品要素交换和对外开放程度低，物流成本高。另外，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软硬件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居民就业不充分。人均教育、卫生支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1%。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

2.6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返贫严重

灾害是一种风险，风险会导致社区、家庭或个人的脆弱性增强、可行能力减弱，从而致贫或返贫。自然灾害与贫困发生率呈正向关系。连片特困地区居民因灾返贫问题比较严重，主要源于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较弱和灾害救助不足。贵州属于典型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较高，加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自然灾害给农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与一般地区相比，灾害发生导致的风险对贵州连片特困的影响更大，二者的关联性更强。贵州连片特困地区容易遭遇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干旱、风雹、地质灾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火灾、低温冷冻、泥石流、山体滑坡和雪灾等。从2007年到2009年，依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大小分别是洪涝灾害、风雹灾害、地质灾害、其他灾害等。每次灾害都造成巨大的损失，致使多个部门努力的反贫困成果瞬间化为虚无，刚刚脱贫的人口又重新成为贫困人口。例如，2010、2011连续两年，贵州发生历史罕见干旱，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9月中下旬，贵州全省88个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31个县特旱，39个县重旱，田地里的枯萎稻穗因为“卡脖子”旱情未能灌浆，使稻穗空空而颗粒无收等。

综上所述，在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几种致贫原因中，资源性贫困是一种原始贫困，是先天和后天性质的混合；主体性贫困是一种人力贫困，是能力贫困的体现；生产性贫困是一种产出贫困，是由当地经济结构决定的；政策性贫困是一种制度贫困，是受一定政策导向影响的；灾害贫困是一种外来贫困，对贫困发生的影响具有放大的效应。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原因并不是孤立、毫无关联的个体，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并且是有重要层次之分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离不开主体人，也需要自然资源做基础，还需要科学技术、先进的实践工具做支撑，更需要相关政策作保障，以上这些又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进行的。因此，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要实现发展，摆脱贫困的困扰，首先应该理清的就是哪些致贫原因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要在解决好主要原因的前提下，解决好次要的原因。当然，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科学规划，又需要统筹安排，更需要扎实推进。

3贵州连片贫困地区致贫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3.1灰色关联度及其计算步骤

灰色关联分析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主要研究系统内主行为因子和影响因素关系的密切程度，即系统之间的因素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作为衡量因素问关联程度的一种实证定量分析方法。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关联度越高，联系越紧密，该序列反映的因素对研究对象影响越大。设原始数据列为X0：[X0K=1，2…，n]为系统特征行为数列，比较数据列Xi{Xi（K）=1，2…，n，i=1，2…，n}为相关因素行为数列。对原始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归一化处理，求绝对差。即△i（K）=X0（K）-Xi（K）。取分辨系数p=0.5，关联系数为：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连续性、可获取性和口径一致性的考虑，本文选取2005年至2014年10个年份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结合贵州三大连片特困地区的特征，用逐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人均农业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费用和生产性固定资产购置中农业生产支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代表贫困状况、自然生态条件、农民转移性就业、农业生产资金、劳动力人口素质等指标。故用能够反映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情况的贫困人口时间序列为参考数列，记为X0（K），其余分别用X1（K）、X2（K）、X3（K）、X4（K）、X5（L）分别表示以人均农业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购置中农业生产支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比较数列，并通过查找有关统计年鉴以及对有关数据进行整理得到表2。

3.3灰色关联度计算

根据上述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利用表2中有关数据，计算如下：

3.3.1无量纲处理

利用2005年度数据作为基数，利用公式Xij=Xij/Xij其中Xij为标准化后的数据，xij为第i列第j行数据，Xi1为第i列第1行数据，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3.3.2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以贫困人口数量作为系统特征行为数列，以人均农业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费用和农业生产支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相关因素行为数列，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即通过式（1）计算出灰色关联系数，见表3。

3.3.3计算灰色关联度

根据式（2）、（3）计算灰色关联度，见表5。根据计算结果从大到小排序为Y5>Y3>Y4Y2>Y1，关联度Y越大，表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程度越大，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制度的不宜测量性以及没有相对完整的反映灾害情况的数据，在灰色关联计算中，因制度供给不足而导致的政策性贫困以及灾害因素而导致的贫困本文没有考虑。

4结果分析与相关建议

4.1结果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基本原理，当0

由Y5>Y3Y>Y4>Y2>Y1可知，在贵州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村贫困的关联度最大，即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所反映的劳动力人口素质这一因素对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影响程度最大；人均经营费用支出与人均农业支出与地区贫困的关联度居第二、三位，说明贵州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生产资金对地区贫困有较大程度的影响；人均农业收入与当地贫困的关联度位居第四，即农业收入所反映的自然生态条件对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有一定的影响；反映农民转移性就业状况的人均工资性收入指标与地区贫困的关联度最小，对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综合来看，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如果考虑制度因素和灾害因素，则贵州连片地区致贫因素的顺序应该会有所变化，可能的顺序为制度因素、劳动力人口素质、自然环境条件、农业生产资金投入、农民转移性就业、灾害因素。

4.2相关建议

贫困发生的因素更加复杂多样，贵州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因素由以往的一维性向多维性转化，导致贫困发生的原因以往多强调的是收入低或能力弱。但是收入衡量的贫困只能识别农户的事后贫困状态，无法判断农户贫困的原因和贫困状况的问题。因此，贫困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赖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救济式扶贫。

第一，针对由于制度供给不足而导致的政策性贫困，通过促进贵州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渐用发展式扶贫取代救济式扶贫。随着贫困标准线的上调，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增加，致贫因素变动错综复杂，因此要转变扶贫方式，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来最终消减贫困。由于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因素受到自然环境、资本投入、个人能力和社会制度等多因素影响，所以扶贫工作应当在综合考量贫困发生原因的基础上，通过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多方位实施扶贫工程。

第二，针对人力资本缺乏而产生的主体性贫困，应增加教育投入，进行智力扶贫，全方位提升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贫穷地区的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自身对人力投资的过分轻视。由于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来全面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不仅投资巨大，而且缓贫效果并不直接，再加上干部任期制的缺陷，使我国当前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基层政权组织都将教育发展为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放在次要地位，而将主要精力和绝大部分扶贫资金投向一些“短、平、快”项目和产业化项目。对于贵州连片特困地区来说，由于劳动力素质是影响地区贫困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必须把提升人口素质放在扶贫开发的首位来抓，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对劳动力增加教育投入，不但可以直接提高其知识技术水平，从而提升其反贫困的能力，而且能够影响并改变贫困文化等。

第三，针对资源禀赋劣势而导致的贫困，应合理开发资源，注重环境保护，处理好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贵州连片特困地区矿产、能源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充分开发和利用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实现脱贫致富、推进区域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连片特困地区又是区域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要统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认真做好规划，在产业发展上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有机结合，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

第四，针对产出效率低下而导致的生产性贫困，应通过合理安排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比例，规模化种植适宜喀斯特地区的特色经济作物，扩大油菜、烤烟、辣椒、茶叶及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积，积極发展特色中药材种植和生态经济型林（药、果）业等，以稳定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加大生产投入力度，积极改善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实施该地区产业化扶持等。通过实施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程，让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摆脱恶劣自然环境、土地资源限制等收入的硬性约束困境，加强连片特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创造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择业的条件，以此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提高工资性收入。

由于贫困的复杂性以及致贫因素的多样性，针对贵州连片地区脱贫还应该从资本要素支援、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安排以及应对突发性灾害保障等方面着手，制定出具体的反贫困方案与措施，以真正实现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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