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到国学新生 |
| 范文 | 【摘 要】 国学乃国之思想源泉，不同时代的媒体环境和印制技术赋予国学经典出版迥异的活力。诉诸国学出版史可以发现，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更新迭代中，国学经典出版先后经历了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和国学新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思想线索和国家盛衰状况。 【关 键 词】保存国粹；整理国故；新媒体；国学经典出版 【作者单位】白中林，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一个民族走向富强和兴盛的标志，这种复兴必然也是充分吸纳外来文化影响之后的复兴。在此意义上，国学经典的出版就是一种新生，尤其是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中，国学经典的出版更加具有活力。但是，越是在国学经典出版充满活力的时候，我们越要反思，国学经典对当下意味着什么？在鱼龙混杂的国学经典出版热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问题和时代问题？此时诉诸国学出版史，或许不失为一条路径。 虽然国学的称谓诞生于国将不国之时，但这恰恰说明了国学之重要性和急迫性。章太炎先生曾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比其国有独优之法治，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气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不过，对国学的这种定位，在不同的国学经典出版时期，时有昌明时有遮蔽。 在保存国粹的第一阶段，国学的保存被提到了与保国、保种并存的高度，此时国学经典的出版更具有一种使命感，即为中国“文化续命”。在整理国故的第二个阶段，国学的定位相应的被遮蔽或者降格为“文明再造”的精神原料或思想准备。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国学热和新媒体双重环境交织之下，国学成了普罗大众品位的追求，其根本定位反而被遮蔽得更厉害。 一、新媒体的兴起与国学经典的保存 每一次媒体的更新，都会给国学经典出版带来新的冲击。例如，相对于微博、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而言，报纸和期刊就成了传统媒体。但是，百余年前，报纸和期刊引入中国并逐步流行之时，相对于传统的布告、邸报等，报纸和期刊毫无疑问是新的传播渠道，当之无愧的新媒体。对国学经典保存的探讨在报纸和期刊新媒体上展开，报纸和期刊相应地也成为国学经典出版、传播的主要渠道。 屠仁守在1897 年刊出的《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中讲道：“昨读译《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为之踌躇四顾，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犹能言修身齐家，设立教育之当取法；犹知尊《论语》为纯然道义之书，并推存亡消息之理；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我方靡焉欲步其后尘，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贬圣贤以尊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经史而建东洋之政策。两册鳞次之间，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由此可见，面对西学的冲击，国内有识之士首先是通过报刊等媒体来表达要通过推尊中国固有之学以对抗。随后， 1902年，邓实、黄节等创办《政艺通报》宣传国学； 1904 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阐述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 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成立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此报撰稿人囊括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人。 早期提倡保存国粹的这些学人也是最早投身于国学经典出版的出版人，他们成立了神州国光社，先后推出了“国粹丛书”和《国粹丛编》。在报刊媒体流行的时代，保存国粹、出版国学经典成就最大的当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张元济先生就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 在张元济主政商务印书馆前，商务印书馆仅出版了《通鉴辑览》《五經备旨》等少量国学古籍，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后，开始大规模出版国学经典，主要出版了“四部丛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四部丛刊初编》《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四库全书四种》《选印宛委别藏四十种》《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影印元明善本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涵芬楼秘笈》等多种国学经典。 虽然张元济主政商务印书馆从事国学经典出版之时恰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但毫无疑问，张元济出版国学经典的理念与胡适整理国故的理念大不相同。这一点从他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所言可以看出来：“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也。”张元济于1927 年致傅增湘信中所言更明确：“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持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持上多一份效力。”也就是说，张元济所做的国学经典出版，确是为中华文化续命的事业——“事关国脉，士与有责”。 二、整理国故与国学经典的初步普及 在国学经典的出版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思想线索当属胡适先生提出的整理国故之言。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出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倡言。胡适的计划是把国粹意义上的国学变为国故意义上的国学，将其放到新文化的脉络中作为中国新文明的精神养料。他认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所以“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部门”。 胡适的倡导在中国南北学界激起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国学进路。一种是以北京为中心，以胡适和顾颉刚诸人为首，采用所谓的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另一种是以南京、上海为中心，一方面接受胡适的影响，另一方面承接章太炎等人的宗旨，除借鉴科学的方法外，更侧重“以国故理懂国故”。后一种研究国学的进路显然是保存国粹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在胡适的影响下，除了北京大学设有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其他诸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也先后设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在南方则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为主要阵地。这些侧重进路不同的国学研究机构以报刊为讨论阵地，通过媒体深刻地影响了国学经典的出版方向。 这个时期，可以说除了以张元济先生为代表的保存国粹、文化续命意义上的国学经典出版之外，最大的转向或者推进当属王云五对国学经典出版的贡献。王云五曾做过胡适的老师，经胡适举荐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因此王云五出版国学古籍的思路带有明显的胡适印迹。再造文明，整理国故，必然存在一个普及问题，王云五以整理、遴选、编辑作为普及的主要方针，先后出版了“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国学小丛书”《国学基本丛书简编》等国学经典古籍。 王云五曾在《旧学新探》一文中总结其国学经典整理出版的观点如下： “（1）高处俯瞰：对于旧学的全貌先从高处俯瞰，具体言之，就是从目录学入手，因为目录学可以助人认识学术的全貌。（2） 细处着眼：研究国学，一方面固须从大处入手，他方面还须在细处着眼……细处着眼的方法，莫如编制和利用书籍的索引。（3）淘沙见金：我国古籍多非有系统的著作，除经史两部之大部分及子部之一部分性质尚分明外，其他如子部中之杂家小说家类与集部中之别集类，内容复杂细碎，殆无所不包，如欲就其中选取需要之参考资料，殆如淘沙见金。且不仅一书之内容如此，一部丛书所收之各书除专科丛书外，性质亦相去甚远。欲就其中选读所当读之书，亦须经过同样的淘金手续。关于后者，我编印《丛书集成》就以此为主要目的，而谋有助于读书界……（4）贯珠成串：我国古籍的内容既如上述，大多数复杂细碎，欲就其中搜罗一系的资料，自非采取贯珠成串的方法不可。换句话说，仿佛按上述淘沙见金的方法，将淘得的金沙变为有用的珠子，而用一条线将他们贯串起来……” 可以说，王云五的国学古籍出版思路与胡适的整理国故思想相结合，将我国的国学经典出版事业推到了目前尚未企及的高度。通过与其所处时代传播媒体的互动，王云五以“学生国学丛书”的编纂为契机，确立了用新方法来整理排印古籍的出版途径，使古籍更为普及化和平民化。王云五开启对国学经典进行标点、注释和进行必要翻译——这种新式的国学经典出版，到现在还是国学经典出版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 三、新媒体、国学热与国学经典出版的生命力 1949年之后，顾颉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国学经典出版基本延续的是整理国故的思路，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学经典出版采用的方法也没有超越王云五整理国学古籍的方法。真正赋予国学经典出版新生命力的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国学热和新媒体的出现，至此，国学经典出版有了学术的支撑和新的呈现渠道。 20世纪末以来，国学热先后在高校和民间兴起，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设立了国学教学研究机构，读经班和民间书院也悄然兴起。但是，这股国学热反映到国学经典出版领域，仅是常规国学经典古籍销量的增长，并没有给其注入强大的活力。微博、视频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兴起，可以说全面改变了国学经典的传播渠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国学，与国学热相配合对国学经典出版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首先，新媒体背景下的国学热突破了国学经典局限于儒家经典的界定。传统国学经典的分类毫无疑问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将国学分为六类——“一曰小学类；二曰经学类；三曰史学类；四曰诸子类；五曰佛典类；六曰诗文类”，也有着儒家思想的痕迹。虽然在早期整理国故的运动之中，有学者提出举凡用中国文字描述的典籍皆可列入国学范围之中，但显然这一点没有在国学经典出版实践中得以实现。而新媒体的出现给不同兴趣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平台，不同的兴趣群体可以从各自的兴趣点出发去关注国学，例如艺术、修身、建筑、医学等，没有内容限制，反而可以让国学经典得到重新界定。 其次，新媒体背景下，国学经典真正在普罗大众中得以普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电视借助新媒体获得了新生，那么以电视为载体的《百家讲坛》也毫无疑问是新媒体助力国学经典出版的推手。《百家讲坛》先后推出了易中天“品三国”、阎崇年“正说”、于丹“心得”系列，这种对国学经典的出版解读方式可以说是超越20世纪影印和注解的一种新方法，相应的也带动了被解读的国学经典的畅销。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的存在，这种推广方式极大地便利普罗大众与国学经典的接触。当下，有声书和微信公众号对国学经典的推动，更可以视为对国学经典出版的一大解放，因为民众对国学经典的接触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国学经典文本的阅读。 再次，新媒体促使国学经典出版形式多样化。例如，利用互联网技术，国学经典大部分被数字化或数据库化，各种图书馆馆藏如《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等都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来进行数据检索。正是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国学经典的出版才实现了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包容了前两个阶段国学经典的出版形式。例如，当下人们对《四库全书》原大、原色、原样的高清复制，以及对单本国学经典的定制、高清影印等。也就是说，国学经典既可以作为一种知识通过出版向人们传递，也可以作为一种收藏品或艺术品，通过出版由人们来收藏和欣赏。 新媒体给国学经典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活力，但是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导致泥沙俱下。究其原因，除出版社关于国学经典的选题大量重复、出版质量不高外，最重要的是，国学经典出版的根本导向不明确。前两个阶段的国学经典出版都有明确的（中国思想界讨论的）问题意识在引领——第一阶段国学经典出版的定位在于保存国粹、文化续命；第二阶段国学经典出版的定位在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因此，新媒体时代，国学经典出版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如果不明确其定位，就很可能会沦为廉价的心灵鸡汤和官场或职场权谋术。 2017年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可见，国学经典出版的意义在于塑造理想的人，一种符合中国文化的人。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运行方式，新媒体时代国学经典出版会触及每一个人，这是新媒体时代国学经典真正普及的意義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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