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书史理论：以社会视角观照书籍的历史 |
| 范文 | 马晓翔 王宏波 【摘要】 現代意义上的书史理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由多个学术流派与思潮交汇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西方书籍史重点探讨的是印刷书籍，力求从社会视角来拓展书籍的研究，着重探讨书籍的社会意义，并以此作为阐释的中心。这异于中国书史研究主要落脚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这种以书史理论来进行书籍的历史及出版史研究的方式值得借鉴。 【关? 键? 词】书史理论;社会视角;出版史研究 【作者单位】马晓翔，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王宏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2.024 书籍是人类有史以来共同创造的财富，是人类智慧、意志、理想的最佳体现，是人类表达思想、传播知识、积累文化、传递经验的物质载体，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智慧的宝库，是人类知识最为重要的载体和保存方式。从甲骨、金石、竹帛、纸张雕版至印本等，无论形式怎么变化，书籍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华文明的符号、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书籍的生产与传播是实践性较强的社会活动，随着这种社会活动的主体性越来越显著，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化进度越来越快，对书籍与各类出版传播环节和活动的关系的关注与研究，逐渐成为自觉意识。研究图书与出版，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事物或现象的历史，成为内容丰富又精深的学问。西汉以来，出现了诸如刘向的《别录》、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也产生了目录学、校勘学、文献学与图书馆学等富有悠久历史的典籍;近代出版业兴起以后，出现了印刷史、出版史、编辑史、图书史、期刊史的研究等。总的来看，中国书籍史的研究更多局限在行业领域，就书谈书，而从出版传播学来看，西方的书史理论值得学习借鉴。 一、何谓书史 长久以来，书籍以识字者便于理解的方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作为一种受人青睐的书写载体，它们被用来传递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所珍视。因为书写有助于固化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习俗，书籍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播相关发现（真实与不真实的）是不可或缺的。书籍也像陶瓷、建筑那样，有着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会揭示图书中所述历史之外的大量史实[1]，因而对这种现象与规律的探讨也就形成了书史的研究。 书史（book history），也可以叫作“书籍史”（the history of books），是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与规律，及其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融合了有关书籍的各种研究，如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等全部的历史[2]。 书史的诞生，是复杂而较漫长的过程，也是由多个学术流派与思潮交汇而成的。书籍除了传播知识、信息，传达思想与观念，还表达更多的内容。书籍有自身的历史，这种历史揭示了图书所述历史之外的大量史实，也揭示了图书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反映人类的思想方式及思想成果等。 二、中西书史观之差异 我国书史历史悠久，我国古代学者开展了版本、校勘、目录等与书籍有关的多方面研究。中国书史的发轫之作是1917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1924年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雕版源流考》，1935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收入了陈彬龢、查猛济创作的第一部用白话文和现代学术体例撰写的《中国书史》[3]。这几部著作表明中国学者开始了有意识的书籍发展演变历史研究。近现代以来，书史研究融合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了诸如藏书史、图书史、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印刷史等方面的研究。 我国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书史这一名称，但长期以来，我国关于书史的研究一般可称为编辑出版史。其关注的多是编辑出版活动这一行为，往往受制于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学术路径，从书籍的物质形态、意识形态切入，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其内涵与外延并总结相关发展规律，按相关专门史来进行机械式的文本分析。这与西方书史研究中，关注书籍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人，书籍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周遭环境的关系，以及书籍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等，是大不相同的。 三、书史理论生发之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书史理论产生于西方学术界。西方书史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西方学术界对现代意义上的书籍史研究发端于法国，始于20世纪初一些版本学家、文献学家与目录学家对书籍进行分类、整理与考据等工作。其实，以目录学、古文献学为代表的书籍史研究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一些读书、爱书人自文艺复兴开始，就对书籍的分类、版本、装帧设计以及书籍的印制工艺等产生了兴趣。 在西方特别是法国等国家，先后有相关代表性理论介入对书籍历史进行阐释。首先是以格雷格（W.W. Greg）、弗雷逊·鲍尔斯（Fredson Bowers）和麦克科洛（R. McKerrow）为代表的“新目录”学派，本着“去伪存真”的精神，关注书籍制作、流传过程，以清除其中的“异质”与“污染”等，认为书史的研究就是“关于文学文献的物质传播的科学”[2]。“新目录”学派开了书史研究的先河，在20世纪40—6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1958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夫贺（Lucien Febvre）及其学生马尔坦（Henri Jean Martin）出版了《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首次将年鉴学派倡导的社会史范式用于书籍的研究，试图厘清印刷书如何、为何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该书因此被视为书籍史研究的滥觞之作[4]。唐·麦肯锡（Don McKenzie）在1969年发表了《思想的印刷者》（Printers of the Mind）一文，提出了“文本社会学”的概念。他指出，一部文本的物质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生产环境，文本的意义是由那些写作、设计、印刷书籍的人，以及那些购买和阅读书籍的人的一连串解释行为所构建的，认为文本生产是一种协作过程，提倡要关注书籍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注重对物质对象及其生产和接受进行分析。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书史是什么？》（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一文，试图结束对书史研究众多路径的“跨学科的混战”状态，提出了一种分析书籍生产社会化过程的普遍模式，即一个“从作者到出版者（假如图书销售商没有承担这一角色的话）、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的“交流圈”（com- munication? circuit）。“交流圈”理论，把书籍文本生产看成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的多面体，揭示书籍不仅在讲述历史，而且在创造着历史[2]。1993年英国目录学家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R. Adams）和尼科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提出了“生平—著述（bio-bibliographical）意义上的交流圈”，完善与补充罗伯特·达恩顿的“交流圈”理论，认为交流圈由一部文本生命中的五个事件（出版、制作、发行、接受和流传）组成，被四个影响“区域”（思想影响;政治、法律和宗教影响;商业上的压力;社会行为与趣味）所围绕和影响[2]。 其他的如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副文本”（paratext）理论（1987年出版法文版《门槛》一书，1997年英文版译为《副文本：解释的门槛》（Paratexts：Threholds of Interpretation）），关注已完成的文本争取文化表现和接受的手段，即用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理解的诸如封面和封底、印在封套上的广告词、索引、脚注等。杰罗姆·麦克盖恩（Jerome McGann）在《文本的条件》（The Textual Condition）（1991年）提出“文本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texts），建议将文本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和物质的背景之下，可以通过把文本研究的社会化推至极致，来打破不切实际的解释学魔咒。 另外，还有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等环境学派的媒介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论”，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读者反应理论以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结构理论等[2]，都被用来作为阐释有关书籍史的理论或工具。 从上述的梳理可见，书史理论的形成有历史的发展过程，其间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以充实丰富书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其中始终不变的是，跳出就书籍论书籍的狭隘范畴，指向书籍出版的社会性。 四、社会视角——书史理论之核心 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形式，如今又从印刷到基于屏幕的网络、数字媒体，书籍历史的变迁不仅是技术的变迁，不完全体现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因为任何一种变革或变迁，是超越不了一定的时代社会，往往被融入社会进程之中。所以，考察书籍的历史，还必须涉及更广的范围，关涉书籍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状况，这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发行和接受等。 正因为如此，西方在1998年创刊的《书史》（Book History）杂志是这样界定“书史”的：书面交流的全面历史——手稿和印刷品以任何媒体形式，包括书籍、报纸、杂志、手稿和一次性印刷品进行的制作、传播和使用……关于作者、出版、印刷、装帧艺术、版权、审查制度、销售和发行、图书馆、读写能力、文学批评、阅读习惯和读者反应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史[2]。 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与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An Intro- duction to Book History）则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理论流变、基本问题、探索领域、重大争鸣等。可以看出，西方书籍史重点探讨的是印刷书籍，而且力求从社会视角来拓展书籍的研究，着重探讨书籍的社会意义，并以此作为阐释的中心。正如《书史导论》结论所总结的——研究书史，就是研究我们的人性，研究支撑整个社会的知识搜集与传播的社会交流过程[2]。书籍史乃至出版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人类或人类文明的历史，而其除展示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等的事功，更深层意义则是展示人的思想智慧的发展轨迹以及人性等问题。因此，书籍史及出版史研究可以借鉴书史理论，不仅研究图书或出版物的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出版物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更要关注出版物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所表现的人或人的群体及阶层等。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浙江南浔张静江故居门楣上的对子，由清湖州状元姚文田撰，同治、光绪二朝帝师翁同龢书写。这表明读书是文化世家的承续以及某一阶层形成与固守的基因，是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书籍是人类文明了不起的东西，读书是人类了不起的活动内容，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开放的标尺。书籍对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人类整体而言亦是如此：读书使人类获得智慧，促使人类进步;在悠悠历史长河中，读书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记，成为人类文明的“亮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书籍史（包括印刷史、出版史、阅读史等）即文化史，书籍的空白，意味着文化史的空白[5]。这就是从社会视角来观照书籍与读书。 今天，无论是国民阅读率的调查，全民阅读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促进国民阅读提升与营造书香社会逐步进入立法议程，还是中国文化、中国出版“走出去”等，都是关乎书籍的事。书籍的事不仅是书事，也不仅是出版界的事，是具有更深远社会与历史意義的事。这就意味着，可借鉴书史理论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来关注、研究图书与出版。 |参考文献| [1][美]周绍明.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中文版代序[M]. 何朝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2][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 书史导论[M]. 何朝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 [3] 何朝晖. 另一种“书史”[J]. 读书，2010（5）：75-81. [4]于文. “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J]. 图书·情报·知识，2009（11）：57-63. [5]程章灿. 书香中国——从书籍史看中国文化传统[EB/OL]. “凤凰讲堂”第9期，2017-0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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