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韬奋精神六讲》（连载二） |
| 范文 | 聂震宁 3.办一份真正“人民的报纸” 韬奋一生总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五刊一报一书店，分别是《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原为《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大众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生活》周刊发行量15万份，《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20万份，《全民抗战》三日刊发行量30万份，都创造了同时期全国杂志销量第一的纪录。《生活日报》创造了当时香港报业销量第一的纪录。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年度出版图书品种一度居全国出版业第一，鼎盛时期拥有遍布全国的56家分支店。究其原因，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韬奋一直坚定地选择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积极推广主流的大众文化。他坚决反对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他曾风趣地说：“今天的有冕之王是反动派。我们是无冕的老百姓，应当做人民忠实的代言人。”他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的记者（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315）”。他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他说：“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这个重要的意义应该运用到大众文化上面去”。他反省道，“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忍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才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问题”（《韬奋全集》第六卷，第333页）。韬奋所处的时代正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期，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进步知识分子，他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必须有一个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受性”（《韬奋全集》第六卷，第651页）。 正因为韬奋一直坚定地选择站在大众的立场，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服务态度在韬奋的事业中才有了内在动力和努力方向。 1935年，韬奋在国外度过了两年多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大众办报办刊、抗日救亡的事业中。由于《生活》周刊已被当局封禁，1935年11月韬奋又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大众生活》周刊的发刊词中，韬奋写道：“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韬奋全集》第6卷，第493页）。韬奋用《大众生活》周刊更加明确地宣示刊物的大众性质。《大众生活》周刊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优良传统，竭诚为大众读者服务，甚至站在更高的时代制高点上，胸襟、视野、格局更为广大。它的“星期评坛”就是原来《生活》的“小言论”，甚至比以前更加贴近形势和现实，更富有针对性和穿透力，更加受到读者喜欢。它的“图画的世界”栏目，用精绘的世界地图和生动的漫画，反映世界动态，颇具新意，堪称中国出版界的较早的一个创新。 韬奋办《大众生活》周刊，一如既往地坚持竭诚为读者服务、认真处理读者来信的原则，但又有了自己更高远的追求。他在答复一位读者来信时，明确表示：“倘若诸友认为《生活》在当时对于社会不无一点点的贡献，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它的忠诚，是在能反映着当时社会大众的公意，始终不投降于黑暗的势力，始终坚持不肯出卖社会大众给它的信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坚持到底的。但是时代的巨轮是向前进的，《大众生活》产生的时代和《生活》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不但希望它能避免《生活》的缺点，保留《生活》的优点——倘若有一些的话——而且要比《生活》前进。”他所说的“要比《生活》前进”，就是要从《生活》周刊时期对“人生修养”的关心前进到“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却要注意到社会性；是前进的，不是保守的；是奋斗的，不是屈服的；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韬奋全集》第六卷，第564页）。这就是说，韬奋对于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的理解和践行，已经上升到紧贴时代脉搏、站在“中国民众的立场”的高度，《大众生活》从一创刊就体现出其不同凡响甚至也不同《生活》的更大境界，受到读者更为热烈的欢迎，期发量达到15万份，后来上升到20万份，打破了《生活》周刊创造的纪录，创造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 《大众生活》由于其鲜明的大众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又受到了查禁，只延续了短短三个月，被当局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的罪名勒令停刊。韬奋再度被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在香港，韬奋开始筹办《生活日报》。办一份适合人民大众需要的报纸，一直是韬奋脑际“梦回已久”的心愿。 早在1932年，韬奋感觉到只办《生活》周刊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就有了创办《生活日报》的想法。从那时起，韬奋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生活日报》的筹办事务中去。为了阐述创办《生活日报》的意义，说明相关问题，他在《生活》周刊上先后发表了14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表示，“我希望《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我们要设法使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做《生活日报》的股东”（《韬奋全集》第六卷，第682页）。经过10个多月的努力，韬奋从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读者那里完成了筹款计划，正当正式启动报纸的筹办工作的关键时候，政府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予以阻挠，无奈之下，韬奋只好宣告停办退款。 韬奋筹办真正“人民的报纸”的想法，尽管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理想成分，但他一心为人民大众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是非常感人的。1936年，韬奋在香港重新筹办《生活日报》。当时条件极其艰苦，连办报的款项都是韬奋托朋友辗转筹借来的。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报社只能设在贫民窟里，在一条连汽车都开不进去的小街里，只有三个房间。房屋逼仄，斜对面小铁店的煤烟常常溜进来，空气中布满灰尘，使人几乎窒息。但韬奋的精神和他的事业依然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合作，胡愈之、金仲华、王纪元、柳湜等具有丰富经验的著名编辑记者都被韬奋请到香港来，与他并肩创业。他们创办的《生活日报》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宗旨，践行着韬奋创办“真正‘人民的报纸”的信念。对于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报纸都有及时的报道和鲜明正确的观点。韬奋亲自大量撰写文章，坦率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报纸订户遍及国内各地和东南亚一带，每日销售2万份，远比当地销量最大的报纸多三倍，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香港，韬奋不仅创办了《生活日报》，还同时创办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韬奋的《生活》周刊情结难以磨灭。韬奋说：“星期刊就是周刊，之所以采用这样累赘的名称，因为《生活》周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个名词，在内地发行才不受阻碍。”。 《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了55天，因为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韬奋再次回到上海，计划将报纸从香港迁回上海。但由于当局的阻挠，终于未能在上海如愿复刊。韬奋一生中办一份真正“人民的报纸”的愿望又一次受阻。此后，韬奋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了，成为他终生的憾事。 虽然《生活日报》在上海复刊无望，韬奋并不曾就此有片刻的懈怠。他迅速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为《生活星期周刊》，在上海复刊并继续担任主编。刊物坚持倡导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成为韬奋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重要阵地。刊物大篇幅地报道鲁迅的逝世，充分表达对鲁迅的悼念与敬意，声援上海工人和绥远前线的抗日斗争，在上海广大读者心中不断掀起爱国、进步的热潮。随着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发生，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7位救国会的领袖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生机勃勃的《生活星期周刊》同时被迫停刊。这份刊物在上海历时只三个月，出了17期，却给上海读者留下长久的怀念。 4. 服务之彻底精神 许多与韬奋一起工作过的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最为敬重的是韬奋“永远立于大众立场”，最为感动的是韬奋为大众“服务之彻底精神”。 秉持为大众“服务之彻底精神”，在几十年的奋斗生涯里，处处为事业和读者着想，自己一家却过着淡泊清贫的生活。《生活》周刊随着发行量的增加，经济实力得到加强。当时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造谣，说是刊物的老板发了大财，已经造起了大洋房，娶了姨太太。可实际情况却是韬奋在勤奋办刊的同时，从来不为自己谋私利。他的工资甚至比接办《生活》周刊前还少了几十元。当时的《生活》周刊，主要由韬奋用各种笔名来写作发表文章，有时几乎整本刊物都出自他的一支笔，可他在自己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从来就不拿稿费。刊物获得盈余后，他都用在发展事业上，主动让利给读者。刊物需要增加页码，增加画页，发行增刊，他都坚持一般情况下不提高刊物定价。遇到物价飞涨、纸价暴涨、成本剧增，刊物还是尽量不提价，而是扩大广告的收入来弥补亏空。后来，《生活》周刊被当局禁邮禁运，收入锐减，韬奋宁可带头每月减薪50元，也坚持不让提高刊物的售价。其实，韬奋自己的经济状况一直是比较窘迫的，他的太太常常为家里经济困难发愁。在重庆、香港，他们的住处只有两个斗室，一家五口很勉强才能挤得下。说这样一位拥有生活书店那么大规模事业的主要人物，一位文章满天下的名记者、名作家，一向过的竟是如此清贫的生活，有谁能相信？然而，正因为他甘于过的是这样一种淡泊清贫的生活，才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定地站在大众的立场，宁愿让《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等被封禁，也不肯屈服于黑暗势力，宁可生活书店的分店一个个被查封，也决不答应与逼迫他联合的权贵合作，真正践行了自己为大众“服务之彻底精神”的信念。 秉持“服务之彻底精神”，韬奋在编辑出版工作和写作上，一直坚持着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他始终坚持“聚精会神”研究回应读者的期待，研究解答读者所提出的问题。他这样来回忆自己呕心沥血的编辑工作：“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到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87.）。 他一直都在倡导出版物内容“有趣味有价值”。他说：“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86.）。 在编校质量上，他坚持要一丝不苟。他说：“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著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0.）。 正因为韬奋有着“服务之彻底精神”，才可能不辞辛劳、不计利益、“聚精会神”地投入到新闻出版工作和写作中来；也正因为他能够“聚精会神”地做出努力，才有可能成为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信任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政论家。 秉持“服务之彻底精神”，韬奋在编辑工作和写作上一直保持着“明显畅快”的文风。接手《生活》周刊后不久，他就宣布对这份刊物文风的方针是力避“诘屈聱牙”的贵族化文字，努力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化文字。他希望读者逢星期日收到这一个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阅一遍，好像听一位好朋友谈谈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谈天。倘若有问题要商榷的时候，握起笔来写几行给这个周刊，也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的意见，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他的理想目标就是与读者做成好朋友。所以，他对于与读者谈心交流的文章倍加小心。他坦诚写道：“写文章的人不要以为读者是易欺的，读者不都是瞎子聋子，他们也有听到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机会，他们自己也有根据正确事实，引伸公平判断的能力。所以惯于下笔胡说八道的人固然引不起读者的信任，即使平日持论比较公平，被人视为社论能手的先生们，一旦写了违心之论，或有意歪曲事实的文章也仍然要引起读者的不满以至愤怒。”（《韬奋全集》第十卷，第44页）。 对于韬奋所坚持的文风，他的亲密战友、著名新闻出版家、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做过相当深刻的评价：“由于他是为大众的，从大众学习的，说的是大众的话，所以他从不无病呻吟，亦决不无的放矢。由于他的热情奔放，他的文章，自然丰润富裕，决不至于像个小瘪三。”“我以为韬奋拥有广大读者群，有最普通的群众影响，诀窍就在于永远为大众，向大众学习，站在大众前头，而不脱离大众。如果这是大众化，韬奋是做到真正的大众化了。”（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154.）。 5.小结之一 对于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个精辟的概括，那是1944年11月，在延安举行追悼韬奋先生的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一题词一直以来被一致认为是对韬奋精神核心内容最为精辟的概括。 由于一以贯之地坚持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韬奋才可能把一份发行量原先只有2千多份，题材单一、内容单薄的职业教育指导刊物改造成为一份服务社会、指导青年、传播新知、主持正义的畅销名刊。由于一以贯之地坚持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韬奋才可能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竭尽全力创办了一份又一份称得上大众喉舌的报刊，成功创办了一家现代出版史上拥有分支店数量最多的出版发行机构。韬奋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时期。他忧国忧民，追求进步，一心为大众。他坚信进步的新闻出版业可以为培养大众伟大的力量，创造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发挥独特的作用，因而其一生的新闻出版活动和政论写作都与大众紧密联系。他急大众之所急，想大众之所想，努力为大众代言，竭诚为大众服务，受到了当时大众的喜爱。 要办好新闻出版事业，必须具有自觉、主动服务的精神；而要办好进步的新闻出版业，则必然要具有自觉、主动为大众服务的精神。韬奋所提倡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态度，表明他为大众服务是自觉的、主动的。他聚精会神勤奋工作的精神，一丝不苟认真工作的态度，以及他坚持明显畅快的文风，说明他“永远立于大众立场”和“竭诚为读者服务”是发自其内心的人生理想，是真诚的，而绝非一种事业的谋略和社会活动的做秀。 新闻出版人要真正做到为大众，不仅要一以贯之，锲而不舍，不仅要发自内心，而不是做秀，还要有主持正义的坚定节操，具有真正能够体察民情，知民病痛，实事求是，为民代言的能力，这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除上述种种要求之外，作为一个新闻出版业的领军人，还要具有令身边很多同事和文化界许多朋友一致称颂的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韬奋正是这样的领军人。他曾一再表白：“新闻记者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再说得具体些，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劳动，而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有事业的兴趣，而没有个人的野心。有事业的兴趣才会埋头苦干而仍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没有个人的野心才不至利用事业上所得到的社会信用做自己升官发财乃至种种私图的阶石。”（穆欣.邹韬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5.）。由此可见，韬奋至为强调的首先是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动机，认为只有动机正确才可能“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劳动”。韬奋本人正是因为有了强烈的“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劳动”的动机，才可能提出“服务之彻底精神”的要求。在“服务之彻底精神”方面，韬奋一直是身体力行的，不仅不在事业中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为了事业他宁愿牺牲自己个人利益。他安于淡泊清贫的生活，从不计较个人报酬，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乐此不疲。他在自述中这样表白：“回想我和几位‘患难同事开始为文化事业努力到现在，我们的确只是以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为快慰，从没有想要从这里面取得什么个人的私利。”他还说：“我和一班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苦干了十几年，大家还是靠薪水糊口养家。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满意，我们的兴趣都在文化事业的本身。像我这样苦干了十几年，之所以能得到许多朋友们不顾艰难地共同努力，之所以能够始终得到许多共同努力的朋友们的信任，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始终未曾为着自己打算，始终未曾梦想替自己括一些什么。”毫无疑问，像韬奋这样的一个真心“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劳动”的人，真正践行“服务之彻底精神”的人，一个为大众利益做着最大牺牲的人，无论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将会受到人民永远的敬重和爱戴。 （作者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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