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华广播的缘起及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传承发展和历史作用》-文学论文，传播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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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华广播的缘起及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传承发展和历史作用

范文

【摘要】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在8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传播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发挥了喉舌功能和作用，锻造了自己的党媒品质。延安时期，广播机构在革命根据地开启艰难探索历程;解放战争时期，广播战线在政治和軍事斗争中经历了进退重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媒体逐步发展壮大;改革开放时期，广播事业在历经曲折发展后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播在媒介市场竞争格局下又走上了媒体融合创新发展之路。

【关键词】广播 ?党媒 ?职责 ?历史 ?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G223 ? ? ?【文献标识码】A

自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至今，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已经走过整整80年的光辉历程。在这8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广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传播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喉舌功能和作用，不断锻造了自己的党媒品质。广播媒体又称声音媒体，上承党和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层的声音，下接最基层一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并且以通俗易懂、老百姓普遍能够接受的语言，与受众进行信息交流和传播，做到既“顶天”又“立地”，被誉为最受青睐的大众媒体。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中，广播是最先“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媒体，曾几何时，“户户有广播，家家传声音”成为中国城乡社会的一大独特人文景观。

正因为广播具有如此高的普及率和广阔的覆盖面，使得广播在党媒品质锻造和发展之路上愈发显得底蕴深厚和生命力旺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中留下了精彩的篇章。

一、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广播的艰难探索

延安时期，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都非常严峻，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的诬蔑造谣、倒行逆施和军事上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在革命根据地与他们进行战略周旋和坚决斗争，而广播就是在此期间与敌人开展舆论斗争和革命宣传的重要工具之一。

（一）党领导下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发展为广播创办提供条件和可能

由于广播电台必须依赖于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支持，因此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就成为广播创办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无线电通信事业始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领导创办了党在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党中央开始筹划重建在长征途中一度中断了的秘密电台，恢复无线电通信，以便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及时地传达到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到1940年，经过党多年的选拔和培养，党组织周围已经集聚了一批无线电技术骨干人员，进而在人才和技术两个层面为人民广播的创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广播的创建条件和可能性都已具备的情况下，1940年春天，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决定，适时成立了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负责领导筹建广播电台工作。从此，人民广播的创办事宜被党中央提上议事日程。

（二）依靠党的力量和集体智慧，人民广播事业在攻坚克难中起步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尤其是禁止将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稀缺物资和工业品运进边区。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和封锁，党中央主要采取了两种措施予以应对：一是通过八路军在战争前线缴获日伪相关技术设备;二是通过地下党组织从国统区和沦陷区秘密采购无线电器材，然后设法穿越封锁线再运到陕北。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病返回延安时带回了一台广播发射机。当时的延安，不仅无线电器材非常匮乏，有关配套设备也十分奇缺，技术人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条件不够，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电力，就利用汽车引擎带动发电机;没有汽油，就制作木炭炉，利用烧木炭产生的煤气来代替汽油作燃料;没有发射塔，就把几根木杆子连接起来，竖在山顶上，用“木塔”代替铁塔架设了天线。为防止日寇敌机的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的蓄意破坏，他们把电台的发射机房和播音室设在距离延安清凉山编辑部20公里外的王皮湾村，在半山腰中开凿出两孔石窑洞作为发射机房和动力间，播音室设在村里的一孔土窑洞里。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0年12月30日开始播音，广播稿由新华社广播科编辑提供。此举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中不仅拥有了报刊和通讯社，而且拥有了自己的广播事业，人民广播工作的序幕由此揭开。

（三）党中央高度重视广播宣传工作，赋予广播以党媒角色与职能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所领导和掌握的新闻宣传工具主要是报刊和通讯社。然而，无论是报刊还是通讯社，它们的新闻传播都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制约与限制。报刊的出版和发行离不开具体的印刷地点和交通运输条件，而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刊，却受到了敌人的层层封锁，难以及时和顺利地传递到国统区和沦陷区。虽然偶尔有少量党报党刊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层层阻碍流传过去，但无论是报刊数量还是读者人数都非常有限，而且只能在极少数人的范围内进行秘密阅读。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出版的报刊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刁难和非法查封，以致许多重要的新闻无法刊登。新华社的文字广播虽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出去，但又必须依靠专门的收报设备才能抄收，再经译电方可阅读。而且除了党的秘密机关和少数新闻单位外，一般部门和人员是难以接触到的。正因为报刊和通讯社在传送新闻上存在上述局限性，而广播却能够通过电波突破时空的障碍，向外界自由传播新闻，让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党的主张和声音，因此，广播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型传播媒介。党中央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续下发了关于加强广播工作的4个文件，并赋予广播以党媒的角色与职能：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①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又要求“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②。”同一天，中宣部还就延安台的广播内容及方式作了《关于电台广播的指示》，强调“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③6月20日，中宣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再次指出：“在现代无线电事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的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通讯社及广播事业的工作。”④

1941年，延安台广播宣传的主要业绩有：一是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二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三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播出一批重要文章。其间还排除了国民党的诬蔑、干扰和破坏，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广播事业的垄断。1943年春，由于设备简陋，条件艰苦，延安台不得不暂时停止播音。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担负起抗日战争的部分宣传任务，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从实践中培训了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播、技术人员，奠定了人民广播事业的最初基础。”⑤

二、解放战争时期：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广播战线的进退重组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面对国民党强化对新闻事业的统治、国统区进步的新闻事业遭受严重摧残的严峻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斗争中经历了一个发展、收缩和再发展的曲折过程，广播党媒的品质不断得到淬炼与提升。

（一）利用广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阴谋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以后，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疯狂抢夺人民抗战胜利的成果，一方面在国统区加紧对广播事业的管制和钳制，拟定和颁发了多项管理规定，尤其是限制和打压民营广播电台的发展;另一方面留用大批伪广播人员，汇集反动的新闻力量，强化了对反共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宣传。1945年8月中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电讯设备损坏而短暂停播后又恢复了试验播音工作，相继播出了延安八路军总部就日寇投降问题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有武装力量发布的命令，宣读了朱德总司令给日本侵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及各路人民武装挺进敌占区收复失地的消息。针对国民党当局诬蔑八路军等人民军队收复失地是所谓“唐突非法之行动”的谬论，及时播出了毛泽东同志专门为新华社撰写的时事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等，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制止内战的爆发。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延安台播出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的消息和评论。概而言之，解放战争期间，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立足解放区，以国统区群众为主要听众，通过具体而真实的报道和广播讲话，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以及解放区的生产和建设情况，驳斥和揭露国民党背信弃义、大肆造谣、歪曲宣传的反动阴谋。

（二）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发挥广播在舆论宣传上的凝聚人心作用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6月30日，毛泽东给时任新华社社长余光生致信：“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⑥在此指示下，延安台及时报道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断侵犯解放区的事实，同时也报道了解放区军民英勇顽强、奋起反击的英雄事迹，以及解放区人民义无反顾地支援子弟兵前线作战的义举和精神，广播的政治舆论宣传在凝聚人心上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人民解放军“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而以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主动实行战略性转移，解放区的新闻事业也从发展转为收缩。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迁址，出于安全考虑，转移后的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先后迁址到陕北子长县好坪沟、河北涉县沙河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并一直保持着播音，不间断地传递着各地解放的胜利消息。7月，我军开始战略反攻，陕北台反复播出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2月底，毛泽东发表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初，陕北台连续7天对此文进行重播，极大地鼓舞并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与精神。3月25日，随着党中央入驻北平，作为党媒的陕北台也由西柏坡北上迁进北平。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的两年中，以延安（陕北）台为首的解放区广播，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军事原则，加强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动员和鼓舞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起来粉碎蒋介石集团的军事进攻，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三）强化党的领导和全国一盘棋的意识，形成初具规模的全国广播宣传网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党的领导下，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人民广播事业遵循“自建”和“接管”相结合的方法，推动了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事业不断发展壮大。1945年8月起，人民军队在收复关内和东北地区的一批中小城市后，就在没收、利用日伪广播电台设备的基础上相继创建了自己的广播电台。8月20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播;8月24日，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开播。1946年1月16日，大连广播电台开播;9月1日，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开播;9月23日，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延安《解放日报》还提出了“大家办广播”的号召，主张“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⑦这批广播电台中的大多数，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战局变化频繁，曾几度转移，多次更名迁址，间或一度停止播音。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以后，解放区的人民广播事业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又开始由收缩转入再发展阶段。解放戰争后期，人民广播事业再度进城并迅速发展，尤其是华东、西北等地也都纷纷筹建了广播电台，进而揭开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广播事业蓬勃发展的新篇章。1948年9月12日，作为华东解放区第一座电台的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开播;1949年元旦，作为西北解放区第一座电台的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开播。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相继解放，每解放一个城市，就在接收、接管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民的广播电台。1949年3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已达到25座。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广播电台又发展到40座。至此，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统领和辐射下，全国广播宣传网初具规模并逐渐形成。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壮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播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怀革命豪情，积极投身到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宣传之中，参与和践行新闻工作改革，加强对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宣传和报道，推动了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一）满怀激情报道开国大典，首次外派广播记者赴朝鲜战争前线报道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这场30万人参加的盛会做了连续6个半小时的现场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这是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国家庆典”的全国性实况广播，显示了广播传播快、覆盖面广、感染力强等特殊优势和个性价值。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一起，激情澎湃地记录了新中国诞生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热情讴歌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正如新闻学学者方汉奇所总结的那样：“报道开国盛典，是新中国政治新闻的开篇。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满怀激情，含泪采写，他们不是以旁观者的立场，而是以伟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立场，赞扬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抒发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意愿，从而使这次报道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深深感染了读者。”⑧不仅如此，这一做法在后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的制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重大政治活动的报道中都得到了继续发扬和完善，为广播的主题报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1年1月，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在朝鲜前线成立。北京、天津、沈阳三城市广播工作者组成“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跨过鸭绿江，奔赴战争前线采访，多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在战地报道。为了配合抗美援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开办栏目，揭露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真面目;以广播通讯、录音报道等形式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和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抗美援朝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朝鲜发回大量的稿件和录音报道。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们称赞人民广播是“精神食粮的空中供应站”，志愿军领导把组织收听祖国广播列为政工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收听后立即缮写印发各连队，迅速传播祖国的声音，广播成为这一时期连接志愿军和祖国的一条精神上的纽带，进而营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氛围。

（二）明确人民广播的宣传报道任务，全国范围的广播收音网普遍建立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在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党的新闻事业进行调整与充实，一个从北京到地方的人民广播电台网迅速建成。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服务对象也扩展为全国人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人民广播电台网的中心。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全国行政区的划定，各省级广播电台逐步建立起来，至1954年，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各省区均建立了本省区的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4月颁布的有关规定，解放初期的各级人民广播电台主要有三项宣传报道任务：一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二是社会教育;三是文化娱乐。

这个时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有线广播收音网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广袤的农村地区普遍建立起来。1952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大力推广利用电话线路建立广播站的经验和做法。至1954年底，全国共建有广播站101座，中小城镇广播站705座，有线广播喇叭49854个，有效提高了我国农村地区有线广播站的普及率。实践证明，广播收音网的普遍建立，是党的广播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措施之一。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4月14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的精神，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负责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内容，组织群众收听重要广播节目等。

（三）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推进广播工作改革，报道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引导广大人民摆脱国内外反动派的错误思想影响，巩固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理论宣传，广泛而系统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自1950年4月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增辟《社会科学讲座》节目，邀请艾思奇等著名专家学者系统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原著。据统计，全国有400多家单位组织干部群众收听了这类节目，上述节目内容播出后又汇编成书，在广大群众中普及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学习效果明显，群众反响强烈。

195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提高广播节目质量和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等问题，提出了改进广播工作方案。1955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发展广播事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计划，讨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方针和规划，期间，还召开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工作座谈会。1956年7月25日至8月1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了广播事业的领导体制和发展广播事业的方针等问题，明确了广播内容的六条指导思想：一是努力改进新闻节目，做到又多又快又短又好;二是扩大取材范围，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广播节目更接近、更能体现人民生活;三是要在广播中开展批评;四是要根据广播特点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开展自由讨论;五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办好文艺节目;六是调整和增加节目，满足听众多方面的需求。会后，全国广播工作有了显著改进，节目内容更加接近人民群众，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广播语言更加口语化、通俗化，传播效果明显增强。1958年4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了“多快好省”“开门办台”的方针。在“大跃进”的宣传报道中，“广播大会”成为这场狂飙突进运动中特有的报道形式，从部署动员、打开局面、评比交流、組织竞赛，到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各个阶段都用上了广播大会。随着这一运用的广泛和深入，宣传形式还有了新发展，即出现了现场广播大会、文艺广播大会和专题广播大会等新的大会样式和宣传形态。1959年2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和检查1958年的新闻宣传工作失误。1960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1960年到1962年广播事业发展规划。1964年4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宣传业务整改草案（提纲）》，就提高宣传质量、加强宣传干部队伍建设等提出了具体要求。1966年三、四月间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要求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确保安全，努力办好广播电视，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要把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相结合，逐步建成全国范围的广播网。

四、改革开放时期：历经曲折发展后广播事业的调整转型

“文革”十年，广播事业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在“四人帮”的控制和操纵下，广播一度变成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阴谋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其党媒形象和社会声誉一落千丈，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才重新赢得新生，在拨乱反正中经过调整和转型，真正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和业务发展。

（一）调整新闻报道方向，关注经济领域改革，加强对经济的报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实行改革开放，为新闻事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1980年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开办了反映群众意见和为群众服务的节目《听众信箱》等，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新闻工作也实行了重点工作转移，即从过去的以宣传报道政治活动为主转变为以宣传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经济建设报道成为宣传的主旋律。通过对新闻报道方向的调整，广播宣传中的经济建设类稿件数量明显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1981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节目在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培养农村建设人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迅速普及全国，除西藏、台湾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270多个县级单位都成立了分校，24000多个乡镇建立了教学班。为了加强对经济领域的关注和报道，1983年1月，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开办《大众经济》栏目，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大到工商企业的体制改革、活跃城乡经济，小到人民群众吃菜买米、衣食住行，并且尽量使用老百姓的语言讨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此节目深受群众喜爱。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加强经济评论工作，发表了不少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评论，各地方广播电台结合当地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情况，纷纷加强对经济的报道与评论，有的作品甚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二）开展批评报道，重视评论的作用，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

针对“文革”中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就报刊、广播、电视如何开展批评报道作了具体规定。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结合新时期的情况，新闻界大胆开展了针砭时弊的批评报道。尤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批评性的典型报道敢于触及经济工作中的弊端，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言，其中就有几起较为典型的批评性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是报道了中纪委对在任的商业部部长在饭店吃喝不照价付费的错误行为通报批评的消息，并就此事发表了评论;二是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组织联合记者组，深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就“西水东调”工程进行调查和报道，并且向中央提交了内部参考报道;三是对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的报道，历时3个多月，共发消息、评论、录音报道32篇，揭露了某些服务行业工作人员的不良工作态度，引起国务院和国家经委领导的高度重视，铁道部对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进行了问责和处理。整改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先后两次对变化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并一再强调：“批评不是目的，目的是促进转化，改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⑨

为了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的作用，中央及各地方新闻媒体在原有栏目和节目的基础上，纷纷扩大和增加评论类栏目和节目。从1979年到198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共播出评论800多篇，评论数量由少到多，质量逐步提高，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199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加强新闻评论工作，专门成立了评论部，聘请国家各部委权威人士担任特约评论员，建立了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评论员队伍。同年，评论性节目《新闻纵横》正式开播，掀开了广播新闻评论工作新的一页。

（三）注重新闻改革，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推动广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闻改革从酝酿步入实践阶段。真实、及时、客观，讲求新闻价值成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方向和新闻从业者的目标追求。198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设置《快讯》节目板块，播送“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从1988年7月4日起，又实行每逢整点播出新闻的制度，即《整点新闻》，使听众获知新闻的时效性大大增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89年末开始推出连续报道《奉献者之歌》，采用通讯、特写、录音访谈等多种形式，热情讴歌普通工作岗位上平凡劳动者的不平凡事迹和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激发社会的正能量。此后，我国新闻媒体在宣传上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为基调，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宣传改革、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广播结合自身特点，开办《听众热线》，加强了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听众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得到了尊重和激发。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国的新闻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且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广播事业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继1986年全国首家经济广播电台——珠江经济台开播之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地区纷纷效仿，出现了被学界称为的“珠江模式”。随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经济广播达30座左右，系列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地方办起了新闻、交通、文艺、音乐、儿童、信息等专业频率，促进了广播事业的繁荣与发展。1980年，全国拥有广播电台106座，到1988年就达到了461座，翻了两番多，节目568套，混合人口覆盖率为70.6%，全国有线广播台（站）2521座，已装喇叭农户7976万个，社会拥有收音机26197万台。到1995年，全国广播电台发展到1210座。1996年底，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83%，到2000年这一数字又被刷新为92.1%。广播的发展和普及，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和频繁，国际新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充分发挥广播的优势，在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方面常常超越电视和报纸，尤其是对国际突发重大事件的报道更是如此。据统计，仅1988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播出国际新闻12801条，日均35条，实现了历史上的突破，创下新的发稿纪录。

五、新世纪、新时代：媒介市场竞争格局下广播的融合创新

随着21世纪的到来，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科学技术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已经步入新媒体时代，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新闻媒体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对信息传播的需求，互联网逐步走进大众的生活。广播在媒体转型升级和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压力，又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机遇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的空间。

（一）在媒体集团化的大趋势下，广播尝试与电影、电视进行捆绑式、一体化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大众对信息需求的增加，传媒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按照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新闻事业的集团化发展也成为大势所趋。2000年1月召开的中宣部部长会议不仅系统地提出了组建传媒集团的战略性决策，而且还提出了“股份制改革、多媒体兼并、跨地区经营”等重大课题。继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后，2000年12月28日，经国家广电总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内首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成立，并提出“六分开”的原则，即政事政企分开、宣传经营逐步分开、制作播出分开、创作制作与生产制作分开、经营性国有资产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分开、有线的网（台）分开。此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先后成立。2001年是广电系统“事业发展的关键年”“推进改革的突破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指导性文件《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倡导“先着手组建中央一级和省一级的广播电视集团。这些集团要做到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无线、有线、教育三台联合，省、地、县三级贯通，资源共享，人才共用，优势互补。”

（二）在互联网强势崛起的背景下，“互联网+广播”拓展了广播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1994年，我國正式接入互联网。1995年，网络接入和服务向社会开放。从此，我国网络新闻媒体迅速发展起来。互联网逐步由原来单纯的高科技产品转变为新媒体平台，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继搭载这个信息平台传播自己的新闻产品。“互联网+广播”初期，广播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发展自己的广播主业，另一方面又搭乘互联网的“顺风车”，增加一个新的渠道推销自己的产品。互联网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它是一个多媒体平台，不仅可以用文字的形式传播信息，而且可以集纳文字、音频、视频、图表、动漫等多种表达方式进行信息传播。对于广播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互联网不仅可以满足听众收听的需要，而且可以满足受众阅读、观看的诉求，极大地拓宽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时间和空间。当然，在互联网广播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又对传统广播构成挑战和冲击，传统广播的生存和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种情势下，广播又根据社会发展和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寻找自己新的增长点。概括起来，这些新的增长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私家车的保有量急剧增长，大幅攀升，车载广播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于是交通广播便成为广播发展的新领地、市民接收信息新的“打卡地”;二是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个年代的老年人，一方面大多对传统广播葆有感情，心中难以割舍，对广播情有独钟，另一方面考虑到视力下降、外出携带方便等因素，广播仍是其最佳陪伴媒体;三是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在突发公共事件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应急广播就成为人们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最重要、最值得信赖的信息传播工具和渠道，而这却是其他媒体很难与之相抗衡、相媲美之处。⑩

（三）在媒体融合发展战略推动下，广播重新谋求自己的行业定位和创新发展之路

媒体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物理性、叠加式合并，而是要进行有机的整合和融合，通过对新闻资源的整合、采编力量的整合和作品的合理分发与精准推送，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随着各地的媒体融合工作逐渐步入深水区，对机构内各部门进行全新规划、对人员结构进行优化，已经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应有之义。广播频率的“精简精办”正是媒体融合全面进入“瘦身”阶段的突出表现之一。2018年6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2018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要点》中提出：“鼓励精办频道频率，按照分众化、差异化的要求明确定位，严格规范不同频道频率的节目播出构成，推进品牌化特色化专业化，切实解决节目同质化、雷同化的问题。”频率频道的精简精办，预示着我国传媒产业将由原来的粗放型发展步入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深入调整期。对于广播而言，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中不能局限于作为媒介的广播本身，还要积极投身于网络空间与平台，与新媒体开展密切合作，探索从互联网广播发展到移动互联网广播。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中央高层高瞻远瞩提出的全媒体传播战略，其实就是移动优先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今，移动终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必须抢占的信息传播高地，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已经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广播媒体就要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媒体融合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调整原有广播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格局，把“移动优先”作为新的发展战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主动向移动新媒体倾斜，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改造传统的广播，发挥广播在音频生产和传播上的天然优势，在移动终端上打造新的优质音频产品，在新媒体平台上巩固广播的历史地位，形塑和锻造新型主流媒体的社会价值和生存与发展空间。

六、结语

从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人民广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壮大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作为党媒的角色和功能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强化，体现了人民广播事业强劲的政治发展优势和深厚的社会发展基础。在新媒体时代，广播更是要肩负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光荣任务和使命，发扬党媒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和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推动我国广播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蓝海。

注释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②③④《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第100页、第110页。

⑤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5页。

⑥《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⑦《介绍XNCR和<大家办广播>》，《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5日。

⑧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⑨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⑩沈正赋：《新媒体时代广播的生存困境、发展机遇及其实现路径》，《中国广播》，2016年第7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人民日报》， 2019年1月26日。

?沈正赋：《困局与解局：媒体融合视阈下我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理路》，《声屏世界》，2020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创新研究”（编号：19FXWB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本文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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