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世界主义视角下的传媒治理 |
| 范文 | 李婧 摘 要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新的阶段。而新世界主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方法。文章首先阐明了新世界主义观的理论和现实发展脉络，其次探讨了该理论对于媒体经营运作、整合升级以及治理提升方面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世界主义；媒体治理 中圖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8）206-0008-03 所谓新世界主义，就是当今世界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一整套理论，这套理论将现实与理想相结合，在实践中逐步吸收了世界先进的元素，慢慢剔除了不利于全球治理的因素。 中国国家领导人已对新世界主义观形成共识，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2015年博鳌论坛上他强调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表明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纳。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 1 ] 在理论界，对于新世界主义也有诸多讨论，如邵陪仁教授提出的新世界主义“五体”，即：“一、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二、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主张人才物自由流通、开放合作；三、反对利己注意，主张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四、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平发展；五、反对否认、否曲、篡改历史，主张牢记历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这些都为研究新世界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与指导。 1 新世界主义理论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很多事情仅靠一国之力已难以解决，靠传统的经验也难以定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共同的利益已超过了相互间的矛盾。人们在发展中求变化、发展中求对策。既从过去的认识论中保留有用的成分，又添加了新的认识与解答。例如以前学界更多的是针对霸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随着理论的发展与现实世界中新兴力量的崛起，现在更多推崇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反映了新世界主义观的逐步发展。 1.1 源自于理论界的新世界主义观 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而新世界主义观点的发展也有个历史过程。早在30多年前，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提出了要在全世界建立新型经济、政治关系，即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在传播领域，则要求建立一种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媒体结构发生了变化，科技的发展催生出卫星电视、远距离印刷、智能手机、互联网等新兴的媒介形式；受众的类型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产生了多元融合的文化：由宗教、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家乡、区域、民族的地方性融合为国家的、世界的文化。当然在融合的过程中，民族的、国家的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仍然主导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今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的基本观念仍然将与世界主义的观点互相融合，互相博弈，共同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主义和社会风险理论为新世界主义的观点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根基，它使我们在国家的、民族的与全球化的融合过程中，不至于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凭借诸多良好的原因，允许一种授予特权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直接介入现实性。就此而言，必须清晰地强调社会的现实性、日常的解释与科学观察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他倡导的方法论的‘世界主义的主体保障。只有接受全球共同化的现实性，才有可能更好地从现实中揭示世界主义化”。[ 3 ] 从贝克的角度看问题，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弱化了单个国家与民族的行政能力，强化了多个国家与民族间的行政互动能力。“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与世界注意化之间的关系变得互相矛盾起来，国家的结构和进程已在世界主义化。与之相比，有关国家的公理体系的知识却保持着偏见。因此，现在所见到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前提条件，即空间、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性已然不复存在——尽管世界主义的新型组织形式还不能清晰地展现出来。”[4] 这里指出的传统因素的作用弱化是因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的流动，世界媒体的爆发和跨国公司的联合造成了世界的大融合。而这个过程的逐步加快更是产生了环境、人权、国家地理纠纷、金融危机、核扩散等诸多问题。也就是说，全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产生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涉及到跨国的全球问题时，以国家主体的组织解决能力不足，国家主体不能有效解决所有国内外事务，因此全球治理已形成主流。问题是有哪些组织来参于全球治理，在哪些区域或者范围进行全球治理，治理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解决困境，以及具体的评价系统该如何设定等，这些论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1.2 源自于现实的新世界主义观 现实的新世界主义观来源于全球治理的兴起，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动力才能得到解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才能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主义，是基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依存度的增加和共商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苏联解体后，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为发展中的各国提供了一个样本，再一次激活了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追求进步的希望。 在新世界主义视野下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对治理机制的抽象性探讨，而是在具体时空、具体地域的现实中进行实践，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社会媒体命运共同体”等。共产主义的先驱马克思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5]，即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有共享的繁荣。 2 新世界主义对媒体治理的指导意义 新世界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媒体的指导意义非常大，它引导人们关注的不仅仅停留在是否需要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如何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在哪些领域、哪些问题中需要打造，以及还有哪些认识论和规则需要完善。 第一，从媒体自身的发展来看，结合新世界主义的观点，媒体企业自身的建立、发展、危机、并购、淘汰等过程不仅国内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是世界共性的问题。 这个过程中体现了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体现了文化多元化的自然过程。媒体在共商共建、市场运作的机制下进行资源整合，并购升级，从而實现有序发展。例如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南华早报》，其建构的理想是把读者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南华早报》的运营宗旨也进行了革新升级：“聚焦中国，同时涵盖贸易、商业、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以独特的视角带来丰富的新闻和透彻的分析，继续成为一家具有权威性、纪录香港以及更广阔地区的成长、历史、创造和文化的报纸”[6]。 近年来阿里巴巴集团通过直接或间接并购公司、个人入股等方式已经涉足或控股了24家媒体，例如微博（持股31%），文化中国（持股60%），华数传媒（持股40%）等等，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媒体集团。 此外，除了中国媒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媒体集团也在不断实现资源整合。例如美国的自由媒体国际公司收购英国的电信和付费电视企业维珍传媒，涉及股权部分的价值达60亿美元，使得该媒体集团的受众进一步扩展，其在全球14个国家拥有2？500万客户，80%的收入来自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市场。[ 7 ] 商业巨头的金融资本给媒体行业的格局带来了翻天腹地的变化，而非主流媒体的变化也不可忽视。犹如印刷机的普及带来了大众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主流的媒体运作方式，即由原来媒体把关并决定该发布怎样的消息、如何发布转变为由民众或社团发布消息。媒体职能由原来的统一式传播变为更强调个性与精准的服务。单向的、灌入式的传播模式演变为多向的，互动式的交流。媒体角色也由对人类信息的权威供给转变为促进交流沟通的服务平台。从新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主流媒体的重新组合，还是非主流媒体的迅速发展，客观上都反应了全球治理中打造媒体共同体的新动向。 第二，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下，新世界主义的观点有助于完善中国媒体的治理。 首先要积累并发展中国媒体的力量，当媒体自身力量还不足，尤其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有限时很难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近年来，中国媒体快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网站数量几乎为零，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站总数达到482万个。在国际上，中国媒体也有长足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几大英文网站，例如中国日报网站、人民网（英文版）、新华网（英文版）、中国网（英文版）。“据欧洲华文传媒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欧洲有50多家华文媒体，如法国的《欧洲时报》、《欧洲联合周报》、《新华联合时报》、《欧华联合时报》、阿拉伯亚洲商务卫视、英国普罗派乐卫视等。”[8]但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效果仍然不是十分理想，国际社会中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各异，因此除了数量上的提升，中国媒体在传播模式、内容创新、理念推广等方面还需要改进。 其次，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正确认识西方理论和路径的不足，才能有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例如，西方社会在全球治理的理论中强调以国家利益的视角出发构建普世价值，这种视角无法应对文化多元化的问题，包括媒体、语言的多元化。而媒介帝国主义的观点早就指明了西方媒体资本运作的本质和对广大受众意识形态的操控。因此霸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不适用于全球社会的多元发展，急需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方式。 新世界主义的提出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也为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提供了发展良机。在全球治理的探索路径中，可以支持国家、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成员等不同的主体都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共同协商、共同合作解决困境，例如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7年12月其成员国已经达到84个，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起成为促进国际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力量，奉行的多边主义大受欢迎，成为金融命运共同体的典范。还有G20峰会于2009年由20国取代原有的8国集团，由论坛上升为峰会，成为各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的重要场所。 同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依靠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机制，借助现有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多边经济合作关系，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走出一条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而媒体在对这一系列新生事物的报道中，不仅替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也为自身在世界媒体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3 结论 在新世界主义的观点下，媒体在全球治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媒体自身的发展也将进入快车道，无论人们在主观意识上怎样预测媒体的前进方向，但是媒体的发展仍然需要以事实为根据。在共商共建、反对霸权的核心原则下，媒体只有秉持多元创新的理念才能与世界的多极发展现实相适应。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 [2]邵培仁，王昀.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媒发展[J].编辑之友，2017（8）：5-12. [3]李永晶.新世界主义：破解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J].探索与争鸣，2016（2）：64-68. [4]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M].杨祖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6]蔡崇信致《南华早报》读者的一封信[EB/OL].[2017-10-7]. http：//www.sohu.com/a/48068470_114774. [7]美国自由媒体收购英国维珍媒体集团[EB/OL].[2017-10-6]. http：//news.sina.com.cn/m/2013-02-06/165626223093. shtml. [8]吴飞编.国际传播系列案例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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